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回忆录 作者:李敖_2-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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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切不愉快是由于我太穷，来此会以前，穷得当裤子，吴相湘、
姚从吾联名介绍，乃得此谋生之地。设想当时苟有第二条路好走（如中学
教员之类），何至于有“误上贼船”之憾？虽然，十五个月来，自许不染
不妖，然究竟不快也。当时若身怀几千元，何至于为每月一千元上“船”？
二、故为今之计，似非摆脱一切，设法有一点点起码的经济基础不可，
我希望是五至十万元的存款，两袋不空，自然站得更直，自然更少不愉快。
三、政场中人是什么东西，思之可也！
5月14日，我有日记如下：
下午办好移交，我只肯收本月一至三号三天的薪水（一百二十元），
高荫祖说我太矫情，袁英华说本会“送钱”有前例，我皆不肯。最后留信
而行（将三天薪水的收据附其中）。［秘书］阮继光、［工友］向泽洲、
林明冈相送。泽洲请我留字，我为写“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等二词。
吴相湘又找我，夜访之。谈到高荫祖向他说，李敖一年三个月来去了
那么多次的南港，没报过一个车马费！
陶希圣从日本回来后，5月22日，送来从日本带回的领带一条、袜子一双，并留名片向我致意，并送我一笔钱。我收下领带、袜子，把钱退回了。
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李方桂来台，姚从吾老师请他吃饭，他说他佩服李敖，盼能约李敖一起吃。5月8日，我在心园同他们吃了一顿饭，在座有毛子水、吴相湘等。姚从吾、吴相湘两位老师绝口不提我离文献会事，我也绝口不提。5月26日，余光中向我说：“梁实秋先生听说你失了业，想替你找事。”后来我才知道，梁实秋不让我知道，直接写信给“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和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李济，大意说李敖如此人才，任其流落，太可惜，该请李敖去他们那边。王世杰、李济收信后，先行内部作业。8月19日，我收到姚从吾老师一封信，其中说：我礼拜二在南港住了两晚，黄彰舰陈般安、徐芸书、刘世超都看到了。一般他说，都欢迎你能来南港，正式在研究方面放些异彩。一部分人认为胡某人头发也花白了，你把他骂得也够了，另换一个方向也好。只有极少的人另有偏见，反对您来南港，但他们势孤，又不敢明言，只有暗中放冷箭。上礼拜五芮逸夫先生请刘子健夫妇。我和济之先生坐在一起。谈到您的事：（1）他说：实秋写信给雪亭先生和我了，说得很恳切。他是不大管事的，承他建议，我们当然考虑接受。适之先生常谈到李敖，我也知道一些，留有印象。（2）停一回，他又说，您也是他的学生，虽然一次考了五十八分，一次考了六十分，总算及格了。当年分数严，考六八十分的很少。（3）但过一回，他又说：有人说：“李敖把他的父亲气死了，您意如何？”我说：“这样严重的消息，我今天第一次听到，这怕是恶意中伤吧！我记得他曾有一长函给适之先生，送了一篇副本给我；只说到父亲死后，有人强迫他披麻戴孝，他表示异议。气死父亲，怕是由此传讹的。还有一点，李敖每月寄给母亲五百元，听说现在仍照寄。”上边所说的冷箭，这一谣言，也是一例。
今天晚饭后子水先生来谈。说：上午与济之兄闲谈，也说到了您的事憎。李说：“雪亭先生看报，知道李敖与胡秋原的讼事，要和解了。这样就可以决定了。”毛先生并说：“这可不是条件，希望李君不要误会。”……
姚从吾老师信中提到毛子水、谈到“雪亭先生”（雪亭是王世杰的字）所说的话，是有一段故事的。自从梁实秋写了信后，姚从吾老师也敢于介入了。王世杰表示，想先同我谈一谈，并盼姚从吾老师陪我一起去。我遂在姚从吾老师满口称王世杰“老师”的恭谨下，见到了这位大官人。王世杰跟我天南地北，谈了不少胡适的事。最后说：“现在李先生和胡秋原打官司，不知道可不可以等官司告一段落后，再来‘中央研究院’？”我听了，很不高兴，我说：“胡秋原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通讯研究员，这官司还是他主动告我的，为什么他能从里面朝外面打官司，就不影响他的职务；而我从外面向里面打官司，就要对职务有影响呢？”王世杰听了，扑克脸一张，无词以对，我和姚从吾老师告辞而出。8月20日，我终于写了这样一封信：
前些日子，“国史馆”的姚渔湘先生同我说：“罗家伦先生表示在官司过后可去‘国史馆’任职”；昨天下午，文献会的高荫祖先生向法官说：“过些日子（实际是官司过后），我们请李敖先生再来帮忙。”
老师您看：在官司没了之前，没人敢“赏”我一碗饭！我可大言：凡在官司没了之前，犹豫给我这碗饭吃的；在官司过后，我绝不回头来吃这碗饭！馐枪呕八档摹捌都呓救恕保≌馐且桓鲇腥伺趼钗奕烁仪氲某粑娜说囊坏愠艏茏樱……
所谓文化论战以来，即以我们师徒二人而论，老师试想：真正了解我们之间的关系的有几人？真正相信姚从吾没从背后捣鬼的有几人？老师再想想：谁会想到您从来就是反对我乱写文章的？谁会知道您压根儿就是一个老是努力阻止我“闹事”的一个人？……
外面谣诼如彼，我内心的感慨还多着呢！他们谣言说一个“教育机关”（台大）支持我，可是我亲眼在法院看到钱思亮校长写给胡秋原“立委老爷”的委琐信——一封毫无大学祭酒风度的信，——这就是“教育机关”对我的“支持”！他们又谣言一个“研究机关”（“中研院”）支持我，他们写这段文字的时候，自己用的却正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办公桌！而我呢？想在“中研院”拿胡秋原在“中研院”的薪水的三分之一部拿不到！——这就是“研究机关”对我的“支持”！他们又谣言姚从吾如何，可是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却觉得：姚从吾即使不是一个怕事的人，也是一个不好事的人。这样一位老先生，非但不会有心情来唆使我；甚至要等梁实秋先生出面替自己学生说了话，他才肯帮自己先生进行这块安身立命之地。……
一年半来，因我而被冤枉的，曰胡适、曰姚从吾、曰吴相湘、曰殷海光、曰陶希圣。此五位先生，谁是好人，谁是坏蛋，天下自有公论，不过扯在我头上而说唆使云云，则完完全全是厚诬！我不甘心使此五人因我受谤，也不甘心我个人横被打手之恶名，故此诬陷奇案，我非打个水落石出不可！
南港学苑，乃某些清白学人养清处白之地，彼等因过分清白，反视李敖，自然双眉紧敛，忧心忡忡，或以引狼入室，殊非他们之福；但他们何不想想：引狼入室，固非他们之福，然而放虎归山，难道是他们之福吗？
人间趣事，如今可添一章。
此事形同春梦一常春梦醒来，恍悟儒林内史，还如一梦中。……
我在文献会被请出门。“中央研究院”不准进门，接连的事件，使我深刻感到：原来一个人，坚守原则，不入国民党；坚守原则，跟国民党打官司；坚守原则，我手写我口、决心做党外，到头来会混得没有职业，混得已到手的职业会失去、没到手的职业会泡汤。但是，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些啊这些，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岂不都是求仁得仁的必然结果吗？
最有趣的，陶希圣在拉我加入国民党不成，老羞成怒，在《文星》愈闹愈凶的时候，终于对我反目相向，在国民党第一党报《中央日报》上写短论批我。他先写了一篇《保全台大的名誉》（1964年9月2日），其中说台大有好学生，“但是不肖的学生亦间有之。如某杂志最近几个月，连续刊载某毕业生诬蔑台大的文章，叛师毁友，极尽其架空造谣刻薄恶毒之能事。台大在校师生以及海外师友看见此种文章，至少感觉其为母校之羞，无可容忍。”“中国人一向有不入官府、不打官司的风尚。我们亦不愿鼓励任何人打官司。但是我们认为台大对于这种玷辱校誉的事情，应该依法追诉，无所用其姑息。”四天以后（1964年9月6日），他又写了一篇《谤书》，其中说：“市场上出现一部书，名为《胡适评传》。这本书只出了第一册。就这一册来说，表面上是赞扬胡适之，而实际上从胡适之的上代，到他的本人，处处都是轻雹鄙笑、讽刺，使读者不忍卒读。这样一部书，若是如此一册一册出版，而无人提出异议，可以说是士林之耻。我们今日愿以这篇短文，表示异议。”我对陶希圣站在党报立场攻击我，丝毫不感惊异，因为那是我不跟他们合作、不跟他们同流合污的必然发展。只是在时机上，倒别有个人原因。那时陶希圣要把他儿子陶晋生媳妇鲍家麟双双送入台大历史系教书，故向文学院院长沈刚伯表态，而沈刚伯正是被我批评的焦点；另一方面，陶希圣要抢北大在台湾的龙头地位，因而貌似拥胡，并在后来支持胡夫人江冬秀朝文星打官司。凡此种种行径，对陶希圣这种人说来，其实都是最拿手的事。最好笑的是无耻的他居然还谈什么是“士林之耻”，他真是太妙了！
陶希圣长得小眼方脸，面似京戏中的曹操，讲话深沉多伏笔。是我所见过的城府最深的人物。在他把我请走以前，他对我一直不错，有历史上的疑难杂症，就把我请到二楼他的办公室，盼我解决。有一次，文献会重金买到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原始文件，是当时秘密会议成立的签名册，上面有宋教仁等人的签名。陶希圣很高兴，拿去请于右任题字。于右任一看，签名册中没他的名字，很不开心，他说他记得明明参加了革命，怎么没有他？他不是“开国元勋”吗？怎么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居然没有他的名字呢？陶希圣回来，找到我，请我仔细考证考证，到底是历史错了，还是于右任错了。我仔细考证后，结论如下：那一次，于右任没参加。为了使于右任没话说，我列举出每一项证据，证明他老先生真的没参加。我不知道最后陶希圣怎么回话的，我只知道于右任“为之不寐者数日”。我真抱歉，以我的学问，实在找不出他参加的历史，这种抱歉持续了几天，直到我被文献会扫地出门，我才停止了抱歉。
我离文献会后，胡秋原在法庭提出声请，要传文献会执行秘书高荫祖作证，要高荫祖证明我在文献会窃盗“国家资料”打击胡秋原。我遂写一封信致高荫祖，信中主题很明显，就是声明我立场的坚定。那场官司的被告中，居浩然、叶明勋都和解出局了，萧孟能在亲朋父执辈的压力下几度想和，高荫祖承陶希圣之命也一再劝和，我写这封信，就在塞劝和者之口，并激发高荫祖的良知，不要做伪证。后来高荫祖出庭了，向法官出示陶希圣亲笔原件，证明了他以文献会执行秘书名义复法院的信，并非他矫命所为，而是陶希圣亲笔起草，叫他抄好发出的，原信是：
一、1963年6月28日绥刑诚字第二零四四五号大函敬悉。
二、查萧孟能与本会无关，李敖前在本会为临时工作人员，近已离职。
三、本会从未存储“国家机关”档卷，其所存报纸及杂志等项公开发行之印刷品，本会工作人员均可阅读使用。其会外人士对此项印刷资料洽请抄阅者，亦可抄阅。凡此皆不发生所谓窃取或盗用问题。
四、特复请关行照。此致
台北地方法院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执行秘书 高荫祖
1962年7月4日
法院同时也收到“国史馆”馆长罗家伦的复信：
“国史馆”函1963年7月2日（“五二”）台史总字第一七二号受文者：台北地方法院一、贵院本年6月28日绥刑诚字第二零四四五号函敬悉。
二、查本馆库藏史料及档案文书，萧孟能与李敖并未亦无从窃取或盗用。
三、复请惠察。
馆长 罗家伦
以上两封复信，证实了胡秋原所说，全是疑神疑鬼，他“以为”我窃取，盗用“国家机关”档案文书掀他的底，其实那些资料只是旧报纸，学界中人都可以看到。胡秋原又“以为”李敖公布的闽变叛国照片，只有情治机关有，由情治机关提供用来打击他，其实那些照片早都登在日本和中国的旧杂志上，只要博学用心就可查到。不过他这一疑神疑鬼，对他倒有一个好处：情治机关为了避嫌、为了打击文星，倒也乐得跟胡秋原更形接近。他跟总政治部王升、曹敏等的关系是不简单的，从他的密友徐高阮身上，更可看出跟其他情治单位的暗盘，左派出身的徐高阮是攻击文星的第一裨将，他死之日，吊丧行列里居然出现了总政治部主任王升、调查局局长沈之岳、情报局局长叶翔之！他的背景，原来这般！——徐高阮在职务只不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一名副研究员，在这种冷衙门的清高之地，身死之后，居然冒出成群大特务为他吊丧，双方关系的不简单，由此可证！到于与胡秋原一同告人的郑学稼，也同样犯了疑神疑鬼的赞美。1961年年底，我在《文星》发表《播种者胡适》，这篇文章带来了大是非和大麻烦，进而酿成了一次大笔仗，后来这次笔仗分成了两个圈圈，一个圈圈是“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一个圈圈是“关于播种者胡适的论战”，前者的主要对手是徐道邻和胡秋原；后者的主要对手是任卓宣和郑学稼，大家打做一团，十分热闹。在笔仗当时，郑学稼发表《我控诉》说：
当我第一次阅李敖先生的（播种者胡适）时，以为他是极接近胡适的人，否则不会知道这些非外人所知的事：独立评论社内部诸名士主张独栽，只胡一人反对；胡为女学生关窗户，以示“体贴”；和胡退回宣传费若干美元。
事实上，郑学稼的“以为”，和胡秋原的“以为”一样，完全“以为”错了！其实我“接近胡适”了什么？关于《独立评论》上民治与独裁论战的事，在《独立评论》上都登得明明白白，《独立评论》第八十号、第八十一号、第八十二号、第八十三号、第八十四号、第八十六号、第八十八号、第一三零号以及《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一号及三十二卷一号，都文证俱在；至于胡适为女学生关窗户的事，1932年的《论语》第一期、1934年的《英文中国评论周报》、1934年的《人间世》第三期，以及《文人画像》哪一本书也都文证俱在；至于胡适退回宣传费的事，1942年的CurrentBio…graph，VOL。LXXIXNo。9的Time杂志也都文证俱在，他郑学稼不去查书。不去了解，却硬说这是我李敖独得之秘，这不是大笑话吗，他郑学稼读书这样少，反倒以为我李敖神通如此大，大到“知道这些非外人所知的事”，这不是大笑话吗？文证俱在，任何人，只要肯用功，都可以查到。可是这种跟国民党总政治部关系匪浅的所谓学者却如此不学，如此无知，这种人宁愿在我与胡适有“微妙关系”上去“以为”去捕风捉影，也不愿在书本上多下功夫，这种疑神疑鬼，真是害己害人。郑学稼死后，蒋经国特颁“绩学贻徽”挽额，由军报刊出，我看了不禁一笑，“绩学贻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