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战-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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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瓦格纳承认道，他是国防部长的一个助理，也是项目负责人之一，“但目的是要理解如何设计防御手段，而不是设计攻击手段。”对五角大楼1980年至1986年间的研究进行的一项分析表明这两者间的界线是模糊的。在保护军人和公民的名义下，美国政府出资搞的项目，51个旨在制造新的病原体，32个为了提高毒素生产，23个为了击败疫苗，14个为了阻止诊断，3个为了欺骗保护性药物。
第二部分曝光（6）
这些研究结束了有关是否可能生产基因重组的细菌武器的怀疑。不确定性发展了，因为学术界和工业界的科学家发现他们要为设计的细菌存活下来而竭力奋斗，而不是如阿西洛马的某些专家所担心的那样，大规模生产超级细菌。大部分人造的细菌结果都比它们的自然天敌虚弱。因此，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立法者取消了对脱氧核糖核酸研究施加的大部分禁令，批准了一些经过生物工程改造的有机体可以进入环境中去。但军方的研究表明，在偶然事故中很难得到的东西却可以通过设计而成为可能。如果说超级细菌很难因意外原因而制造出来，那么却可以通过人为原因而获得。这只是一个持续努力的问题，这一点被当做秘密，基本上没有对外透露。
军方发现很容易聘用美国一些最好的科学家来应对这类挑战，特别是当研究工作扩展到遗传学最前沿领域的时候。然而，作为一种规则，顶尖科学家无意从事于所谓细菌战防御准备之类的平庸工作——诸如获得疫苗、医学治疗、战场探测器之类。里根政府慷慨地把资金拨给五角大楼，但在生物战保护方面的研究开支是受限制的。而军方即使有钱，也发现很难在缺乏科学吸引力的领域招募到有才华的科学家。
1984年圣诞夜，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所长戴维·赫克斯索尔和迪特里克堡的顶尖细菌专家理查德·斯珀策尔两个人一直工作到深夜，因为五角大楼迫切要知道细菌战防护需要供应什么东西。他们俩搞了一份应急的文件，建议储备足够的炭疽和肉毒杆菌疫苗，用以给200万军人接种。
他们的评估是对细菌战防御的一项广泛研究的组成部分，该项研究由陆军副参谋长马克斯维尔·瑟曼将军领导。他长得瘦长结实、神情严肃、来去匆匆、脾气不好，被人昵称为“疯狂的马克斯”。他很受下属的欢迎，是军人心目中的战士。1985年，他进行了军方称之为细菌战“功能性领域评估”工作，召集了数十位高级将领和文职人员一起评估关键的训练、理论和设备。瑟曼的报告发现在所有三个领域里都存在着缺陷。军队准备严重不足。如果美军遭到常规的细菌战攻击，如炭疽病菌，基本上是赤裸无防的。五角大楼的一位文职官员比尔·理查森与生化战防御打了数十年交道，他很钦佩瑟曼的干劲，但感到他的对抗策略注定是要失败的。“瑟曼走得太极端，太极端了，”理查森回忆道，“这个体系怎么也会继续维持下去，至于副参谋长换来换去，碍不了什么事。”瑟曼的报告基本上被冷落了。
当该文件传阅时，陆军的军医就斯珀策尔和赫克斯索尔建议的储备疫苗需要多少开支要求制药厂商报价。一家公司提出开设一个新的工厂，用于生产数百万支抗炭疽、肉毒杆菌及其他毒素的疫苗。这些疫苗价格很高，需数亿美元，军方的医疗官员没有能够说服五角大楼做这笔投资。
比尔·帕特里克对他所认为的发生在迪特里克堡的胆怯和无所作为感到厌烦，他在帮助联邦调查局调查拉杰尼希静修会在俄勒冈州的攻击后，于1986年辞去了在军队里的工作。他那时59岁，但已把自己称做与细菌武器结合在一起的“老顽固”。鉴于威胁肯定是在上升，帕特里克成立了一个细菌战咨询公司，服务对象是联邦部门和私人客户。他的名片上印有一个骷髅。在他的办公文具上面是一个死神的图像，黑色的镰刀上标有“生物战”字样，伸出的手播撒着细菌雨。
瑟曼指出的军方准备的关键缺陷之一是缺少疫苗，以对付帕特里克称之为“老东西”，也就是传统的毒素袭击。这个问题是赫克斯索尔，斯珀策尔和帕特里克在迪特里克堡都极力促成要解决的，但却未能成功。
20世纪80年代末，一个名叫罗伯特·恩格的年轻少校决心就这个问题出点力。恩格在军医局局长办公室工作，是核、生物、化学武器医疗防御军官。他就职后，很快了解到军方几乎没有疫苗储备用以保护军队对付炭疽和肉毒杆菌，这是两种最为人所知的生物毒剂。恩格阅读了关于苏联及其他国家生物战项目的报告，认识到如果打这样的战争，军方指挥官对这两种疫苗都需要足够的供应。因此，他着手安排采购50万支疫苗，够用来给16万军人注射全套防疫所需的6次中的前3次。
恩格向安娜·约翰逊瓦因加求助，后者是文职官员，有微生物学的博士学位。她一开始就懂得炭疽菌的破坏性威力。在迪特里克堡做研究时她的专业是病原体，然后进入军界，在处理医疗项目的指挥部工作。她曾接种过炭疽预防疫苗，这在美国很少见，该疫苗是20世纪50年代开发的，并在1970年得到食品与药物署的认证通过。疫苗分6次在18个月里使用。医生对该疫苗几乎没有经验。在最初20年里，该疫苗仅仅给迪特里克堡一小批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以及在毛纺工厂的数百个工人使用。接种疫苗的人，有些人抱怨说发生肿胀及其
他地方性的反应，但没有长期副作用的报告。
军方知道炭疽疫苗的缺陷。数年前，即1985年，军方请制药厂商开发改进产品。军方说现有的配方是“高反应型的”，或多半会引起生理反应，而且“可能无法预防全系列炭疽菌”。主要的制药厂商都没有投标。该疾病不是常见病，而且军方大量购买的承诺也靠不住。
美国的大制药厂商纷纷脱离疫苗行当，原因在于利润低，还有越来越多的法律诉讼。给儿童普遍防疫已经战胜了诸如百日咳之类的疾病。但有一些病人在注射了疫苗后发生严重的反应，包括大脑损伤和死亡。将这些病例与免疫联系起来的科学证据是有争议的，但陪审团比较同情年幼的受害者，作出了不利于制药厂商的某些令人震惊的裁决。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疫苗短缺。
在美国有一家拥有许可证的炭疽疫苗生产商：由密歇根州公共卫生署运作的一家很旧的实验室，在兰辛。该实验室建立于1925年，它开发了第一批白喉—破伤风—百日咳疫苗。它的有些建筑还是在大萧条时期造的；还有些则是军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造的。
密歇根州那家实验室的官员告诉约翰逊瓦因加，他们不可能满足恩格的需要。这里的设施大概每四年使用一次，生产小批量的炭疽疫苗，数量在1。〖=F〗5万支至1。〖=F〗7万支。1988年9月29日，军方第一次签署了合同，购买大量炭疽疫苗，要求密歇根州生产和储存30万支疫苗。
根据合同，军方同意为更大的发酵器出资，制造疫苗的细菌将在里面繁殖。该实验室的大部分设备都已经20多年了，正如军方的一份文件所说的那样，“肯定不是第一流的”。考虑到加速生产的困难，军方给了密歇根州5年时间，到1993年9月，完成30万支疫苗生产。
在里根时代，从事病毒—毒气问题分析的人员迅速增加，情报机构开始收集有关细菌武器的新信息，并发布细菌武器向第三世界国家扩散的报告。1988年6月，他们说伊拉克已经走上建设“细菌武库”的道路，并以合法的科学研究为幌子。这个保密的研究是在迪特里克堡进行的，执行者是军队医学情报中心。
第二部分曝光（7）
该中心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初只有一个分析人员，负责监督全世界生物项目，后发展成一个班子，有众多不同的专家，包括受过基因工程高级训练的微生物学家。该中心1988年关于伊拉克的报告集中在“老东西”上。分析人员说巴格达的科学家已经从肉毒梭状芽胞杆菌中生产出武器，从那里生产出的致命毒素比神经毒气威力大1万倍。报告说，伊拉克还企图从炭疽菌和其他致命细菌中生产出“研究与开发级”数量的武器。
情报报告通常充满了防止误解所作的说明，但这份报告包含了几项警告性的主张。它说伊拉克科学家为了进行暗杀而在开发细菌武器。萨达姆·侯赛因总统的女婿侯赛因·卡迈勒，也是巴格达权势熏天的情报机构头子，亲自负责监督生物武器研究。这些细节表明该项目得到伊拉克独裁政权最重要人物的支持，它们伴随着一个理应引起美国高级官员注意的暴露出来的情况。伊拉克科学家在从一家美国的公司购买他们的初始细菌——这是任何生物武器项目的基础。“伊拉克人组织工作干得极为出色，巧妙地购买所需的进攻性材料，使用的程序有效地掩盖了他们的目的，”报告说道，“他们目前从美国菌种保藏中心购买了细菌菌株。”
该公司系科学材料供应商，坐落在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州郊区，就是这家公司，俄勒冈州的拉杰尼希静修会也曾经向其购买过一些细菌，它自然也是伊拉克秘密工作的一个关注点。该公司储藏的菌株，在世界上规模最大，包括20世纪50年代中发现的炭疽和肉毒杆菌毒性特强的变异体，那是美国细菌战项目的一部分。该公司作为一个全球性的收费图书馆向微生物领域开展研究的科学家提供服务，它也被看做是努力提高人类健康的重要工具。海外客户购买最毒的菌株需要得到商业部的许可证，但在1988年，这基本上是一个形式。来自伊拉克或其他任何地方的申请很少被拒绝。在前两年，1986年5月，该公司曾向巴格达大学出售过一组细菌，包括三种不同类型的炭疽菌，五种肉毒杆菌的变体，以及三种布鲁氏菌，这种细菌导致布鲁氏菌病，是一种动物疾病，使人丧失能力，但一般不是致命的。更多的定单也在筹划中。
似乎也没有什么理由要阻止它们。在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官员看伊拉克更像是一个盟友，而不是一个可能的敌人。在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政策，在伊拉克对伊朗的长期战争中，是向前者“倾斜的”，美国甚至向伊拉克军队提供有关伊朗军队分布的间谍卫星照片。美国军方对波斯湾的应急计划是假定召集美军保卫该地区的油田，反对苏联突入伊朗，美军将与伊拉克军队联合起来与苏军作战。美国官员对伊拉克使用神经毒气对付其库尔德少数民族颇为不安。不管怎样，美伊关系继续保持着。
关于伊拉克开发生物武器的情报送到国务院、中情局和军方的各部门，包括中央司令部，后者计划和指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行动。情报没有带来任何行动。没有人给美国的公司打电话警告他们不要再向巴格达出售细菌。没有人提议商业部停发向伊拉克出口细菌的许可证。
1988年9月29日，上述报告完成3个月后，11种菌株，包括4种类型的炭疽菌，从马里兰州发往伊拉克。下定单的是伊拉克贸易部的技术与科学材料进口处，这个处已经被美国情报官员认定为巴格达购买细菌武器材料的窗口。其中1种细菌，菌株11966号，是迪特里克堡1951年开发用于细菌战的炭疽菌。
一直拖到后来，情报部门才促使美国官员禁止向巴格达转让更多的细菌。1989年2月23日，商业部禁止出售炭疽菌及其他数十种病原体，不仅对伊拉克，而且对伊朗、利比亚、叙利亚均禁止，这些国家也被怀疑企图开发细菌武器。商业部宣布说，发布禁止令原因在于对生物战威胁的“高度担忧”。
当病毒—毒气帮专家担心新的国外的威胁时，莱德伯格把他的注意力转向国内新的细菌危险。他声称，武器仅仅是威胁的最具戏剧性的部分。事实上，人类开始在输掉与传染疾病的战斗。细菌，通过遗传突变和进化选择的自然过程，证明越来越对抗生素和药物等医疗武器具有抗药性——如艾滋病的发展、抗药性结核病、新的大肠杆菌种类都是证明，它们是危险的，甚或可能致命。曾被认为已经解决了的老的疾病在显现出新的力量，有关当局发现在预测和控制这些新的传染方面他们自己准备很差。1988年，莱德伯格和一小批病毒学家和热带医药专家制定出了战略。1989年5月，他们行动起来了。
“大自然并不是温和的，”在与白宫一街之隔的华盛顿宾馆举行的一个为期三天的会议上，莱德伯格对一批与会的科学工作者说，“人类的生存并不是一个预先注定的演进计划。”
莱德伯格的警告得到深明其中奥妙的医生和科学家的广泛支持。死于传染疾病的美国人越来越多，增长得很快。单是艾滋病就已经成为凶猛的传染病。这次会议得到联邦政府的国家医学研究所的部分支持，会议结束后医学研究所的总结报告引出的结论是：危险是真实的。
但是，要吸引新的资金用于对付传染病上升的工作却证明是极其困难的。在1951年的时候，当时对细菌战的恐惧几乎达到了顶点，建立流行病情报服务部就很容易，而该中心曾经培训出数千个疾病监察人员。然而，今天抗生素被视为所向无敌的法宝。公共卫生和微生物学已成明日黄花，数十亿美元联邦资金花在生物学研究上，主要是研究癌症和心脏病之类的老年人疾病。公共卫生方面实在乏善可陈老旧落伍，选民对这方面没有什么支持可言，在公共议程上几乎无立足之地。数万亿美元投入到武器上，就因为没有从这大笔开支中拨出那么一小部分，每年竟有数百万儿童死于传染疾病。
莱德伯格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在里根政府的末期以及乔治·布什总统就职初期，华盛顿限制了抵御细菌威胁的热情，无论这威胁来自大自然还是人为的对手。冷战正在结束，反对莫斯科的宣传战降温了。民间专家的疑问越来越大，到底是否有任何人真的在制造致命的生物武器？他们认为生物武器公约是起作用的。
这些怀疑渗入到美国的高级军事将领中间，他们很多人一开始就不喜欢细菌武器，很多人赞成对此下的禁令。到20世纪80年代末，细菌战在美国的军事战略中已处于边缘地位。基因革命则使事情更糟糕。当美国的国家安全官员衡量与苏联人的军事平衡时，他们担心的是常规武器，核导弹，以及莫斯科的大量化学武器储存。苏联针对生物攻击所作的广泛的民用防御准备，包括配有特殊设计的空气过滤器的防空洞，被认为只不过是莫斯科神经过敏的另一个例证。毕竟，苏联军队没有搞过使用细菌武器的演习。生物攻击所产生的问题连想一想都太令人害怕了。如果欧洲为炭疽菌或其他细菌所浸润，北约保卫欧洲的军队到底又可以干些什么呢？飞机、机场、用具等等，一切都被污染了。战士都已死去或呼吸困难。在美国军方的武士文化中没有任何东西使计划制定者竟然会习惯于把打仗放到医学竞争的范围里考虑。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是退休的空军将领，他曾经出任过福特总统和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几年后他在一次采访中概括了占上风的态度。他说，“我有一个偏见，对我来说，生物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