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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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说：“我军必须集中力量先打破其一路。4军养精蓄锐，9军也已基本恢复，现在豫东南的1、17军也将加入西线大战，这样我们就集中起4个主力军，对付敌6个德械师，应该说还是有把握的。24、25、27、28军以及地方独立师继续担任各自方向的牵制任务。”
曾中生说：“问题是我们目前只有4、9军以及警卫师可用，而敌情已十分紧急，必须先挫敌锐气，延缓其攻势，等待1、17军南下投入战场。”
段德昌说：“我建议先打陈继承纵队。陈继承虽然号称蒋介石‘八大金刚’之一，但有名无实，指挥能力远远比不上卫立煌。加之这个纵队的第2师年初在鄂豫皖几乎被全歼，虽然重建，但战斗力不可能完全恢复，是敌军一支弱旅。”
这时蒋先云说：“我同意段主任的观点，先打陈继承纵队，但不同意打第2师。”
在座众人吃了一惊，因为段德昌建议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蒋先云心中苦笑，他之所以不同意打2师，是因为历史上2师参加了长城抗战，师长黄杰也是坚决抗日的（与前师长汤恩伯不同），因此不想消灭这支抗日劲旅。但这些未来资讯不可能透露，蒋先云只好硬着头皮说：
“2师大部虽在年初商潢战役被歼，但蒋介石以该师逃出的2000人为骨干，加上中央军校的大批军官重建该部，战斗力不弱，师长黄杰又是黄埔一期、中央军名将，中原大战两次力挽狂澜，救了蒋介石性命，不好对付。且该师被歼过一次，行事必然谨慎，从蔡参谋长刚才的介绍看，该师一直猬集一团，我军很难分割。而陈继承纵队另2个师3、80师则不同，内战以来一直未受挫，换装德械后更加骄横，不把红军放在眼里，戒备心不强。从2个师的部署看，各旅之间均有间隙，且前进速度不同，这就为我们分割包围歼其一部创造了条件。而且这2个师的师长李玉堂、李思愬指挥能力也不及黄杰。所谓‘三李不如一王’。”
黄埔系有“三李不如一王”的说法，讲的是在国民党军中，同样出身山东的李仙洲，李玉堂和李延年，虽然都是黄埔一期生，却没有小同乡王耀武更夺目。凑巧的是，这“三李一王”都在此次围剿鄂豫皖的主力师中，李玉堂是3师的师长，李仙洲是3师9旅的旅长，李延年刚接替蒋鼎文任9师的师长。王耀武则是总预备队俞济时88师的补充旅旅长。
在座众人同意了蒋先云的意见，蒋先云略感内疚。
这时蔡申熙说：“我看就以警卫师阻击敌2师，4、9军各包打敌3、80师各1个旅，速战速决解决并退出战斗，保持元气。”
左权补充说：“阻击战要特别防敌狙击手，前段时间的阻击战中游击队遭到敌军狙击手的冷枪射击，损失不小。”
徐向前说：“这是个问题，我们也要集中特等射手进行反制。”
部署已定，集中在七里坪的红四军团开始迅速行动。
秦基伟的警卫师在华家河附近构筑了坚固的阵地，迎击黄杰的2师。
第2师于商潢战役中惨败，黄杰取代汤恩伯，将部队撤至信阳，“严加整饬”，用国民党军政部官员的话来说，是“全师赖以复振”。此次“围剿”，蒋介石特今黄杰率部做陈继承纵队的前锋，要雪商潢之战之“耻”。黄杰1923年冬与陈赓、李默庵等20余人一同考入黄埔一期，毕业后在蒋系第1军何应钦手下东征西杀，参加过几乎每一场大战，7年中由中尉排长升为中将师长，可见智勇兼备。对于徐向前这位黄埔同窗，黄杰虽印象不深，却对他率红军不断取得震惊全国的大胜深感畏惧，故行动谨慎。
面对红军警卫师的防线，黄杰知道遇到了红军主力师，不同于之前的地方游击队独立师、独立团。2师几次冲锋相继被杀退，副师长、号称“拼命三郎”的柏天民亲到前线督阵，看到畏缩不前的军官和士兵，立即枪毙。两军从上午血战至黄昏，秦基伟也打红了眼睛，见敌势少挫，率领一支敢死队扑向敌阵。敌军大溃，柏天民措手不及，被乱枪击毙。红军歼敌近千名，自己同样损失不小。黄杰见势不妙，下令暂停进攻，整顿部队。
李玉堂的3师装备精良，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老师长就是陈继承，1932年5月陈继承升任第1军军长，李玉堂升充师长。时该师第7旅撤销，原旅长贺光谦升任副师长，陈明仁的独立旅则拔属第89师。3师此时下辖辖第8、9旅，旅长为许永相、李仙洲。
据宋侃夫破译的电报河前线侦察，3师为抢先夺占七里坪，迅速推进，已进至七里坪西北的郭家河。徐向前看准这个机会，9月18日电令王树声率红4军秘密北上，在陈店地区隐蔽集结；同时，指示一部游击队伪装成红军正规军继续西撤，以迷惑对方，又指示赤卫队伪装成地方部队“休息整理”或“修补工事”，诱使李玉堂大胆地向七里坪跃进。这一切，果然使李玉堂造成错觉，以为红军主力已避战而去，立即向七里坪急进。
徐向前断定3师从郭家河向七里坪急进途中必将经过陈店，而郭家河至陈店沿途二十里间地势险峻，两侧高山绵亘，可以埋伏大部队，是有利于在运动中歼敌的极好地形。于是，他在19日向王树声、王宏坤发出急电，指出：“敌李玉堂3师于明起向陈店中屋村前进，4军主力应在陈店中屋村间实行突击李师的任务”，并指出需要注意的各项战术问题。根据徐向前的部署，红4军迅速地隐蔽集结于陈店附近山地。9月20日中午，3师8旅的3个团果然闯进红军埋伏圈，又没有后续部队。傍晚，红4军敌军突然发起猛烈攻击，先截断它的归路，再由两翼发动猛烈攻击。到第二天早晨，全歼进入该地区的2个团，只有第8旅旅长许永相和少数部队脱逃。
20日早晨，徐向前接到王树声、王宏坤发来的陈店初战结果的报告。报告中说：“陈店之敌于今早2时即解决，但约有1营左右逃脱。4军毙伤敌1000多人，俘虏约2000人，缴获机枪约40挺，迫击炮数门，步枪弹药数目现尚无法统计，武器弹药颇可补充”，“因夜间战斗我军伤亡不大”。徐向前为初战告捷感到欣慰，同时又发现红4军现在所处地理位置存在着危险，立即回电指出：天明后敌机“有向我现在阵地及中屋村东西大道轰炸的可能”，“4军现在地域过于突出，目标亦大，”规定各部队应分别转移隐蔽。徐向前料定李玉堂不会甘心失败，还会再派部队向陈店反扑，在21日晨8时再次致电红4军，指示他们“准备遭遇和消灭郭家河3师来援部队。”事情正如徐向前预料的那样，3师的先头部队被歼后，仍没有弄清红军兵力虚实，李玉堂继续派出9旅3个团，再次向陈店推进以求报复。21日，红4军在陈店打了第二仗，再次给进犯敌军以沉重打击。整个陈店战斗中，红军先后打垮李玉堂第3师的4个团。3师的惨败，使蒋介石大为震惊，下令枪毙只身逃回的8旅旅长许永相，并将第3师师长李玉堂由中将降为上校。
与此同时，李思愬的80师进至箭厂河，截断了新集和七里坪之间的联系。李思愬更率238旅南进至檀树岗，已逼进七里坪。刘英的红9军决心奇袭檀树岗，令红26、27师秘密进入檀树岗。红25师切断檀树岗至箭厂河的交通，由东向西攻击；红26、27师从正面攻击檀树岗。
红四军团政委傅钟随红25师行动。
天助红军。红9军21日发起攻击这一天，适逢大雨倾盆，雷电交加，敌第80师238旅全然放松了警戒。红9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238旅团团围住，不到4小时就结束了战斗。这一仗毙敌1000余，俘敌3000人，俘虏中有第238旅的旅长何文鼎。可惜李思愬乘天黑混乱之际，化装潜逃。
陈店、檀树岗战斗胜利后，徐向前写了《重兵围攻下的遭遇战斗》一文，结合这两次次战斗的实际情况，阐述了几个重要的军事原则。第一，这次战斗具有经过“长期并精细准备的特点”，充分地了解敌人，掌握敌情，指挥上有“计划性”，是“胜利的主要的和第一的因素”；第二，这是运动战的胜利，红军高度机动灵活，“能迅速的隐蔽的转移”，迷惑并引诱敌人，使他们“不知我军位置”，“不知我虚实”，“敢于跃进”，我军则能“正确地估计敌人的进攻方向”，“预先占领了待机位置”，以逸待劳，给运动中的敌军以突然袭击；第三，在“敌我兵力比较，我占优势”的情况下，在战役和战斗上“我们取得集中了较优势兵力，迅速地干脆地各个击破了敌人”，并肯定了发起进攻时“坚决果断”、速战速决，打歼灭战的战例，批评有的部队强攻设有巩固阵地的敌人，“盲目的再三重复不利的冲锋”，有的部队“没有迅速地勇敢地截断敌人的退路”，使可能被歼之敌逃脱；第四，肯定红军“夜间战术相当熟悉”，在优势装备的敌人面前，夜战能发挥红军的长处，达到好的效果。
至此，陈继承的第3纵队3个主力师均遭沉重打击，被迫缩回宣化店。冒进的只剩下卫立煌纵队了。
历史上卫立煌纵队给鄂豫皖根据地带来深重的灾难。该纵队的蒋伏生83师抄小路翻山越岭，直扑皖西根据地军政中心扑金家寨。没想到红军主力已经西撤。蒋介石正在为各部怯敌避战发脾气，听说卫立煌已经占领金家寨，大喜过望，亲去慰问。除给卫立煌巨额奖金外，还由国民政府明令，将安徽的六安、霍山、霍丘和河南的固始、商城5个县的部分地区划出，以金家寨为中心建立一个新的县治，命名为“立煌县”。
国民党统治时期，当时以人名作县名者，除孙中山的故乡广东“中山县”外，只有一个“立煌县”。
一个将军能混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够份儿了。
可“中山县”是一个民族对一位伟人的怀念，“立煌县”算什么呢？多少士兵的血？多少孤儿寡母的血和泪？蒋伏生率83师进驻金家寨后，一次就捕杀900多群众和红军家属。
“立煌县”，一座血腥的黑碑！
20余年后的1960年1月，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抗日名将、合肥人卫立煌先生病重，他向家人检点往事，对自己内战时期给皖西人民带来的灾难深感内疚。
至于蒋伏生的83师，则是大别山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蒋伏生与“黄埔三杰”之一的贺衷寒是旅鄂中学的同班同学。1924年春，贺衷寒在汉口欣闻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兴奋不已，立即与蒋伏生结伴南下。他们由汉口去上海，即买当日由上海开往广州的轮船票。不料，当他们抵达黄浦江码头时，船已起航开往海中。贺衷寒急雇一小舢板，紧追该船，幸被轮上一青年伸手援助，得以攀登上轮。上轮后，他询问那位青年的姓名，才知道他叫胡宗南，也是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的，此乃贺衷寒、胡宗南、蒋伏生相见之始。因彼此意志相投，日后便情同手足，私交甚深。由于与贺衷寒的关系，蒋伏生的83师与贺衷寒的蓝衣社关系非常密切。
蒋伏生是当年国民党军对红军根据地民众进行血腥屠杀的开创人和执行者。1933年年底，约2400名国民党“别动队”人员开到了大别山。该部别动队由蒋伏生指挥，其实施的政策如何形容呢？如果说别动队在江西搞了一个地狱，那也只是地狱的第一层，而大别山则是地狱的第十八层。
蒋伏生交给别动队的具体政策如下：“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这次集体屠杀得到完全贯彻，并直接造成大别山地区100万多青壮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和饥民，并最终大批饿死。这一命令是由蒋伏生草拟，由蒋介石所批准下达的，由于这一命令的执行者大多是那些以“正直”的军人自居、强调“廉洁和献身”、立志“复兴国家”的蓝衣社成员，所以被执行得非常彻底，鲜有遗漏与幸免者。
据国民党《剿匪战史》（邓文仪主编）记载：人口9万的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枪杀与活埋3500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900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3000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1200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100多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一个月时间就被杀了上万人！这本来是别动队用来邀功的资料，不过现在成了难得的历史文献。
同时，别动队还建立了集中营，由别动队员、反动会道门武装“三枪会”和地主还乡团把守。当地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中说：“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象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接连几天我都在做噩梦，每当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些后悔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可怜的人……”
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营建立时被关押的1万多人剩下的还不到1000人。但是还没有结束，当地西方传教士还记录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树镇一带，“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贩卖这些妇女的所得现款，“一律充当军饷”。但不久后，因为数以万计的民团无法发放薪饷，别动队又自告奋勇地开始了卖孩子的勾当。几千名14岁以下的儿童，就这样成了武汉、合肥的许多工厂的包身工，乃至士绅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雏妓。
在1935年大屠杀告一段落后，湖北有4个县，安徽有5个县，河南有3个县几乎人口灭绝，全成为废墟。在杀戮最为惨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个地区只剩下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著名红军将领徐海东的全家连同亲属、宗族被杀了66口人，几乎灭门。西方传教士回忆说：“……在句容集镇，有一条街上，以前有许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17具半裸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奸后被杀害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蓝衣社别动队的屠杀整整延续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灭绝村镇、焚烧房屋、贩卖人口的勾当还在进行着。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记载：“我记得……在几个大工业中心，有成百上千这样的人到达那里，通过中间人从国民革命军官那里购买男孩和妇女的大量交易进行着，一时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
如果不是因为传教士透露出来的消息引起的压力，如果不是这些勾当使军队纪律已经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后来蒋介石是不会下令停止屠杀的。
而现在，蒋先云绝不会让这种大屠杀在鄂豫皖上演，而蒋伏生的83师，就是红四方面军寻歼的主要对象。
就在红4、9军取得胜利休整之时，已大致整补完毕的豫东南红1、17军在吉鸿昌、李明瑞和红八军团的军团长许继慎、倪志亮的率领下，南下红安，正面迎击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