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皮自白:一个军统上校的笔记-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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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黑皮自白：一个军统上校的笔记》是曾任国民党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督察长、军统上校关梦龄生前留下的一部手稿，这本“特务小说”是关梦龄出狱前后的反省笔记，由著名军旅作家李占恒第三次精心整理修订，近日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关梦龄几乎参与了他任职督察长期间督察处的全部罪恶活动，并且将自己高超的特务技术传授给上司、同僚、下属，曾迫害大批共产党人。长春解放后，关梦龄自首，在清除国民党遗留特务时立下大功，关梦龄本因罪行该死而不死。1953年关梦龄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先关押长春监狱，后集中抚顺战犯管理所，1963年刑满释放。共产党以人道主义的精神来改造和照顾战犯，使他们死去的良心又复苏了。关梦龄在监禁的15年里写了有近百万字的材料，他们对代表政府的管教人员感恩戴德，历数了其中种种感人肺腑的事例。
关梦龄思想灵魂深处是复杂多面的，他效力国民党军队多年，却对战胜了他和他的军队的人民解放军推崇备至，也居然坚决抗日！他经过改造成为了人民的一分子，老实而敢于仗义执言，最后因拒绝冤枉党内干部而自尽身亡。
存活于可留恋的世界，是关梦龄自首及盼望早日飞离樊笼的主旨，对独生女儿的炽热的爱却始终是关梦龄一条感情的潜流，┅┅一个背景复杂经历曲折良心尚未完全泯灭的真实人物形象在书中呼之欲出。
由于并非刻意写作，关梦龄在行文中悉数自己人生历程，总结国民党失败教训，剖析改造心路，因此真实、自然地记录了关梦龄的军统生涯及囚犯生活。其中的记述详细而真切，鲜为人知且文笔细腻，语言幽默，思想深邃，为读者在阅读中增添了趣味，在品味中思索历史人生。
第一章 败兵之将
生日，灯罩炸了
1948年秋天，长春城内一片混乱，被围困的十万国民党军队仅靠微少的空投粮食活命，老百姓连草根树皮都吃光了，大街小巷每天都有饿死的人，关内的报纸说长春成立了“埋尸委员会”。一天，督察处逮捕了一个叫王万富的木匠，他的老婆孩子都被饿死了，他饿得没有办法，就到市场上去诳骗那些饥饿的孩子，把十一二岁的孩子骗到家，用斧子把小孩砍了，把身上的肉割下来拿到街上顶马肉卖，卖了钱，买高粱米。这样的事，我不但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什么“民不聊生”啊，“饿殍载道”等等都不足形容当时长春饿死十来万人的凄惨景象。
守在长春的部队计有新七军和六十军，加上吉林保安旅，骑二旅和警察总队等。这些部队的士兵饿得东倒西歪，不成样子；军官们依然如故，吃得脑满肠肥，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躺在白骨堆上享乐。
长春守军没有力量出击，期望辽西战役打好，能有援军到长春解围。蒋介石给郑洞国的电报指示：“固守待援，相机出击。”待援是可以的，出击是办不到。给养没有，士气低落。士兵把长春当成“坟墓”，军官揶揄自己已成了“瓮中之鳖”。
这种情况下，我在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①工作已没有什么劲头，加上我与处长张国卿还有一些私人意见，9月，我就离开了督察长的职务。随即，保密局长春站②站长项迺光保我为“军事联络组”组长。当然，南京保密局不会不准的。这个“军事联络组”是为控制袁晓轩一支两三万人的“吉黑地区人民义勇队”的武装特务而成立的，一个少将组长，四个中校组员，还有一部电台。由2月到9月，这支特务武装便垮台了。我这个组长已没有工作可做，只担个名领几个薪水和给养而已。
离了督察处，我是“无官一身轻”。每天自在逍遥，整天吃喝玩乐。虽然饿死了无数的老百姓，可是我的生活还保持正常。我的习惯，不吃大米，不吃豆油，每天仍然吃最好的美国面粉、猪油，或者芝麻油，鸡、肉不断，一些小特务给我到处搞吃的。我在外边也有一些应酬，所到之处也都是大酒大肉。除了吃就是嫖。找女人跳舞，没有大型舞会，就组织家庭小舞会，轮流在各个“公馆”举行。这个太太，那个小姐，乱七八糟，自己倚恃有高粱米可以作为玩弄女人的诱饵，这时我的生活毫无拘束，心想：反正快完蛋了，八路军一来，一切都不属于我，为什么不得乐且乐呢？
北平家中接二连三地来电报催我速回，二老婆郭依平给我来电报说：“老太爷叫你赶快回来，再不回来，就是不孝。不然，我就到长春去找你……”一些朋友从北平、天津都来信问候，望我早日离开长春这个危险地区。从关内寄到长春的信是空投的，长春往外寄信是寄不走的，只有用电台发电报，我利用空军的电台发这些私人电报。特务电台不能随便乱用。我回电报告诉他们：长春四面被围，飞机场已被八路军炮兵控制，不能起落飞机，只要有飞机我就走。这是项迺光与我说定了的。
9月中旬以后，各地战况非常不好，天天是打败仗的消息，不是这个地方丢啦，就是那个县叫八路给占了。消息来源于收音机，还有沈阳“东北剿总”的通报。南京保密局也给长春站来了电报，指示：能潜伏的立即潜伏，不能潜伏的向沈阳疏散或到北平集中。九月底，我与项迺光商量，我要化装经四平去沈阳。项迺光说：“你走，我先向南京局本部请示，我不能同意你经过四平，你忘了，南忠信（长春警察三分局局长）到了四平，来信不是说得很清楚嘛，公主岭及四平等地的八路军卡哨都询问你的行迹。由此可见，八路军要抓你，你还自己送上门去了。”
我一想，这么走的确危险，认识我的人很多，比如5月20日在长春召开的军民大会，庆祝蒋介石就任伪总统，有六七万军民参加，我是这个大会的警卫组组长。我站在大会门前的警卫车上，虽然穿着便衣，却也暴露了身份。警察局副局长李贺民会后对我说：“你还怕八路不认识你，站在汽车上自己贴布告呢！”
长春如果失守了怎么办？我与项迺光研究，第一是随军向沈阳突围，项迺光对我说：“长春到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掌握三个部队：新七军的三十八师，六十军的五十二师和吉林师管区，这三个部队的部队长陈鸣人、李嵩、李寓春都与我说好了，并且我已经给南京打了电报，毛先生（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回电说已转报给大总统。这三个部队可以与咱们一致行动。”
我说如果这个计划不能实现，第二步就是化装潜逃。这虽然是下策，但也不能不准备。项迺光同意并准备逃跑的东西：先在市内照了二寸便衣小相片，我、项迺光、张国卿（督察处处长）、袁士举（保密局长春站副站长）、马绍周（市政府政工大队长）、袁晓轩等人都在督察处院内照的。相片照好之后，派人到长春市各区公所起了国民身份证，都用化名，我化名“吴国栋”，商人。又派上尉参谋孙万斌弄来六张路条，我给了他一两黄金。
我又叫医生给我弄了一些吗啡、疲乏崩，我吸食鸦片，唯恐途中不能吸食。
有一天，我到督察处去看看。接我工作的陈牧对我说：“现在，没有什么案子可办了，政治案件都处理完了，看守所押的几十个人都是刑事犯。外边有人说，八路军就恨督察处，督察处就是关督察长，和两个陈主任，一个是我，一个是陈寿岚。这话也不假，咱们过去怎么抓人家，审人家，杀人家，将来人家如法炮制。所以，有政治犯还要抓，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对呀，能杀就杀呀！宁可自杀，也不叫他杀。”我又接着说，“咱们手中连自杀的东西都没有，真被八路抓去，死不了活不了有罪受。应该预备毒药棉花，必要时往嘴里一放，完啦，省得遭罪。1945年光复，在汉口抓了一个日本战犯，少将级的军官，押在咱们的看守所，入所之时，没有认真检查，他带了一块毒药棉花，什么口供也没有就自杀了。老板（军统特务对戴笠的称呼）当时在北平发了一顿脾气，说这个看守长无能。”
“这个日本战犯把毒药棉花放在哪里啦？”陈牧问。
我告诉他：“放在军衣贴边儿，没法查出来。后来，我在北京担任肃奸委员会的总务科长，我对看守所所长说：‘抓来的八路和日本战犯一进所就要把衣服脱光，另给他们一套囚服，如果再不放心，叫他们先洗个澡。’这样什么事也没出过。”
没有几天，沈阳“东北剿总”二处处长郑兆一给我和张国卿来了一个电报，说要在长春布置潜伏组，原来的方学儒那个组已暴露身份，无法潜伏。求我们在长春给物色个组长人选。我找了徐克成，他是伪满的秘书官，后来又为我们做过情报工作。当时在长春赋闲，他的家在长春住，长春的社会关系多。他愿意干。我与张国卿便给郑兆一回了一个电报，把徐克成介绍给他。10月初，由沈阳用飞机给徐克成这个潜伏组空投了干电池，密电本等，并由我代向长春后勤第十六支部给徐克成领了半年的经费，半年的粮食。
同时，保密局长春站也布置了潜伏组，组长吴殷强，他年龄大、稳重，在七马路开了一个粮米加工厂，扮作商人，很像。
进入10月，形势恶化，项迺光找我去商谈随军队突围的事情，他说：“为了将来行动便利，把站上的人编成组，你、我、袁士举、袁晓轩、马绍周、李友濂编在一个组，其余的人编5个组，每组10个或15个人。这样行动起来不致紊乱。”
对于这些事情，我没有意见。
为了便于紧急行动，督察处的内外勤人员都命令搬到处内住。我内心并不紧张，听说蒋介石到沈阳亲自布置一切，我认为最近可以安然无事。我每天接触的新七军的军官们不是跳舞就是打牌。我想：“长春有这么多军队，两个军，六个师，上校以上的军官有几百，我怕什么？天塌有大个，过河有矬子，死，大家死一块；逃，大家一起逃，我用不着过分忧虑。”我准备腌酸菜，叫手下的督察给我买一口猪，预备春节吃火锅，过个太平年。
10月14日锦州防线被突破，这个消息传到长春如晴天霹雳，凡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锦州被占，切断了沈山交通，使华北与东北交通断绝，使东北的守军成为瓮中之鳖。东北休矣，长春不待论矣！10月15日，我看见新七军的所有大小汽车、卡车一律试行加油，擦修，似乎要出动的样子。
10月16日是农历九月十四，我33岁的生日。长春金店同业公会理事长魏占元张罗给我祝寿，我说：“这个时候可不能过生日，叫外人知道说闲话，如果要聚会聚会，就到我这儿，找几个朋友偷着吃一顿，我请客。”
于是魏占元找来了几个朋友，我叫厨子做了一桌席，鸡鱼海味，应有尽有。不算烟酒饭，花了七八百亿元，算在一起有九百亿元。酒醉饭饱，尽欢而散，午夜我才休息。我刚上床，床头的煤油灯罩炸了，我心中颇不高兴，谁也没碰它，这个灯罩怎么会坏了呢？早不坏，迟不坏，偏在过生日这夜坏！太不吉利。我怀着不愉快的心情入睡了。
第二天天刚亮，我还没有起来，我的表弟苗可成（新七军谍报队队副）到我这，惊慌失措地告诉我：“不好了，六十军叛变了！长春完蛋了。现在长春分两部分，新七军的防地可以通过，六十军的防地不准通过。二哥你快到警备司令部去问问消息吧！”
我匆忙起床拿起电话机想给新七军参谋处打个电话，一拿耳机，没有声音，电话坏了？洗完脸我就到新七军参谋处，参谋处没有人，几个下级军官什么也不知道，我下楼到卫侍班问李鸿军长的病好了没有？说现在正发高烧，不能说话。我又从新七军军部转到警备司令部参二科吴科长公馆，一进门看到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安震东，参谋处长肖豪，副官处长王士旗以及其他一些科长。他们抢先问我：“有什么消息没有？”“没有，到新七军没找到一个人。”“史副军长和龙参谋长都到兵团去了。”
我问他们看见国防部史高参（史祚炎，国防部二厅长春站少将站长）没有？大家都说没见到。电话打到他的住处，是一个职员接的，他说：“史高参昨夜到空军张副官长那去跳舞，回来经过六十军防地，六十军哨兵问他口令，车子没有停，哨兵开枪，打伤了他的右肩，现在小五马路施医院治疗。”
这真是想不到的事情。
我又给督察处张国卿打电话，问他在押的人犯怎么办了？他说：“都处理了。”
我告诉他：“大势已去赶快走吧，还等什么！”
他说：“好，我马上走。”
我回住处一看，简直成了拍卖行，什么皮袄、大衣、棉被、毛毯、西服、留声机……摆了一屋子。这些东西有的是朋友扔下的，有的是我用高粱米换的。一件白狐女大衣1000斤高粱米，一件黑狐女大衣600斤高粱米，缎子被十来床，这些东西我无心多看。我叫勤务兵把我的日记、信件、电报，凡是有字的东西及所有照片一律焚烧。我把一个水晶的，一个贺兰山石的私章亲自砸碎。在屋内巡视一番，没发现有字的东西。我又出去了，到北安路郝小姐那儿。在那儿遇见了李树桂（长春团管区少将司令），他对我说：“项迺光他们都在我那儿。大家还打听你呢，你快去吧。”
我匆忙赶到团管区，上楼找到项迺光，他穿一套黄布尉官棉军服，见我就问消息，我什么也不知道。不一会儿李寓春（吉林师管区少将司令）、马绍周（市政府政工大队长）、王焕斌（吉林教育厅长）、袁晓轩（保密局长春站军事组长）、袁士举（保密局长春站副站长）都来了。
项迺光对我说：“咱们决定突围，你就不要回去了。”
他并且示意袁士举把我监视住，怕我出去泄漏这个机密。袁士举对我说：“到那屋吧。”一个大屋几十个人，乱糟糟的。我还想回家看看，再去新七军打听打听消息。我趁袁士举不注意带着勤务兵溜了出来。
家里的东西没动，伙伕在那看着。我转了一圈，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站起来对伙伕说：“我走了，屋内的东西都给你了。”
缴枪，掉下了眼泪
我从家出来，打算到新七军去，一想到那儿也是没有办法，便又回到团管区，决定与项迺光他们突围。
不一会儿天黑了，吃了一碗小米饭，已经上灯了。我们在院子站队走出了团管区的大门。门口停着吉普车和其他车辆，这些车子都是我们乘坐的，司机也跟着突围，汽车没人管了。
月光下由李寓春领队，向兴安桥哨卡行进。正行进间，正前方一个骑兵直奔我们而来，这一来把我们吓坏了，有的回头便跑，等这个骑兵到了跟前，才知道是新七军送公事的传达兵。我们有三百来人，在行进间漫无秩序，这些人有师管区的官兵，有特务、勤务兵、司机、炊事兵，就是缺少战斗兵。夜里10点到了宋家洼子保安旅，找到旅长何大刚，告诉他我们要突围。他叫人给我们几个做了一顿稀饭。休息了一会儿，李寓春把人集合起来讲了话：“长春十万官兵投敌，我们决不投敌。我们一定要打出去，只要能走出60华里，咱们就到了安全地带，大家不要三心二意，要精诚团结，我有办法。”
从宋家洼子继续向西突围，走了半里地，前面火光四起，枪声不停，我们队伍停了下来。我们当中属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