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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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出手来，入侵关内的时间，不会晚于明年1月，而且必将先侵占山海关，再侵占整个热河，进逼长城沿线。二是国难当头，国内各大实力定将捐弃前嫌，一致对外。具体来说，就是国内各大势力奉蒋介石为全国领袖，在南京中央领导下，团结在抗日大业旗下，组成抗日国防政府，掀起抗日新高潮！三是全国真正一统后，中央必将组成抗日先遣军北上，光复长城、热河。抗日先遣军的组成，不外是中央军和我们两广联军，再加上红军，与华北的张学良、阎锡山部队共同对日作战。”
叶挺此言一出，在座众人除蔡廷锴外，人人大惊。
张发奎质疑说：“东北义勇军到年底就要溃散？几十万大军就这样不经打？难以置信。现在单一个马占山就打得日本人焦头烂额，而义勇军中实力比马占山强大的还有好几股，他日本人就能轻易对付？”
李宗仁说：“国内各大势力联合组成抗日国防政府？不算共产党和我们两广，大的势力就有十几家。华北的张学良不战而弃东北，畏日本如虎，早已失去斗志；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河南的刘镇华、陕西的杨虎城、宁夏的马鸿逵、青海的马步芳、新疆的金树仁、西康的刘文辉、云南的龙云、贵州的毛光翔、湖南的何键、福建的陈济棠，都是对自己的地盘看得紧，以保存实力为第一，要一致对外，谈何容易？不说别的，单说现在四川，刘湘、刘文辉、刘存厚、杨森、田颂尧、邓锡侯、罗泽玉、范绍曾等各路军阀正在四川盆地混战，将一个天府之国打得残破不堪，宛如人间地狱，不知何时是了局，加上共产党与国民党誓不两立，如此情势下要全国一统，组建国防政府，嘿嘿，只怕一厢情愿吧？”
白崇禧则冷笑说：“希夷其余的分析似不无道理，但这个共产党也加入国防政府，红军与中央军以及我们两广军队一起北上抗日，只怕是痴人说梦吧？”
黄绍竑则说：“希夷，如公说你得周易秘笈，所料无有不中，之前各事均得验证，我们钦佩不已。但现在你说的这三条推断，确实匪夷所思啊。”
叶挺胸有成竹地说：“各位所虑均有道理，但今时不同往日，国内各大势力大联合的机遇就在眼前！最困难的共产党方面，我估计不出半年，也就是明年2月之前，共产党必将放弃‘反蒋’方针，倡导国共第二次合作，并与一切抗日的政治团体联合，组建有各阶层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袖，则非蒋介石莫属。而蒋介石在形势逼迫下，也将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领导起抗日国防政府。根据这样的形势判断，国防政府将派出包括中央军、红军和我们两广军队在内的先遣军北上抗日，那时热河必定已陷入敌手，故我们与日军交战的地点，必在长城沿线。还有，苏联和我国政府最迟不晚于今年的年底复交，苏联将称为我国抗日大业的最有力盟国，有此强援，我军光复热河乃至整个东北，都指日可待。”
李白黄三人和张发奎四人听到叶挺这番言论，更是目瞪口呆。要知道1927年蒋介石“清党”导致国共合作破裂，就是当时他认为苏联指使共产党夺国民党的权而发动的，国民政府也宣布与苏联断交，蒋介石可说是苏联的死敌。而叶挺说苏联和国民政府年底就将复交，当时毫无征兆，可以说，比叶挺先前说的三条推断更加石破天惊。
此时蔡廷锴笑着说：“希夷这些推断，之前也与我谈过，并列出了具体理由，我是已经完全信服。诸位不要疑虑，只管相信就是，关键是做好应对国内局势大变的准备。我在这里只强调一点：希夷所料绝无偏差，要是一个月前他跟四位说十九路军可以兵不血刃就夺取广东，诸位也必以为是天方夜谈，但现在不是兑现了吗？”
众人之前虽钦佩叶挺的料事如神，但今晚叶挺所作推断确实一个比一个震惊，且每件事看上去都难如登天，难道真如叶挺所说，在半年之后都将全部迎刃而解？他们都觉得叶挺信心爆棚，过于托大了。
张发奎再次质疑：“就算蒋介石肯放弃‘剿共’，那共产党可是好相与的？他们会奉蒋介石为全国领袖？红军怎么办？难道交给国民党改编？”
白崇禧眼光看得更远：“希夷，还有个大问题，即使一切如你所说，包括共产党在内各大势力组成国防政府，一致对外，那抗战胜利之后呢？各大势力都有自己地盘，各有一套治省方针，军队也自成体系，怎么统一？共产党一直宣扬打土豪分田地，与国民党势成水火，到时又怎么办？”
叶挺早知他们有此一问，果断回答：“向华多虑了，到时红军自然是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至于健生担心的抗战胜利后问题，我的意见是，在先保留现状的前提下，以抗日战争为试金石，谁能担负起中华民族抗日御侮的神圣使命，各大势力就奉其为国民革命的领袖！之后嘛，就着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充分发扬民主，由各阶层选出的代表组成政治协商参政会，选出执政党以及各省、市、县直至乡、村的各级政府，制定宪法，国防、外交统归中央，各省、各地则允许当选者自行决定当地的发展模式，不强求统一。以上一切均由宪法规定并保障，健生觉得这样如何？”
白崇禧和李宗仁、黄绍竑等长出了一口气：这样就保证了广西特殊的发展模式了，各党派、势力的竞争就体现在政治协商参政会里面，避免兵戎相见，确实是最好的选择。
张发奎有点担心：“如果有人继续大搞封建割据，不服从呢？”
叶挺笑道：“向华放心，有不从者，全国上下共诛之！我叶挺第一个就率十九路军将士将其扫平，就如中山先生所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李宗仁等了解了十九路军的统一方略，都放下心来。这时李宗仁忽然问：“讲了半晚，却还没有谈到今晚的主题。贤初、希夷要我们在此茗茶，等候一位神秘人物，怎么还未到？他究竟是谁？”
蔡廷锴回答说：“德公莫急，此人刚从海外回来，傍晚才在香港下船，就立即乘坐水上飞机前来广州。任公（李济深字任潮）、如公（陈铭枢字真如）已去香港迎接，正如希夷所说，有此人天下大事可成，请诸位耐心等候。”
二沙岛边上有一个水上飞机站，各大政要人物之所以选择在这里休养，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考虑到万一外围生变，就可乘坐水上飞机速离。
李宗仁等听蔡廷锴说得如此郑重此事，不禁提起兴趣：到底什么大人物，居然要当今两广的最高权力领袖李济深、陈铭枢亲自前往迎接？此人有何能量，足以能鼎定天下？
正在猜疑间，一行人笑谈着步入“藕香水榭”。
蔡廷锴、叶挺笑道：“来了。”随即起身迎接。
进来的一行人，李济深、陈铭枢分列两旁，当中一人，中等身材，神采奕奕的眼睛、高高的颧骨、宽宽的眉毛、结实的下巴，构成了一张自然大方的刚毅面容，确有领袖群雄的风范！
一见此人，李白黄和张发奎大感意外，忙不迭站起，白崇禧、黄绍竑、张发奎口称：“择公！”李宗仁则惊喜迎上：“择生兄！”
“今宵剩把残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诸位大才，劳烦久等了，我邓择生在此谢过。”来人引用了北宋词人晏殊的名句，并与众人一一握手。
“今日群贤毕至，北伐群雄六年后再聚首，堪称盛会无前！如此何愁大事不成！”身为两广领袖的李济深刚一落座就感慨一番。
众人对望一眼，均欣喜点头。在座众人，都是当年北伐军名将，李济深是铁4军的军长，李白黄是钢7军的首脑，陈铭枢、张发奎是4军参加北伐的师长，蔡廷锴、叶挺是团长。至于来的这位神秘人物，则是北伐军的总政治部主任，声望还在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之上，风头一时无两。
此人就是国民革命军著名领军人物邓演达。
邓演达，字择生，1895年3月1日生于广东省惠阳县永湖村鹿颈村（与叶挺同乡），系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邓演达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深得孙中山先生的赏识和器重。他曾先后任黄埔军校训练部副主任、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等职。他早期曾与蒋介石合作共事多年，因此也较早地识破了蒋介石的野心与阴谋。当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邓演达迅速走上了反蒋之路，并于1930年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与蒋介石展开了决死之争。
邓演达与铁军有极深的渊源。当年孙中山为使粤军成为真正的革命武装，特派参谋长邓铿创建粤军第1师（兼任师长），为其他部队作示范。邓演达任师部少校编练参谋兼军管教育班主任，分批轮训下级军官。邓演达在第1师的职位并不算高，可是他为官兵所拥戴，也深得邓铿的信任。因此，无形中成为第1师的核心人物，与邓铿同心协力建设第1师，使它渐具革命军队的素质，后来成长为在北伐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铁军”——第4军，为中国革命培育出不少杰出将领，如叶挺、叶剑英、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孙中山先生对邓演达非常赏识和器重，调邓部拱卫大元帅府和广州，并授予他少将参军之职，并亲自题赠半身照片一帧和对联一副，上书“养成乐死之志气，革命贪生之性根”。又让他筹办黄埔军校。时粤军第1师的师长李济深为邓演达饯别时说过这样的话：“没有邓仲元（即邓铿）师长的伟大、毅力，就不可能有革命的粤军第一师，并为其他部队的模范；没有择生（邓演达）同志的忠贞和热诚，也没有巩固的第一师，并坚定地为革命事业效命。”由此可见邓演达在粤军第1师中的重要作用和崇高威望。
1924年国共合作，邓演达衷心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三民主义，积极协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是军校7个筹委之一。孙中山拟委任他担任教练部主任，他谦虚地推荐李济深担任正职，自己甘居其副，并兼学生总队队长，后升任教育长。他尊重苏联顾问，与共产党人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等密切合作，知人善任，广泛吸收德才兼备的人才。他办事认真，雷厉风行，为人师表，住在校内与学生朝夕相处，打成一片。每次野外演习，必亲自参加并进行讲评。清晨与学生一起出操跑步。
说到跑步，还有一个小插曲。按照军校的惯例，每天雄鸡鸣白时，只要不是雨天和雪天，全校各科各连的学生，都要围绕黄埔岛公路列队跑步，绕岛一周，大约有15公里的路程。一天，素以严厉著称的邓演达教育长到校视察，全校学员早典跑得又快又齐。突然，步科3连的方阵中有一个学员“扑通”一下倒在了地上，整齐的队形被打乱了。邓演达疾步搀起这名扑倒在地的学员，大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怎么啦？”
这名学员满脸羞色，难过地说：“报告教育长，我叫林彪，刚才吃不消了。”
“停止跑步！便步走！”邓演达告诉值星官：“跑步要兼顾学员体力，逐渐增加路程，不可硬来。体弱多病者应视情况分别对待。”
黄埔军校的早跑，既是一种纪律的约束，又是锻炼身体的好方法。日积月累，持之以恒，以后林彪也逐渐适应了这种马拉松式的早跑，体质渐渐增强。到后来，身体虽然仍旧那样瘦削，但已经炼成了一副经得起摸爬滚打的筋骨。由于邓演达的这次关怀，使黄埔四期生林彪对邓演达终生感激。
邓演达每周还对学生做一次国内外形势报告，讲解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进行爱国主义和纪律教育，反对封建主义，抨击旧军队的腐化，宣传重视农民力量和解决土地问题。邓演达军容威武，昂首挺胸，脚步坚定有力。他的高尚品德，渊博学识，英武从容的风度，龙马不羁的精神，赢得了学生的尊敬和爱戴，甚至把邓演达的举止当作规范来模仿，被称为“邓演达式”的学生。
北伐战争开始，邓演达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在他周围，聚集了不少共产党员和革命左派人士，如恽代英任秘书长，郭沫若任宣传科长。国民革命军8个军中，除第1、5军外，全部由共产党员任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各师团政工人员也多由共产党员担任。
邓演达支持农民运动。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湖南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迅猛发展。邓演达十分重视和支持农民运动：以党中央农民委员会名义发表《对农民问题宣言》；担任农民部部长；与毛泽东、谭平山等人成立土地委员会；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自兼所长，邀毛泽东为副所长。在湖北省农民代表大会上，旗帜鲜明地宣讲农民运动的重要意义，驳斥“糟得很”、“痞子运动”等攻击农民运动的论调。毛泽东同志盛赞邓演达在农民运动方面同他的合作。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8日在南京另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邓演达积极投入讨蒋斗争，由此愈加遭到蒋介石的忌恨，多次在公开场合诬陷邓演达煽动暴乱，下令通缉。邓鉴于革命形势急剧逆转，而自己虽弹精竭虑也无法挽救革命的失败，于是决定从武汉出走，转道陕西潼关，抵达莫斯科。邓演达到达莫斯科后，受到共产国际的热情接待，11月他与已在那里的宋庆龄、陈友仁等商量，决定成立一个临时性的革命领导机关——临时行动委员会，由邓演达起草《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即莫斯科宣言），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3人署名，表示要在孙中山革命精神领导下，“为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完全实现”而斗争，痛斥蒋、汪是旧势力的化身、军阀的工具、人民的公敌。
在国内革命同志的一再敦促下，邓演达决定回国开展革命活动。1930年春，邓演达从欧洲回到上海。当时，一个由谭平山等人所组织的中华革命党，人员主要是前总政治部人员，在国内已存在了两年。1930年8月，该党召开会议，正式命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选举邓演达为总干事。会议还通过了邓起草的《政治主张》，随后在14个省市建立了组织，开展活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主张，主要矛头指向蒋介石的独裁令制反动统治，愿意在特定条件下与共产党合作，企图建立第三种势力，走第三条道路。因此，当时很多人将其称为“第三党”（这个组织于1947年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为新中国建国后八大民主党派之一）。一些外国人也用最高级的赞美词赞扬邓演达，说“他这位革命伟人象美国华盛顿、法国拿破仑，是中国空前绝后的人物。”
邓演达不仅在政治上积极进行反蒋宣传，还积极准备军事倒蒋。他在国民党军队中广泛开展联络和策反工作，如对江西的陈诚、陈铭枢，陕西的杨虎城、邓宝珊，山西的冯玉祥、阎锡山，河南的郜子举、张轸，四川的孙震、邓锡侯，武汉的胡伯翰，福建的卢兴邦等，都以反蒋为基础建立了不同程度的联系，邓宝珊等还参加了第三党。
当邓演达回到上海时，黄埔军校的一些毕业生如胡宗南、李延年等就秘密到上海和邓见面；陈诚也秘访过上海。为了将一些黄埔学生团结在自己周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