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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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背井离乡为的是什么？弟兄们的军饷到哪里去了？都装在南京那些老爷们的腰包里去了，都让他们盖了洋房子，娶了姨太太了！弟兄们，我们的血快要让那些老爷们喝光了……”

　　　　他的讲话很富有感染力，军官们听后有的不由泪流满面，有的在低声抽泣，还有的在私下议论，也有的在独自思索。总之，他的话，就像一潭本来就不平静的水，又投进去了一块石头，激起了层层波浪。

　　　　李子纯插话进来：“弟兄们，我们军好比是一只船，总指挥就是舵手，船往哪里摆，我们大家就往哪里去。要拧成一股绳，绝对服从总指挥的指挥！”

　　　　彭国桢说：“中原大战以来，蒋介石搞了5次缩编，我们西北军是‘缸子里养王八’，越养越小。眼前形势一紧，人家嫡系部队往南开，将我们这些后娘养的放在大门口，欲进不能，欲退不得，还不是当炮灰！”

　　　　徐华荣说：“多年来，中央军吃香的喝辣的，却不给我们给养、补给。蒋介石要戴孝帽子了，才想到我们。现在，前面是红军，背后是嫡系部队，我们是夹在中间的烧饼，凶多吉少。我们受了人家那么多年的气，今天到了出气的时候了！”

　　　　季振同快人快语，干脆地说：“各位，现在日本侵占东三省，窥视华北，我们的国家处在了十分危难之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们是军人，我们要求北上抗日，打回北方去。蒋介石热衷于内战，绝不会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要学二十六路军，与红军联合，打回北方去……”

　　　　“红军答应吗？”有人提出疑问。

　　　　黄中岳回答：“没有问题，请大家放心。总指挥只能带领大家走向光明，不会把大家引向火坑”

　　　　“行！就照总指挥讲的办吧，我绝对服从！”

　　　　一位团长坚决地表态。

　　　　众人也随声附和道：“听总指挥的！”

　　　　“总指挥不会把我们往火坑里推！”

　　　　李子纯带头呼道：“听从总指挥的指挥，不当亡国奴！”

　　　　他这一喊，全场都跟着高喊了起来！

　　　　历史上惨遭失败的宋埠兵变，终于成功了！

　　　　且说彭振山逃到武汉后，武汉刚刚成立的“豫鄂皖剿匪司令部”的参谋长曹浩森（西北军元老之一）立即察觉不妙，请示蒋介石后（蒋兼任“豫鄂皖剿匪司令部”总司令），下令万耀煌的13师星夜向黄陂出动，他自己伙同彭振山前往凤凰，试图拉回93旅。哪知此时红9军突然出击，3万红军以绝对优势打垮了93旅，毙伤1000多人，俘虏4000人，缴获迫击炮、掷弹筒40多门，机枪80多挺，步枪3000多支。激战中击毙30师的师长彭振山、93旅的旅长章祖卿，只有老奸巨猾的曹浩森只身逃回武汉。红9军乘势攻下距武汉只有30公里的重要物资集散地仓子埠，没收根据地奇缺的食盐上万斤，其后分兵一部，佯攻黄陂。这里距汉口不过半日路程，当天便在武汉三镇引起巨大惊恐。红四方面军素以“飘忽”战略闻名于世，蒋介石不知这支红军此次是否会一直“飘忽”到汉口来，又急调汤恩伯的89师及郝梦龄的54师在汉口以北设置防线。但此时红军已携带大量缴获品离开仓子埠。

　　　　宋埠兵变在蒋先云、胡底等的周密策划下，一举取得成功，且其影响超过了著名的宁都起义。

　　　　历史上宋埠兵变失败后，蒋介石极为震怒，严令彭振山搜查异党。彭振山将与吉鸿昌有关系的官兵，甚至是吉的同乡都牵连在内，被杀害的官兵有数百人之多。

　　　　而现在，连同被歼的93旅，西北军30军的30、31师6个步兵旅连同特务旅，共7个旅、14个团、2万多人加入了红军队伍（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是9个团1。7万人）。起义部队对外称抗日同盟军，内部称红17军，军长季振同，政委黄中岳，下辖独立第1师（由30师改编），师长彭国桢，政委李子纯；独立第2师（由31师改编），师长徐华荣，政委路耀林（历史上的红17军就是1933年在鄂东北短暂成立，下辖独立第1、2、3师）。红17军属于许继慎、倪志亮的红8军团序列。

　　　　吉鸿昌担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刘翼峰担任方面军炮兵副司令员。

　　　　至于不愿加入红军的30军军长兼31师师长张印相、88旅的旅长王锡九、91旅的旅长王康德、92旅的旅长李敬民等部分军官，均由起义部队发给从几百到几千大洋不等的路费，连同其家属安排回西北老家。

　　　　历史上张印相、彭振山虽然残酷镇压了宋埠兵变，但并未得到蒋介石信任。后孙连仲夺取了30军的兵权，张印相、彭振山两人被南昌宪兵司令部押了起来。1936年冯玉祥进南京以前，蒋介石突然下令把他两人就地枪决了。当时有人判断，可能是蒋介石怕冯玉祥到南京后为他们讲情，不好应付，所以便先下了手。

　　　　现在彭振山被击毙，张印相却得以保全性命，也算有了好归宿。

　　　　

正文　第十七章：深秋决战（1）

　　　　庐山牯岭的子夜，月色澹泊，树影婆娑。

　　　　通往官邸的河东路掩映在高大的黑松林里，更显得婉蜒盘亘，寂静幽深。

　　　　两乘滑竿在逶迤的山道上徐徐行进，一群官员、军警簇拥左右。

　　　　蒋介石和宋美龄分坐在滑竿的竹藤椅上。

　　　　蒋介石身板笔直，沉着面孔，脸上的肌肉如间刀雕斧凿一般，虽显生硬，但透着力度。

　　　　宋美龄则有些倦怠，时尔顾盼松林，时尔望望淡月。秋风萧瑟，枯叶飘零。她搞不懂，这个时候上庐山做什么。

　　　　那天，蒋介石从南京开完军事会议匆匆赶回武汉，宋美龄到机场迎接他。汽车由天河机场驶入市区，蒋介石望着满天飘飞的梧桐落叶，略觉寒意，不禁道：“已经是初秋了。”可才过了几天，他又执意要上庐山“避暑”。

　　　　宋美龄想起丈夫近几个月来风尘仆仆，奔波劳顿，日渐憔悴，心中升起一丝恻隐之情。

　　　　红军在大别山接连大捷，刘伯承、徐向前十数万大军控制了鄂豫皖之后，失望、惶恐情绪如同瘟疫一般在国统区流行蔓延。“武汉吃紧”，“长江吃紧”……各色各样的传闻不胫而走，从首都南京到武汉到上海，沿江两岸，城镇乡村，街谈巷议，莫不言此。武汉警备司令部既不查实，也不报告，慌忙下令长江一带晚上9时以后实行戒严。红军攻下仓子埠，逼近黄陂，武汉更是人心浮动，那个没出息的参谋长曹浩森也沉不住气，急匆匆宣布组织“义勇警察总队”保卫大武汉，好像红军已经兵临城下了。

　　　　9月1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正式成立“豫鄂皖剿总”，下编左、中、右三军。左路军司令官何成浚，率徐源泉等部6个师另5个旅，10万多人，“围剿”湘鄂西苏区；蒋介石兼任中路军司令官，刘峙为副司令官，指挥6个纵队15个师另2个旅，“围剿”鄂豫边苏区；王均任右路军司令官，率3个纵队共5个师2个旅，“进剿”皖西苏区。“剿总”所属的战役总预备队部署于武汉地区，司令官为13军军长钱大钧，辖88、89师及4个航空队。中路、右路军共26个师又5个旅，正规军30多万人，全力压向鄂豫皖根据地。

　　　　蒋介石上山虽然带来一股火药味，善解人意的夫人还是让各路“剿共”司令长官们度过了一个迷你良宵。曾是法国传教士避暑山庄的伊丽舍大厅灯火辉煌，各路长官各展雄姿，翩翩起舞。蒋介石不嗜烟酒，也不善舞蹈，但他并不反对夫人蹦跳，他的王朝，还需要夫人外交。因此夫人举行舞会他必到场。一面是刀光剑影，一面是灯红酒绿，颇有忙里偷闲的味道。

　　　　庐山的清幽拴不住蒋介石的勃勃雄心。身在庐山眼望大别山，那是一片穷山恶水，“人红、树红、山红，连黄土也红三尺”。庐山之夜凉风清爽，他睡在床上，口中却喃喃呓语：“剿了他们，剿了他们……”

　　　　红安附近的夏店。鄂豫皖中央分局会议正在召开。

　　　　与之前红四方面军主动出击外线不同，此次必须在根据地内线作战，所以召开的是鄂豫皖中央分局会议，除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外，还有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主席郭述申，鄂豫皖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郑位三、舒传贤、甘元景同志，以及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各道委的负责人徐朋人、曹学楷、甘济时、刘杞等。

　　　　红四方面军参谋长蔡申熙站在巨幅地图前介绍敌情：“根据宋侃夫同志破译的敌方电文，结合政治保卫局提供的谍报，敌情大致是这样的：敌人中路军6个纵队，以卫立煌第6纵队所辖第10、14、83、89师集结于花园地区；陈继承第2纵队所辖第2、3、80师集结于广水地区；由信阳东进的为马鸿逵第3纵队第35师和新编第20师；由正阳南下的为宋天才第1纵队所辖的第75、76、45师；曹浩森第4纵队位于黄冈、黄陂一线，下辖肖之楚之44师、葛云龙第33师、夏斗寅第13师；在英山、罗田方向，为上官云相第5纵队之47、54师。在皖西的敌军为徐庭瑶第1纵队之第4、9师，王均第2纵队之第1、7、12师，梁冠英第3纵队之32师，另预备队3个师。敌军正规军约30万人，加上地方部队和地主民团，总共兵力约计40万左右。”

　　　　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左权补充说：“敌军此次出动了中央军十大王牌师，即胡宗南第1师、黄杰第2师、李玉堂第3师、徐庭瑶第4师、蒋鼎文第9师、李默庵第10师、李思愬第80师、蒋伏生第83师、俞济时第88师、重新被起用的汤恩伯任师长的第89师，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除了在江西的陈诚部，蒋介石差不多拿出了中央军的全部‘本钱’来对付我们鄂豫皖。这些部队都是3旅9团制的甲种师，有的甚至是4旅12团的超大编制，用德国武器装备起来的，人员充实，每个团有2000多人，每团装备82、60毫米迫击炮6门，每营装备重机枪6挺，每连配有掷弹筒3具，每个班有轻机枪1挺。这些中央军王牌师大都集中在平汉线之卫立煌、陈继承纵队及皖西的徐庭瑶纵队中。另外一些地方杂牌军战斗力也不弱，例如信阳马鸿逵的35师。”

　　　　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旷继勋分析说：“敌人用的是向心突击的战术，用9个纵队分进合击，最终将我军主力紧紧压缩到根据地腹心并一举歼灭。从敌人的编制和部署看，每个纵队间隔都不大，只有几十公里。而每个纵队都有1－2个主力师作为核心，足以克服我军小部队的抵抗。如果一个纵队遭我军主力打击，就迅速以主力师为基干与我顽强对抗，让我们啃不动；周围纵队迅速前来支援，以主力对主力与我决战。”

　　　　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事委员会主席刘伯承走到地图前，接过蔡申熙递过来的指挥棒，在地图上敌军9个纵队的位置虚划了一个圈。

　　　　“蒋介石一贯的哲学是以不变应万变。他的军事理论也总是拿破仑所谓的圆规战略那一套，‘广大广大的包围，缩小缩小的歼灭’，看起来气势汹汹，其实在它的圆规线段尚未合拢之前，在梳蓖与梳蓖的结合部存有很大的间隙，这就为我们大踏步的机动创造了条件。”

　　　　红四方面军政委曾中生接话道：“请大家注意，我们的优势正在于这种机动。面对敌人的重兵包围，机动已成为我们生存发展之必要。蒋介石的哲学是不变，我们则用灵活的机动战术逼迫他改变，打破他不变的格局，使他处处被动，而后再寻机逐一歼灭。那时，我们一桌桌酒席就吃得从容了。”

　　　　刘伯承说：“这就叫作不破不立。我记得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贵族们想难为哥伦布，让他把一个鸡蛋竖起来，在场的人都以为哥伦布要出洋相了。谁知他不慌不忙，把鸡蛋的一头敲破竖在桌面上。贵族们喧哗：‘你这么干不算数！你把鸡蛋打破了嘛！’哥伦布却从从容容地说：‘不打破，如何立起来呢？’”

　　　　“我们也要学习哥伦布。”曾中生笑着端起一只瓷碗：“当前，敌人就像这只碗，想把水困在里面一口喝干。我们呢？要是把碗全部打碎，不单是没有那个力量，而且也会造成兵力分散；又像哥伦布，如果把鸡蛋打个粉碎，那么鸡蛋也就立不起来了。但是，倘若我们集中力量打破它两个缺口呢？水自然会像瀑布一样流下来，以强大的冲击力把敌人冲垮。这就是刘主席常说的，变敌人的包围圈为一条为我所用的‘利害变换线’。”

　　　　蒋先云心领神会地一笑。对付敌人的合围，刘伯承有一手绝活，叫作“敌进我进”。具体说就是认清敌人的“圆规战法”，掌握包围圈尚未全部合拢时的“利害变换线”，或集中兵力歼敌弱小一部，或留小部队在内线迷惑敌人，而将大部队从围拢的缝隙中跳至外线，在敌后宽大的战场上机动往来，调动敌人，创造战机，各个歼灭。如此，既能粉碎敌人的“围剿”，又保护了敌占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同时在根据地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深入敌后解决部队的供给补养，可谓“一箭三雕”。创造了“敌进我退”十六字诀的毛泽东历史上曾赞扬说：“刘伯承，你那个‘敌进我进’好呀，整得日本人没办法。”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更是战略上利害变换的大手笔杰作。

　　　　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主席郭述申这时说：“敌人这次围攻，情况虽然比过去严重，但粉碎围攻的条件是存在的：我军取得第三次反围攻的巨大胜利后，士气高涨，部队壮大，械弹充实；根据地猛烈扩展，使我们有了更广阔的回旋余地，特别是有广大群众作依靠；而敌人屡遭挫败，心有余悸。因此，主观指导上如果正确，粉碎敌人围攻是可能的。”

　　　　刘伯承点点头：“不错，打破这次围剿的部署请徐总指挥宣示。”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站起来说：“此次反‘围剿’与过去几次我军主动出击根据地外围不同，敌军兵力超过我军一倍，又是装备精良的王牌军，我们不放弃根据地一些地方是不可能的，要正面全线硬顶也是顶不住的，只有象刘主席、曾政委说的，集中力量打破它一两个缺口。具体说，必须在鄂东北、豫东南、皖西至少各打垮敌军一个主力纵队，重创敌军5－6个主力师，才能赢得主动，打破‘围剿’。”

　　　　蔡申熙说：“此次敌军就是倚仗十几个王牌主力师，其余部队只是敲敲边鼓而已。敌军号称26个师，但有的师，如豫东南方向的2、76师，是我们年初在商潢全歼的；皖西方向的7、12、46、55、57师，也在苏家埠遭我军重创甚至全歼，虽然重建但缺乏骨干，对我军也十分畏惧。我估计，就象总指挥说的，只要打垮敌军几个主力师，顺带消灭一些杂牌部队，就可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红四方面军参谋处主任段德昌发言说：“此次反‘围剿’还有一个对我们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地方游击队和群众造了大量地雷，我们可以在阻击敌军前进的重点方向广布地雷，迟滞其前进速度；而在我军主力预定突击的敌军纵队前进方向象征性阻击，诱敌深入。此次蒋介石下了血本，敌军各纵队指挥官摩拳擦掌，意图邀功，我军就可抓住其冒进的一路，集中兵力将其围歼。”

　　　　段德昌判断十分准确，蒋先云想。历史上此次国民党军将领一反常态，奋勇争先，如汤恩伯为洗刷前耻，一路大砍大杀突进；83师的蒋伏生更是敢于孤军深入穿插，突袭占领皖西革命中心金家寨，都出乎红军意料之外。段德昌提醒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