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9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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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谋Γù�1933年冬的30万人减少到长征后的不足3万人），中国南方的红色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各个根据地的红军被迫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长征）。
蒋先云自然清楚奥托。布劳恩这个德国人如何带着几百美元和奥地利旅游护照乘英国商船从大连到达上海的吴淞口码头（甚至其抵达上海的具体时间），如何冒充考古专家通过了海关的严格审查等等惊险的情节，于是通过胡底向袁殊发出指示。袁殊立即向中统头目徐恩曾报告，徐立即安排人手在码头截住了这条“大鱼”。
不久后，在上海的临时中央三名常委之一卢福坦被捕后叛变，临时中央自然怀疑卢福坦是内奸。果然，继李德被捕后，红13军的军长胡公冕也在上海被捕（后叛变）。临时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只得转移（历史上于1933年1月前往江西的中央苏区）。不料从上海前往江西苏区的交通线被破坏。这是袁殊根据蒋先云授意破坏的，当时从上海去江西苏区，是在上海乘船前往广东汕头，之后经大埔进入江西，中途有联络站接应。中统派出的特务暗中加强了上海码头的盘查，1932年底，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在吴淞口乘船时被捕（后叛变，这是蒋先云送给袁殊晋升的“礼物”）。由于唯一的交通线被破坏，临时中央不敢冒险，在共产国际指示下，博古等只得乘火车沿津浦路北上，从天津乘船，辗转到了莫斯科与王明会合。这样，左倾教条主义者大多云集莫斯科，在江西的苏区中央局成为临时中央，由周恩来、任弼时、项英3人组成常委，这大大有利于毛泽东同志地位的改善。
自毛泽东同志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以来，已连续取得漳州、南雄水口大战的胜利。特别是水口大战，中央红军缴获粤军数万人的武器，大大改善了装备，又与广东的叶挺互通款曲，消除了根据地南面的威胁，叶挺还将大批根据地奇缺的食盐、粮食、布匹、药品等物资源源不断输来（红军也以部分赣南的钨砂作交换），改变了以往根据地极端贫穷的状况，原本工商业雕零，食盐、布匹、药品等日用品极端缺乏，部分地方因缺粮而发生饥荒的窘迫景象，已大大得到改善。项英毕竟不是博古，这些新气象和军事上的连续大胜使他逐步改变了对毛泽东的看法，加上周恩来、任弼时的影响，毛泽东更加可以放开手脚大干。
1932年8月，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发起乐安、宜黄战役，歼灭西北军27师2个半旅，接着乘胜发起南城战役，击溃中央军28、43、59师，夺取了南城、南丰。战役中红五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牺牲。自第一次反‘围剿’以来，中央红军已牺牲3名军职干部，第一个是红3军的军长黄公略；第二个是红4军的军长王良；这次是赵博生。
由于南面无忧，使中央红军得以集中8万大军攻打南城，加上“红军炮”的巨大威力，终于取得南城战役的胜利。只有蒋先云知道，这次战役事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与命运！
历史上的南城战役，直接导致1932年10月宁都会议的召开，按照外国评论家的说法，这是毛泽东一生最黯淡的时期（见作品相关：毛泽东一生最黯淡的时期——宁都会议）。
历史上1932年10月的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免去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一举剥夺了毛的军事指挥权（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一方面接受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意见，另一方面又从维护党、红军的愿望出发，对毛泽东表示充分尊重。项英、顾作霖、邓发曾联名致电临时中央，报告宁都会议经过和争论情况，对周恩来十分不满：“他（指周恩来）在结论中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我们认为恩来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该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
就在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被搞得灰头土脸的时候，周恩来还叫他“主席”，以致毛泽东晚年在王洪文长沙告状事件发生的时候，还曾经说过：“恩来是个好人，不整人！”。
但宁都会议后确实是毛泽东一生最失意的时期，他曾对赣南军区参谋长龚楚说：“龚同志！现在不是我们井冈山老同志的世界了！我们只好暂时忍耐吧！”说至此，毛泽东竟凄然泪下！（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550页）。毛泽东自己则回忆说：“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毛泽东接见一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65年8月5日）。
而现在，历史条件已经剧变。首先，引发宁都会议的南城战役胜利结束，这又完全符合临时中央和中央苏区局的意图，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连续大捷，缺乏军事指挥才能的项英、顾作霖等不得不顾及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崇高威望。临时中央被迫离开上海去苏联，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观察员李德又被捕（后同著名的牛兰夫妇一起被释放），左倾教条主义分子没有了军事上的依靠，也不得不借助毛泽东的卓越军事才能。在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的推动下，1932年底，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在宁都召开了会议，决定成立军事指挥“三人团”，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者”，补选毛泽东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实际上担负起具体的指挥责任。
在中央核心层，周恩来、任弼时、毛泽东继续保持同“教条宗派分子”的合作，至少在形式上，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形成的政治局格局保持不变（在正常情况下，大规模调整政治局需事先报经共产国际的批准）。但“教条宗派分子”的具体工作大多只限于党的宣传系统、技术性的党务工作系统和地方工作系统，“教条宗派集团”基本失去了对红军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军队领导被吸收参加了政治局，而一批重要的军事干部经常列席政治局会议则逐渐成了惯例。
宁都会议后，周恩来还将和莫斯科有较深联系的原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调作其它次要工作，将原由政治局直接领导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易名为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由毛泽东的秘书王首道担任该局领导；由邓颖超负责中共中央秘书处，并同时领导中央军委机要科、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系统，直接控制与莫斯科的电讯交通，将原由顾作霖负责的党、军队、秘密工作等全部机要通讯系统置于自己的统一管理和严密监督之下。
这样，现在这个宁都会议事实上等于提前2年召开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中的领导权，这对即将到来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在关键是苏联的态度。
1933年1月31日，欧洲局势发生剧变，希特勒就任德国新政府总理，一贯叫嚣彻底灭亡“布尔什维克”、充当反苏急先锋的纳粹党的上台，使苏联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此时东方的日本在占领中国东北后也咄咄逼人。为了全力应对欧洲的危机，转嫁远东日本的威胁，苏联也松动了要中共打倒一切国民党派别包括“中间派”的极端主张，有条件支持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毛泽东支持两广宣言的声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了王明、康生、史平（即陈云）联合写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稿，其要点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前提，不应该是削弱苏维埃，不能把红军溶合于一般性抗日军队，把中共溶合于一般性政党之中。在政治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当是各派政治力量：中共、国民党和其它抗日力量在抗日基础上的联合和协定，各派力量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为自己的地盘负责，但服从统一指挥，完成共同的军事计划。国防政府应当是真正代表各派抗日力量和政党的政府。
万事具备，只欠东风。
东风需要叶挺升坛去借，必要时还要点几把“鬼火”。
正文 第二十九章：古都北平（1）
黄昏时分，法国大型运输机迤逦飞入河北境内。
叶挺从舷窗中望出去，注视着广阔的燕赵大地。金色的夕阳把广袤无垠的田地、流淌的大河和远处白云下的山峦都涂了一层闪光的彩虹。叶挺一只手托着腮，见景生情，陷入了沉思：“多么广阔的土地啊！”
不久，如血的残阳瞬息就消退了，田野升起了暮霭，天边出现了雾濛濛的紫色山峦，那是燕山。叶挺的目光投向远方：“多好的山，那儿有多么丰富的蕴藏啊！日本想侵占，那是绝不能得逞的１
“希夷，想什么呢？”旁边的邓演达问道。
“择公，自古燕赵多慷慨悲壮之士，所谓骏马秋风冀北，不比杏花春雨江南，这次热河抗战，只要指挥得当，军心、民气可用啊！”
叶挺对面一人长身玉立，阔嘴直鼻，下巴微突，双目如炬，正是张学良的秘使解方，只听他赞道：“皆闻叶将军文武双全，诗文一绝，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少帅也颇喜诗文，你们两人正好切磋一番。刚才叶将军说得太好了，但岂止是燕赵，我东北也有血性男儿！但‘九一八’时东北军官兵听从政府的命令逃到关内，不但为全国人民所唾骂，而且作为军人不能保护自己的乡亲，都觉得无脸见人。军内更是群情激愤，都要求马上回师和日本鬼子决战，打回老家去！但少帅也有难处啊，中央要他忍耐，听候什么国联公断；还有，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由于丢了东北的地盘，东北军的粮饷都无法有效保障，基层官兵的薪水减少了三分之一，还不能按时发放，官兵自己生活都成问题，养家更是别想了，军心浮动，怨声载道！老蒋原来许诺的每月50万元拨款到现在连影也没有，少帅也是难为无米之炊啊！”
叶挺笑道：“我现在就预算一把，很快南京中央就会为华北军分会拨款250万银元，信不信？”
解方惊喜道：“信！信！叶将军神算天下闻名，无有不中，少帅也钦佩得紧啊！如此这样，就解决东北军的大问题了！”
坐在他旁边的梁华盛笑道：“叶参谋长不但军事上算无遗策，还是有名的财神，在贵州那边轻轻一点拨，李宗仁和‘小诸葛’白崇禧每月净增100万大洋，笑得有牙没眼，对叶参谋长佩服得五体投地。还有那个海军司令陈策，叶参谋长生生给他变出3艘万吨大舰，让他瞪直了眼睛。解高参，这次华北之行，你就等着看出好戏吧！”
解方是吉林省东丰县人，梁华盛虽是广东人，但之前担任吉林省保安司令，两人颇为投缘，一见如故。不过叶挺单带梁华盛去北平，则另有秘密任务。
叶挺说：“梁师长，你说错了，‘小诸葛’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梁华盛惊道：“不会吧，白崇禧也来了？”
叶挺笑道：“你旁边这位解高参，外号就是‘小诸葛’，也是足智多谋。他还有个外号，‘解铁嘴’，是少帅手下最有名的说客，这次来广州，不是把两广和华北联结起来了吗？”
解方又惊又喜：“不敢当！不敢当！我那几个外号不过是几个闲人瞎起的，哪比得上叶将军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这个解方，就是未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少有的国军、解放军“双料少将”。
解方原名解如川，曾用名解沛然，张学良最信任的高参，中共秘密党员。1941年解方赴延安，公开共产党员身份。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接见。毛泽东曰：“你回家了，解放了，就叫解放好了。”将军遂改名“解方”（本文为了方便，一开始就用解方之名）。
解方地主家庭出身，早年就读于奉天第三高等中学，与张学良胞弟张学铭同窗。解方品学兼优，后经张学良保荐东渡日本，进日本成城学校补习日文，学习初步军事学。解方精通英、日语，思维敏捷，言语犀利。张学良称之为“难得奇才”；后来成为志愿军参谋长后，彭德怀称之为“称职的参谋长”。
解方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张学良闻之大喜，设宴为将军接风，并委以中枢机要。张学良甚喜解方之才，曾为其妹提亲，被解方婉绝。
解方有辩才，亦有运筹谋划之才。
1931年11月8日晚，驻天津日军策动地痞流氓暴乱，全城鼎沸。当是时，张学铭任天津市市长兼公安局长，解方任天津市公安局特务总队队长，与贾陶、孙铭久、黄冠南等四人临危受命，保卫省市政府。其时，闸口又告急，解方急至，告诸保安曰：“我先行，你们跟上！”戎服佩刀，一鼓而击之。“天津事变”平息后，南京政府授予解方等四人青天白日奖章，人称张学铭麾下“四大金刚”。发动事变的日军特务头目土肥原贤二叹曰：“想不到学生（指解方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打老师这么狠。”
解方任职天津公安局特务总队队长时，曾逮捕过共产党员，刘宁一、陈伯达亦在其中。1972年4月11日，解方于狱中揭发陈伯达叛变事曰：“1931年4月间，天津伪国民党部侦察到河北省委设在英租界墙子河外集贤里省委机关的地址，要求公安局协助逮捕。公安局与特务第五队侦察到河北省委设在法租界西北贸易公司的机关，同时照会英、法租界动手，逮捕了省委书记许兰芝、组织部长陈源道、秘书长刘善鸥、王通、史连甲等三十余人。在总队审讯时，他们都供认了自己的组织身份、活动内容并相互认证了别人的组织关系和组织活动。”王通即陈伯达，史连甲即刘宁一，刘善鸥应为刘一鸥，即刘亚雄（去到北平后叶挺将此材料传给蒋先云，又扳倒了陈伯达这个风云人物，这是后话不表）。
抗日战争之初，解方受张学良派遣，三次入桂，游说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反蒋抗日，初逞舌辩之才，人称“解铁嘴”。解方多谋善断，有“小诸葛”之美誉。1950年，解方将军任40军副军长，协助军长韩先楚率部南下广州，解放海南岛。40军有“韩的决心，解的谋略”之说。抗美援朝战争中，解方任志愿军参谋长，决策筹划深思熟虑。第五次战役后，解方与陈赓应召回国晋见毛泽东，解方奉彭德怀指示言陈歼灭战不宜张口过大，毛泽东比喻为“零敲牛皮糖”，故有此后志愿军战略之变化。志愿军部队越过“三八线”后，粮食与柴草困难，解方提出炒面装米袋之方法解决，遂有全国炒面运动。
彭德怀元帅好训人，对解方则例外。有人曾言解方是旧军人出身，彭总闻之火冒三丈，怒斥曰：“旧军人出身怎么啦？我彭德怀，还有朱德、贺龙、叶剑英，哪一个不是旧军人出身？我看解方是个好同志，是个称职的参谋长！”
叶挺电光石火间看透了解方的前世今生，遂问道：“听说你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时是第一名，但被强行降为第三？”
邓演达问：“这是怎么回事？”
解方惊曰：“叶将军真神人也！不错，1928年，我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0期步兵科，按规定入校前须于日军第3师团第6联队当兵。适发生“济南惨案”，该联队调援侵华，我愤而离队。因少帅竭力保举，校方未予追究，我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