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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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蕉分兴盎窦罢笸龉俪ぃ辔揪刹浚笔奔薏煌葱牧骼帷�11军战胜4军后，驻守广东南区（高雷钦廉崖）。1929年调东江。同年夏，蒋介石组织闽粤赣三省军队围攻闽西苏区（金汉鼎为总指挥），蒋光鼐派陈维远率2个旅参加，占领苏区南面永定、湖雷、坎市地区。8、9月间，三省进攻军的东面被红军打破，陈维远部亦退回广东。10月，红4军去东江，在松源击溃蒋光鼐部一营。进攻梅县，被蒋军击退。11军继续控制东江。1929年底，按国民党编遣会议要求11军缩编为粤军第3师。适值两广军阀发生战争，第3师参加倒桂混战。战后不久，粤军改为国民党中央军序列番号，原11军改为60师和61师，由蔡廷锴和蒋光鼐分任师长。以后该部由蒋介石调遣，在湖南衡阳一带打败张发奎部，随即北进，直趋中原，参加蒋、冯、阎大战。1930年底调江西“围剿”红军，更名为第十九路军，蒋光鼐兼任总指挥，蔡廷锴后来又任十九路军军长。在对中央苏区第一、二次“围剿”中，第十九路军驻兴国，工事筑得好，兵力又集中，红军没有机会打他。第三次“围剿”，十九路军在蒋介石长驱深入的战略方针下，寻我决战，我仍避其锋芒。直到“围剿”后期国民党军开始撤退，我们对十九路军的方针有变化，如蒋蔡撤退就可以打。不久蒋蔡到了高兴圩，我军以为他们是撤退，有些轻敌，就去打他。这支部队打仗有特点，他左翼防御，右翼进攻。双方恶战一日，均无结果。这一仗打成平局，可以说是两败俱伤。十九路军固然损失很大，从战略上说，红军更为不利。我们不应在兵力分散情况下碰这个硬钉子，我们都感觉，这支部队在战斗作风上还保持着铁军风格，能打硬仗。
1931年11月左右，陈铭枢任京沪卫戍总司令，第十九路军调往上海一带驻防。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一_二八”事变，第十九路军毅然抗击日军进攻，打响了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这支北伐名师，重振雄威，在第五军的配合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下，狠狠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中华民族抗日御侮的信心。由於国民党政府实行卖国投降政策，扼杀了这次抗战运动，第十九路军也因此遭到蒋介石的忌恨，又被调到福建打红军。陈铭枢极力推荐蒋光鼐为福建省长，蒋介石则在蒋光鼐任省长后，又任命蔡廷锴为福州绥靖主任。国民党的体制是，绥靖主任既可指挥军队，还可管省长，而蒋过去一直是蔡的上司；蒋介石企图分化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接到命令后，迟迟不肯就职。蒋光鼐就劝他赶快就职，意即有利于十九路军。蒋光鼐识大体，维护了十九路军的团结，也使蒋介石的阴谋不逞。十九路军的高级领导人（主要是陈铭枢与蒋、蔡）在“九_一八”、“一_二八”事变后，由拥蒋逐渐转变为反蒋，这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新的历史时期政治态度的转变。1933年11月十九路军领导人发动了“福建事变”，公开宣布抗日反蒋，组织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双方草签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并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但由于没有发动群众，军队不稳定以及我党当时在王明“左”倾错误的指导下，对这个同盟军没有积极援助，很有战斗力的第十九路军，没有经过严重的战斗就被蒋介石分化瓦解了。这支铁军，也结束了它的历史。
共产党领导的铁军，虽然在南昌起义以后，南下广东遭到失败，却保留了很多干部和一部分部队，其中第25师保留得更多一些。1927年10月16日，从潮汕方面撤退下来的第24师零散部队，与第25师余部在广东饶平汇合，加上第9军的部队，尚有2500余人，在第9军副军长朱德率领下，于10月下旬到达赣南安远县天心圩。在这里整顿了部队，初步克复了普遍存在的失败情绪和混乱状态。部队继续向西转移，进至赣南大余和崇义县的上堡、文英、古亭一带山区，在73团政治指导员陈毅的积极协助下又进行了再次整训，加强了党的领导和组织纪律性，并开始由正规战向游击战争转变。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1200余人到达湘南，在湘南特委和各县委的配合下，发动了湘南起义，部队改称工农革命军第1师（实际兵力为1个团）。1月下旬，起义军在宜章农军的配合下，于粤北乐昌坪石及其西南山区，打垮了国民党许克祥部6个团，缴获了许多枪炮子弹。后挥师北上，在良田大福桥，歼灭了敌35军6个连，打到郴州，展开了湘南起义大势。这一战役，再一次显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铁军威风。1928年4月，这支部队和湘南起义组成的农军退出湘南，向湘赣边界井冈山转移，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共同创造罗霄山脉中断红色政权。这支部队又打起了第4军的旗号，其中第28团，是由铁军部队整编的，他们发扬了铁军的光荣传统，在井冈山连打胜仗。4月6日，在遂川五斗江打垮了国民党杨如轩部第81团。不久，又协助秋收起义部队一个营在永新城西北的草市坳消灭了杨部第79团。6月下旬，又以1个团打败朱培德部杨池生2个团，等等。1929年1月红4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部队由小变大，1930年6月扩编为红1军团，8月，编入红一方面军，继承了铁军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陈毅赋诗称道：“铁军真是铁”。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授红4军以“英勇冲锋”的锦旗。抗日战争时期，这支部队编为八路军第115师，取得了平型关的胜利，开辟了晋察冀和山东两大块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编为第四野战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之一，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全国解放以后，又在保卫祖国的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立下了新的功勋。
从铁军的结局来看，只有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才有前途。因为共产党所进行的共产主义的正义事业，代表社会发展的趋势。卓越的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有高尚的革命情操和优秀的斗争艺术，她领导的军队，官兵都有远大的理想，有奋斗到底的决心与气概，所以百战不殆。铁军的另外两支部队，尽管也能打仗，北伐时也曾有过光辉的历史，十九路军在“一_二八”抗战中还显示了特殊作用，但由于其领导者，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有不可避免的软弱性和动摇性，所以都以失败告终。
（六）铁军与人民军队
1927年8月，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经过22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铁军和人民军队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是人民军队创建的起点，这三大起义军事力量的主要部分都来自铁军。南昌起义，主要力量是第2方面军党所领导和影响的部队。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农民和军队力量的结合，军队是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这个团是1927年6月下旬在武汉建立的，是我党根据叶挺的建议，帮助张发奎组建的。党派许多党团骨干，担任警卫团的各级干部，使这支部队像独立团一样，成为我党直接掌握的部队。在委派团长时，曾有个小插曲。叶挺想让第25师73团参谋长、共产党员卢德铭担任团长，但不能由他向张发奎建议，因他在军政界有“色彩”（当时对共产党员和倾向共产党的革命人士易于引人注意的代名词），张多半不会同意，他就找25师参谋长张云逸。张云逸是参加辛亥革命的粤军前辈，为人敦厚，有长者风度，在4军中影响很好。叶挺请张云逸去同张发奎谈，果然，张发奎同意了。卢德铭赴任前，中央军委负责派遣工作的聂荣臻亲自向他作了交待，要他“掌握好这支部队，不断扩大党团员数量，提高全体官兵的革命觉悟”。那时，团长有委派连排长之权，由共产党员任团长，这个团基本上就被我党掌握了。
1927年7月，第2方面军东征讨蒋，警卫团因尚未编齐，暂留武汉。“八_一”南昌起义后，警卫团利用张发奎的名义，乘船东下，欲赴南昌响应起义。行到湖北阳新，因张发奎态度骑墙，遂改道江西武宁。在武宁，得知南昌起义军已南下，遂去修水待命。9月初，根据湖南省委的决定，该部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
广州起义是广东省委发动工人与军队一起进行的，军队有2个团属铁军系列，即第4军军官教导团和警卫团，这两个团都是我党掌握的部队。教导团前身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时，唐生智企图解除这支武装，后经叶剑英向张发奎建议，将其改编为第2方面军教导团，由第2方面军参谋长谢膺白兼任团长。当时这个团里尚有100多名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全团的教育、行政等，主要由中共秘密党组织掌握。南昌起义后，张发奎曾再次将该团武器收缴，并排除了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这时，叶剑英利用张发奎、黄琪翔对他的信任，自荐当教导团团长，经过巧妙的工作，再次发还武器，保护了这支革命武装力量。
第4军警卫团是1927年11月以后在广州新组建的，开始成分较复杂。当时，张发奎和李济深为争夺广东而混战，我党利用这一机会，准备广州起义。为了加强武装力量，党组织交待叶剑英，让他利用第4军参谋长的职务，扩充并掌握4军警卫团。叶向张提出扩编警卫团的建议，并推荐共产党员梁秉枢任团长，张发奎同意后，叶又安排张诗教、陶剑寒（陶铸）等一批共产党员到警卫团任职，并将300多名曾参加省港罢工的工人招进该团，编为第3营。广州起义时，教导团全部和警卫团第3营，共约2000人参加战斗，担任了主要方面的作战任务。
三大起义是我军创建的开端，起义的武装力量是我军最初的主要来源，他们多属铁军中建立了我党组织的部分。所以，说起人民军队的渊源，不能不溯到铁军。而且人民军队初创时，连名称也是借用铁军的，井冈山朱德、毛泽东部，湘鄂西贺龙部，都称4军。抗战时期，我党将南方游击队改编，也是称4军。新四军军歌唱道：“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人民军队继承了铁军之名，并将其发扬光大，成为举世闻名的钢铁军队。我军最早的一批高级军事将领，也多出自铁军，在铁军中担任过高级职务的有：叶挺、叶剑英、聂荣臻、周士第、张云逸等。在铁军中担任过中下级军官的就更多了，如后来到江西苏区的卢德铭、王尔琢、陈毅、刘畴西、贺昌、周子昆、林彪、粟裕、赵尔陆、范树德等；到鄂豫皖苏区的许继慎、蔡申熙；到湘鄂西苏区的董朗、孙德清；到左右江地区的徐光英（改名徐开先）；到浙南红13军的胡公冕等；湘鄂赣苏区的高泳生（曾任红16师师长）；湘赣苏区的潭家述，等等。这些同志在红军建设中尤其是建军初期，起了很大作用。他们具有不同程度的军事经验和军事技术，有带兵、练兵、用兵的本领，是创建红军的骨干力量。此外，还有一些在白色区域做秘密工作的，如廖乾五，1930年在湖南作党的军委工作而被捕牺牲。24师政治部宣传部长裘古怀，在奉化县做秘密工作，1929年牺牲。
结论
铁军是中国大革命时代的产物。这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孙中山又确定了三大政策，特别是强调中国革命要以俄为师，非学俄国不可。这样就促进了民主革命的发展。这时期，国共两党开始合作，苏联政府给予多方面的援助，五卅运动及省港大罢工，东江和广州附近农民运动的大发展，北方革命运动的兴起等等，使广州革命政权得到了新的血液。在这块土地上应运而生的第4军的指战员，有了革命理想，为一个共同的目的而战，同仇敌忾，所向披靡，时势造英雄。没有这个时代，“铁军”是不可能产生的。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阶级社会中，任何战争，不会没有政治原因。根据马列主义原理，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战争与政治密切相关，又是不同范畴。战争本身有其自身的规律。铁军在进行革命战争时，打得好。分化以后，各系统在战争中多数打得好，因为他们在战术、技术和战斗进程以及军事行政管理等方面，都能把握其自身的规律。但是，战争究竟是为政治服务的。北伐时期，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都为完成民主革命而共同战斗。反映在军事上就是铁军能战必胜，攻必克。大革命失败，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国共分家，铁军也随之而三分。无产阶级领导的铁军，坚持民主革命，而资产阶级领导的铁军，参加军阀混战；镇压革命人民并“围剿”人民军队，这样就使战争的性质变化了。前者是正义的，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也经过若干曲折，终於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后者是非正义的，最终是会失败的。
铁军之所以威名大振，还在于军事政治训练有素。首先是这支部队继承发展了中国历史上优良的军事传统，吸收了外国先进的军事思想，并在孙中山长期的军人精神教育的感召下，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除有自己训练干部的西江讲武堂外，还吸收黄埔军校的经验，向部队讲解当时比较先进的战术。他们要求严格训练，刻苦耐劳。以“铁腿、马眼、神仙肚”自励，日行百里，并不稀奇。他们组织行军，井然有序，我听一老兵说，戴戟团长规定起床到集合为一小时，他把从起床到集合许多事务，合理安排。不能起早，起早了，休息不好，浪费精力，迟了就不能按时出发。这说明他们的时间观念非常强。第二，铁军的纪律好，管理严，要求不嫖、不赌、不吹（抽鸦片），不强占民房，不强买强卖，借群众的东西要还，那时汉口《民国日报》常有记载。铁军行军多为露营，1927年夏在河南打仗时，只要不下雨就在村落旁的小片树林露营，这样有利于管理和安排生活。驻军时按计划进行操课。第三，铁军的政治工作是国民革命军开展得比较好的，他们有一套开展政治工作的组织机构，如政治部、各级党部、军师设党代表，团、连均设政治指导员，还有一套政治工作办法，每到一地，刷标语，搭台演讲，召开群众会议，或与群众组织联系，宣传革命道理。士兵要读《国民革命军士兵读本》，在参加连党部会议中（官兵都参加国民党）有发言权。以团为单位的总理纪念周，是团长、团指导员或上级派人来讲政治问题和作宣传的好时机。连队经济公开、赏罚公开、用人公开。官兵之间虽然薪饷有别，但大都认为自己是革命的，有一定的革命自觉性。有些军官有打人恶习，但舆论不赞成，政治工作人员也抵制，他们还重视战时政治工作，利用刊物，及时宣传杀敌战绩和奋斗精神。将士牺牲，召开追悼会，怀念死者，激励部队，使全军官兵同仇敌忾，共赴疆场。
铁军的政治工作，是整个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的一部分，这个传统也为后来的人民军队所继承并加以发扬。抗战初期，毛泽东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说：“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