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8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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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我命令，余军长、香军长率所部19个团的兵力，部署在赣粤边界的南雄、大余地区，伺机进军。邓师长所部在韶关为战役预备队。”

　　　　当时粤军的正规军共3个军、10个师，15万人，编为第1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第1军下辖第1、2师，第2军下辖第4、5师，第3军（军长李扬敬）下辖第7师（师长黄延桢）、第8师（师长黄质文）。另外还有4个独立师，师长分别是黄任寰、张瑞贵、李汉魂、邓龙光。

　　　　为此次赣南作战，陈济棠出动了2个军、5个师，占粤军总数一半。此外，黄任寰的独立1师在兴（宁）梅（州）地区，张瑞贵的独立2师在潮（州）汕（头）地区，这样在广州附近的就只有李扬敬的第3军2个师，以及李汉魂的独立3师。只要能调走在广州附近的这3个师，广州就完全空虚了。

　　　　这就是蒋先云、叶挺谋划的关键所在。

　　　　蒋先云洞悉水口之战的关键，将历史上粤军的部署和动向假借“中统”内线获取的渠道传递给中央红军。毛泽东根据这些情报，果断调整部署，结果重创粤军第1、2军，合围了大余并部署打援。陈济棠见主力受创被围，焦头烂额，被迫下令韶关的邓龙光独立4师以及广州的李扬敬的第3军前往解围。

　　　　此时陈策在叶挺的授意下（所谓送一场“大富贵”），派出“海瑞”舰和登陆舰等突袭陈济棠的老家防城。陈济棠本质上是个土财主，将大批财物放在老家，陈策手下的司徒非海军陆战旅在北海登陆，迅即杀往防城，抄了陈济棠的老家，缴获陈贮藏的鸦片数十万两（当时都是硬通货，价值上百万元），还冲进银行，夺取银行现款20万元，运回海南。开着军舰抢银行，在世界海军史上还是首创！陈策大发一笔财，足以弥补损失，不禁笑得“有牙没眼”，直称叶挺为“财神”。

　　　　陆战旅占领防城后，并未立即返回海南，而是在附近收刮，并扬言要刨了陈济棠家的祖坟掘宝。陈济棠几乎急得背过气去，但手头无兵可派，只好派出李汉魂的独立3师驰援防城，并驻扎此处防止陈策继续捣乱。至此，陈济棠留在广州的3个师全部被叶挺“调虎离山”！

　　　　还不止此。这李汉魂（日后的抗日名将）并非陈济棠嫡系，而是张发奎手下的“铁4军”的师长。当时的广东军阀，分为陈济棠、余汉谋等的广（州）肇（庆）系以及张发奎、吴奇伟、薛岳等的客家系（兴梅地区）。因张发奎讨伐陈济棠失败，所部1个军只剩1个师，李汉魂、邓龙光等被迫依附陈济棠，张发奎等则投靠了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李汉魂是血性男儿，如今却落得给陈济棠看家护院，不禁大怒，已有离异之心。

　　　　且说陈济棠对陈策抄了自己老家愤恨不已，下令空军出动轰炸。由于广东空军实权人物杨官宇等反对打内战，新上任的空军司令黄光锐无奈，只好率领嫡系手下的第1大队2个飞行队、18架飞机转场粤西茂名机场，就近轰炸陈策的老巢海口。黄光锐果然是空军行家，几次出击就炸沉陈济棠恨之入骨的“海瑞”舰，但很快航空汽油、弹药告罄，急电要求广州方面补给。

　　　　历史上由于陈济棠下令广东空军参与内战，导致广东空军大分裂。刘植炎、杨官宇、邓粤铭、胡锦雅均离开广东，其中邓粤铭、郑厚邦、刘植炎、卢九等赴福建投靠十九路军（蔡廷锴以此为骨干组建福建空军），杨官宇、宁明楷、吴汝鎏等到了广西。陈济棠实际上被迫重建广东空军。

　　　　叶挺深知其中关窍，告知蔡廷锴赴粤后立即拉拢杨官宇、刘植炎、邓粤铭等实权人物，要求他们不要意气用事离开广东，而是留下等待时机接应十九路军，事成后许以要职，同意广东空军保持独立地位并优先扩充，并将蒋介石拨给蔡廷锴这个“浙闽赣粤湘五省南路军前敌总指挥”每月20万元的“剿匪军费”大部用来行贿广东各级军政要员（都是与陈济棠有矛盾者，至于陈济棠的铁杆则不予接触，以免打草惊蛇）。

　　　　当时广东空军的架构是这样：空军司令黄光锐（他是杨仙逸的弟子，当年开“乐士文号”飞机带宋庆龄上天兜风的潇洒人物，也是历史上“两广事变”中率部投奔中央空军、使陈济棠遗下“机不可失”千古笑话的关键人物），下辖2个飞行大队。第1大队黄光锐兼司令，该大队原辖3个中队（每中队9架飞机），但其中第2中队因支援上海的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战”，几乎全军覆没，中队长丁纪徐等战死，故第1大队只剩2个中队，都是黄光锐嫡系，此次由黄光锐全部带去茂名；第2大队的大队长胡锦雅，辖2个中队。此外，空军教导队的队长邓粤铭，空军学校的校长杨官宇，教育长刘植炎。杨官宇、邓粤铭、刘植炎负责教学与训练，广东飞行员几乎全是他们的门生，影响极大，故联络工作极为顺利，杨官宇等用蔡廷锴提供的巨款，又拉拢了第2大队的大队长胡锦雅，空军警卫团的团长张子璇、副团长刘耀寰，除每人1万大洋外，还许以事成后将空军警卫团扩充为空军警卫师，张子璇、刘耀寰分任正、副师长。张子璇、刘耀寰负责机场警卫，没有他们的配合，福建空军就无法空运精锐奇袭广州，而且机场上宝贵的飞机也有被扣押甚至毁坏的危险，所以这笔买卖是划算的。

　　　　至于海军，关键在于黄埔港泊位的“海圻”、“海琛”和“肇和”这“三大舰”。“三大舰”系陈济棠花血本从沈鸿烈处挖来，哪知人算不如天算，进入黄埔港泊位后居然因珠江水位持续下降而无法开出（这确实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陈济棠大失所望，拨给军饷就没有那么爽快。多次“叛变”的“三大舰”官兵十分不满，历史上陈策就是抓住这一点策反了“三大舰”（“三大舰”后避去了香港）。

　　　　有了这段历史渊源借鉴，蔡廷锴拨给陈策一大笔钱，用于收买“三大舰”成功。因为奇袭广州的关键在于夺取黄埔港，如果“三大舰”在场足以坏事（203毫米巨炮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样当叶挺率2个陆战旅乘坐3艘日本巨轮靠泊黄埔港后，“三大舰”反而驶向虎门威慑要塞，护卫珠江口，掩护十九路军后续部队乘船进入黄埔港登岸。

　　　　十九路军留在广东的谭启秀补充旅是一颗安插在陈济棠心脏的“定时炸弹”。蔡廷锴以将该旅调回福建为名，将其从罗定开往广州黄埔港乘船。叶挺算准日期，该旅暗中控制行程，旅长谭启秀率第1团（集中配备了全旅所有手枪）先到黄埔港外围的十九路军营地驻扎。陈铭枢当政广东期间，十九路军的翁照垣、黄固两个旅就驻扎在此，后此营房被邓龙光的独立4师占据。邓龙光师赴韶关后，谭启秀的补充旅顺理成章地“故地重游”，以便就近登船。陈济棠为酬劳蔡廷锴调停他与陈策的冲突，将一批新武器拨给补充旅，就由广东兵工署直接存放在该营房内。故谭启秀接收武器时与兵工署长杨晏清搞好关系，行贿一笔。杨晏清完全放松警惕，7月7日晚，陈济棠向日本购买的军火运抵黄埔港，由于陈济棠在赣南前线的大军损失惨重，急需使用这批威力强大的军火，故严令杨晏清以最快速度卸货，用汽车拉往西郊黄沙的火车南站，装上大批空车皮，运往韶关转南雄前线。

　　　　因军火数量太大，杨晏清深感人力不足，害怕不能按时完成任务，谭启秀“毛遂自荐”，提出派官兵支援卸货且不要酬劳。杨晏清大喜应允，哪知谭启秀暗中兵分数路：一路数百人全部暗藏手枪、手榴弹进入码头，伺机发难，接应叶挺率部上岸；一部数百人奇袭港口、鱼珠炮台；还有一部化装成便衣夺取虎门炮台，接应陈策的海军陆战队登陆。

　　　　当然这一切都以两个人不到码头为前提。因这批大宗军火系向日本购买，届时日本驻广东总领事川越文四郎、武官和知鹰二必然会到码头迎接，那时他们肯定不允许日本死敌——十九路军的部队卸载日本军火，那样奇袭的效果就会打折扣。所以补充旅另派一支小分队埋伏在从沙面日本领事馆至黄埔港的必经之路上，武装劫持两人并秘密关押，所以杨晏清才在码头就等不到。

　　　　此时，补充旅的第2、3团也与7月7日晚开进广州市区，按照预定计划分别夺取城内要点（地图和目标物照片均由上次陪同蔡廷锴访粤的随从人员四处观察拍照提供，并有改造社秘密潜伏在广州的人员引路）。

　　　　那么，这3个师团的日本军火运给陈济棠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且说陈策的海军劫夺陈济棠运送军火的“水东”轮，使陈济棠购买的军火血本无归。因赣南“剿匪”在即，已经来不及向欧洲、美国购买军火，陈济棠就将主意打在还算近的日本身上，结果与日本驻广东武官和知鹰二一拍即合。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政府与军部共同制定了一份对华政策文件，规定日本要“一心一意向解决满蒙问题之既定方针迈进”，同时，“一面努力封闭第三国对此容喙之机会，确立东方门罗主义；一面努力消除排日、抗日之根源，如有可能，有必要在华北、华中及华南，分别建立与满蒙一样的亲日、独立国家”。（见《大平洋战争への道》别卷“资料编”）日本认为，将华南从中国分离出来，总比统一于南京中央政府之下更为有利。据此，日本军方加强了拉拢两广军阀的工作，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馆的陆军武官和知鹰二，在闽、粤、桂一带策划“华南大亚细亚主义运动”，与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密切联系。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王季文来到广州，与和知鹰二进行密谈，向日本提出了提供武器弹药、派遣军事教官、建设空军等要求（注：日本外务省档案，R。WT14，IMT49）。桂系军火及军事技术均来自日本，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日本将领都拜访过李宗仁、白崇禧，李宗仁自己也承认：“九一八以后两三年内，日本军政商学各界要员访粤，并来我私邸访问的，多至百余人。”（《李宗仁回忆录》，第683页）。广西派遣两批空军飞行员到日本明野飞行学校学习空战技术；广西军事教育长刘士毅等赴日参观日军秋操，并订购山炮、步兵炮、轻重机枪、弹药、工兵器材以及战斗机9架；日军并派军官担任广西各军事学校的教官、助教及部队军事顾问（参见：《陈济棠史料专辑》第2辑，阚宗骅：《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期与新桂系的关系》）。但所有势力都打出抗日救国的旗号。李宗仁的至交刘斐便告诫李、白：“你们只有抓住抗日的牌子不放手，死了才有板子埋。”（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刘斐：“两广‘六一’事变”）。日本明知粤桂两系几乎每天都高喊抗日，为了破坏中国统一以利其侵略中国，仍继续给两广以军事援助。

　　　　历史上桂系、粤系军阀发动的“抗日救国”的“两广事变”，更是闹剧一场！白崇禧分析蒋介石之兵力无暇南顾，且湖南何健愿与两广合兵攻武汉，说：“湖南的何健一向与我们有联系，只要我们挂起抗日的招牌，挥军北指，湖南决无障碍。舆论界也一定会支持的。”“我们的大军到达武汉后，采取昔日太平军的战略，马上转移东下袭取南京，夺取中央政权后，再作第二步行动。至于友邦（指日本）方面，我们可以再派人去联络，基于过去几年日本军方曾与我们有过联系，又曾向广西派过军事顾问和教官，并曾售卖过军火给我们，我们此次举事，相信他们一定会同情和帮助我们的。”陈济棠之胞兄陈维周与日本驻粤总领事接洽后禀报道：“我们的策略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愿意支持我们的行动。”（参见：《陈济棠史料专辑》第2辑，李洁之：“陈济棠统治广东的始末”）。一个“友邦”之称，一个“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并预定“北上抗日”到武汉为止，接着“马上转移东下袭取南京，夺取中央政权”。可见他们“抗日”的真谛不过‘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而已。

　　　　尽管两广起事宣言吁请国民党中央实行全国抗战；尽管他们宣布此举为“北上抗日，收复一切失地”；尽管他们的布告称：“本军师行所至，立即与日本断绝一切关系，凡中日缔结之一切屈辱协定，均予取消无效。”日本军方却似乎“宽宏大量”，派遣军官百余人到陈济棠粤军充当顾问，集中住在广州沙面别墅，指导陈济棠的“抗日大业”，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在桂军中的日本军事顾问尚未计入！

　　　　当然，尽管1931年后两广地方实力派为增强反蒋声势，维持半独立地位，与日本多有接洽，也购买了一些日本武器，聘请了日本顾问，但他们出于民族大义，并未与日本签订什么协议，最多是一些心照不宣的默契。广东地方实力派中甚至有一部分人主张利用日本浪人搞蒋，也在所不惜，且有翟歧卿到蒋统区暗杀日本人，以增加蒋的麻烦的计划，只是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两广事变”发动时白崇禧、陈维周所言，至多只能视为虚张声势的打气之词。两广只是利用了少数日本人而已，并没有到“联日”的程度，以后更是利用日本武器坚决抗日，这与汪精卫等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陈济棠失败下野后，桂系立即收缩回广西，并马上将所有日本军事顾问、教官和技术人员悉数驱逐出境。李、白决定“以破釜沉舟之计，作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打算，抓住抗日救国的旗帜不放，用持久战和蒋介石纠缠到底，即使失败，也是为了抗日救国，虽败犹荣”（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刘斐：“两广‘六一’事变”）。他们确实也这样做了，在广西积极开展抗日、民主等活动，“七七事变”后桂系军队2个月即装备4个军，共48个团开赴抗日前线，并在台儿庄、昆仑关之战中立下不朽功勋，此乃后话。

　　　　闲扯一大堆，无非是说明当时公开宣布“反蒋抗日”的广东军阀陈济棠，却在暗中与日本接洽，大批购买日本军火。和知鹰二为了实现他的“华南大亚细亚主义运动”，积极为军火一事牵线搭桥。当时日本正陷入30年代初的经济大危机而无法自拔，占领中国东北又遇到几十万抗日义勇军的抵抗而无法专注建设，只有军火能换回硬通货。此次陈济棠为尽快取得军火，答应拿出1000万元巨资，以及江西大余的大批钨砂，换取日本陆军3个师团的标准装备。

　　　　权衡之下，日本陆军部很快就同意为陈济棠提供3个标准师团的装备，除巨额外汇的因素外，缺乏资源的日本也急需这一大批制造枪炮最重要的原料——钨砂。该批钨砂从大余运至黄埔港装船时，被码头工人发现运往日本，一时大哗，工人们以大罢工抗议，被陈济棠派兵弹压，终于把这批钨砂运到日本。所以叶挺估计在黄埔港只要揭露陈济棠勾结日本的证据，码头工人是会支持坚决抗日的十九路军的。

　　　　叶挺对3个师团的装备运给陈济棠一事知道大概（蒋先云告知），于是作两手准备。一是派出福建海军舰艇，日夜监视台湾海峡航线，于7月初发现3艘日本万吨轮在驻台湾的日本海军舰艇护航下南行，判断必为军火船。二是以大规模登陆演习为名，将2个陆战旅调到东山岛（就是21世纪初解放军每年定期举行反“台独”三军联合演习的地方），并宣布全岛戒严，不准岛民上岸（另电讯监控确认岛上没有日本人的电台发报）。东山岛在福建与广东交界处，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