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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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进；83师的蒋伏生更是敢于孤军深入穿插，突袭占领皖西革命中心金家寨，都出乎红军意料之外。段德昌提醒得好。
徐向前说：“我军总的意图是西顶东攻，全力阻击平汉线的敌军中路军主力卫立煌、陈继承纵队，而集中力量在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寻机各打破敌军一路，之后集中全军主力对付卫、陈两纵队。我的意见，陈赓、吴焕先的红十军团负责皖西方向，许继慎、倪志亮的红八军团负责豫东南方向，王树声、傅钟的红四军团以及方面军直属部队负责鄂东北方向。”
曾中生说：“为了加强各个方向的指挥督导，军委会决定，旷继勋、刘士奇同志到皖西协助工作，吉鸿昌、李明瑞同志到豫东南协助工作。徐总指挥、段德昌、舒玉章同志和我在鄂东北方向。刘主席、特派员和蔡申熙同志坐镇军委会总部全盘指挥。胡底同志负责情报工作和肃清敌特，郑义斋同志负责部队的供给。”
刘伯承说：“郭述申、郑位三、舒传贤、甘元景你们这些地方工作的同志，一方面要动员群众坚壁清野，一方面要组织指挥地方游击队独立师、独立团、赤卫队，广泛埋设地雷，利用地形神出鬼没地对敌进行骚扰，让其步步惊心，吃不好睡不好，使其疲惫不堪，配合方面军主力行动。”
蒋先云此时的思绪穿越时空，沉湎在历史回忆中。历史上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以失败告终，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西征，根据地遭到极大摧残。主要原因，自然应该由张国焘等的左倾路线负责。在粉碎国民党三次“围剿”后，张国焘等因胜利冲昏了头脑，对形势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提出“偏师”说，认为今后进攻根据地的主力将由帝国主义直接担任，国民党军只能作一支“偏师”；要红军准备“夺取武汉”和“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苏家埠大捷后，更认为“已根本消灭尽‘围剿’”，转变到与敌人“全局决胜负”的时候。总之，他不承认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敌强我弱这一基本特点，和围攻与反围攻长期反复的规律。因此，他对新的严重围攻的到来毫无准备，仍然继继续其“坚决进攻的战略”。这种错误的形势估计和错误的战略方针，就种下了第四次围攻不能粉碎的根苗。在这一错误估计下，其结果必然在政治上，思想上放松了反四次“围剿”的准备工作，因此在军事的准备上，群众的动员上，都没有完成应有的准备。当时省委虽提出了动员3万人参军运动，与动员3万石粮食的口号，但这一口号仅仅是口号，实际上是没有完成的。在群众中，军队中，甚至在党内，在党的领导机关，如分局与省委内，只看到了粉碎三次“围剿”的胜利景象，而没看到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会必然到来，并且必然还会更加惨酷。左倾路线在土地政策、肃反政策、统一战线政策等方面一系列的错误，也是重要因素。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鄂豫皖区，是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重大恶果。特别是大肃反，捕杀了红军中优秀的有战斗经验的大批干部，这一方面在军事指挥上、战斗上，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另一方面在红军干部中由于对肃反的恐惧也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情绪。还因肃反造成了部分地区农民的暴动，捕杀了大批的地方党，政，民兵干部，造成了地方上的恐怖情绪和苏区群众对苏维埃的怀疑与不信任。如敌军打到河口一直进逼红安外围，黄安县府与军队还不知道；如果是过去，群众对革命积极负责，早已自动来报告了。总之肃反大伤了自己的元气。
具体指挥上，就是盲目作战，疲于奔命。不在粉碎三次“围剿”后与四次“围剿”尚未到来之前，争取时间整训部队补充缺额，扩大红军发展游击队，使红军取得休息补充的时间，而是西出平汉线，打信阳不下后后再连续南下围攻麻城，屯兵坚城之下，既不能迅速攻克，又必须分兵阻击援敌，主力被敌吸住失去主动，不仅消耗疲惫了自己，而且使国民党军得以从容部署围攻，精锐部队从平汉线突进到苏区的中心地区。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回援，在烈日酷暑下强行军，以疲惫之师逐次投入战斗，与养精蓄锐、以逸待劳的国民党军精锐正面硬拼，以致后来数战不利，未能粉碎敌军的一路。尽管红四方面军干部战士英勇无比，几次几乎打垮国民党军的王牌师，几次捣毁敌军的军部、师部，终因力量不足和过度疲劳而功亏一篑。部队损失惨重，伤员过万，其中3/4竟是患烂脚病等非战斗减员……
正在沉思间，只听刘伯承问：“特派员对我们的部署有什么意见？”
蒋先云一惊，但迅即清醒过来：“我完全同意，只补充几点意见。一是有刘主席、蔡参谋长坐镇总部总揽全局，我帮不上什么忙，所以还是到前线去。我想到豫东南方向，与吉鸿昌、李明瑞同志一起工作。二是蛇无头不行，我们红军平时就有逐级接替指挥制度，能保证在指挥员伤亡的情况下仍有坚强的指挥；而敌军完全依赖军官团，我建议组织几支精干小分队，规模不超过1个连，配备特等射手和冲锋枪、掷弹筒等武器以及5瓦电台连蓄电池，深入敌后活动，在群众掩护下，既可轻装潜行，也可换上敌军的军服以假乱真，宋侃夫同志可随时通过电台提供敌军的暗号。小分队的任务不是打击骚扰敌军小部队，主要是寻找敌军指挥部并发起袭击，即使不将其消灭也要将其打乱，破坏敌军指挥中枢。三是此次敌军围攻出动了4个航空队，几十架飞机，对我军是很大威胁。我们作战时除了少量高射机枪，主要还是靠组织重机枪和轻机枪形成对空火力，至少迫使敌机不敢肆无忌惮地猖狂攻击。”
蒋先云还对应突击哪路敌军纵队作了分析、建议。
蒋先云的建议得到在座人员的同意。
只有蒋先云自己知道，此次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很可能是中国内战的最后一战。
只要粉碎了这次围攻，按计划消灭国民党军几个王牌师，就将大伤蒋介石的元气，使其在相当一段时间，一两年内无法组织对鄂豫皖和中央根据地的“围剿”。现在距年底只有一个季度时间，只要拖过1932年，进入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将大举入侵热河，进逼长城沿线，势必掀起全国的抗日怒潮。届时共产党就可与广东方面的叶挺联合，停止内战，逼蒋抗日。所以这次蒋先云的建议存了“私心”，对即将在抗日战场大显身手的国军部队只是阻击、迟滞（甚至主动予以“配合”），而对那些内战内行却在抗日战场消极的部队（如汤恩伯部）则毫不客气地重点打击。
大别山的秋夜，黑漆漆的。然而：
电台在紧急寻呼；
部队频频调动；
电话通讯快速沟通；
一场空前的大战就此打响！
战斗首先在皖西方向的霍丘展开。
莽莽苍苍的大别山主脉，由河南商城南部一路向东南延伸，过牛食贩、吴家店、松子关，在湖北英山金家埔以北突然折转向东，进入安徽境内。在这条主脉的东麓，由北向南一字摆列着皖西三县霍丘、六安、霍山。
苏家埠大捷后，红25军北上乘虚袭占了淮南险隘正阳关，回师时占领皖西重镇霍丘，将根据地一直向北扩展了百余里。为“挡住”红军，蒋介石急将年初从武汉开往安徽的徐庭瑶第4师部署在蚌埠一线。
徐部乃蒋系王牌，全副德国装备，汤恩伯、关麟征、杜聿明等蒋系大将皆出自该师。现在的第4师是4旅12团的超级师，下辖第10旅，旅长王万龄（原旅长汤恩伯）；第11旅，旅长胡琪三；第12旅，旅长张联华；独立旅，旅长关麟征。
9月5日，关麟征的独立旅一马当先，进攻正阳关。
正阳关位于淮河中游，是淮河、淠河、颖河的汇合处。所谓“七十二道也正阳”，指的是上游大别山区的无数条支流，经三河，合流于此地，然后流向淮河下游，注入洪泽湖。它是一个极其繁华的水陆码头，南北客商的聚集之地。镇内屋宇鳞次栉比，人口在5万以上。开设的绸缎布庄、杂货商号和粮行、盐行、药行、钱庄等等，不下百十家；茶楼、酒馆、戏院、妓院，遍布大街小巷。素有“小香港”之称。
红军之前已将正阳关的大量物资运到根据地腹地，现在只部署了一个霍丘独立团（游击队），在正阳关稍作抵抗，即弃关而走，向西南撤回霍丘。9月7日，徐庭瑶接到蒋介石全面进攻的命令，全师从东、北两个方向进攻霍丘。关麟征旅和杜聿明的第24团顺利“击破”当地赤卫军的层层阻击，于9月10顺利攻下霍丘。
这是国民党军第一次夺取鄂豫皖根据地的县城，徐庭瑶、关麟征和杜聿明立下头功，蒋介石大喜，当即予以重赏，并邀请3人到信阳附近的鸡公山别墅亲自接见。黄埔一期生杜聿明这一年28岁，虽只是一名团长，却因治军严谨、有大将之风深受蒋系要员张治中、徐庭瑶器重。在蒋介石的豪华别墅“美龄舞厅”里，美龄夫人同杜聿明跳了一曲华尔兹。蒋介石举杯称赞徐廷瑶此战有功。不久徐升任国民党第17军军长；关麟征的独立旅扩编为第25师；杜聿明晋升少将，升任25师73旅旅长，不久又升任该师副师长。
这一切，都是蒋先云暗中“配合”安排的。
历史上的霍丘保卫战，是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最惨烈的一幕，旷继勋率领1个团的兵力在此对抗12个团的国军第4师，尽管屡次重创国军，终因没有援军和内部叛变而告失败，城破时有2000多名红军战士和群众挤在一条长街上，被国军第4师部队用机枪全部射杀，至为惨烈悲壮。
蒋先云清楚，霍丘地形不利，要守是守不住的，不如就此卖个顺水人情。因为徐庭瑶、关麟征和杜聿明都是抗日名将，次年初就将奔赴热河抗日前线与日军血战长城，所以蒋先云主张避开第4师，放弃霍丘。毕竟霍丘是新占领的县城，放弃并不可惜，不过放弃前已将城内物资和青壮年撤往金家寨。蒋先云还知道，历史上霍丘县委书记詹成金叛变，这次就让詹成金最后留守霍丘孤城。詹成金果然叛变，引第4师入城，蒋先云这招“顺水推舟”，成就了徐庭瑶、关麟征和杜聿明的功名。但第4师之后的进攻却困难重重，不断为地雷所阻，又遭红27军红80师和游击队、赤卫队冷枪骚扰，进展极其缓慢，停留在东西香火岭一线。
敌军右路军第2纵队则远远比不上徐庭瑶的第1纵队，遭到极大困难。该路纵队主力是胡宗南的第1师，是蒋介石起家的部队，中央军的正宗源流，号称“天下第一师”。该师之前在中原大战中打出名声，击败西北军头号悍将孙良诚，后西北军每闻第1师均避让，津浦线上中央军各师均自号为第1师以恐吓，胡宗南更加得意。此时该师为3旅9团制的甲种师（后扩张为4旅13团，足有3万多人，编制之大为中国军队之首，当之第一师而无愧），辖第1、2旅和独立旅，旅长分别是李铁军、袁朴、丁德隆。
胡宗南的第1师内战内行，在抗日战争中除在上海与日军一战外，其余大部分时间在陕西对付共产党的陕甘宁边区，也没有机会象远征军一样去接受美式装备，战斗力与“五大主力”已不能并列。所以蒋先云建议不打徐庭瑶的第4师，而重点对付第1师。
第1师主攻皖西第一重镇六安，但一路遭地雷杀伤，部队士气受到极大挫折。游击队、赤卫队创造了许多巧妙的埋雷方法，大摆地雷阵“遍地设雷，到处开花”，使敌人“来不让来，走不让走”，如在敌人行军路上把埋地雷的地方印上车轮痕迹．表示行车已过没有危险，在无雷的地段却故意挖出新土，有时还插上红旗，旗上写着“小心地雷”，在狭窄的山路上用白灰划上许许多多的圆圈，并注明“脚下留神”，这些圆圈有的有雷，有的没有雷。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搞得敌人胆战心惊，不敢贸然前进。
胡宗南被炸得没有办法，只好请求南京派出扫雷部队。扫雷部队从南京空运合肥、赶到前线后，却发现根本派不上用场。因为红军用的是石雷，而探雷器只能对付金属外壳的地雷！结果扫雷兵也被炸伤，只得“罢工”。而且更厉害的是，石雷由于杀伤力小，往往炸不死人，但却能炸断炸伤人的双腿，只听得被炸伤的伤兵痛苦哀嚎呼天抢地，要救助就要用上战斗员去抬，不救助又严重影响士气，胡宗南进退两难，大有有力使不上的感觉。
蒋先云自然清楚。抗日战争中人民群众创造的地雷战，就连不怕死的日本鬼子也被炸得焦头烂额、心惊胆战，现在提前给国军“尝尝”，效果自然更佳。
胡宗南的第1师好不容易磨蹭到六安城下，又遇到红军27军81师的顽强抵抗。胡宗南的“天下第一师”，在六安城下，他却尝到了红军的厉害。第1旅的先头团连续发起攻击，遭到据城坚守的红军官兵猛烈反击，伤亡惨重，只好收兵。当夜，红81师长汪乃贵、政委甘良发动员城中青壮年，加固城防，在城头上堆放大量滚木擂石。第二天，旅长李铁军视察了六安城四处的地形，发现要打下这座县城，还只有从东门进攻一条路。他对昨天的失利耿耿于怀，用新到的1个团取代严重受挫的先头团，再次发起攻击。进攻之前，他命令架起迫击炮，向城门轰击，然后以营为单位集团冲锋。一发发炮弹在坚硬的石头城墙上炸开，有的还打到城门洞里，炸起滚滚浓烟，但下决心死守的红军早将城门洞从里堵死，那城门并不高大，长宽一两丈，铁门两扇，门栓粗得像一棵树，在那个年月还真难以攻破。那些炮弹除了在城楼上造成一些伤亡，并没发挥多大作用。炮火未熄，冲锋已经开始。国军官兵一路跃进到城墙外，搭起云梯，奋勇爬城。只听城上一声枪响，滚木和石头打将下来，国军士兵非死即伤，不得不向后撤退。汪乃贵杀心大起，将早准备好的软梯放下，亲率守城官兵出城，向溃退的敌军官兵发起反冲击，穷追到一里开外，才得胜回城。
李铁军两战两败，大怒，命令后续部队，将迫击炮全部架起，对城墙拼命轰击，不惜弹药也要在城墙上打出一个豁口来。全旅10余门大炮一起开火，六安东门城墙上下，连同东门内居民区，狼烟四起，火光冲天。这一番炮击后，城墙上真的被轰塌了一个豁口。李铁军下令攻击，但是，连遭两次败绩之后，官兵士气大挫，在红军的火力阻击下，又一次狼狈逃回，当日仍不得不草草收兵。
第三天，李铁军向六安东门投入了他的最后一个团。在炮火掩护下，这位旅长亲自督战。无奈冲击道路过于狭窄，部队无法同时展开，只要城墙上有一挺机枪射击，进攻部队甚至都难以接近城门。当天下午，这个团已伤亡近百人，无法重新组织攻击，只好收兵。
第四天，怒气冲天的李铁军组织全旅进行了最后一次拼死攻击。为大量消耗红军实力，他命令炮兵再次对六安东门城墙和城内目标实施毁灭性轰击。这场炮击一直打了2个小时，六安城内一片火海，东门城墙数处坍塌。第1旅3个团的敢死队轮番冲击，战斗打到天黑，部分敌人冲过城墙豁口，杀进城内，又被汪乃贵率领红军官兵奋勇杀出。插在六安城头的红旗，虽百孔千疮，仍屹立不倒，而号称劲旅的国军第1旅，已基本瘫痪。
第五天上午，胡宗南率1师师部和第2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