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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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役战斗的速决原则，要求我军每战必须果决神速，雷厉风行，以快制敌：集结兵力要快，开进战场要快，兵力展开要快，抢占有利地形要快，扫清外围据点要快，制敌退路要快，突破缺口要快，分割穿插要快，扩张战果要快，追歼逃敌要快。总之，尽一切可能保持战役战斗的突然性，从而夺取各个环节上的先机之利，达到迅速全歼敌人的目的。事实证明，这是我军以劣敌优、以寡击众的有效手段。从一定意义上说，时间也就是兵力。几十分钟或几个小时的争取，有时比几营几团的兵力都顶用；反之，几十分钟或几个小时的丧失，用几营几团的兵力也无法补救。商潢战役中，我军获悉大量援敌出动的情报后，当机立断，连夜冒雪急行军，抵豆腐店地区筑好工事，严阵以待。我们兵力虽少，但争取了几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因而取得了打援的主动地位（战场选择、兵力部署、构筑阵地、精神准备等），一举将数万敌军打得溃不成军。枣阳新集之战〔10〕，我军丧失了几小时间的时间，乌头观制高点被敌抢占，我们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亦未能扭转被动的战局，最后不得不突围而走。战争中的得失、胜负，取决于军队行动快慢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
夜战是红四方面军歼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之一。为什么要搞夜战？就是为了以快制敌，速战速决。夜间敌人龟缩于驻地，耳目不灵，便于我集中兵力，神速运动，秘密接近敌人；夜间敌人往往疏于戒备，高枕而眠，便于我出敌不意，奇袭突破；夜间敌人视野有限，优势火器火力难以发扬，便于我发挥近战特长，迅速解决战斗；夜间敌人不易弄清红军的兵力，枪声一响，草木皆兵，也便于我收以少胜多之效。红四方面军打的不少快速歼敌的胜仗，都是靠采取夜战手段奏效的。我们进行夜战，一般说来，多是远距离的奔袭、奇袭，上半夜急行军，下半夜发起攻击。行动神速，正是保证夜袭成功的前提条件。
战时的快速作风，靠严格要求，点滴抓起，平素养成。我们主要是通过日常生活、训练、行军宿营、执行命令、完成任务等活动，树立指战员坚强的时间观念和令行禁止的紧张作风，反对稀稀拉拉，慢慢腾腾，马马虎虎，军队不象个军队的样子。习惯成自然。部队平时养成了快的作风，战时就能发挥作用。
第四是猛。
进若锋矢、战若雷霆的勇猛作风，也是红四方面军的作战特点之一。
部队的勇猛作风，首先是一种震慑敌人的强大精神力量。战争不仅是敌我双方物质力量的较量，同时又是精神力量的较量。物质的因素固然重要，固然必不可少。而精神的因素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却更重要，更必不可少，“两军相遇勇者胜”。战争实践告诉我们，这是真理。一支军心涣散、萎靡不振、缺乏战斗勇气的军队，装备再好，人数再多，也不堪一击。我军当时装备差，人数少，然而却迭摧强敌，屡战屡胜，道理就在于红军指战员是大无畏的勇者，上下一心，同仇敌忾，视死如归，首先从精神上压倒了敌人。部队打起仗来，眼睛都红了，人人奋勇，个个争先，高喊着“杀”声，猛虎般地扑向敌人。前面的同志倒下去，后面的同志继续上；一次冲锋不成功，两次、三次、四次……敌人往往被这种先声夺人的勇猛气势吓破胆，仓皇无主，不战自乱，以致完全失去抵抗的勇气和能力。有时，我们一个战士、一个班、一个排，能俘获数倍于己的敌人，缴获一大堆武器弹药，原因就在这里。
部队的勇猛作风，又是战役战斗中的一种强大突击力、摧毁力。进攻时猛打猛冲，排山倒海；防御时以十当百，众志成城；迂回分割时猛进猛插，宛如行蛇利刃；追歼逃敌时猛打猛追，摧枯拉朽一般。那时，一口气追下去，就是三五十里，有的跑得吐了血。孙子兵法里所谓“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就是指的这种力量。懂得这种力量的重要性并不难，做起来却不容易。突破口选择不当，碰到根本就啃不动的“硬核桃”上，勇猛只能增大自己的伤亡；兵力分散，形不成拳头，勇猛便无从发挥其有效的突击、摧毁性作用；疲兵屡战，部队的精力、体力消耗过大，勇猛则“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围住敌人便仓促发起攻击，勇猛自然难收速决战、歼灭战之效。所以，要使部队的勇猛作风在战争中真正发挥其有效力量，归根结蒂，有赖于各级指挥员的正确组织，正确运用，正确指挥。部队越是勇猛善战，指挥员越应慎重从事，把它确实用到点子上去，以避免无谓的牺牲和消耗。
形成部队的勇猛作风，首先靠强有力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要使部队具有明确的斗争目标和胜利信心，保持高度的士气，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一往无前，打击敌人。其次是干部和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那时一仗打下来，基层干部和党员的伤亡比例占的相当大，因为他们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新兵初上战场，难免有怯战心理，但有了干部和党员的带动，打上几仗，会很快成长，变成勇猛无敌的战士。再次，部队的及时休整也极为重要。须充分利用战役战斗的间隙时间，休整队伍，恢复体力，养精蓄锐，以利再战。第四次反“围剿”前，我军几个月内连续作战，疲惫已极，但张国焘无视休整部队的必要性，坚持所谓“不停顿的进攻”，是很不应该的。又叫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办不到。
第五是活。
活，即灵活机动性。它是指战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在战争中的充分发挥，是人的主观能力适应战场条件及其变化的表现，因而也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重要一环。红四方面军的狠、硬、快、猛，是同灵活机动的战斗作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军的灵活机动性，主要表现为：充分利用客观形势的有利因素及各路敌军之间的矛盾，避实击虚，避强击弱，出敌不意，各个击破；兵力使用从实际出发，或集中击敌，或分散扰敌，兵力集中时注意发挥各部队的优势和特长，分散作战时不忘全局任务和要求；根据不同的作战阶段、作战对象、作战条件，去规定任务，部署兵力，灵活运用战术，变换战术，机动歼敌，不拘泥于机械死板的条条和框框；充分发挥各级指挥员和士兵在战场上的主观能动作用，灵活机动，协同配合，巧妙制敌；等等。
这些东西的形成，并非偶然。
我们的部队，是打游击起家的。灵活机动作战的特点，早在游击战争阶段，即已产生和具备。当时提出的“集中作战，分散游击”、“敌情不明，不与作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等战术原则，就明显反映了这一点，游击队经常分散作战，因时因地制宜，用各种方法去迷惑、诱击和袭扰敌人，掌握了一套声东击西、飘忽制敌、会打会跑会藏的本领。特务队更是神通广大，经常钻到白色据点里把土豪劣绅收拾掉，带上没收的钱财、武器，平平安安地转回来。部队后来扩展了，仗打得更多更大了，发展到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阶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排斥和否定过去灵活作战的特点，只不过是在新的条件下使之更加充实、完备，以适应更高的作战要求罢了。部队的领导骨干，也不外乎是那批经过游击战争锻炼的老同志。他们带出来的干部和战士，继承和发展灵活机动的战斗作风。是顺理成章的事，一点也不奇怪。
古往今来，不论进行何种战争，交战双方都要求各自的军队灵活作战，机动制敌。如果参战的一方死滞呆板，作茧自缚，则势必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下文就是失败。灵活机动的必要性，不但是由交战双方为取得胜利，均想方设法采取各种手段去力争主动、力避被动所致，同时也为千变万化、扑朔迷离的战场形势所使然。我军以弱敌强，打的是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我们进行每个战役战斗，拼火力拼不过敌人，耗时间、耗物资也耗不过敌人。要争取主动和优势地位，达到速决歼敌的目的，除了情报准确、决心果断、计划周密、士气高昂、运动神速、近战夜战、群众支援等条件外，最重要的便是如何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指战员的主观能动作用，因时因地因故而灵活机动作战的问题。因而，灵活机动性，既是战争规律的一般要求，又是我军劣势地位的特别需要。离开了它，部队便无法发展壮大，担负起胜利进行革命战争的伟大斗争任务。
我们的军队，是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战争中的高度灵活机动性，又是人民军队的本质所规定的。毛泽东同志说，“灵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11〕。这种表现人的主动性的东西，只有在人民军队进行的革命战争中，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集中和发挥。战争的正义性，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广大指战员为人民利益而战的革命热忱，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官兵之间的平等关系，各部队之间的密切配合，建立在自觉基础上的革命纪律，等等因素，为充分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形成我军灵活机动的战斗作风，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条件。因而，高度的灵活机动性，也是人民军队必然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一切反动的军队都望尘莫及，难以匹比。
红四方面军在这段历史时期形成的战斗作风，大体就是如此。这些东西，不是哪一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群众斗争实践的产物，是广大军民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历史证明，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不仅对完成当时的建军和作战任务，起到了有效的作用，而且在后来的战争岁月里进一步发扬光大，对争取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也发挥了积极的影响。
注释：
〔1〕漫川关战斗，1932年11月，红四方面军西征途中，在鄂豫陕边界的漫川关附近遭敌重兵包围，部队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徐向前指挥部队冒死突围，经激战脱离险境，红12师34团和73师219团立了大功。
〔2〕杨平口战斗，1930年6月29日，徐向前率红1军第1师，在湖北孝感游击队的配合下，将主力埋伏于杨平口东北地区，诱敌来攻，经半日激战，全歼国民党军第2军独立旅第1团1000余人，缴枪800余支。
〔3〕李荣桂，又名李坦，安徽省寿县人。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第1师政治委员、红4军第10师政治委员，鄂豫皖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主任等职。1932年10月被张国焘诬陷杀害。
〔4〕刘英，又名马宗先，山东省维县人。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第1师参谋长、师长，红4军第10师副师长、师长，红四方面军第25军第73师师长。负伤后途经武汉去上海，被叛徒告密，遭敌逮捕，1932年英勇就义。
〔5〕许继慎，安徽省六安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北伐时曾任叶挺独立团参谋长、第24师第72团团长等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军长、红4军第11师师长、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皖西军分会主席兼第12师师长。1931年10月，遭张国焘诬陷杀害。
〔6〕周维炯，河南省商城人。1929年5月参加领导商南起义，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32师师长，红1军第2师、第3师和红4军第11师师长。1931年10月遭张国焘诬陷杀害。
〔7〕蔡申熙，湖南省醴陵人，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北伐时在国民革命军任第4军营长、第20军团长。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任第24师参谋长。同年12月又参加广州起义。后至上海中共中央军委工作。1928年后历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吉安东固区游击队第一路总指挥、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军长、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员和军委副主席、红4军第10师师长、红25军军长等职。1932年10月在湖北黄陂河口镇仙人洞战斗中牺牲。
〔8〕东西香火岭战斗，是鄂豫皖红军第一次反“围剿”中粉碎国民党军进攻的关键一仗，共歼其3个团，缴获步枪1700余支，迫击炮数门，电台1部。
〔9〕英山战斗，1930年7月，红1军第2、3师在英山游击队的配合下，全歼原唐生智部韩杰旅1000余人，并攻占英山县城。
〔10〕枣阳新集之战，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越平汉路，进行战略转移，在枣阳新集遭国民党军5个师另1个旅的包围。红军经血战后突围成功，第32团团长林维权、第33团团长吴云山牺牲。
〔11〕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作品相关 新中国第一号烈士——段德昌
1944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召开党的“七大”和全面清算王明“左”的路线做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会上，毛泽东为冤死的段德昌平反昭雪。1952年，毛泽东又亲自为段德昌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烈士证书。1988年，中央军委将段德昌列为共和国历史上的33位军事家之一。人们不禁要问，段德昌是什么人？什么原因使他享有这么高的荣誉？
段德昌，字裕后，号魂，1904年8月19日出生于湖南南县九都山九屋场。他幼年丧母，父亲长期在外工作，祖母把他抚育成人，送他在当地读书，后就读于长沙商业专门学校，19岁时父亲病逝，因家贫而辍学。
1924年，段德昌离开家乡，在华容与留法归国的共产党员何长工等一起创办新华学校。1925年“五卅‘惨案前后，任南县第一国民小学教员，接触到《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当反帝大风暴席卷全国的时候，段德昌与其他进步青年一道，发起组织青沪惨案雪耻会，并担任该会调查股主任。当年6月加入共青团，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被党组织选派到黄埔军官学校第四期学习。“中山舰事件”后，被国民党右派开除出军校，转入毛泽东、李富春等主办的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结业后参加北伐战争，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五师政治部秘书和第二师政治部秘书长。在参加攻打武昌的战斗中，段德昌结识了该师一团一营长、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的彭德怀，两人遂成为至诚的师友。彭德怀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是由段德昌介绍的。后来，彭德怀在《彭德怀自述》一书中，对段德昌给予他的关怀、教育和培养，表达了无限的敬意与感激之情。1927年，段德昌担任贺龙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二十军三师二团党代表，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受挫后，他根据党的指示，由宜昌转到鄂西、鄂中一带农村，秘密领导农民运动。秋收暴动中，他左眼被烧伤，遂潜回家乡医治。伤愈后，于当年冬前往公安一带秘密组建党的基层组织和工农武装。恢复公安县委后，他担任县委书记、鄂西特委委员兼共青团特委书记。1928年春节前夕，段德昌成功地组织和领导了公安县年关暴动，点燃了荆江两岸的革命火炬。1928年5月，他率领游击队渡江东下，初创了洪湖根据地的基础。后来，段德昌与周逸群、贺龙一道，成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
1929年春，段德昌率洪湖游击队进入江陵、石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