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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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春，段德昌率洪湖游击队进入江陵、石首、监利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三县红色政权。8月，鄂西游击总队成立，段任参谋长，后代总队长。在游击战中，段德昌与周逸群一道，首创“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多则跑、敌少则搞”的游击战术，与1930年12月毛泽东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原则有同曲异工之妙。可以说，段德昌是毛泽东这一军事思想的最早创始人之一。同年底，鄂西游击总队扩编为红独一师，段任师长。1930年2月，独一师升编为红六军，段任副军长、前委委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随后，在鄂西特委的领导下，他率红六军战斗在荆江两岸，将江陵、石首、监利、河阳、潜江等县苏区连成一片，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洪湖苏区正式诞生。
1930年7月4日，贺龙率红四军东进，在公安南平与红六军会师，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总政委，段德昌任红六军副军长兼十七师师长，后任军长。9月，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派邓中夏到湘鄂西，排斥周逸群的领导，强行调遣红二军团渡江南下，配合一三军团攻打长沙。段德昌大力支持周逸群的正确领导，提出巩固新苏区、停止南征的主张，被中央代表否决。结果，南征失利，不仅丢了新苏区，而且连洪湖老根据地也几乎全部丧失。面对不利局面，段与贺龙极力主张回师洪湖，重振根据地，遭到排斥。同年12月，段被调任湘鄂西联县政府赤色警卫队总队长。对此，贺龙十分气愤。后来他在《回忆二方面军》中写道：“邓名义上要段德昌去后方搞赤卫队，实际上是撤了他的职。”
段德昌回洪湖后，即与周逸群一起，将红二军团失散回洪湖的1000多名战士集合起来，组成新六军，段任军长。1931年1至5月，国民党先后调集五个旅的兵力，向洪湖苏区发动两次大规模的“围剿”，苏区大部分地区被敌占领。段回洪湖后即率领新六军和赤色警卫总队，采取“只打虚，不打实；不胜不打，要打必胜”的战术，灵活机动地与敌周旋，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恢复了洪湖苏区，新六军也发展到2000余人。3月以后，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中央派夏曦主持湘鄂西工作，新六军改编为红三军第九师，段任师长。周逸群牺牲后，段德昌成为洪湖苏区的主要领导人。
1931年夏，国民党政府军向洪湖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段德昌率红九师二十六团北上开辟天（门）潜（江）苏区，破除洪湖北面之敌，并胜利迎接贺龙红三军东进洪湖，同年11月，段代表洪湖苏区出席瑞金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至1932年上半年，在粉碎第三次“围剿”的过程中，段率领红九师取得了龙王集、文家墩、新沟嘴三大战斗的胜利，共歼敌一万多人，缴枪一万余支。此后，湘鄂西根据地军民就送给了段德昌“常胜将军”的美名。
1932年7月，敌调集10万重兵，向洪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面对强敌，段德昌与贺龙等主张采用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方法，集中优势兵力寻机歼敌，以夏曦为首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执行王明“左”的路线，要求红军打阵地战，“不使一寸土地为敌人蹂躏”，并在苏区开展大“肃反”，苏区大批党政军骨干遭杀害，结果第四次反“围剿”失败。10月，洪湖苏区几乎全部丧失。11月，红三军被迫撤离洪湖苏区，从随县北部出发，取道豫西南、陕东南、川东，进行八千里“小长征”。途中，段率九师负责阻击、断后，保证了红三军于1933年1月安全转移到湘鄂边。
段德昌不仅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而且还是一位有名的儒将。他天资聪明，1914年10岁时就以诗文对联出口成章而小有名气。一天，南县劝学所所长严世杰到段德昌就读的五德书屋视察，听到私塾先生对段德昌的介绍后，赞不绝口。于是便出一上联要段德昌作对：“孔夫子、关夫子，两位夫子，圣灵威德同结万世”。段德昌听后不慌不忙地站起来，出口对道：“著春秋、看春秋、一部春秋，庙堂香火永续千秋”。严世杰听罢，连夸段德昌是一位奇才。段提任红六军长后，在洪湖的一次战斗中俘虏了当地“白极会”匪首颜定成。颜曾饱读经书，有出口成章之能，而且自负得很，从不拿正眼瞧工农革命将士。这次被俘后很不服气，想用诗文来难一难段德昌，煞煞红军的锐气。当段德昌提审他时，他爱理不理，突然出一拆字上联，高声吟道：“骑奇马，张长弓，琴瑟琵琶八王子，王玉在上，单独作战。‘段德昌会意，不加思索，昂首对出下联：“袭龙衣，作乍人，魑魅魉四鬼儿，鬼鬼居边，合手都拿！”下联一出，匪首惊得目瞪口呆，对段德昌刮目相看，连连叩头认罪。
段德昌到湘鄂边后，时值湘鄂西的“肃反”达到了高潮。段德昌一边率军同敌苦战，一边同夏曦“左”的路线作坚决斗争。他曾当着夏曦的面质问：“你谁都不相信，把党团组织都解散了，连党都不相信了。你把红军搞完了、苏区搞光了，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革命的罪人？”洪湖根据地丧失后，段痛心疾首，多次向夏曦提出如何恢复洪湖苏区的设想和建议，并立下了“给我四十条枪，三年内不恢复洪湖苏区，提头来见”的誓言，但都被拒绝。就因为这，段德昌被诬为分裂红军的“改组派”而遭到逮捕。此前，段就预感自己将遭到不测，于是将于谦《石灰吟》“平锤万菌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一诗抄下，贴在住所的石洞中，以抒其怀。段德昌被捕后，贺龙曾同夏曦据理力争，夏曦拍着桌子，直呼贺文常的名字，以贺龙眼中没有湘鄂西中央分局相要挟，才把贺龙的意见顶回去。樊哲祥同志1980年11月在接受五峰苏区调查组采访时回忆说：“段德昌是一个常胜将军，我跟他当过随从参谋。他只比我大两岁，如果不被夏曦杀掉，可能是元帅，许光达是他手下的师长，也是大将嘛。‘杀段德昌，还开了公审大会的，枪毙时，好多战士、代表都在场。我们不敢哭出声，因为夏曦在场。后见贺龙哭出了声，我们才敢哭，一下子都在哭啊！
1933年5月1日中午时分，段德昌吃完粉蒸肉后，把筷子交给贺龙，高呼“同志们，永别了！祝革命早日成功！中国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于马东县金果坪，时年29岁。这位为创建新中国而苦苦奋斗的军事奇才，就这样英年早逝了！
段德昌牺牲后，湘鄂西苏区群众含泪埋葬了他的遗体，并在坟前栽下了代表他年龄的29颗青松。1953年1月，段德昌的遗骸被迁葬于鹤峰下坪，1962年再迁至鹤峰满山红烈士陵园。
作品相关 陕甘宁边区“第一枪”和它们的设计者刘贵福
1938年4月，在陕甘宁边区举办的延安第一届“五一”工业展览会上，展出了边区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支步枪和由马克沁重机枪改造的第一挺高射机枪。两支枪迅即成为展览会的亮点，吸引了参展的八路军首长和战士。毛泽东拿着新枪仔细地看来看去，拉拉枪机，瞄瞄准，高兴地说：“我们自己也能造枪了！要创造条件多生产，支援前线。”受到毛泽东赞誉的这2支枪的设计者就是有着传奇色彩的中国轻武器设计专家——刘贵福，当时，毛泽东还亲自为刘贵福题词，称他为“生产战线上的英雄”！
刘贵福1908年7月19日生于山东省宁津县兴无寨村，因家庭贫寒读不起书，只能到当地学堂偷学认字，一学就是4年。1923年，时年15岁的刘贵福外出谋生，在北京西北边防督办公署修械所当学徒，说是学徒，其实是给人家打杂干零活的，这样干下去什么手艺也学不着，怎么办？偷学。他晚上一有空就跑到工作间的窗口偷看，从中学到不少手艺。以后他又到国民党修械所和阎锡山的山西太原兵工厂机枪分厂当工人，主要从事机械修理和制造，这为他后来设计制造新步枪奠定了基础。在国民党修械所期间，刘贵福很快就成为手艺精湛的工匠，但是，在当时的社会里，穷人本事再大也遭受歧视，一些工头拉帮结伙凌辱其他工人。当时工厂工人分成两派，一派是以刘贵福为首的有技术的工人，另一派是溜须拍马没工作本事的人，这批人想方设法要踹走一些技工，刘贵福忍无可忍，跑到当时的主管上司孙殿英家，用砖头去拍他家的大门，要见孙殿英，说明是非。孙殿英也怕好技工都走了，枪械的质量没法保障，所以就同意双方各制造同样数量的枪，一起进行射击检验。于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射击比赛开始了，枪声如同爆豆，弹光串串闪耀，没过多久，对方的枪管就红了，而刘贵福方面的枪还在打个不停。孙殿英目睹了这一场面，严厉训斥了那些溜须拍马之辈的无能，使这些人的欺凌行为得以收敛，而刘贵福在穷哥们心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1937年，八路军在平型关痛击日寇的消息使刘贵福看到了希望，他串联了4个人要去解放区，可临走的那一天变成了16人，这些穷哥们要跟刘贵福共生死。就是这些工人后来为延安武器制造作出了巨大贡献。
解放后，刘贵福历任山西342厂厂长、4厂厂长等职，后任兵器工业部七局主任工程师，负责枪械弹药生产制造的技术指导，为我国兵器工业特别是枪械制造技术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1966年，刘贵福同志因病逝世。
延安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是中央对刘贵福的待遇很优厚，每月50斤小米，5块钱，这和当时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待遇是一样的。这怎么能不令刘贵福感动？他把所有的干劲都用在了工作中。
1937年10月22日，毛泽东发出自造步枪的指示，军工局提出了先搞设备，后造步枪的生产方针。11部机器很快运到延安，为自制设备创造了条件。为了扩建工厂，兵工厂迁到了茶坊，对外称“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分为东西2个厂，东厂为枪械修造部，由刘贵福负责，西厂为机器制造部。
刘贵福和孙云龙等同志开始设计制作模具和样枪，他们以捷克式卡宾枪（马枪）为基础，在不影响枪支基本性能前提下，根据八路军作战特点，大胆简化步枪零件，并且立足手工制作，以便于大量生产。制造的主要难点是枪管加工，没有深孔加工设备，他们在车床上用深孔钻加工，没有拉来复线机，就用冷挤压法拉出膛线。最有创意的是设计了新的折叠式三棱刺刀，直接连在枪上，平时贴于枪杆，肉博时按动键钮一甩，可自动展开，便于刺杀。就这样，1939年4月25日制造出样枪，经过试验，性能良好，当时就列为“五一”展览会展品，临时叫它无名式马步枪。1939年10月，刘贵福进一步改进无名氏马步枪，试制出了一种新枪，当年正值朱德总司令55周岁，工兵战士为表达对首长的敬仰，将新枪命名为“五五式”步枪，以后正式定名为“新七九”步枪。
试枪时，后勤部长叶季壮说：“对你们的要求不高，一仗能打几十发子弹就行。”可是在验枪时一连打了200多发弹，仍然很好，试枪的人还要打下去，因为枪弹缺少，叶季壮说：不用再打了，挺好，就这样生产吧。这是给新式步枪的充分肯定，中央指示成批生产这种步枪。
按照中央指示，在全体员工的一致配合下，克服了许多实际困难，以每月三四十支的速度生产，到1942年3月，两年半的时间造枪1000多支，其中的130支步枪用在中央警卫团的战士武装。
1938年11月20日，日军飞机轰炸延安，工人们义愤填膺，上级批示研制防空武器。当时延安没有炮，也没有做炮的能力，只有把机枪改成高射机枪。刘贵福等人把库存的2挺马克沁机枪经过加工支架，重新设计全新的三连环型瞄准具和方向、高低转动机，改进发射机构，制成了高射机枪，试射200发弹，这一切只用了6天时间。因性能良好，枪身油漆还没干，就连夜送往延安。第二天清晨，2挺高射机枪沐浴着金色的阳光，挺立在清凉山和宝塔山上，参加到保卫延安的行列中。
1940年5月，八路军总部军士部部长刘鼎根据刘伯承将军提出的“步枪是一种近战武器，200m内射击准确即可，质量越轻越好”的要求，并结合我军长期坚持山地游击战、近战、白刃战的需要，提出了关于新步枪的设想，交给了时任水窖一所副所长的刘贵福。
刘贵福受领任务后，吸收了日本“三八式”、国民党“汉阳造”、延安“无名式马步枪”的优点，尤其对无名式马步枪中折叠式枪刺进一步改进，于1940年7月，试制出新步枪及枪刺。刘部长兴高采烈地带着新枪到八路军总部汇报时，漂亮的外观、优良的性能得到彭德怀副司令员、左权副参谋长的赞扬，时值8月1日，故正式命名为“八一式马步枪”。该枪质量仅3。36kg，体积小，比五五式短30mm，口径为7。9mm，射击准确；护手和准星是重新设计的，彭德怀副总司令将该准星誉为“天一第准星”。其新式三棱刺刀，底部为正方形，连接稳固，枪刺以无名式马步枪的设计为基础，改有出血槽，刺杀时易拔出，经过淬火又增加了强度。平时刺刀反贴于枪管上，肉博时按动键钮一甩，可自动展开固定。在近战中，刺刀的快速展开对取得白刃战的胜利至关重要，所以实战效果优于日军的三八式步枪枪刺。这种独特的枪刺结构一直被沿袭到建国后我军制造的53式7。62mm步骑枪、56式7。62mm半自动步枪、63式7。62mm自动步枪及56式7。62mm冲锋枪等多种制式枪械的刺刀。
八一式马步枪的优良性能得到总部首长的赞赏。军工部立即停止了其他步枪的生产，将该枪的图纸和工艺方法迅速送往根据地各兵工厂统一组织生产。太行山区接近前线，制枪的金属零件全部都采用日伪的铁轨制作，枪托采用山区核桃木，原材料供应充足。这两方面优势使枪的质量和产量都有了充分的保障。
从1940年8月至1945年，八路军各兵工厂共生产了8700多支八一式马步枪。优秀的设计保证了枪的技术性能，淬火工艺又提高了枪的抗腐蚀性、抗磨损性，从而使枪的使用寿命长，维修方便。该枪特别适合近战，夜战，白刃战，堪称“枪中李向阳”，在世界军工历史上也完全可以占据一席之地。徐向前元帅验枪之后曾给予极高的评价，说：“我要是当兵，能背上这枪，不吃饭也高兴！”
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八一式马步枪是根据地制造量最大、使用最广泛、性能最好的步枪，其实战效果受到前线官兵一致赞扬，名扬各抗日战场。
作品相关 吉鸿昌与宋埠兵变
吉鸿昌原为西北军冯玉祥部的一员战将，1930年9月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同时兼任陆军第30师师长。1931年9月，因其潢川起义未成，被迫交出兵权离开部队，随即以出国游历考察之名，被强行挟持登船出洋。“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吉鸿昌冲破重重阻力，匆匆回国。1932年10月20日前后，吉鸿昌从上海抵达汉口以北的宋埠等地，以寻找和看望他的旧部官兵为名，试图拉出一部分队伍举起红旗，就近奔向鄂东北苏区，投入到中国工农红军的战斗序列中。
当吉鸿昌只身来到第30军军部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