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战-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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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开始发烧，也就是该疾病的第一个症兆，常常已经太晚了。在迪特里克堡研究如何治疗此病而发生的混乱仅仅是美国多么缺乏准备的一个迹象。
这个实验在1412号建筑里进行，离美国科学家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开发完善细菌武器的地方不远。一个特别设计的通风系统使室内的气压比外面的略低，这被称为负压。如果任何细菌意外释放，就会被吸收进实验室。技术人员遵照严格的规则处理致命有机体，根据生物实验安全三级标准操作。只有那些“烫手的”毒剂如伊波拉病毒，由于没有任何治疗方法，所以处理起来会更为谨慎。
研究人员对如何与炭疽菌斗争所知甚少。食品与药物署在1970年批准预防炭疽病的疫苗，其根据就是对一小批吸入该炭疽菌者所作的研究。研究表明抗生素短期疗程是无效的，但迪特里克堡的细菌病学部主任阿瑟·M·弗里德兰德有一个假设，大剂量抗生素持续至少一个月可以制服该疾病。
研究人员把感染的猴子分成6组。一组仅仅注射疫苗；另一组得到疫苗和抗生素；另外三组用抗生素治疗30天——用青霉素、强力霉素，或者环丙沙星。最后10只猴子分在参照组里，每12个小时注射生理盐水。在它们吸入炭疽杆菌孢子的数天后，参照组的猴子开始停止与疾病的抗争。它们的临死状况提供了该细菌致命力量的可怖证明。到了第八天，10只猴子只剩1只活着。两天后，仅给苗的一组中的8只猴子也死了。相反，每天给予抗生素治疗的猴子活到第四个星期。
实验非常吃力，后勤保障也是一次令人生畏的演习。在研究中使用的抗生素，一种可以注射，但另外两种只有口服的，这意味着猴子必须每天做两次麻醉，把药通过管子灌入它们的胃。每一只死去的猴子立刻解剖。弗里德兰德对团队工作的紧张程度感到惊讶。科研工作者是单干型的，喜欢单独工作，或者与信任的某个同事合作。这次实验涉及60多个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给猴子做麻醉超过3700次，技术人员采的血样高达1000份用于绘出该疾病的进展情况。“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努力，一段极为狂乱的时间，”弗里德兰德说。军方密切注意这次实验。“五角大楼每天有人打电话来询问，将军们总是问道，‘今天情况怎么样？’”
一个月后结果出来，进一步加剧了H·诺曼·施瓦茨柯普夫将军面对的困境，他作为多国部队的战场司令正把大军集结在沙特阿拉伯。连续给服抗生素30天，在大部分猴子身上阻止了炭疽病发作。但炭疽菌孢子能够在淋巴系统中潜伏数星期，并可随时恢复活力，而且抗生素之间效果也有差别。接受青霉素的10只猴子中，有3只在治疗停止后死了。接受强力霉素或环丙沙星的猴子情况较好，治疗停止后，每组只有1只猴子死去。疫苗与强力霉素结合治疗情况最好，治疗停止后所有的猴子都在以后的数月里存活下来。研究还包括一项附带条件：所有猴子都在感染后的24小时内开始治疗。
传递的信息是清楚的：1个月的抗生素治疗提高病人的治疗机会，但不是一个完全的解决方案。即使最新最有效的抗生素，如强力霉素或环丙沙星，最终也有大约10％的失败率。其隐含的意思是，如果军队遭到大规模攻击，会有上万的死亡率。实验结果建议，对细菌攻击的最佳防御是给部队先注射预防疫苗， 然后才进驻到波斯湾地区。如果这不可能——考虑到疫苗的短缺，这几乎肯定是不可能的——那么多国部队只有在遭到攻击后的一天内能够用到抗生素和疫苗，才可以在面对炭疽威胁时有足够的信心。他们需要三样东西：能够在接触细菌后立刻发出警报的探测器，大量储备的疫苗，以及足可供每个战士治疗至少1个月的抗生素。
抗生素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得到。但探测炭疽菌孢子的技术还在萌芽初期阶段，几乎肯定不能在1991年1月15日以前得到，这是联合国要求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出的最后日期。在此日期前大量增加疫苗供应的前景同样也不乐观。密歇根州公共卫生署那些设施恐怕无法填补这个空缺。美国工业以前曾经接受过这种挑战，但加速生产一种药品可不像命令一个军火承包商生产出更多的坦克或迫击炮。一家新的疫苗工厂需要食品与药物署的批准，必须符合严格的规则来制造药品，这个过程要花数年时间。
施瓦茨柯普夫早在几个月前，也就是刚接任负责保卫波斯湾的中央司令部后不久，就开始担心伊拉克的威胁。在7月末进行的一场战争模拟对抗演习中，他的将领们演练了如何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作出反应。这场代号为“内部观察90”的演习清楚地显示了美军在打一场绕过半个地球的战争时面临的后勤供应问题。萨达姆·侯赛因的化学武器只是简单地提了一下。参加者没有任何人提到如果伊拉克动用生物武器将会如何影响战争。
伊拉克入侵后数天，施瓦茨柯普夫和一个美国代表团请求沙特阿拉伯王储法赫德同意接受数十万美军部署在国王的土地上。国王同意了，当美国代表团返回美国飞经埃及时，施瓦茨柯普夫的脑子里想的是在沙漠里建立一支可依赖的军队所带来的挑战。他拿起保密电话， 接通了他的参谋长罗伯特·B·约翰斯顿，后者还在佛罗里达州坦帕的中央司令部的总部。施瓦茨柯普夫把当前要紧的问题迅速过了一遍。他要把总部搬到沙特阿拉伯以便控制行动指挥。“按照所有的指示和命令，包括我们必须准备在一个化学环境中作战的指示，”他说。约翰斯顿把施瓦茨柯普夫的命令理解为一个简称。在军事用语中“化学”的意思是“生化”，生物和化学武器。
关于伊拉克生物战能力的情报分析开始在五角大楼更大范围内传阅。1990年8月6日，海军向它的指挥官们传达了一个信息，警告说伊拉克也许有细菌武器，可能对远达25英里之外的舰只具有效力。该信息说，初步估计伊拉克人“如果需要会部署这些细菌武器”。军事医学情报局的分析家散发了一份报告，概括了这些威胁。“伊拉克有一项成熟的进攻性生物武器项目，相当数量的肉毒杆菌毒素多半已经生产出来，可能已经武器化。此外，炭疽、霍乱、B型葡萄球菌肠毒素、产气荚膜梭状芽胞杆菌的细菌或其他毒素也许已进入开发高级阶段或可以进入武器化。”
该文件提到巴格达在运载细菌武器方面有数项选择，从卡车、船只或直升机可以携带的烟雾喷洒器到集束炸弹，为高性能飞机配备的喷雾罐、炮弹和导弹。这个令人沮丧的预测中也有一点让人稍觉安心。“据估计伊拉克军队将把使用生物武器作为最后手段。”
第二部分萨达姆（2）
差不多在同一时候，中情局也加入进来，写出了一份报告，题为“伊拉克生物战项目：萨达姆的秘密王牌”，在巴格达是否会将有毒细菌转为有用的武器问题上扯了一大堆话。“伊克的先进的和侵略性的生物武器项目在阿拉伯世界里是最广泛的，”该报告说，“到20世纪90年代末，伊拉克人可能已经部署好相当数量的生物型空投炸弹和炮弹火箭。”
中情局分析人员引用萨达姆的话称他在那年早些时候告诉一个美国参议员代表团，他会使用化学武器报复化学或核攻击伊拉克。“伊拉克将以同样的方式对待生物武器，这是我们的判断，”报告说，“有可能保留它的生物武器作为一种报复的选择。”分析人员提出了伊拉克也许会尝试偷袭的可能性。“伊拉克可能有偷偷使用生物毒剂的秘密计划。肉毒杆菌毒素，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炭疽菌有助于他们做隐秘的传播，因为甚至是少量毒素置于食品供应中都将足以毒死很多人。伊拉克还秘密使用喷洒罐或烟雾发生器，这是他们买来用于化学战的，用这些东西制造细菌毒剂的烟雾，利用风力吹向目标地区。”
去掉那些技术语汇，分析人员传递了一个简单的信息：美军可能因细菌武器受到重创。白宫和五角大楼高级官员在努力组织一个国际同盟反对巴格达，然而，他们却仍然不重视细菌战这个问题。但五角大楼里负责军队供应和保护军人健康的人一听便立刻搞懂了。8月8日，就是首批美军开往沙特阿拉伯的第二天，来自军医总局局长办公室的专家向陆军副参谋长戈登·沙利文做了细菌威胁的简报。他们建议立即动用已有储存给部队注射炭疽菌和肉毒杆菌的预防疫苗。当得到更多的疫苗时，可以给更多的战士免疫。3天后，一个五角大楼的后勤官员给迪特里克堡打电话询问有多少炭疽菌和肉毒杆菌疫苗可以送往沙特阿拉伯。这种询问似乎是常规的。美国的军队储藏着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东西，从燃料到食品，从弹药到裹尸袋当然，政府也有充足的疫苗用以对付伊拉克据称在生产的两种细菌毒剂。回答却不太令鼓舞。美国有大量对付数种疾病的疫苗，包括一些希奇古怪病毒的疫苗，但几乎没有针对炭疽菌和肉毒杆菌的疫苗。
几天后，军方的医疗官员向施瓦茨柯普夫将军的助手摊开了问题。军方仅有1万支炭疽疫苗的储存。即使扩大供应，给每个战士只注射2支或3支疫苗，军方最多也只能够向数千名军人提供保护。军方官员火速赶到密歇根州，敦促该州的卫生署是否能够提高产量。该实验室甚至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前已经全力开动以完成五角大楼1988年的炭疽疫苗定单。它有14万支可以在9月末准备好运送，够用来保护大约4。〖=F〗6万个军人。它的速度是超计划的，但要给在沙特阿拉伯集结的数十万部队免疫，这点数量是远远不够的。
在保护部队免受肉毒杆菌的攻击方面，军方的选择甚至更受限制。肉毒杆菌是极端稀少的，美国制药公司因缺乏市场从来没有为疫苗完整的临床试验付出过可观的代价。试验表明疫苗对人是安全的，但研究人员赖以了解非常见副作用的大规模研究从未做过，即便该疫苗已经存在了20多年。这个药是试验性的。根据联邦法律，这样的药不可以给病人，除非病人在了解了所有可能的风险后表示所谓“知情者同意”。该疫苗的储存量为3。〖=F〗4万支，可给不超过1万人做预防。
8月20日，五角大楼卫生官员召集了一个专家委员会，它的成员组成就相当于政府在生物武器方面的智囊，有医生、情报专家、了解情况的中层军官。他们的名称是：反生物战医学防御特别工作小组。他们举行会议的地点是很有启示意义的。在军队的文化中，接近权力是一个地位的象征，国防部高级官员忙着争夺接近部长办公地点的办公室。这个特别委员会聚首在军医总局局长办公室，在交通拥挤的利斯堡派克的一幢房子里，离五角大楼有数英里。
会议很快就触及正题。起草1988年6月关于伊拉克从美国公司购买细菌报告的情报分析人员通报说，巴格达最先进的细菌研究涉及炭疽杆菌和肉毒杆菌。军方的医学专家检讨了诊断吸入型炭疽病的困难，该病起始于“非特定的”症状，如发烧和疲劳。炭疽病如不加治疗“是百分之一百致命”，他们说。肉毒杆菌较易辨认——受害者在数小时之内就出现神经性问题——但较难防御。该毒剂有7种菌株，伊拉克得到的是F菌株“种基培养物”，是一个变体，美国现有的一点疫苗还不能对此预防。委员会把材料很快过了一遍，发言时用的是科学专业术语的缩略语，大家都知道需要做什么。到下午4点钟，当他们休会时，官员们达成了一项意义深远的建议：美国应该立刻开始对开往沙特阿拉伯的部队进行防疫，将现有的疫苗用于保护“风险最大的”战士。
在沙漠里，施瓦茨柯普夫将军和他的部队为另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所困扰。一个陆军少校在为空军的大力神C130运输机寻查降落地点时碰到上千头羊的尸体，腐烂的状态各异。那是不是细菌攻击或者就是一些病重的牲口呢？军方不想碰运气。8月30日，施瓦茨柯普夫将军的助手派了一个三人小组去那些腐烂尸体处查看。一个沙特的化学方面的军官与小组同往，做他自己的调查，并为美国人当翻译，结果他是多余的；当地的贝都因人从孟加拉国雇用了牧羊人为他们放牧，美国人和他们的谈话是用英语进行的。小组很快得出结论，这些羊死于自然原因。牧羊人说他们自己健康状况良好。问题很简单：在本地区的动物没有针对当地的疾病进行合适的防疫。
虚惊一场的华盛顿官员们开始感到放心了，在那里，给部队防疫的建议得到了支持。陆军和空军的高层军医赞成该计划，五角大楼负责卫生医疗事务的高级官员恩里克·门德斯也赞成该计划。军队流行病学理事会敦促“尽快”进行炭疽病防疫，这反映了他们在医学上达成的共识。门德斯给国防部长迪克·切尼起草了一个备忘录，命令开始防疫作业。
切尼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L·鲍威尔将军，以及施瓦茨柯普夫，都相信这个建议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拟议中的计划指出任何防疫项目都需保密。但沙特阿拉伯挤满了记者，大量人员进行防疫肯定会泄露出去。防疫还会使政府最重要的外交努力复杂化：组成一支反对萨达姆·侯赛因的多国部队。美国根本还没有足够的疫苗可用以保护自己的战士，更不用说盟军的部队、住在该国的美国平民或沙特的平民。
1990年9月21日，鲍威尔会见美国军队的司令员，地点在戒备森严的五角大楼内那个封闭的保密会议室，那是专用来为陆海空三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官举行定期会议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断定立刻开始进行防疫弊大于利。与情报分析人员的想法不同，他们的结论是威胁“仍然不足道”——无法证实伊拉克已经掌握了如何将其生产的细菌转化为武器的技术。会后的备忘录简要地概括了结果。“鲍威尔的决定已不再是医学性质的，相反，它是政治的、社会的和军事/作业性质的。”这并不意味着鲍威尔不在乎生物战的威胁。作为一个步兵出身的职业军人，鲍威尔对伊拉克细菌武库的担忧远超过它的化学武器。他觉得美国是有准备挫败化学武器攻击的。他们受过此方面的训练，曾经实践过穿防护服、戴面罩作战。“你能够对付化学武器，”数年后鲍威尔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化学品不会持久，你能够摆脱它，我知道如何对付。”相反，多国部队在防御细菌战方面是临阵磨枪，匆忙应战。“生物武器是一张疯狂的牌，”他回忆道，“这种东西我处理起来就比较困难。”对这种形势鲍威尔并不吃惊。“我在军队里干了30多年，”他说，“我完全清楚我们没有防御的装备，也没有疫苗。”
鲍威尔启用约翰·江珀准将作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个人使者，督促疫苗和探测器的生产。江珀准将是一星将军，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工作。
“江珀，我很担心生物武器的防御问题，我要你来对付它，”鲍威尔说。
“先生，我想你找错人了，”他回答道，“我只是一个来自得克萨斯州帕里斯的愚蠢的战斗机飞行员。我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获得过一个电气工程学位。我不大了解生物武器。”不用担心，鲍威尔说，你只需要知道怎么样把事情搞定。
第二部分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