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传-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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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问题，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因为他在写作这篇小说的时候，就住在天津的“摩天大楼”里——较之滹沱河两岸那些低矮的土屋，姑且这样说吧。
访苏
1951年10月，他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了苏联。
到莫斯科的时候，天气已经很冷了，代表团参观了纪念高尔基的博物馆。馆内陈列丰富，布置精细，再现了高尔基的一生。他们在每个橱窗前都瞻仰了很久，其中有一个表现高尔基和契诃夫友谊的橱窗，给孙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众多纪念品里，有一只旧式的构造精致的金怀表，他后来得悉，这是契诃夫送给高尔基的，并明白了这只金表的分量：契诃夫在克里米亚接待了高尔基以后，知道了高尔基的创作情况和身体的情况。高尔基的创作生活，我们知道那是一种持久性的突击，不断的扩大生产，全部的呕心沥血。但是高尔基那时的经济情况并不好。我想：契诃夫因为自己有病，他特别关心的是高尔基的健康。一次他在给高尔基的信里说：“一个作家应该有一只表。”纪念馆里的这只表就是他买来送给高尔基的。①孙犁认为，契诃夫送给高尔基的这只金表，主要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关怀和援助。孙犁注意到契诃夫因为自己有病就特别关心起高尔基的健康，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孙犁那时的身体也不很健康，所以他才在这只金怀表上面花了这么一番心思吧？或者至少他是更能体会这位俄罗斯作家的心情吧？
出于同样的兴趣和愿望，孙犁还注意到了这样的事实：在创作上，契诃夫比高尔基早了一个时期，“他对于高尔基的爱护和帮助，除去在创作上提供很多很好的意见，还有很多崇高道义上的支持，最有名的是退出科学院的声明。至于托尔斯泰对契诃夫和高尔基的帮助，那就使我们在同一时期，看到了三位伟大作家的亲密关系，好像看到了一个可敬的家庭里的三辈老小一样。”②他不会不注意到那张高尔基与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三人合影：前面坐着的是托尔斯泰和契诃夫，托翁那部长长的大胡子几乎已经完全变白，但深陷的双眼还是那么炯炯有神。带夹鼻眼镜的契诃夫的那双眼睛，则永远显示着他是医生出身，冷静而安详，那一口剪裁得比较整齐的小黑胡子，表示着他是这个“家庭”里的中间一代。年轻的高尔基立在他们身后，浓密的眉毛和短短的髭须把那张瘦削的面孔衬托得更加严峻。三个人都凝视着前方，好像在说明这三位代表着不同时代的伟大作家，现在都在注视着俄罗斯和人类的未来。
正如孙犁所说，这三位作家好像组成了一个可敬的家庭，但是，“如果认为幼辈对先辈需要的只是言不由衷的赞美，那就错了。托尔斯泰常常指出契诃夫在语言文字上的魅力，也常常指出他个别作品的弱点。契诃夫从这里得到切实的教益，从心里佩服这个老头儿的见解。托尔斯泰对高尔基也是这样……”①
代表团参观了位于莫斯科以南一百六十公里处的雅斯纳亚·波利亚纳。这里是托尔斯泰的庄园，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托尔斯泰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孙犁在《托尔斯泰》②一文里，用了相当的篇幅，记下了他参观过的这座庄园的景象和托尔斯泰生活、工作的情景：庄园里树林很密。托翁的居室并不高大。写作室安排在楼下原是堆放杂物的仓房里，窗外环境很安静。他很喜欢这间又低又小的房子，经常坐着一个木箱写作，他小说中那许多富丽堂皇的场面，那反映了俄罗斯一个时代的生活风习的巨幅画卷，就是在这简陋的小屋里写出来的。房的一角，有一只单身铁床，屋顶上原有几个挂农具的铁环，现在就用来做体操。托翁喜欢运动，卧室里放着哑铃。他也喜欢劳动，在莫斯科住宅的一间小房里，木案上还保存着他做工的斧、锯、钳子和铁钉。
托尔斯泰喜欢和农民谈话，并且喜欢人们争吵，除了写作时间，从不拒绝任何来访者。但他的夫人很不欢迎这些来客，他就在莫斯科的住宅里专辟了一个小门，以便这些乡下人能直接进入他的房间。他的学医的小女儿，常为那些贫苦农民治病，托尔斯泰很喜欢她，说：在家里，只有这个女儿真正了解他。
托尔斯泰也喜欢散步，每天下午写作以后就到野外去。有时也打打猎，他的会客室的钢琴下面，就铺着他猎取来的一只大熊的皮，庄园书房的墙壁上，装饰着很多鹿角。
他还喜欢到田间和农民一同劳作，孙犁看到了画家们为他描摹的耕地、割草的各种画像。
孙犁通过实地参观考察获得的关于托尔斯泰的这种种印象，长久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想——托尔斯泰……抱着深刻的同情心，体验了农民的生活。
托尔斯泰并不了解革命，他想给农民寻找一个出路，结果找到一条错误的有害的道路。但因为他的现实主义的精神，他的笔下出现了俄罗斯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的形象，反映了农民长期积累的革命的情绪和他们在革命中间的弱点。
我只是从他生活朴素、爱好劳动、接近劳动人民这些特质来回忆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
生活，和群众生活保持的距离，可以衡量一个作家的品质，可以判断他的收获。……他们参观了托尔斯泰的墓地，除了松柏，墓地没有任何装饰，就像托尔斯泰在一篇小说里写的那样，一个人死后，只需要这样小小的一席之地。孙犁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一起，踏着厚厚的积雪，在墓前脱帽致敬。
他们在托尔斯泰的庄园流连忘返。后来，孙犁这样描述着他的感受：“我们站在那些参天的树木中间。在这里，我只是一棵小草，回忆着幼年以来学习文学的经历。在这无限广阔，滋养丰富的园林里，震响着惊心动魄的风。它把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拯救苦难人民的坚强意志，吹向世界的四面八方。我庆幸：虽然幼稚，但很早就受到了它的阳光的照抚，吸引和推动。”①
这里说的，可以是托尔斯泰，实际上已不仅限于托尔斯泰。如本书前面所说，由于他所处的时代，在他的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受到了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的陶冶。在访苏期间，他还参观了莫斯科的果戈理广场，瞻仰了矗立在广场上的果戈理的铜像：这位天才的讽刺作家披着宽大的头巾，俯着身子凝视着土地，使孙犁更加相信他决不是一个孤独冷静的人，而是一个充满热情的爱国者。有一次，孙犁和代表团的成员们坐在急驰的汽车上，他忽然陷入遐想，眼前出现了果戈理乘坐旧式马车在俄国风雪大道上旅行的情景，同时脑海里跳出了果戈理那火一样的句子：俄国呀！我的俄国呀！我在看你……然而是一种什么不可捉摸的，非常神秘的力量，把我拉到你这里去的呢？为什么你那忧郁的，不息的，无远弗届，无海弗传的歌声，在我们的耳朵里响个不住的呢？……唉唉，俄国呀！……你要我怎样？……莫非因为你自己是无穷的，就得在这里，在你的怀抱里，也生出无穷的思想吗？空间旷远，可以施展，可以迈步，这里不该生出英雄来吗？
这是用的鲁迅的《死魂灵》的译本，就是他青年时代在北平流浪时买下的那个初版本。包括作者、译者和他在内，这火一样的句子，该燃烧了不同国度的三代人的心灵了。那一次他拿上这本新买的书去黑龙潭看他的教小学的同学，在那四野肃杀的郊外，他被这火一样的句子炙烤着，激动得热血沸腾。多么有意思呀，不则十几年之后，他竟来到了果戈理的祖国，在广袤无垠的俄罗斯的土地上，再一次温习这烫人的诗一样的句子了。
参观马雅可夫斯基故居的时候，孙犁看到，在这位被斯大林誉为苏维埃时代最有才华的诗人（他本人自称是“报纸的诗人”）的卧室里，有一张列宁的照片，那是列宁讲演的照片，山鹰般的姿势很富有鼓动性。据说，马雅可夫斯基在这张像前写了名诗《和列宁同志谈话》。以后每逢列宁逝世纪念日，他都要写诗。此外，他的卧室里还有一个地球仪。马雅可夫斯基很想绕地球一周，特别想到中国来，他曾写过：劳动的中国，请把你的友谊给我！他绘制了一个旅行的地图，想到三千个僻运的地方去演说。
孙犁赞赏这位热情洋溢的诗人：“不能忘记，马雅可夫斯基写诗的日子，正是苏联革命后处境困难的时期，国内有饥荒，国外有帝国主义的干涉，很多知识分子在观念上混乱。是马雅可夫斯基看到祖国真正新生了，他忠诚勇敢地拥护了这个新制度，并且无比热情地歌颂了带来这个新制度的列宁同志。”①
除了莫斯科，孙犁还随代表团参观了列宁格勒、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等地，每到一个地方，都接触了很多著名作家，参观了许多博物馆、纪念馆。通过这些活动，他对自青年时代就影响过自己、也影响过中国文学的那许多光辉的名字，了解得更切实了。甚至那些讲解员，也给孙犁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正在扩充修建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博物馆里，热情地给我们讲解的，是值得尊敬的女性，作家的夫人。在托尔斯泰博物馆，那些年老的女馆员，对我们讲解托尔斯泰的时候，好像叙述她们的亲人，又好像对年幼的一辈叙述着老年一辈的光荣。
……②
访问期间，他们自然也受到了苏联人民的热情欢迎。特别是那些男女青年和少年儿童们，更使他久久不能忘记：“在高尔基文学研究所，那些来自苏联各个共和国的男女青年，对待我们好像兄弟。在卓娅求学的那个中学里，女孩子们读过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她们和康濯合拍了一张值得纪念的照片。”①他尤其不能忘记和孤儿院的孩子们度过的那个夜晚，这所孤儿院在托尔斯泰的故乡，实际上是一所修建得很好、室内很温暖的学校，孩子们大都在卫国战争中失去了双亲，他（她）们以极其亲切可爱的态度，欢迎和招待了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成年人——在这些人的国家里，也刚刚结束了那旷日持久的战争。孩子们不愿意他们离开，表演了很多节目。代表团成员坐在沙发上，背靠孩子们亲手绣的花靠枕，面前桌子上摆着他（她）们培养的长青树。孩子们坐在中间，唱了一支由托尔斯泰作词的民间曲调的歌（托尔斯泰很喜欢这个曲调），客人们一致赞扬了那个唱高音的女孩子的婉转嘹亮的歌喉。另一个女孩子背诵了长长一段《战争与和平》里的对话，把客人们带入了另一个境界，许多人脸上现出了沉思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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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孙犁唯一的一次出国访问，在国外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他，却等于又一次生活上的跳跃——那是50年代初期，他刚从乡下“跳”到城市，已经感到有些不很适应，事隔不久，又“跳”到国外了。所以，对这次出国，他事先既无兴趣，事后又感到非常劳累：“那种紧张，我曾比之于抗日战争的反‘扫荡’。特别是一早起，团部传出：服装、礼节等等应注意事项。起床、盥洗、用饭，都很紧迫。我生性疏懒，动作迟缓，越紧张越慌乱。”他很佩服同团出访的李季那样从容不迫、好整以暇：利用蹲马桶的时间就把刷牙、刮脸、穿袜子、结鞋带……这些事全办了。有一天忽然通知都穿西服，而孙犁还不会系领带，早早起来，正在面对镜子为难，李季进来了，他衣冠楚楚地笑着说：“怎么样，我就知道你弄不好这个。”
接着，他像战争年代替一个新兵打被包那样，帮孙犁系好了领带。
孙犁也是在这次出访期间，才和李季相熟起来。李季不只长于诗，也长于组织工作，而且很能体察同伴的个性和心情。有时不外出参观，他会把旅馆的房门一关，向大家提议：请孙犁唱一段京戏。在团里，似乎也只有孙犁会唱京戏，每逢有人要他唱，他就会兴奋乃至激动起来。这时，李季又喊：“不要激动，你把脸对着窗外。”
事后，这使孙犁很受感动：“他如此郑重其事，真是欣赏我的唱腔吗？人要有自知之明，直到现在我也不敢这样相信。他不过是看着我，终日一言不发，落落寡合，找机会叫我高兴一下，大家也跟着欢笑一场而已。”①
处下不卑，登高不晕
孙犁的创作，仍然继续遵循着他的基本上是纪实的、同时也是最富热情和理想的路线。1954年，《文艺学习》编辑部向他提了几个问题，现把这些问题和他的回答撮录如下：“请回忆一下，你的创作冲动是由什么引起的？是由一件事，一个人，或者由于其他？”
“创作冲动是一种要写东西的愿望。这种愿望大部分是从责任感出发，就是：我是一个记者，或是一个作者，应该写些什么出来。在具体取材上，有时是一件事，也有时是一个人，这是很难分别的。但主要的是因为对一个人发生过情感，对他印象深刻，后来才写出一篇文章来。”
“在日常生活中或工作中，你是否观察人的活动？特别注意些什么？”
“我自己以为，我对接触过的人物，记忆比较好，因此，在写到这个人的时候，当时的情景总还记得。这恐怕是我对他曾有好感或是恶感的缘故。也有忘记了的人物，那就是他不曾引起我的感情的波动。我不大习惯为了写作，那样随时去‘观察’一个人。我认为那种带有职业性的观察，是很不自然的。”
“当你深入群众生活时，你是否每天记笔记？记些什么？写作对你怎样利用这些笔记？用得多不多？”
“我很少记笔记，当记者时有时记一些。那是害怕弄错了时间、地点，或人的姓名。但我认为笔记总是有用的，虽然它并不是创作必不可缺的条件。我认为鲜明的记忆最重要。因为它在创作中容易发挥，而笔记则容易凝固。”“当你经过长期生活，积累了许多印象之后，你如何概括这些印象，创造人物？是不是根据真人真事？你作品中的人物是否都有模特儿？你如何根据模特儿塑造人物？”“我还没有学会概括和创造人物，这是很困难的。在我的作品里，大部分的人物是有真人做根据的。有时因为我对那一种性情的人物有偏爱，因此，在我的作品里，也常有类似的人物出现。我以为，幼年的记忆，对作品的影响最显著。本村本地的人和事，对作者的印象最深。当然，这些真人在作品中都是经过作者的夸张和演染的了。
“在创作中，有些人物距离今天的时间越长，在写作时反倒越显得鲜明，离开很久了的地区，也是如此，记忆这个东西很奇怪。例如《荷花淀》是我在延安窑洞里写成的，而《山地回忆》是在天津报社机器房的小楼上写成的。”“在你的作品中有没有完全靠听来的故事写成的？”“可以说是没有，有时也因为听了些什么，引起写作，但那只是引起而已，故事中的生活还是以经历为依据的。”“你每次写作，感觉最困难的是在什么地方？有无中途写不下去的时候？后来又怎样继续下去的？”
“最感困难的是：想写什么，而对那种事物知道的很少。常常有中途写不下去的时候。如是短篇，睡一觉，精神好些就可以继续下去。如是长篇，那就必须转折一下，但如没有提纲作指针，转折是很冒险的。因为虽然写下去了，并不等于就是写好了。”
在提问过程中，他还回答了一个在50年代不容回避的问题：“你在深入生活时，是如何借助党的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