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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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畹牧孔勇劢型镀保叫杏钪胬砺劬尤挥�30票，而其它量子理论加起来只有10票！在宇宙学家和量子引力专家中，有58％的人认为平行宇宙是正确的理论，而只有18％明确地认为它不正确。这个古怪的理论，居然是目前最科学的！
如果平行宇宙理论正确的话，那么在我原来的时空中，蒋先云于1927年5月28日在河南临颍阵亡时，就必然分裂出另一个没有阵亡的“蒋先云”！就象现在那个在床上躺了4年又苏醒的植物人那样（就是现在的我）。不过肯定是在另一个时空中。平行宇宙中，不同时空的沟通只能通过时间虫洞来实现。如果真是这样，2011年9月18日我乘飞机穿过百慕大三角时，无意间穿过了时空虫洞，来到了这个时空的1931年，整整相差70年。为什么偏偏是我来到这里，其他人、包括刘洲亚将军呢？有没有来到这里？如果他们也来到了，我又怎样找到他们？
我苦恼地摇摇头。还有，为什么我只是意识来到这个时空，那我的身体呢？我慢慢回忆起我在军事科学院听过的某物理学院士的一个量子力学讲座（我的量子力学知识就是从那来的），好象他提到过，著名物理学家诺伊曼（就是计算机的发明者）认为在量子双缝穿越中，波函数坍缩了，意识也跟着坍缩了，意识决定物质！这与唯物主义恰恰相反，我当时嗤之以鼻，现在看来很可能是正确的！还有，按照量子力学的“退相干理论”，意识永远存在，也就是说某个人的意识在整个宇宙中是连绵不断存在的，某一时空中某个人死了，似乎意识也没有了，但在其它某个时空中一定还存在，只是两个时空无法交流而已。就整个宇宙而言，意识永远不死！我，蒋某人，也许在自己的时空中肉体已经完蛋了，但意识却穿越虫洞来到这个时空，并且意识决定物质，不知怎样寻找上了蒋先云的身体也就是物质存在！
我一阵头疼。到此为止吧，再量子理论下去我自己就先分裂了，象成龙高喊“WhoAmI”了。现在，我必须明了自己的处境，才能作出决定。
嗯，历史知识还没忘，历历在目。首先，这些所谓量子理论千万不能向苏联人兜售。30年代的苏联左得厉害，一个李森科的伪科学就大行其道，多少遗传学的科学家被迫害致死。要是拿出这个比遗传学玄妙万倍的量子力学理论，非身首异处不可，苏联的大肃反可不是玩的。
其次，必须自保。按照王炳南刚才的说法，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对蒋先云还是很重视的，准备委以重任。什么原因呢？根据历史记载（就是我那时空中发生过的事，下同），北伐时苏联总顾问鲍罗廷、苏军顾问加伦将军（就是后来的布柳赫尔元帅）对蒋先云是赞不绝口的，虽然两人1938年在大肃反中双双被处决，但现在是1931年，两人还是苏共高层大红人呢。他们肯定美言了几句。有没有其他原因呢？
我梳理了一下记忆，得出了自己认为正确的结论：蒋先云的工人身份。
当时苏联对工人身份是非常看重的，提出苏联就是以工人阶级为基础。苏共中央对中国共产党一直不满意，就是认为中共党员农民成分太多，工人太少。所以少数工人代表哪怕并不出色，也得到苏共的高度重视和重用。如项英，斯大林亲自接见并赠送小手枪，待遇之隆无出其右；其他工人成分的，如向忠发居然担任了党的总书记（也是唯一叛变的总书记）、李立三一度把持中共中央大权。
至于蒋先云，不但与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共同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还独自领导了水口矿大罢工，这一经历也怕是无出其右了。北伐时他担任过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大叛徒顾顺章也担任过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后来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工人出身，就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员的金字招牌，一些平庸之人，如卢福坦、王竹声等靠此进了政治局常委，不过都叛变了，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象蒋先云这样，无论领袖气质、理论水平、军事素养、宣传鼓动等方面都是绝对优秀的领导过工运的人，可谓凤毛麟角。不过北伐时国共合作，共产党并无绝对的人事权。国共分裂后，象向忠发、卢福坦、王竹声这样的庸人都飞黄腾达，如果蒋先云还活着，早就提拔了。按现在的话说，坐直升机上去了。
因此目前我明智的做法是：保持自己的蒋先云身份。植物人4年，没有巨大的金钱投入是维持不住的，苏共和共产国际下了这么大本钱，也就是看上蒋先云的工人招牌吧。但也要小心，毛泽东也领导过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但后来鼓吹湖南农民运动，就被共产国际打入另册。看来，我应该象李立三那样，保持“工人本色”，那样不但可保住性命，说不定还可进入中共高层。
想到李立三，我猛然醒起：对了，蒋先云还有一特殊身份，就是李立三的妹夫。李立三的妹妹是李祈欣，嫁给蒋先云后，于1927年初在武汉生下一小孩，现在算来将近有5岁了吧？其时蒋先云北伐河南，应该没见过小孩的面。想到这，我十分懊恼：读历史的时候怎么没去了解李祈欣后来怎样了，还说自己是蒋先云研究的权威呢。现在自己一无所有（除了意识之外），到时面对母子两人怎么办？
先不去想他了。我订下自己的生存策略：一定要迎合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现在的政策，尽量左倾，赢得信任。回国后再看怎样调整应付吧，先对付眼前再说。
眼前首要的，应该找些当前的苏共中央出版物读读，看看内容是否与历史书写的一致。如果一致就好办了，我只要奉承迎合，就能避过无数暗礁，免去杀身之祸。比如李立三路线1930年底已经遭到共产国际的猛烈批判，王明、博古当道，我这个李立三的假妹夫，必须与他划清界限。想到这我得意地笑了笑：谁叫自己是21世纪的人呢，比现在时空的人多了70年知识和历史，还不智珠在握？不过我有些后悔我学的是军事历史了，要是我研修的是武器装备，说不定还能造出原子弹。
很快我又想到更后悔的事：为什么现在是1931年9月18日呢？“九_一八”事变发生在夜晚10时，莫斯科与沈阳相差5个时区，如王炳南所说莫斯科现在是傍晚6时的话，事变已经发生1个小时了。要是我早点来，决不能让日本侵占东三省！
看开点，也有值得庆幸的。要是1945年来，虽然能看到抗战胜利，却不能亲手杀日寇了。
想到这我猛地一震：莫非天意弄人？我在研读中国现代史和抗战史的时候，经常扼腕击节而叹：要是我当时在场，就如何如何，定能改写历史。现在上天不是正给我一个机会吗？让我托付于一位盖世豪杰的体内，凭借他在国共两党的特殊关系、自己精深的历史修养和70年后的未来资讯，如果能以此跻身历史大舞台，定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我的博士论文《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作战效能相对优化浅论》中的观点岂不可付诸实践？1931年不算早，但也不算太晚，东北沦陷已不可避免，但假如能尽快成为中共领袖人物之一，当可尽量避免极左路线给红军造成的损失，到时率领八路军以更强大的力量走上抗日战场，给日军以更大的杀伤，最终战胜日寇，将“九_一八”国耻日变为胜利日！
岂不快哉！岂不快哉！
当然，一切以这个时空发生的事件与我所在的时空中的历史相吻合为前提。就算开始完全吻合，那随着我的介入，改变了某个事件的进程，以后的事件岂不全都跟着改变？我又用什么作参照物，岂不打回原形？这就是“蝴蝶效应”啊！
先不想这么多吧，还有很多细节问题，如从哪着手进入这个历史大舞台，要细细考量。斯大林的雷霆手段可不是吃素的，一步走错满盘皆输、人头落地啊！
渐渐地，我进入了梦乡，冥冥中似乎感受到历史使命的深切召唤……
正文 第二章：苏联受命
醒来后，窗外已是阳光灿烂。王炳南就坐在床边的椅子上，连忙示意我躺着，连声说：“巫山兄，我真是佩服死了！昨晚你还问中国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大事，今早就接到共产国际通知，昨晚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发动突然袭击，已攻占沈阳城。看来你是未卜先知啊。难怪人们说你是‘黄埔三杰’之首，躺在床上还能知天下事，果然厉害啊！”
我心里一惊：绝对不能让我的“特异功能”被别人察觉。于是嘴上敷衍着：“诸葛亮不出隆中而知天下三分，那时还没有报纸和电报呢！”接着我插开话题：“我昨晚想了想，不错，北伐时我是11军26师77团的团长，大家同在第一纵队，是有一面之缘。”
王炳南非常高兴：“看来你是完全康复了。等会科瓦廖夫医生和一批权威医学家要来给你作全身检查，如果没事就可以出院了。”
我又试探着问了几个关键问题，答案都令我失望。首先，除了“我”，莫斯科没有中国来的“不速之客”。其次，我身边没有什么异常的东西，我原指望手提电脑和手机之类的现代化装备都没有来到这个时空。看来，我只能依靠自己的记忆了。幸好我的记忆还不错。
检查一切顺利。科瓦廖夫医生等表示我身体的机能和智力水平完全正常。王炳南帮我办理了出院手续，我向医生、护士道谢后，乘车离开了这座我的身体已经躺了4年的医院。
王炳南安排我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住下。这是沙皇时代一个地主的庄园，叫作银色别墅，因其白色的墙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而得名。楼房面临公路，楼后是漂亮的花园，穿过花园是座小山，山上长满树木。山后有条溪流，两岸绿树成荫。别墅附近有一个国营农场和一些零落的农舍，田野一片金黄，正是深秋的景色。
阳光和熙温暖，但空气中已略有了寒意，冬天即将到来了。我舒适地躺在花园中一张椅子上闭目养神，旁边桌子放满了一大堆书和报纸。
我来到这座别墅已经一星期了。这段时间里我如饥似渴地读了大量报纸和书，特别是斯大林的著作、《真理报》塔斯社的社论，王炳南也不时过来与我交谈。我不觉放下心来。没变，与历史上1931年的苏联和中国一模一样，自己不觉又多了几分信心。现在，该构思一下细节问题了。
下午，王炳南将我接去了莫斯科特维尔斯卡亚大街（后改名高尔基大街）的共产国际总部。我知道，考验开始了。
在总部一间小办公室内，两位显然是高层领导的高大苏联人与我对面而坐，王炳南陪同。我只知道当时共产国际负责中国事务的有个米夫，见过他照片，这两人却不是米夫。我的俄语讲得极好，凑巧历史上蒋先云也精通俄语，曾到苏联作了半年翻译，倒也天衣无缝。我暗暗庆幸：当初为了研究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选修了俄语，否则今天就原形毕露了。
经王炳南介绍，这两人是库西宁和马基亚尔。共产国际下属有一个东方部，部下分3个二级部，即远东部、中东部、近东部。东方部部长是库西宁，副部长有马基亚尔、米夫等，米夫兼远东部部长，实际上管中国共产党。我记起来了，米夫现在应该在上海，给王明撑腰，是中国革命的“太上皇”。
库西宁和马基亚尔询问了许多问题。我早有所准备，对答如流，滴水不漏（实际上都是些极左口号，自己就快恶心死了）。两人邀请我共进晚餐，看得出来，他们对我是十分满意的。
回到兹维尼果罗德镇的别墅后，我期待着与苏共中央高层的见面。
9月28日，王炳南接我前往克里姆林宫。我明白，我的人生成败再次一举。
由于脑海里一直在思考如何应对，进入克里姆林宫穿过重重宫殿，我都无心留意周围景色。很快，我们进入了一个小会议室。
会议室很小，一张长桌子和十来把椅子。就座的人却把我下了一跳：
斯大林。
拿着烟斗的斯大林，就活生生地坐在我眼前。他个子很小。据历史记载，他身高仅1。64米，也不魁梧。但眼前这个人，那强烈的领袖气质、绝对的权威、深邃的眼神、显现出的钢铁意志力，使人觉得他十分高大，必须仰视。
我一阵晕眩，时空错乱的感觉又出现了。
“不要紧张，蒋先云同志”。最边上的一个人说话了。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入座，环视了一下。
苏共历史上最高层的领导人，原来只在照片上见过的领导人，很多都坐在对面。
莫洛托夫（外交部长）、伏罗西洛夫、布琼尼、布柳赫尔（这三位是元帅，不过是1935年封的，现在1931年还没有军衔制）、曼努伊斯基（当时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35年才由季米特洛夫接任）。
还有一个人，眼神很阴险，看一眼就令人不寒而栗。介绍才知道，是大肃反中杀人不眨眼的“契卡”负责人亚戈达。当然比起贝利亚来，他是小巫见大巫。那我这个“巫山”呢，是不是“中巫”？想到这，我已完全放松了。
在座职务最低的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他首先发话：“蒋先云同志，斯大林和政治局领导想听听你对国际局势、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形势的看法。”
我胸有成竹，侃侃而谈：“当今世界，正处在资本主义总崩溃、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夜！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现在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陷越深，已经证明了伟大领袖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同志的论断，帝国主义是在作腐朽、垂死的挣扎了，很快就要灭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时机和高潮即将到来！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对苏联来说，我完全拥护斯大林同志的决定，全力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提高国家工业化水平，赶超资本主义大国。托洛茨基搞机会主义，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妄图放慢工业化步伐，这是对苏联人民的犯罪！必须对他们尽快审判！”
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因为反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跃进指标，而被斯大林定为反党集团，不过1936年大肃反时才审判，我在这里必须抢先表态。
“我深信，完成工业化的苏联，必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强国，将会率领全世界无产阶级，一举粉碎帝国主义，将革命的火炬点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说得好！说得好！”三位元帅情不自禁。毕竟是军人，性子直率。
“好，好。”莫洛托夫接着说：“日本已经侵占了中国东北，也就是你的祖国，你怎么看，蒋先云同志？”
好你个老谋深算的外交家，要是真的蒋先云在这，肯定被你害死了。
“九_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情绪风起云涌，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朱德、贺龙、彭德怀等联名发表文告指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占据了满洲最重要的一切城市，用枪炮炸弹屠杀着满洲劳苦的工农群众与兵士，把满洲已经完全看做是他们的殖民地了。”坚决主张抗日为首要任务。
但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已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他们根本不能正确地估量全国局势中出现的这种重大变动，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