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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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际情况，随军家属的“团聚”地点，红十军团在皖西金家寨，红八军团在豫东南的潢川，红三军团和方面军总部在鄂东北的红安。
原来的红军集结之地，清一色的男性森林中，突然出现了众多的花枝招展的年轻女人。
运输队向各驻军村落运送大批粮草，后勤人员四出采购，买猪、赶羊，上街选办黄花、木耳、海带、粉丝、蘑菇、鱼类，向殷实人家借用粗细瓷器。干部家属一批批一群群从后方送来。紧接着，苏区的红军指战员们的媳妇也成群结队地陆续送来。这些日子，仿佛迎接喜庆佳节，整个部队洋溢着欢乐气氛。
首长们一声令下，各单位的司务长带领人马通宵忙碌，为幸福的鸳鸯们安置一个个温馨的蜜室。战士们称这些香甜的蜜室为“第二战场”。于是，鸳鸯们等不及黑夜就各归各巢，关门闭户，急如星火地进入销魂荡魄的“第二战场”。入夜，全村全寨一片漆黑，世界进入深不可测的洞穴之中。整个天空整个大地开始摇晃起来，疯狂地投入你死我活“肉搏战”的境界，几小时几小时地连续酣战，不管它水漫金山，不管它日上三竿，真正是欲罢不能，缠绵难舍……豆浆油条都凉了，司务长派人满村叫门开饭，却迟迟不见动静。司务长不禁摇摇头：“唉，第二战场真邪乎！”
正文 第十五章：土制武器
这时的蒋先云，却赶到新集的方面军军械所去。他这期间重点做的事情，就是利用自己记忆中有限的武器知识，为鄂豫皖根据地建立自己的军工体系。
蒋先云想到：脍炙人口的《游击队之歌》中有—段歌词：“没有吃，没有穿，敌人给我们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在抗战初期的游击战还可以，但随着战争发展到相持阶段和反攻阶段、日军大搞“三光”时就不行了。当时的情况是：“没有吃，没有穿，人民给我们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自己造”。这才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写照。所以鄂豫皖根据地，还得立足于建立自行研制武器的军工体系。
新集的军械所原来就初具规模，但只能简单修理枪械，翻造子弹（就是用战场上打过的子弹的弹壳重新装药，威力比原装子弹逊色不少，但聊胜于无）。由于几次大捷，红军从潢川、六安、霍山、安庆等地的军械所搬来大批机械、工具甚至机床，安装了发电机，使新集的军械所规模大增。据蒋先云估计，已经超过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最大的兵工厂——水腰兵工厂。
此时蒋先云正在把弄一支新式马步枪，拉拉枪机，瞄瞄准，高兴地说：“81式终于造出来了！刘贵福同志，你是生产战线上的英雄！以后要创造条件多生产，支援前线。”
刘贵福嘿嘿直笑。这位有着传奇色彩的中国轻武器设计专家，就是蒋先云“请上山”的第二位“神秘人物”。
刘贵福，1908年7月19日生于山东省宁津县，曾先后到国民党北平修械所和阎锡山的山西太原兵工厂机枪分厂当工人，主要从事机械修理和制造。抗战爆发后，他与10多名工人投奔延安，为新中国兵器工业特别是枪械制造技术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他利用延安的简陋设备，生产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轻型步枪——81式马步枪，名扬天下。
1931年底蒋先云到达鄂豫皖后，集中精力处理完白雀园事件，就要胡底安排人员去山东南部的济宁，重金聘请刘贵福。蒋先云知道，刘贵福早就倾向共产党，曾说过：“在信阳时，就听说共产党提倡‘劳工神圣’。共产党一定是对工人好。再说，那些被杀的共产党，有不少是大学教授、大学生，他们都是有学问的人，都知书达理，肯定不是坏人！”
蒋先云回忆了一番：1931年初，刘贵福到济宁的鲁南民团修械所当了所长。仅仅三四个月，山东省政府以“修械所未经批准”为由予以解散了。刘贵福随之失业，一直在鲁南潦倒（次年就去了山西晋城，在孙殿英部第41军修械所当工匠）。胡底派出的人员于1932年初就在济宁找到了刘贵福，刘贵福非常高兴，愿意去鄂豫皖苏区，但要求鲁南民团修械所的失业工人一同前往。红军自然求之不得，秘密安排他们全部来到新集，包括其妻儿一起接来。刘贵福月薪24银元，其余工人月薪10银元，从而有了一支技术娴熟的军工队伍。
刘贵福初到苏区，蒋先云并未要求其立即研制大名鼎鼎的81式马步枪，而是先修理枪械。红军几次大捷，缴获枪械无数，但许多枪战斗中被打坏，完好的也时常有卡壳故障，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斗。修理枪械是刘贵福的拿手好戏，他带动新来的工人，不到两个月就修好轻、重机枪达120余挺。刘贵福又创造了哈奇开斯式重机枪“装弹修正器”，保证了机枪的连发性能，为支援前线做出了突出贡献。
还有就是将重机枪改成高射机枪。蒋先云知道，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围剿”，蒋介石出动4个大队的飞机，历史上给红军以很大杀伤。红军没有专门的高射机枪，防空武器只能指望改造重机枪。刘贵福不负众望，把马克沁、哈奇开斯式重机枪经过加工支架，重新设计全新的三连环型瞄准具和方向、高低转动机，改进发射机构，制成了高射机枪，性能良好，这一切只用了6天时间！
之后就是研制威名远震的81式马步枪了。历史上刘贵福研制成功81式之前，先研制的是无名式马步枪、55式步枪、新79式步枪。蒋先云利用自己脑中的记忆，将刘贵福研制81式的关键“倒传授”给刘贵福，结果一步到位，至1932年6月研制81式马步枪成功（纪念八一建军节）。
对于步枪轻型化的认识，刘伯承同志远远走在世界前面。他曾说过：“步枪是一种近战武器，200米内射击准确即可，质量越轻越好。”而西方国家直到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改变远射程的旧观念，仍使用那些远射程（1000米以上）的步枪。正如刘伯承曾论述的那样，枪管很长很笨重。刘伯承有关步枪设计的理论到二次大战后期，在德国得到第二次验证。当时德国陆军技术部门的官员，有感于步枪的射程过远，后坐力太大，就瞒过持远射程观念的元首希特勒，冒名制成“MP43式冲锋枪”，实际上是缩短射程的轻型步枪，受到前线部队的欢迎。当希特勒知道实情之后，“生米已做成熟饭”，发怒之余只好顺水推舟，命令改称“突击步枪”。1944年又将步枪与冲锋枪相结合，正式生产了短而轻、结构紧凑实用的“Stg44突击步枪”，这就是突击步枪的由来。突击步枪在苏德战场初露锋芒，重创苏军，被苏军发现受到重视，也改变了远射程的旧观念，很快制成M43式短弹，用于CKC半自动步枪，逐步演变成著名的AK47突击步枪，被世界许多国家采用或效仿。
可是，直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军方在北约国家仍坚持步枪的射程1000米，这种远射程的陈旧观念显然是十分落后的。1952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作战研究室执行著名的“齐射”专题研究，研究了步枪实战效果的大量数据。主要结论是：步枪90％的实战射程在300米以内。而刘伯承早在20多年前就看到这一点了！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步枪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起自1939年延安的81式马步枪；第二阶段起自1943年德国的突击步枪；第三阶段起自1966年美国在越南战场的小口径步枪。以上就是世界步枪轻型化发展的过程。不管是新式马步枪、突击步枪，还是小口径步枪，都是改革枪管。不外乎是缩短枪管的长度或缩小枪管的口径。总之，都是缩短步枪的射程，以便减小步枪的长度和重量。一致的目的都是使步枪达到轻型化。可以说都没有脱离刘伯承有关步枪设计的基本理论。事实说明，二战以来步枪的改革始于中国，81式马步枪是国际步枪轻型化的先驱，刘贵福是步枪轻型化改革的先行者，他开拓了世界步枪轻型化改革的新潮流。刘伯承是步枪发展的伟大预言家。
在蒋先云的“启发”下，刘贵福按照刘伯承的步枪设计理论，适当缩短了枪管和射程。为了适应肉搏战的要求，将三棱刺刀加长，刺刀断面设计成双翅形，外部圆滑，不易碰撞刀刃；刺刀的折叠机构改成门扣自锁式装置，甩出刺刀自动扣牢，敏捷可靠。将准星改成可调式，能够调节瞄准偏差（历史上彭德怀称赞道：“天下第一准星！”）。还增加了步枪的保险装置。工艺上考虑尽可能地简化加工量，减少零件，缩小零件尺寸，减轻全枪重量等等，保证步枪性能优越，轻巧可靠。
枪管的质量是步枪的关键。过去生产的步枪连打几十发，甚至十几发子弹就不行了。刘贵福认为：“枪管的材料是道轨，含炭量低，柔韧有余而刚度不足，可能是淬火存在缺陷。”有的工人不服气地说：“过去也淬火，总是一打就裂。”刘贵福认为问题还在于淬火技术不过关。所以他亲自负责淬火，解决了枪管质量问题。
研制成功的81式马步枪，口径7。9毫米，短而轻，长不到1米，比一般步枪短100～200毫米，枪管长约570毫米，全重3。36公斤，后坐力小；枪身和刺刀总长超过日本“三八”式步枪，有利于拼刺；折叠式三棱刺刀平时折附于枪身下方，用按键扣合，拼刺时可随手甩出刺刀；刺刀根部有架枪钩，可集体架在平地上；背带在枪的左侧；有通条插在枪身内；枪托内可存放小型修理工具；用道轨制成的金属零件经烤蓝处理，油黑铮亮；用核桃木制成的枪托表面涂清漆，崭新美观。制枪的金属零件全部都采用铁轨制作，枪托采用山区核桃木，原材料供应充足。这两方面优势使枪的质量和产量都有了充分的保障。
蒋先云“协助”刘贵福研制81式马步枪后，又转入其它武器的研制。人们对蒋先云丰富的兵工知识惊奇不已，称其为“武器专家”。蒋先云心中十分惭愧。他的武器知识十分有限，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土制”武器原理十分简单，蒋先云倒还记得，所以他“指导研制”的武器，都是历史上八路军“土造”的。
重武器就是120、150毫米迫击炮。据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交战人员75％以上的杀伤是火炮造成，而50％即一半的人员是迫击炮杀伤。国民党军败退台湾后，总结战败的重要原因，就是火炮类型构成不合理。抗战期间，在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中，日军伤亡大多是因迫击炮造成的，而据战后统计在华战死的日军将领也绝大多数死于迫击炮弹，足见国共双方对迫击炮的运用均佳。而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不但未能继续发挥这方面的特长，还大量削减部队迫击炮的配备，首先将重型迫击炮从军师两级裁掉（少数杂牌军除外），代之以美制榴弹炮、山炮或日制山炮、野炮。后又减少团以下单位的中轻型迫击炮数量，代之美制无后坐力炮、战防枪、火箭筒等。而解放军方面又没有坦克和装甲车，也少有碉堡来当靶子，这些新式却没有目标的武器给解放军缴获后，却正好用来打国民党军的碉堡和坦克。迫击炮的数量哪怕少一点，单炮也能攻击一二个点线目标；山野重炮数量少，就难以对面目标进行有效攻击，而对点目标的攻击又由于射击技术不佳或精度不够而难作主要火力。解放军方面不但使用缴获的各种轻重迫击炮，还自制中轻型迫击炮加强火力；而国民党方面却以装备少量山野榴炮为满足。其实国民党军就是美械主力师或整编旅的榴弹炮，都难以支援军或师的整个攻击正面。这样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陆军的装备对面攻击能力是加强了，对点目标的能力则明显下降。换句话说，新的装备更适合对已经投降的日军作战，而对解放军作战是“狮子打蚊子”，是根本找不到作战目标的武器。
蒋先云清楚迫击炮的威力，大概知道“土造”迫击炮原理，这次去了中央苏区，他趁赣州大战前一个月的准备时间，与朱瑞和红军“神炮手”赵章成作了交流。特别是赵章成，以其丰富的实战经验参与并指导设计，画出了120、150毫米重型迫击炮的设计图纸。蒋先云知道赵章成曾制造过迫击炮平射装置，赵章成当场示范：在炮尾加装了一个发火装置，曲射时不用，平射时安上即可。历史上赵章成设计的“土造”迫击炮威力极大，抗战期间刘伯承曾亲自给中央军委发报，说明“土造”迫击炮的威力：“此次运城外围战斗中，我太行自制之120毫米重迫炮和150毫米重迫炮，威力甚大。在东关、天神庙，120毫米炮一弹伤敌60余人，另一炮打坏汽车6辆。其弹片爆炸杀伤面之直径在50米以上。据战俘称，对我此炮，极表恐惧，且至今不知系何种炮。”
蒋先云将赵章成的图纸带回鄂豫皖，立即组织制造。150毫米迫击炮的炮筒是火车车头的大轴，120毫米迫击炮的炮筒是火车车厢的大轴，炮盘也是用火车轨拼焊而成。1929年9月，徐向前、许继慎曾率红1军攻下平汉路上重要的广水车站，拆卸了大批铁轨和火车零件运到七里坪，当时的目的是加强防御工事，没想到现在成了土制武器的重要原料。
50毫米掷弹筒也靠铁轨制造。掷弹筒是日本发明的一种单兵小型火炮，体积小，携带方便，结构简单，使用灵活，适于山地作战。在大别山上制造它必须解决两个难题，一是钢材，二是加工条件，特别是炮筒和炮弹壳的加工。蒋先云依靠工人的智慧，奇迹般地解决了这两个难题。掷弹筒的炮筒，用1米长的铁道轨面，经过加热，在高温情况下反复锻打，锻成400毫米长的圆柱体，然后在机床上加工成形。没有加工炮筒来复线的设备，技术人员改炮筒为滑膛结构，增加炮筒长度，保证射击距离及精度，并改日制平头炮弹为曲线炮弹。几经改进之后，终于试制成功2门掷弹筒．随后投入生产，经实战验证，土制掷弹筒比日军“原装”的更适用。
有了炮就必须有炮弹。炮弹的原料主要是钢或灰口生铁，而且需用量很大，用道轨钢满足不了需要，根据地又没有灰口生铁，怎么办？唯一的途径，是设法利用当地盛产的白口生铁。当地群众有传统的土法炼铁技术，用方炉生产白口生铁，铸成铁锅、铁壶、犁铧，供农民生产和生活之需。白口生铁含碳量高、质硬而脆．不能切削加工，用它铸造成形的地雷、手榴弹壳是很好的原料。但炮弹铸造成型后，要车弹口、弹带和尾部，要求表面车光，尺寸精确，两端还要挑出螺纹丝扣．以便安装引信和尾翅。如何把白口生铁铸成的炮弹壳变成可进行切削加工的半成品呢？这是解决炮弹生产中必须首先突破的技术难关。军械所成立了试验小组，把美国式的黑心韧化处理工艺，同山区的烟火技术结合起米，发明了火焰反射加热炉，经过这种加热炉焖火处理的炮弹壳表面的碳被析出，形成碳素铁，即可进行车削加工。白口生铁焖火技术试验成功后，大别山上开创了大量自制炮弹的历史。
硫酸是火药的重要原料，称之为“火药之母”，其制造工艺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接触法，它的装置复杂而又需要细白金粉做触媒，一种是铅室法，工艺比较简单，但需要大量的铅板建造铅室，大别山区既无白金，也无铅板，这两种方法都无法采用。根据蒋先云的建议，技术人员依据铅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