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战-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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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懂得生化武器厉害的一小批专家和联邦官员，却悄悄地开始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俄勒冈州发生的攻击到底是一次偶然的意外事故呢，还是一场更大的细菌战的不祥预兆。
第一部分武士（1）
早在拉杰尼希静修会开始他们的试验前数十年，美国和前苏联就已经是把细菌转化为武器的行家里手，建造了可以使数百万人丧命和致残的生物武器库。挑战是存在的。在美国方面，解决问题的主要高手是比尔·帕特里克。20年来，他一直在马里兰州的迪特里克堡从事生物研究，那里是美国军方设计细菌武器的一个庞大基地。他曾经获得过5项专利，并升任为那儿被称为产品开发部的主任。1969年，尼克松总统突然终止了该项目，他则仍然留在迪特里克堡，从事防御性研究。
所以，当联邦调查局需要一个顶尖专家来研究拉杰尼希静修会的攻击并检查邪教组织的所在地时，便去找帕特里克。1985年晚些时候，当他离开迪特里克堡飞往俄勒冈州时，他的感觉告诉他邪教组织是疾病爆发的罪魁祸首。有一点就是他发现了一个细菌培养皿，这对一个医疗诊所来说是很不寻常的设备。帕特里克很熟悉沙门氏菌。迪特里克堡的科学家曾经调查过这种小东西做武器的可能性，至少有一个工作人员染上了病。
随着证据越来越多，帕特里克认识到达尔斯的居民是冷酷的生物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拉杰尼希静修会选择的是最温和的病原体之一，而没有去注意通过空气传播的生物病原体——那是传统的最有效的将细菌用于战争的手段。培养细菌是容易的： 过程就像酿造啤酒。通过非常精细的生物工程——干燥细菌，将其装入特殊的胶囊，使细菌更顽强、更稳定地可以用空气喷洒器做广泛的撒播，了解如何延长细菌的存活期等等——通过这些将病原体转化为致命的武器。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帕特里克和他的同事研制了一种微小的生物定时炸弹，它可以在空中飘浮数小时而难以察觉，它像灰尘，或者随风飘往很远的地方。它的极其微小的体积意味着一旦接触到人体，就能够渗透到肺部。人的呼吸道自然防御，从鼻毛到气管的纤毛可以很容易阻挡大的颗粒，但细小的颗粒就会钻入。在肺部，细菌在潮湿的组织上繁殖，单个入侵细菌可以生出成百万后代。帕特里克和他的同事也懂得如何将其浓缩为细小的炸弹，以确保广泛的破坏。其时，他们还做到了提高炭疽菌的效力——这种细菌引起的疾病通常是致命的咳嗽、高烧、呼吸困难、胸口疼痛、大量出汗，以及因缺氧而引起的皮肤发青——这样，仅仅1加仑的体积就可以容纳80亿剂致命的病菌，足以杀死地球上所有的人。一个较大的挑战是如何传播这种毒物，其中大部分是靠风来撒播。美国科学家花了数十年时间研究如何使致命病菌的撒播尽可能有效地进行。
这方面的进展当然是有代价的。迪特里克堡的细菌开发项目煞费苦心地在将近1000名美国军人身上试验了有发展前途的细菌武器，在封闭的场所和犹他州沙漠荒地进行。除了军队外，还在俄亥俄州教养所的囚犯身上做试验，在那里自愿参加试验者被仔细地监视着。还在美国的城市里秘密地撒播较温和的细菌以调查可怕的病原体可能产生的影响。
发展的代价还包括一系列事故、实验者，连同帕特里克本人，因疏忽意外成了人体试验品。妇女大部分被禁止从事该工作，因曾有两个妇女生下的孩子患有严重的缺陷，后来都夭折了。总计起来，这些科学家犯了不少错误，使得他们成为自己的病原体的牺牲品，这样的情况发生过456次。除了3个人以外，其他人都逃过灭顶之灾。两个人得上炭疽热，另一个染上玻利维亚出血热，这是一种奇怪的疾病，它侵蚀人体内脏，导致鼻孔、口腔、肛门大量出血。帕特里克自己也得过Q热。这种相对较轻的疾病意味着患者必须与寒战、咳嗽、头疼、幻觉以及高达华氏104度的高烧作斗争。
帕特里克一点都不后悔。过了数十年负有沉重的保密规定的生活后，在古稀之年，他才敞开地谈到那些实验，他自己的染病，以及那些死亡。所有这一切都是根据责任去做的，是因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而推动的，他如此说道。而莫斯科在这方面的实际所为，其恶果又远非帕特里克和他的同事所能想象的。
在谈及这个问题时，帕特里克要反驳那些批评者，他们强调细菌武器既不实用，使用起来也太危险。他很热衷于向人们显示的不仅是外国威胁的严重性，而且还有这种罪恶的艺术在美国的手里已经走得多远了。此外，他也要警告人们，拉杰尼希静修会的攻击仅仅是更可怕事情来临的先声。恐怖主义在滋生发展，其目标越来越对准美国人。虽然已步入晚年，他仍与众多联邦特工人员一起努力工作，促进更好的防卫，担心不仅是对美国人的，也是对他自己家庭的威胁。
在他过去的生活经历中没有什么东西表明帕特里克后来会成为一个细菌武士。像他的许许多多开发生物武器的同仁一样，他的早年生涯也开始于孜孜不倦地拯救生命，投身于把医学从一种艺术转化为科学的革命。从外表上看，他只是一个平常人。
威廉·卡珀斯·帕特里克生于1926年7月24日，是一对南方夫妇的独生子，该家庭是苏格兰－爱尔兰后裔。他的中间名字取自于曾为卫理会主教的一个亲戚。他的家乡弗曼，在南卡罗来纳州，是个小镇，坐落在洛坎特里，靠近萨凡纳河。虽然地处偏远乡村，人口大约只有100，但小镇和其相邻地区却是小孩的梦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帕特里克在军队服役，第一次接触到青霉素，当时青霉素刚刚开始被广泛使用来对付人体内的细菌。他非常着迷于这个发展，于是便返回学校，做好治病救人的准备，投身于抗生药物研究的新领域。
1948年，他从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获得生物学学士学位，一年后，在诺克斯维尔的田纳西州立大学获得微生物学硕士学位。1949年毕业后，他开始在印第安纳的一家公司工作，该公司生产新型的抗生特效药。作为一个搞研究的微生物学家，他一起参与了研制大规模生产青霉素和杆菌肽抗生素的方法，他集中研究如何最好地培养细菌，然后从中提取抗生素，那是细菌在微观世界的战争中用来互相打仗的自然合成物。更基础地说，他参与找到了保持细菌菌落存活和繁殖的方法，这个过程需要不断更新养料和移走代谢废物。
在他从事抗生素研究的工作中，帕特里克参与了人类最伟大，但却最不瞩目的革命之一——使人类延年益寿。在古代，人们的平均寿命是20或30岁。到帕特里克的时候，这个数字上升到了60多岁，至上世纪末，在工业国家，则已经达到大约80岁。人的预期寿命的延长主要归之于传染疾病的下降。历史上对人类生命造成严重危害的疾病——瘟疫、霍乱、肺结核、天花、斑疹伤寒、麻风、白喉、小儿麻痹症、流行性感冒、痢疾、肺炎、百日咳，以及其他十几种病祸——已经一个接一个地消失或得到控制。
某天，帕特里克接到田纳西州的一个老师的电话，后者当时已为军方的秘密工程工作。老师透露，他的工作主要是研究病原体如何才可能被高度部署以在战争中发挥威慑取胜作用。他不能细述，这是被禁止的。但这个研究令人着迷。他以对国家的热爱和对科学探索精神的想望为由，敦促帕特里克也加盟进来。
年轻的科学家热衷于接受挑战，也为以前的老师竟然还注意到他而受宠若惊。1951年，在对他经过半年多的背景核查后，帕特里克通过了高级保密工作的身份调查，获得许可在当时称为“迪特里克营”的联邦政府细菌战研究心脏工作。
第一部分武士（2）
细菌和战争是古老的盟友。两千多年前，锡西厄王国的弓箭手把箭头在粪便和腐烂的尸体上蘸过，以增加他们武器的致命性。14世纪时，鞑靼人把散发着瘟疫臭气的尸体掷过敌方的城墙。英国军队在法国和印度战争时期把布有天花病毒的毯子给予不友好的部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在敌方的骑兵部队中散播鼻疽病，这是一种马患的疾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在中国城市撒播感染了瘟疫的跳蚤，杀害了数百甚至可能数千人。
除了偶尔会有些成效外，细菌武器在战争或恐怖主义活动中从未起过决定性的作用。非有意的传染则是另一回事。欧洲人在世界范围的征服活动之常常可能成功是因为当地人对侵略者特有的疾病缺乏免疫力，包括天花、麻疹、流感、斑疹伤寒和瘟疫。但以细菌为武器发动战争相对来说是罕见的，特别在现代，这么做被广泛认为是不道德的、非人性的。即便如此，在20世纪早期，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苏联和英国等众多国家也曾研究过如何发动生物战。
他们都懂得他们在开发的武器完全不同于炸弹、子弹、手榴弹和导弹。生物武器的弹药是活的，它们能以几何指数的速率繁殖增长，如果高度传染，传播起来就像野火一样。最奇怪的是，战争总和喧闹嘈杂联系在一起，但细菌战却是悄无声息的。
在原子弹产生前，细菌武器被视为一种理想的大规模毁灭性手段，而且并不损坏财产。它们的主要问题在于不可预测性。在一个战场的范围内，细菌武器按照自然的规则行事，而不是军事长官的命令。它们也许杀死敌人，或者它们也可能掉转枪头反而吞噬掉进攻者和盟友。使用细菌武器似乎最好是针对远在他处的敌人，以减少疾病倒过来袭击己方的机会。
由于情报部门警告东京和柏林拥有生物武器，华盛顿在1942年开始做反细菌战的动员。罗斯福总统公开谴责美国的敌人拥有那种异常武器，称之为“恐怖和非人性”，尽管美国自己已在准备以同样手段进行报复。被选中领导美国的秘密计划的人是乔治·W·墨克，他是一个药品公司的总裁。墨克的名字家喻户晓，好几代医生都依赖《墨克手册》，将它作为诊断和医治疾病的可信赖的指南。但新的使命却几乎是隐而不露的，其秘密程度之高，只有美国造原子弹计划可相比。
细菌战研制总部设在迪特里克营，是马里兰乡下的一个旧的军事基地，其地理位置刚好够与
华盛顿及时迅速联系，又有一定距离可作为安全隔离地带。研制开始于1943年，然后迅速扩
大，从一个农业县的乡下据点开始，基地很快扩充为一个建筑密集的城市，有250栋建筑，5
000人在那里工作。
基地由围栏、瞭望塔和泛光灯团团围绕。卫兵接到的命令是首先开枪，然后再询问，并将机枪保持在待射状态。科学家也发到手枪，他们一直带在身边，或放在他们工作处的附近。处于基地心脏的总部则有它自己的一套武装警卫，不分白天黑夜保持高度警戒。所有人都有身份通行证，贴有雇员的照片——这套安全预防制度，后来数十年里被广泛推行。离开基地的人要将带照片的通行证交给警卫；偶尔有人没有如此做，就会遭到逮捕和审问。
科学家们埋头苦干，生产炭疽菌用于杀害敌方军队，生产农作物枯萎剂用于毁灭日本的水稻和德国的土豆。这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例如，他们必须慢慢处理炭疽菌，弄出它的最佳形式。在它成长周期的末尾，他们用热量或化学冲击迫使杆状细菌转化成孢子，进入一种休眠状态。当这个过程处理得当时，孢子就变得非常顽强，可以抵御热、消毒剂、太阳及其他环境因素。炭疽孢子已知可存活数十年。科学家们把孢子集中起来放入武器中。当孢子被吸入人体后，会转化回去成为杆状，完成一个感染。
迪特里克的科学家也了解了如何获得某些细菌排泄的毒药——这是一种策略，可以绕过传染
这一步，代之以生产致命的毒素直接向敌人喷洒。有一种是肉毒杆菌毒素，系科学界迄今已
知最具毒性的混合体。它使肌肉瘫痪，包括横隔膜，没有横隔膜，肺部就不能呼吸，患者很
快就会死去。科学家后来也了解了如何使肉毒杆菌毒素高度浓缩，只需要一磅这样的毒素，
如果使用得当，在理论上可以使10亿人丧生。
美国开发的任何生物武器都没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实际使用过，战后，开发的速度大幅度下降，规模也缩小了，但仍保持着。一个原因是美国得到的数千份文件记录了日本皇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细菌战计划。西方学者说，日本在满洲里的城镇广泛撒播炭疽、伤寒和瘟疫等病菌，杀害了成千上万中国人。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的医生在中国人和其他战俘包括美国人身上进行了可憎的试验。医生在健康的俘虏身上注入病原体以了解疾病是如何传播的。很多受害者，或者日本人称之为“木头”的，被故意饿死或冻死，有些人被用做活体解剖。战后，虽然有9个日本医生和护士因活体解剖8个被俘美国飞行员被判有罪，但是没有日本高级官员因发动生物战而受到起诉。美国官员保证731部队长官以及他的几个手下免受起诉，作为交换，美国得到日本的大量细菌战文件，并且日本人还帮助美国人译解。这些科学数据被视为意外的收获并得到详细的研究。
美国军方对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感兴趣，它的代价与当时刚发明的化学和原子武器相比简直太低了。美国政府担心不仅是苏联，恐怕还有其他敌人也会做这种比较，受到吸引而开发用于战争的病原体。就同等重量而言，细菌武器使人致残丧生的能力被视为核爆炸的潜在对手，有些甚至被认为更具毁灭性。
在1949年7月的一份秘密报告中，10多个资深联邦和民间专家在某次讨论时告诉国防部长，在计划和开发中对细菌武器应赋予更多的关注。这类战争仍然处在“其初始阶段”，该小组说，但可预见的进展将“极大地”提高武器的有效性。细菌武器悄无声息，但却是致命的，是反攻的理想武器。该小组认为，“此类破坏造成的结果与自然灾难极为相似，”这可能极大地有助于秘密使用它。该小组警告对美国的生物攻击“可能是灾难性的”，并强烈建议制定“家庭防御”粉碎该类进攻的规划，需要联邦政府、州和私人部门的合作努力。
从事该项秘密工作的某些资深人士不同意政府的推理。西奥多·罗斯伯里是战时在迪特里克的一个微生物学家，他在1949年撰写的著作《和平与瘟疫》中详细研究了细菌武器。他警告说，该领域的承诺是虚幻的，所谓免疫没有任何军事价值，因为细菌攻击的结果总是不可能预测或控制的。他坚持认为，专家的知识应转而放在对传染的疾病发动攻击。他的呼吁没有立刻产生影响。
第一部分武士（3）
1951年春，帕特里克来到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郊外的迪特里克军事基地。当时他25岁。
围栏的顶上装着倒刺的铁丝网。大门旁告示牌上写着“禁止摄影”。
全副武装的卫兵警惕地守卫在入口处。
同所有新来的雇员一样，帕特里克签署了一份弃权声明，如果他死于得自迪特里克的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