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战-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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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达尔斯的居民们处于生物病菌的包围中。一旦这种杆状体细菌进入受害者体内,在短短的几小时到几天内便大量繁殖,破坏机体组织,压倒排斥它的细菌。其主要武器是它的细胞壁上的毒素和黏性茸毛,使它们附着在结肠和小肠的粘膜上,随后进入内部。这种毒素导致小肠排出大量液体。感染后典型的症状是腹痛,开始于12至48小时内,随后是腹泻、寒战、发烧,有时呕吐。症状持续4天,沙门氏菌对于小孩、老人和抵抗力差的病人来说,症状可能非常严重。如果脱水没有得到充分的体液补充治疗,腹泻就可能有生命危险。
9月21日,也就是俄勒冈州检出导致最初爆发的沙门氏菌菌株的第二天,张伯伦的办公室开始收到第二轮发病高潮的报告,患病者涉及达尔斯另外10家餐馆。由于达尔斯地处84号州际公路交汇点,是东西部的主要高速公路之一,该城的餐馆因此就特别多,大约总共有35家。
中部哥伦比亚医疗中心病理学家阿瑟·范伊顿与他的小队人马让病人和工作给压倒了。他们的病理实验室建了才一年,现在堆积了大量检测样本,最终要送往90英里外波特兰的州实验室。正常情况下,他们的实验室每二到三个星期用掉一批培养基,是用以培养样本的溶液,观察什么样的细菌会生长。在第二波爆发高潮,他们在一个星期里便用了三批培养基。平时每周20个试验盘猛涨到每天200个。在高潮时,他们的培养基全用完了。
该医院的125张病床第一次被全部占满;有些病人不得不躺在走廊上。很多人愤怒异常,情绪对立,也感到恐惧;医生治疗时有困难。暴怒的病人和他们的家属要求知道试验的结果;有些人甚至把粪便和尿样扔向医生和技术人员。
到爆发期结束时,差不多有1000个人向他们的医生或医院报告有症状;751人被证实感染沙门氏菌,创下俄勒冈州的历史记录。没有人死亡,这是奇迹。但有一个孕妇早产,她的孩子受到毒素的影响。
同时,张伯伦和她的小队人马在奋力拼搏。一个同事巡查餐馆,与老板和雇员谈话,而张伯伦向病人了解情况,以认定病情的共同特征。
9月25日,在第二波高潮中,州里向设在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以及它的流行病情报服务部求助,那里有70个医生,大部分较年轻,他们通过调查全国范围内可疑的疾病爆发了解流行病的第一手情况。该部建立于冷战初期,它的本来任务是帮助侦查针对美国的生物战攻击。
托马斯·特勒克是该部新来的官员,他曾在尤金做过医疗实习。他来到该部时,已经有60例鼠伤寒沙门氏菌病例得到了证实。张伯伦的工作人员在病人中找到了一个共同点:他们中大部分人最近都吃过生菜色拉。就在这一天,当地的公共卫生专家建议餐馆自愿停止供应生菜色拉。大家都照办了。
在张伯伦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协助下,20多位公共卫生工作者,包括当地的卫生专家、州的卫生官员、特勒克本人,以及另外3个流行病情报服务部的官员,开始对这次疾病爆发进行流行病学的艰苦调查。县里的卫生部门没有大型电脑主机。在流行病情报服务部的医生临时支起一个初级的手提电脑之前,采访的材料和收集的数据都是手工记录和整理的。
调查人员走访了数百位病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和朋友。他们还追踪来自州外的游客,这些游客餐后是用信用卡付账的,询问他们感觉如何?吃了什么?他们与10家餐馆所有的325个经手食品的人员谈话,其中大约有100人传染上了沙门氏菌,而且不少人在顾客之前就已病倒了。调查人员测量生菜色拉档的温度,检查食品处理的操作,调查邻近的华盛顿州里未经核准的奶制品情况,测试奶牛、奶牛粪便、牛奶原制品,甚至检查农场池塘的水,企图找出沙门氏菌,但都没有找到。
他们检查向达尔斯供水的两个当地的水系统是否遭到污染,以及餐馆使用的水。他们访问了一家农场,该农场曾向一家餐馆出售黄瓜和番茄。他们还发现附近的一个活动住房地在9月初时因化粪池失灵而出了问题。然而,测试检验表明毗邻的蔬菜地并没有受到污染。
另一家农场向一家餐馆供应甜瓜,该餐馆有顾客病倒。但检查人员发现所有的甜瓜都已收完出售了,没有样本可供检测。
受到传染的餐馆供应的食品中有几样引起怀疑,检查人员进行了取样和检测,结果也是否定的。对在家里向餐馆要外卖的120人进行了采访,结果表明他们都没有得病。而参加宴会的人用餐有服务的也没有感染。感染的人都是吃了生菜色拉档的食品,或者要了混合色拉做副菜的人,如通心粉色拉或土豆色拉。
这些食品没有共同来源。莴苣来自不同的供应者;其他蔬菜也如此。色拉调味料来自不同的批发商。每一样东西都追踪到了它的来源。调查人员甚至检查了一家餐馆用来点缀色拉档的甘蓝菜。但什么都没有发现。他们确实在一家餐馆的用于咖啡的拌奶中发现了沙门氏菌,在另一家餐馆的蓝色奶酪调味酱中也发现了沙门氏菌,尽管在用来准备调味酱的干品混料中没有发现。这就是说调味酱在制作时或以后被污染了。那是如何发生、为什么发生,又是谁搞的呢?
达尔斯有一个人确信这次爆发是人为的。威廉·赫尔斯法官是县委员会三人成员之一,该委员会裁定有竞争的土地使用问题及其他事务。他担心是拉杰尼希静修会的人用沙门氏菌来毒害他的邻里乡亲,因为去年,他和另一个委员在访问了该公社后的第二天,也吃足了苦头。
第一部分攻击(3)
医院的记录显示当时赫尔斯差一点命归黄泉,但医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造成的,他们没有给他检测沙门氏菌。他们的那次农场之行是不愉快的,不过这也在他们的意料之中。他们在该农场举办的年度夏日狂欢节之前进行过强制巡查。巴格万的秘书玛·阿南德·希拉,也是公社的实际领导人,她让法官和另一个委员坐在面包车的后座,带着他们在那个“圣地”圣地(ashram),是印度修道院信徒聚集在一起进行隐修的地方,这里讽指邪教组织建立的农场。——译者里兜了一圈。
当他们回到自己的车边时,发现车的一个轮胎爆了。拉杰尼希静修会的人换轮胎时,有人给他们俩喝装在纸杯里的水。8小时后,他们的病爆发了,症状与戴夫·卢特根斯完全一样。
赫尔斯和另一个委员怀疑拉杰尼希静修会的人一定在水里放了什么东西,但他们没有证据。所以,他们既没有投诉和要求调查,也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直到一年后,他们的邻居和朋友也染上了同样的病。
赫尔斯把他的怀疑告诉了他的同事卡拉·张伯伦。她曾访问过该农场,与他们讨论过本县的卫生报告要求,她知道拉杰尼希静修会的医疗实验室设备比县里的还要好。镇上很多人也有怀疑,因为他们与这些邪教徒亦有过碰撞的经验。但赫尔斯和张伯伦觉得很难使汤姆·特勒克、他的联邦疾病调查小组,甚至来自波特兰或塞勒姆的州卫生官员信服这场疾病爆发是人为故意的,他们并没有与邪教组织直接打过交道。其中最表怀疑的是特勒克的导师劳伦斯·R·福斯特,他是州里最资深的流行病学家,在医学界受到广泛尊重。福斯特是一个民权自由主义者,来自于本地区,强烈相信拉杰尼希静修会因他们的古怪宗教信念而受到不公正的骚扰。
到1984年秋季,邪教组织和本县的关系急剧恶化。拉杰尼希静修会的负责人现在公开侮辱批评他们的人,称这些人为白痴、老顽固、乡巴佬、骗子。希拉及其他公社领导人在电视上露面,他们拿着武器威胁说,如果信徒们遭到伤害或他们公社的计划受到阻挠,就要对“美国的侵略”进行报复。
县里的官员不但收到威胁性的信件,而且还在公开场合受到过威胁。信徒们监视他们的家和办公室,记下来访者的姓名和车牌号。邪教组织聘用州里很多著名的律师,让他们办大量法律诉讼。县里的副书记员卡伦·勒布雷顿估计她的工作60%以上是在处理邪教组织提出的诉讼和请愿。当地人在恐惧之外又增添了失望,因很多局外人都相信这些当地人是缺乏容忍精神的乡巴佬。
拉杰尼希静修会对这次疾病爆发没有责任,这种看法是州的公共卫生官员和疾病控制中心所强调的,在1984年秋和1985年初,医疗调查人员向其他卫生专家散发了对这次疾病爆发的初步报告。在一份写于1984年11月的基本报告中,州的流行病学代表福斯特的结论是:“没有证据”支持这种假设,即爆发的原因是人为故意的污染。“有众多证据”,他写道,支持以下看法,即各餐馆处理食品的员工应负责任。虽然他也承认他无法找到食品处理者或顾客感染的共同来源,但他的结论是:污染“可能发生在食品处理者大便后没有洗净手,随后又接触原料食品”。
福斯特的发现在两个月后得到特勒克的响应。在1985年1月发布的一份主要的报告中,特勒克的联邦科学小组说找不到爆发的根源,处理食品的员工或许应负责。因为受感染的餐馆准备食品的员工染病在先,然后才是大部分顾客受到感染,该报告这样推理道,也由于在部分餐馆查出有轻微的违反卫生规定的操作,所以处理食品的员工“有可能污染了”生菜色拉档,这就是科学家的结论。特勒克的联邦调查小组强调“没有流行病理学的证据”表明污染是人为故意的。该报告激怒了当地人,他们坚信邪教组织才是疾病爆发的罪魁祸首,报告也令执法官员不满,他们现在缺乏“可能的理由”来对那帮人展开犯罪调查。
这次爆发后过了一年多俄勒冈州人才了解是拉杰尼希静修会给镇上下了毒。
1985年9月,那次爆发的一年后,巴格万在农场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当时他刚从自我设置的4年不在公共场合讲话的誓言中解脱出来。他指控希拉以及她的同党,他们两天前刚辞去农场的职务,已飞往欧洲。巴格万称希拉他们背叛了他的信仰,在农场搞起了一个“法西斯政权”。他宣布希拉和她的“法西斯帮”不仅企图杀害挑战她的权威的其他信徒,而且偷钱,胡乱管理公社事务,留下了5500万美元的债务。他说希拉还对他的医生、牙医和邻近的杰斐逊县地区律师下毒,并企图污染达尔斯的供水系统;此外,她在一个秘密的实验室里,在小白鼠身上试验了一种难以被察觉,但却可以慢慢地杀人的毒药。巴格万呼吁政府进行调查。
继这个主教的指控后,联邦和州政府组成了以俄勒冈州司法部长戴夫·弗龙迈耶为首的工作小组,包括联邦调查局特工、当地的和州的警察、县司法长官办公室、移民局和国民警卫队。
执法官员和警察在农场设立了总部,但这是应巴格万之邀而做的,因做此事要得到他的容许。结果,在他们想进入的任何建筑,其中的任何房间的任何橱柜,他们要想搜查都必须谈判在先。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巴格万一会儿同意,一会儿又推翻,反复折腾,调查人员最后得出结论,他们需要得到更大的授权以收集足够证据可以在法庭上构成站得住脚的案情。警察也有担心的理由:信徒们在警察临时设立的办公室里安放窃听装置,秘密监视他们与华盛顿特区以及州首府塞勒姆的同事的电话交谈。邪教徒们还销毁证据,包括他们犯罪的医学证据。
10月2日,大约50来个调查人员带着搜查证进入农场,连同100张对信徒的传票,以及获得授权可搜查7处地方,其中有毕达哥拉斯医疗诊所、拉杰尼希医药公司,以及希拉房子底下的一个密室,那里有一个地道通往附近的一条路。在诊所的试验室,州公共卫生实验室主任迈克尔·斯基尔斯发现含有沙门氏菌“细菌控制盘”的玻璃瓶,这是护士玛·阿南德·普贾向西雅图一家医药供应商VWR科学产品公司定购的。这种含有细菌的控制盘一般用于诊断测试。作为来自华盛顿的生物战专家,斯基尔斯小心翼翼地把它们移出,将这些控制盘及在试验室找到的其他物质送往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实验室。分析显示控制盘的沙门氏菌与去年导致达尔斯居民中毒的细菌是一样的。斯基尔斯还找到了生物制剂同等类型的一支烟雾喷枪。沙门氏菌的神秘案就此真相大白。
达尔斯发生的疾病大爆发实际上是生物恐怖主义,但对此缺乏认识也并不令人吃惊。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科学家罗伯特·V·陶克斯当时参加了对那次爆发的调查,他说调查细菌的工作因福斯特博士担心调查人员有偏见而动摇不定,开始调查时就决定不要轻易下结论。他说,发病有可能是由沙门氏菌的自然爆发而引起的,这是一种令人惊异的复杂细菌,曾经引起过更大规模更猛烈的流行爆发。1986年一家芝加哥的牛奶加工厂出问题,中毒的人数高达1。〖=F〗7万。科学家甚至都佩服这个小小细菌机体“无孔不入”的能力。沙门氏菌继续在给研究人员上课。“一般情况下,当恶运和愚蠢成了谴责的对象时,我们很少会去查找人的恶毒用心,”陶克斯如此说道。此外,调查人员为阻止疾病的最初处理措施——关掉生菜色拉档——也还是正确的,尽管其理由是错误的。
有经验的科学家和医生,他们接受的训练要他们通过仔细考虑神秘疾病最可能的原因来分析疾病。“如果看上去像马,就不要去考虑斑马,”他们是如此被教育的。对1984年时的美国科学家来说,生物恐怖主义事实上就是斑马。为什么会有人想伤害俄勒冈州一个偏远小镇的无辜居民呢?
“说我们天真也罢,”卢特根斯几年后说,“但我们决没有想到竟然有人会干这种事。你怎么会想得到在天堂里会发生生物恐怖主义。”
第一部分攻击(4)
随着犯罪调查的展开,监管俄勒冈州这类调查的联邦调查局官员林恩·恩亚特和协调工作小组的州律师罗伯特·汉密尔顿对邪教徒犯罪的范围深感震惊。
调查人员发现了美国历史上最庞大、最完善的非法窃听系统。从1983年,即沙门氏菌投毒前一年开始,拉杰尼希保安小组在他们的旅馆的全部地面上安装了窃听装置,还在信徒的房间里、农场的公用电话、餐厅,甚至还有巴格万的卧室里也安装了窃听装置。
他们还发现一系列其他的阴谋计划,拟在1984年和1985年,根据一张11人的敌人名单进行谋杀或毒害,其中有美国律师查尔斯·特纳,几个县官员,一个前信徒,他在一项针对该邪教组织的官司中取胜,以及《俄勒冈人报》的一个记者。
农场的两个关键官员与警方开始合作以换取减刑。他们告诉调查人员希拉和她的同伙如何针对邪教组织内部的对手和意见不同者下毒手。
调查最后确认该邪教组织在1984年和1985年试验了毒药、化学品和细菌。公社的生物战头领是一个38岁菲律宾裔的美国籍护士,早在印度的浦那时期,她就已经与希拉结为死党。玛·阿南德·普贾的真实姓名是戴安娜·伊冯·奥南,她负责监管公社的医疗卫生。她是所谓“大妈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