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联盟-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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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中心位置上坐定后，用炯炯的目光环视一下全场，习惯地轻轻整理了一下麦克风，又转向高岗，用眼色征询了一下高岗的意见。高岗矜持地点了一下头，周恩来随即宣布会议开始：
“同志们，这次全国财经会议开了已整整一个月，重点是财政问题。”周恩来的开场白一字一顿，显得分量很重。
“会议期间，大家发扬民主，讨论热烈，对财政工作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过去财经会议，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自下而上地集中在方针、政策、制度上，在思想、组织、作风上进行全面的检查。缺点是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上，虽然我们一开始就强调对人是要治病救人，对事是要纠正错误、解决问题；但正如毛主席前天所指出的，我们会议中还有一些庸俗化，即对人批评不是当面说而是背后说，不是直说而是绕着弯子说。这样很不好，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以积极的态度，以对同志、对工作、对事业负责的态度，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进行正常的同志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目的嘛，只有一个，这就是毛主席早就说过的，‘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
周恩来说到这里，有意地停顿了一下。他环顾全场，似乎给到场的每一个人都送去了恳求和希望，然后继续说：
“今天的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议题只有一个，请薄一波同志做检讨。大家欢迎！”
周恩来说完，带头鼓掌。会场上响起了一阵既短暂又明显不热烈的掌声。
薄一波起身向全场鞠躬致意。他坐下来，轻轻地打开文件包，取出事先准备好的检讨材料，又缓缓地戴上眼镜。他的神情虽然并不轻松，但也看不出怎么紧张，总起来说他很沉静。
他的检讨没有写成完整的稿子照着宣读，只是列了个提纲。他对新税制的问题和大家的意见很清楚，都装在脑子里了，他对检讨过关也胸有成竹。因此，他做起检讨来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这次全国财经会议，起初是按照中财委的例会进行准备的。后来改由总理主持，主席做了多次重要指示，并且天天听取汇报，参加会议的又是各地主要的负责同志，实际上变成了中央召开的会议。在这样一个全党性质的重要会议上，大家充分发扬民主，对财委的工作，尤其是对我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批评性意见，我首先表示感谢，表示虚心接受。同志们的这些意见，主要集中在新税制上。修正税制本身虽然是一项具体的业务工作，但检讨起来，确实存在一些严重缺点。”
薄一波语气诚恳，缓缓地说下去，
“首先，在修正税制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操之过急、工作过粗的毛病。新税制从９月财经会议酝酿到年底出台，仅用了三个多月时间。为了赶在元旦前一天公布实施，为了抢在春节前一个半月的旺季多收一点税，许多该做的事没有去做，或者虽然做了但做得很粗。时间太仓促了。比如，方案提出来后，没有发到地方财政、税务部门去征求意见，更没有同地方党政部门打招呼；在有的中央部门负责同志对某些具体条文明确提出反对意见之后，我们主管的同志特别是我自己也未予以认真考虑。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关于变更纳税环节，财政部门是在中财委党组会议讨论通过方案后才确定这样做的。但到起草《通告》时，有关同志向我报告后，我没有进一步去研究，也没有再提交中财委党组会议讨论，就仓促把方案报送总理和政务院了。新税制方案公布前，我们主管的同志特别是我自己没有向毛主席进行汇报，听取他的意见，以致他看了报纸才知道，这更是不应有的疏忽，不，说疏忽还不够，应当说是一个严重错误。
“第二，修正后的税制，有些具体条文修改得不适当。大家意见最多的是，把在流通环节难以收上来的工业品的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去征。大家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们财委由于担心物价引起波动，未能及时调整出厂价格，以及其他一些相应的措施没有跟上，使２０００多户被合理批准免缴批发营业税的专业批发商，得到了一些便宜，工厂税负相应地增加了，这样乍看起来，新税制就给人一种似乎偏袒了资本家的印象。这是考虑不周造成的，是工作上的失误，但绝不是有意讨好资本家。还由于取消了对供销社的一些优待条件，使得供销部门的同志意见也很大。新税制公布时正赶上商业系统贯彻中央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正在调整一些商品的价格。我承认，个别商品确实因为实行新税制的缘故而提了价。我们的宣传解释工作又没有跟上，因而使人们产生了误解，以为修正税制是又要涨一次物价。全国解放不过才短短三年多，人民对国民党统治下的物价飞涨吃够了苦头，记忆犹新，十分珍惜解放后经过几年努力赢得的市场繁荣、物价平稳。当时正值年关，人们在心理上十分害怕物价飞涨。由于这种种原因，新税制公布后，在很短的时间里确曾引起过一些混乱。
“第三，《人民日报》社论上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这个提法，也不妥当。这句话是我修改的。为了说明修改税制的必要性和目的，原稿上有这样一句话：‘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都要按照修改的税制纳税。’我在修改时，把这句话简化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看来，这是多余的，以不改为好。这次修正税制主要是针对流通环节的，货物一上市，就只能对物不对人了，商品按照一定税率平等纳税是应该的。它不同于所得税，可以根据收入区别不同对象去纳税。”
……
薄一波在检讨过程中，会场上气氛严肃、凝重。他几次看到周恩来示意他喝口水，而他也几次端起了茶杯，但又都放了回去。
薄一波还注意到，高岗的表情有点异样。高岗虽然也在认真听，并且不时在纸上记上几笔，但却流露出一种烦躁、不满和幸灾乐祸的神情。这神情极其微妙，不易察觉，但还是被他捕捉到了。
薄一波来不及多想，只是迅速编织、调整着自己的发言思路。他针对会议上大家的批评意见，该解释的解释，该说明的说明，该反驳的反驳，该检讨的检讨，总之是想尽量检讨得让大家满意，好顺利过关。
这时，他感到确实有点口干舌燥了，于是终于端起茶杯送到了嘴边。
他润了润嗓子，继续按照他拟定的思路说下去：
“我作为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长，应当承担这次修正税制工作中所犯错误的责任。好在新税制执行的时间仅半年，许多问题——暴露出来就采取措施加以纠正，直至停止执行。当然，也应当看到，新税制确实曾起到过保税、增税的作用。５月３０日，财政部在给毛主席并中央的报告中提到：‘一至四月份工商各税共收起２２５０００余亿元，完成全年计划的２９．６４％，其中商品流通税、货物税、营业税三种主要税收均完成全年计划的３０％以上……从全年税收计划本身看，根据４个月的税收情况估计，上半年可以完成全年计划的４３％或稍多一些，按照历年上半年约收全年税收的４０％，下半年约收６０％的规律，完成并且超过全年任务是有把握的。’”
说到这里，他触到了一些明显反对的目光，甚至隐隐约约地听到了“嘘”声。他意识到自己这段话可能说得不大中听，起码不合时宜，有对抗批评之嫌，不觉有点发慌，于是接下去赶紧补充说：
“我这么说可不是给新税制评功摆好，也不是为新税制的错误辩护，而是想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客观公正地认识新税制的错误。我在一开始就说过，新税制确实有不少问题，不少错误。修正税制，由于单纯从财政观点，从保税出发，没有从总的总政策出发加以考虑，也没有进行具体的调查研究，没有进行典型实验，主观轻率从事，因而从方针到具体做法都犯了严重的错误。在组织上也是错误的，分散主义的错误。毛主席、党中央批评得很对，这次会议上同志们也批评得很对，我诚恳地表示接受，并愿意在今后的工作中努力加以改正。”
薄一波结束他的检讨的时候，脑门上不自觉地已经渗出了汗珠。
周恩来带头鼓掌，然而却几乎无人响应。主席台上的掌声由于靠近麦克风，格外的响亮，然而由于零乱孤单，也就格外的刺耳。
“看来大家对一波的检讨不满意啊！”周恩来苦笑着说，“但不论是谁，肯检讨就是好的嘛，检讨就是进步嘛，即使是微小的进步，也是值得欢迎的嘛。”
“来，给点掌声。”高岗插话说，并带头使劲拍了几下巴掌。
会场上不情愿地响起了噼噼啪啪的掌声。高岗咧开厚厚的嘴唇笑了，奚落和藐视，争先恐后地爬上了他的嘴角。
薄一波察觉到了，顿生不满。
周恩来也察觉到了，心中一动。
７月１３日是个里程碑式的日子。薄一波做了第一次检讨之后，会议的气氛立即变得紧张起来。
既然与会者本来就对新税制不满，对财政部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有意见，加上毛泽东指示要“反对庸俗态度”，“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薄一波也就无可逃避地成为“桌面上斗争”的集中目标了。
高岗和饶漱石看到时机已到，四处鼓动大家向薄一波“放炮”、“开火”。
从７月１４日到７月２５日，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了８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对薄一波进行批评。人们发言的口气越来越严，上纲越来越高，涉及和批评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周恩来有些忧虑了。
高岗和饶漱石却忍不住暗暗高兴。
高岗和饶漱石在发言中，抓住几件事向薄一波猛攻。
一件是“东北一党员的信”。原鞍山市委书记和原东北局党校教育处长在北京马列学院学习期间，写信揭露高岗及东北个别干部贪污腐化，信的署名为“东北一党员”。这封信通过薄一波于１９５２年１月２７日转给了毛泽东。薄一波在转这封信时，给毛泽东写了几句话：“这封检举信是叙述东北三个阶段的贪污浪费情况，写信的人是响应主席的号召，衷心爱护党的；而对贪污腐化则表示愤慨。”毛泽东把这封信批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传阅。这件事高岗大为不满，认为是薄一波和他过不去，故意给他抹黑。
第二件是“鞍钢检查组”问题。鞍钢无缝钢管厂发生了８号高炉铜管瓦斯部分爆炸事故，死１１人，伤１５人。１９５２年８月，由中监委和中财委联合组织了一个检查组去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调查组认为这是鞍钢没有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不仅造成了事故，还推迟了建设进度。高岗对此也大为不满，认为这是嫉妒东北的工作，专挑东北的毛病。
高岗声色俱厉地批评说：
“同志们批评一波同志，说财政部是独立王国，财大气粗，对地方意见不尊重。那么，一波对中央意见就尊重吗？还不是照样不尊重！岂止是不尊重，简直就是作对！财政部不讲政治，没有政治，有财无政！薄一波作为财政部长，简直是一霸，是财霸！薄一波这次犯错误，我认为绝不只是个工作方法问题，经验不足问题，而是思想品质问题，作风和路线问题。他几次采取不光明正大的手段，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投机取巧。这个，我是有证据的，我有充分的证据。有句老话，叫做‘树有根，水有源’。一波的严重错误也自有其根源。他的思想根源就是品质不良。他的政治根源就是路线不对头。他是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他的屁股坐歪了。当然，他薄一波也有‘左’的时候。但他主要是右，右得出奇，右得可怕，右得不可思议！”
薄一波不动声色地静静地听着，认真地做着记录。但是，听着听着，他的脸色慢慢涨红起来，他感到越来越不对头，因为高岗把刘少奇说过的一些话，比如１９４７年土改中说过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１９４９年在天津讲话中的一些观点，１９５０年有关东北富农党员问题谈话中的观点，１９５１年有关山西互助合作批语中的观点等等，统统安到他薄一波的头上加以批判。
“移花接木，用心叵测！看来高岗玩的是‘批薄射刘’的诡计，明里攻我，实际是冲着少奇同志来的。”薄一波暗暗想道。
有几次，薄一波忍无可忍，真想站起来理直气壮地予以反驳，至少加以说明辩解。但他转念一想，还是忍一忍吧，小不忍则乱大谋。如果站起来说明和反驳，势必让高岗下不来台。两个中央局书记在会上公开顶牛，造成僵局，于党内团结不利，于会议也不利。再说，这些观点究竟是谁的，是少奇同志的，还是我薄一波的，有党的文件在嘛，参加会议的都是些高级干部，都看过文件嘛，大家心里都清楚嘛，还用得着我说？且让他高岗先说下去，他越这么干，越暴露他自己。他会弄巧成拙的。
想到这里，薄一波心里平静了许多。
薄一波估计不足的是，高岗、饶漱石的发言极富鼓动性。他们本来就有为数不少的追随者，这下经他们带头上纲上线，人们对财政部，尤其是对他薄一波的批评的火力，就越发密集了。
财政部副部长吴波也成了“桌面上斗争”的目标。７月２５日，吴波在扩大的第２４次领导小组会议上做检讨。实事求是地说，吴波的思想受薄一波的影响较大，一开始，他并没有把新税制出现的问题看得多么了不起，认为总结一下工作，听听大家的意见就行了。因此，他的检讨与大家的要求相距较远。他在检讨中坚持新税制保了税，多收了税。当有人不同意说新税制保了税时，吴波一迭声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反复强调说：“我们以为确是多收了税。”“计算起来，还是多收了税。”“犯了错误，不管受什么处分，我说，还是多收了税。”
在那样的场合，在那样的气氛中，吴波也算得是一条汉子。他甚至递条子给周恩来要求发言，说修正税制从开始到出台，都是他吴波一手办的，主要错误在他，要处分就处分他。
“丢车保帅吧！”高岗冷冷地甩出一句。
“金蝉脱壳哟！”饶漱石也虎着脸说了一句。
吴波本意是主动揽过，为薄一波开脱，想不到他的态度，竟愈发激起了一些人对薄一波的不满。在他们看来，这是薄一波授意吴波这样做的，于是纷纷要求薄一波继续深入做检讨。
周恩来注意到了大家的情绪，而且在他看来，薄一波和财政部领导对新税制的错误的认识上，还确实存在一定差距。于是，在吴波做完检讨后，周恩来当场宣布说：
“薄一波同志对错误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这是值得肯定，值得欢迎的。但是，与同志们的要求相比，与今后改进财政部工作的需要比，还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认识错误，着重从思想上、作风上去深挖错误的根源。两天后，到星期一，即７月２７日，请一波同志做第二次检讨。”
薄一波闻言，不觉怔了一下。他想：“这不是逼命嘛！才给两天时间，怎么准备得出来？如果准备不充分，又该说我‘认识不深刻’，‘态度不端正’，‘企图蒙混过关’了。”他随即抓起铅笔，刷刷地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