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战-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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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官员怀疑莫斯科也在搞类似的实验。这个想法在1956年得到了加强，当时苏联国防部部长格奥尔吉·朱可夫在一次共产党代表大会上说，一切现代战争当然包括生物武器的使用。
华盛顿很快就发现了有力的证据。美国一架U…2间谍飞机在高空飞越咸海的一个荒芜岛屿时拍了大量照片，其中有很多建筑和奇怪的几何形栅栏。中央情报局分析认为，这与生物武器有关。
某一天，帕特里克与另外10来个迪特里克的负责人被召去参加一个有严格的安全保卫措施的特殊会议。会议室门前的警卫把与会者的胸牌和会议名单一一做了核对。在简单的介绍后，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把间谍照片给所有的人传阅。
苏联岛屿上的建筑肯定与犹他州沙漠的牛眼模式环形建筑相似，那里的道路、感应器、电线杆，以及测试对象都是围绕细菌喷射器而拉大距离的。
长久怀疑的东西一朝得到证实，这使科学家的信念更坚定了，他们的努力不仅是合乎情理的，也是至关重要的，以报复来威胁苏联人，仅此一条理由就足够了。他们在核查这些照片时所看到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个大型企业，苏联早就已经跑在美国人的前面了。现在已经知道，苏联的细菌战计划开始于20世纪20和30年代，逐渐成长为当代最早、最大型的作业，开发的武器是以炭疽、瘟疫及其他疾病来感染人。那时，美国还没有细菌武器。斯大林的专制统治在这个领域投入了大量资源，尽管他的迫害，当时已经处决或监禁了很多重要的微生物学家。
莫斯科的转折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抓获日本的细菌战部队、研究日本人的技术，以及在战争中数百万俄罗斯人被屠杀而产生的增强苏联军队的决心，这一切都有助于增强对细菌武器的兴趣。1946年，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军方工程师建立了一个工厂，专注于炭疽菌。1947年，在扎戈尔斯克的外围，苏联军方建造了一个生产病毒武器的综合体，其中包括天花。到了1956年，当U…2飞机开始在苏联领空侦察飞行时，莫斯科已经在全国各地建造了很多秘密基地，开发和生产了细菌武器。
美国既担心苏联的计划，又对病毒和立克次氏体属微生物致残致死能力有着深刻的印象，50年代末，美国准备建造工厂以生产足够的病原体和生物细菌用于战争。当时，美国的官方政策仍然是不首先使用，生物武器只有在对敌人的细菌攻击作出反应时才会使用。
1956年，帕特里克在30岁的时候，获得提升，负责设计一家遥远的工厂，将迪特里克开发成熟的生产方法用于大量繁殖病毒，使病毒的生产不是以盎司，而是以加仑和桶的规模来计算。工厂的地点设在派恩布拉夫兵工厂，这是从阿肯色州的森林中开辟出来的一个军方基地。该州也是鸡蛋的主要产地。
军方已在使用派恩布拉夫兵工厂生产细菌武器，包括导致兔热病的细菌。在帕特里克的领导下，该厂生产扩大到了病毒领域。他根据派恩布拉夫兵工厂的设计与承包商和工程师一起工作，该工厂被称为X1002，其主要功能是迅速感染和获取数以万计的鸡蛋。在迪特里克，工作人员操作着沉重的金属盘子，每个盘子放有60只鸡蛋。而在派恩布拉夫兵工厂，帕特里克使用了传送带使整个过程机械化。
经过一连串的试验和失误，他发现，如果鸡蛋盘子在工作线上缓慢移动，每分钟15英寸，作业人员就不能集中注意力。“但是，如果你把盘子移动速度加快到每分钟22英寸或23英寸，他们在情绪上就不能接受这个速度，会挥舞双手嚷着不干了，”他回忆道，“我们发现每分钟20英寸正好。”
其时，帕特里克的生产线开始忙碌起来，生产Q热病毒。在一个星期里，X1002的工人们可以感染和处理12万只鸡蛋，这可转化为120加仑的病毒剂——足可使数百万人致残。
生产线的速度在涉及委内瑞拉马脑炎的病毒时甚至更快了。在一个星期里，在机械化生产线上的工人能够感染和获取大约30万只鸡蛋，这可以产出将近500加仑的毒剂。帕特里克对该病的症状十分了解，因为在迪特里克的一次意外爆发的疾病曾经使他的小组中15个人病倒。“那不是致命的，”他说到该疾病时称，“那就是使你感到自己要死了。你的眼睛好像将要从你的头部跳出来。”
公共卫生人员也十分了解这种疾病，因为委内瑞拉马脑炎在佛罗里达州、特立尼达、墨西哥，以及中美洲和南美洲是一种本土疾病——在那里，蚊子是该病毒的携带者。该疾病突然袭来会引起不适症状：剧烈头痛、发高烧、对光线极度敏感、恶心、呕吐、咳嗽、腹泻。在成年人中该病死亡率不到1％，但在老人、儿童、婴儿中却高得多。在流行病学中，每25个感染的儿童中有1个发展成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症状，出现惊厥、昏迷、瘫痪。患严重脑炎的儿童中，死亡率可能会高达20％。逃过鬼门关的人也会留下永久性神经损伤。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其任期结束前听取了关于迪特里克堡研究进展的报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是在1960年2月举行的。副总统理查德·M·尼克松没有到场，是时他正准备竞选总统。
第一部分武士（6）
艾森豪威尔企图在身后留下一些政治遗产，所谓超级大国间的信任在增长，裁军正在进行中，国防预算下降。但民主党人却要求大幅增加防务开支，艾森豪威尔对民主党指责美国在导弹力量上已经落后的说法异常气愤，他认为这纯粹是党派之见。
在会议上，赫伯特·F·约克，核武器设计者，新近刚被任命为五角大楼首席科学家和第三号官员，他告诉艾森豪威尔有控制致残这个领域已为军方展现了“关于战争的一个新视野”。他说这种武器是非致命性的。它们不是被用来进行屠杀，而是导致对方丧失活力、烦躁不安、晕眩失忆、麻痹瘫痪、疾病缠身、无意搏杀。约克说，这种效果是暂时的，尽管微小的反应“也许会永久性地存在下去”。他说像Q热病和委内瑞拉马脑炎这样的毒剂受到更多的关注，科学家正在寻找方法，使它们的仓储存活期从1年延长到3年。他说将来军方的科学家将会生产一种新的病毒——一种非洲病毒，可以导致裂谷热，是一种出血症，打寒战、出血，大部分受害者会昏迷恍惚，但不会死亡。科学家还将开发“针对特定目标的其他病毒的变种”。新的武器展现了军事上的优越之处。相反，约克注意到苏联的生物毒剂却是致命的。
陆军参谋长莱曼·兰尼兹尔将军描述了这些武器是如何使用的。它们能够覆盖广大的地区，使敌方遭受重大的损伤，但不摧毁建筑和财产。他说，“在那些友好的平民所在的区域为敌人的军队所占领的地方，”它们的潜力特别巨大，这种状况也许会出现在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兰尼兹尔举了一个假设的例子：如果共产党军队占领了一个重要的地区，美国可以用脑炎病毒实施攻击。飞机可以在争夺的地区丢下炸弹包或喷洒毒剂。他说两架中型的轰炸机也许就够了。在3天之内，当毒剂起作用后，飞机便带上美国或盟国的伞兵重新夺回领土。
约克说，这种武器具有潜在的革命性。病毒可以是温和的伤害型如流感，也可以是致命的其威力好比原子弹。他补充道，在未来5年，五角大楼要在研究和武器生产方面投入更多的金钱。总统的科学顾问乔治·B·基斯塔科夫斯基说，这个领域的“前景绝对是看好的”，他支持增加预算。
艾森豪威尔同意了。
国防部长小托马斯·S·盖茨问道，世界上对使用这类武器会怎么看，并想了解它们是否应被视为与核武器类似的武器。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戈登·格雷提到，根据目前的政策，无论是使用化学武器，还是生物武器都需要得到总统的批准。
艾森豪威尔比在场的任何人都更有战场经验，他称，令人致残的毒剂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想法”，但也仍然会有“一个重大的难点”。敌人也许会认为使用这类武器就是全面的细菌战，从而以致命的毒剂予以报复。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内森·F·特文宁将军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如果美国真的使用这类致残毒剂，“我们就应该尽最大的可能公告它们的非致命作用”。
几年后在一次记者会上约克说，由于艾森豪威尔提到了报复问题，当时他自己对非致命型武器的热情很快便让位于怀疑。他说，以致残型毒剂发动一场攻击，即使进攻者声称是人性的，仍然肯定会引起可怕的报复。
1961年1月，约翰·F·肯尼迪入主白宫后，对生物武器的投入急剧上升。新的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全面回顾了军事项目，包括生物武器。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现这种武器具有独特的优势，特别是它们的致残能力而非杀生的能力。他们强烈赞成一项突破性的计划，准备细菌战。
已经很受重视的病毒工作加倍提速了，很多公司，如通用电气、布兹艾伦、洛克希德、兰德、孟山都、固特异、通用动力、通用喷气飞机、北美航空、利顿系统公司，甚至生产奇里斯牌和惠体思牌麦片的通用面粉公司都加入到细菌计划中来。干燥谷物的供应商悄悄地制作了一个“线性原料喷洒器”，这是一种装置，能够从飞机上连续喷洒细菌，从而确保传染的烟雾覆盖广大的区域。
五角大楼的计划人员热衷于获得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广阔的范围，他们准备了6种型号的导弹以运载生物战的弹头，其中包括“潘兴”（Pershing）导弹、“狮子座”（Regulus）导弹和“中士”（Sergeant）导弹。“中士”导弹的有效载荷由720个小炸弹所组成，每一个小炸弹宽3英寸，含有7盎司病毒剂。在10英里的高空释放，在大气层的边缘，小炸弹在下落时散开，覆盖地域超过60平方英里，将毒剂喷洒在空中，一如良好的喷洒器。
军方领导人还指示现场试验从犹他州沙漠迁出，改到更像目标地条件的地方进行。为了确定在东南亚的可用性，试验放在冲绳、巴拿马以及太平洋中部地区进行。由于俄罗斯大部分地区都比较寒冷，所以细菌又放在阿拉斯加州试验。
试验规模扩大并产生了一个新的军方官僚机构。该机构成立于1962年5月，在盐湖城附近的道格拉斯堡设立了它的总部。它的数百位工作人员负责监管船只、飞机、人员、装备以及细菌的输送。
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夺取政权后，美国军界官员制定了入侵这个岛国推翻独裁者的应急计划。其中最秘密的一个计划被迪特里克堡称为马歇尔计划，这个名称和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欧洲的计划同名，真是很讽刺的。这个以前从未公开过的计划要求美军对古巴实施重大攻击，并从打击其军队和平民的生物攻击开始。
战争计划包括了每一个想象得到的情景。但按照涉及计划准备的几位美国官员的说法，马歇尔计划是一个严肃的选择。数年来，这个工作不仅包括与迪特里克堡的细菌专家的协作，而且还有毒剂的选择、伤亡的预测，以及对古巴气象模式的研究。甚至还进行了演习以考察需要的细菌究竟可以如何迅速地生产。
随着新的制剂的出现，以及肯尼迪政府在军事生物研究上增加的投资开始得到回报，该计划的细节也就逐步形成了。开始时，迪特里克能够提供的主要是致命型毒剂，如炭疽菌。但在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新的派恩布拉夫兵工厂生产增长了，迪特里克能够提供越来越多的选择，使绝大部分被袭击的人活下来。如果总统命令入侵古巴，军方的生物学家和计划人员就主张使用这类病原体和生物毒剂。致残毒剂能够使古巴的防御瘫痪，从而极大地减少预期的美国军队的伤亡。
当迪特里克进一步细化其生物打击计划时，五角大楼也在研究如何制造虚假的事件，以激起人们对古巴领导人的不满，从而支持对古巴的入侵。出现这类偷偷摸摸由美国人制造的事件，其责任都推到了卡斯特罗身上，如劫持飞机、弄沉携带古巴难民的船只、在迈阿密和华盛顿特区制造恐怖，甚至在古巴的水域打击一艘美国的船只等等。这种寻找借口的策略，其设计者便是兰尼兹尔将军，就是他告诉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军事上可以使用致残型细菌武器。在肯尼迪政府时期，他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兰尼兹尔在1962年3月致信麦克纳马拉，称假借名目的行动“将为美国军事干预古巴提供合理性”。肯尼迪最终反对兰尼兹尔的想法，随后他被撤了职。
第一部分武士（7）
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爆发，把华盛顿和莫斯科带到核战争边缘。肯尼迪总统集结大批军队，随时准备入侵古巴。五角大楼动员了100多万人，并估计在一次常规攻击中，美国在头10天死伤人数就会达到1。〖=F〗85万人，或者说大约是18万入侵部队的10％。
肯尼迪政府在危机期间考虑了针对古巴的一系列军事选择。但没有一种选择表明在高层关于如何撤除苏联导弹基地的辩论中曾经设想过细菌攻击。肯尼迪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一次记者访谈时说，他从未听说过马歇尔计划。他并补充说，无论是他，还是肯尼迪总统都从未有过“这种念头”，即打算在危机时对古巴使用病原体或生物毒剂。学者菲利普·D·采利科夫曾经通过安全查证后获准查阅这次冲突的机密记录，他说，他不知道有过任何录音带或送交总统和他的安全顾问的文件曾经提到过细菌武器。
但是，美国军界的某些人，特别是在迪特里克堡服务的人，他们认为古巴导弹危机是一个教训，表明细菌武器也许某一天可以拯救成千上万美国人的生命。随着新的派恩布拉夫兵工厂完工，现已可能用致残型毒剂攻击整个古巴。
五角大楼一个可以接触军事档案的官员说，对古巴可能发动的入侵选择最终包括了生物攻击。他说，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工作的参谋军官主任批准了该项计划。该军官说，这个计划规定了可以使用的细菌组合，他估计一次生物攻击可能影响数百万古巴人。不清楚的是，考虑这种选择的认真程度如何。参谋军官当时还没有他们在数十年后那样有权力，他们批准由陆军和其他军种及指挥官们提出的计划常常只是例行公事而已。
据迪特里克堡当时的科学主任赖利·D·豪斯赖特回忆，制定计划是由五角大楼官员指导的，他们鼓励细菌科学家进一步推敲这样的攻击究竟如何发挥作用。“我拿来有我半张书桌那么大的地图，”上面标明了俄国军队和武器在古巴的位置，豪斯赖特说。他补充道，军方的官员们“非常善于让我们了解情况”，而他和他的同事则帮助军官们判断“成功的潜在可能”。20世纪60年代初，他的手下准备了可能使大量古巴人致残或丧生的毒剂。他说，有一项被考虑的致命选择涉及向敌方军队喷洒肉毒杆菌毒素制剂。豪斯赖特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