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联盟-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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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好，我说的有同志，就是指你！”饶漱石毫不客气。
安子文不露声色。
饶漱石脸色铁青，继续说：
“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先要解决打小报告，制造矛盾，制造不信任的问题。俗话说，树有根，事有因。中组部不团结的根子，就在安子文同志那里。我来部里工作时间不长，突出的感觉是你有些骄傲，对我这个新来乍到的部长，并不尊重。比如，你私拟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就是瞒着我的嘛，不给我通半点气嘛。再比如，你直接找少奇同志反映问题，实际就是打小报告嘛，是告我的状嘛。这次，明明是下面来参加会议的同志对你有意见，批评你的错误，结果你又是老虎屁股摸不得，越过我向少奇同志反映，说是我组织人斗你，还是告我的状嘛。这个样子，团结怎么能搞得好呢？谁又能和你搞得好呢？”
饶漱石说完，虎视眈眈地盯着安子文。
安子文也不示弱，话语不软不硬：“我这个人工作中缺点、错误不少，尤其是私拟名单这件事，漱石同志怎么批评都行。但我自认为对漱石同志是尊重的，是维护漱石同志的领导和威信的。但漱石同志也要与人为善嘛，也要宽宏大量嘛。你抓住名单一事大做文章，到处散布，影响是很恶劣的。给我的感觉，跌了一跤，就不让人爬起来了。”
“错了，还不让人讲？”饶漱石反唇相讥。
“饶漱石同志！”刘少奇发话了，“既然你知道名单是个错误的东西，为什么还要到处传播呢？安子文同志为此已经受到批评了，你再传播，就是你的不是了。”
饶漱石不吭声了。
安子文继续说：
“你全盘否定组织部的工作，把我说的一无是处，似乎你是救世主。对此，我和部里许多同志都是有看法的。财经会议期间，你散布了很多超出原则的话，说少奇同志有‘圈圈’，恩来同志有‘摊摊’。说我是‘圈圈’里的人物，财经会议斗了‘圈圈’里的薄一波，财经会议之后还要斗‘圈圈’里的安子文。这不是公然破坏党的团结吗？！”
安子文激动起来，他喝了口水，控制一下情绪，继续说下去：
“我对你的这些说法有意见，对你的工作作风有意见，结果，你就两次召开部务会斗争我。这样，还有什么党内团结可言呢？我和你的问题，过去我们也谈过，但不解决问题。自己解决不了，双方谈不拢，为什么不能找领导同志解决呢？有问题靠组织嘛。我找少奇同志反映问题没有错，绝不是什么打小报告！《党章》有规定，即使是普通党员，有意见有问题也可以越级向上反映嘛，何况我是组织部的常务副部长，何况少奇同志分管组织工作！”
饶漱石有点被动：“这……动不动就向上捅，总不大好吧？其实，我看你是对财经会议有抵触，气不顺。”
安子文忍不住提高了嗓门：“说我对财经会议有抵触，有什么根据吗？”
饶漱石的脸色一下子红了。
安子文不往下讲了，他逼视着饶漱石，等待他的答复。会场上的气氛紧张起来。
饶漱石怕这样僵下去他也收不了场，只好承认：“我说这话是凭猜测，并没有根据。”
安子文为饶漱石的认账舒了口气。他沉默了一会儿，诚恳地说：
“我是真诚地想同饶漱石同志搞好团结的，在澄清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我相信我们内部能够搞好团结。退一步讲，即使过去的账不能完全算清楚，也可以顾全大局，既往不咎，来个重打锣鼓另开戏嘛。在今天这个场合，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一句：从今以后，请中央看我的言行。”
饶漱石脸上的肌肉在抽动，脸色难看得厉害。他见安子文表态表得很好，思考了一下，也做出高姿态：
“子文同志谈得很好。我这里也表个态，过去中组部不团结，我应当负主要责任，我是部长嘛。在中央的帮助下，我相信我和子文同志能够消除矛盾，消除隔阂，重新团结起来，把这次组织工作会议领导着开好。我保证不让中央失望。”
刘少奇听了，面露欣慰之色。他用手敲敲桌面，说：“你们两位的表态，总的说都很好。但是，要团结，就要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我和朱德、富春等同志都想多听听你们的自我批评。”
刘少奇这么一点，饶漱石不敢搪塞了。他想，好汉不吃眼前亏，今天这个架势，不做点自我批评怕是过不了关。于是，他首先做了自我批评。安子文接下去也做了自我批评。
听完他们的自我批评，刘少奇和朱德、李富春交换了一下意见，便做了总结性的发言。
“饶漱石同志和安子文同志闹不团结，应当说，双方都有责任。一个巴掌拍不响嘛。”
刘少奇严肃地转向安子文：“你私拟名单一事，是严重的政治性和组织性错误。你应当受到处分。饶漱石同志有自由主义，你有没有呀？我看你也有以错对错的地方。”
刘少奇又严肃地转向饶漱石：“你的责任要大得多。这不单单因为你是部长，更主要的是因为你散布了许多危害党的团结的东西，有些属于流言蜚语。你在中组部内擅自发动对安子文同志的斗争，这次组织工作会议上又向安子文同志发难，是完全错误的！过去我找你谈过，批评过你，但你并没有听进去。我的话你可以不听，但你不要忘了毛主席当面对你的批评！”
刘少奇所说的毛主席当面对饶漱石的批评，是指毛泽东听说饶漱石未给中央打招呼，就以种种借口在中组部内发动对安子文的斗争后，十分生气，批评饶漱石说：“你不要以为你做过大区第一书记，你还没有在中央工作过呢；为什么你斗争一个‘吏部尚书’（指安子文）不给中央打招呼！”还说他是“新官上任，刚来即斗”。
饶漱石满面通红，低着头假装做记录，不敢抬头正视刘少奇一眼。
刘少奇批评完两人，语气变得沉重起来：
“中组部过去三个月的争论，使得许多工作不能正常地进行，使得中组部很多同志惶惶不安，在外部也发生了一些影响，这当然是工作上的损失。对于这个争论，我也是有责任的。我没有在事先对双方做充分的工作，没有对双方充分交代清楚，使双方有充分的相互了解，我对双方的帮助都不够，这是我应当检讨的。”
停顿片刻，刘少奇面向各中央局的组织部长们：
“各地区党的组织部门的同志们，你们到北京来开会，看到了上面一些消极的东西，希望你们正确看待。你们要多看光明的一面，多讲光明的一面，到处去提倡全党一致的精神，为巩固全党的团结而努力，反对任何只看到和只关心本地区本部门而看不到和不关心全党的倾向，也反对任何热衷于散布消极面、阴暗面和自由主义的倾向。一句话，我们做党的组织工作的同志，应当和党同心同德，为增强党的团结，提高党的战斗力而努力。”
刘少奇讲完，朱德带头鼓起掌来。
这样，经过中央的批评帮助，中组部领导班子内部的关系紧张状况，从此有所缓解了。
１０月２２日，领导小组再次举行会议。刘少奇到会并讲话，饶漱石和安子文也在会上讲了话。
这次会议毛泽东也十分重视。他审阅了这三个人的讲话稿，并做了修改和写了批语。
毛泽东事先为刘少奇的讲话做了修改，他提笔加了这样—段话：“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们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一个工业国，我们要对现存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我们要在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们的组织工作就要好好地为这个总路线服务，我相信同志们是高兴并是能够担负这个任务的。”
毛泽东在仔细审阅饶漱石的讲话稿时，也加了话，那话是这样的：“目前在全党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变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国、改造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这样一个历史的时机，我们做组织工作的人，必须全神贯注为保证这个党的总路线而奋斗。我相信，全党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是能够担负这个伟大而光荣的任务的。”
毛泽东没有为安子文的讲话稿添写什么内容。
就在刘少奇、饶漱石和安子文讲话之后的次日凌晨３时，习惯于夜间工作的毛泽东即给杨尚昆写信吩咐：“请将刘、饶、安三同志在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稿，用打字打十多份（校对勿讹），准备交各中央局分局组织部长各带去一份，你处存二份，今日下午我进城时交我一份备用。”
５天之后，即１０月２７日，历时４０天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闭幕。刘少奇出席会议并讲了话。周恩来几天前因病到南方休息去了，但他在９月２９日的会议上，已经做了《目前形势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
刘少奇在闭幕会议上的处境比起全国财经会议上还要显得被动。他在讲话中，除总结了这次会议的成绩和经验教训，还对自己在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党员发展成为富农如何处理等问题上的缺点错误做了自我批评。
饶漱石在闭幕会议上做了《为实现党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而斗争》的总结报告。他操着带江西口音的普通话，声音洪亮，底气十足：
“同志们！
“这次会议，在毛主席的关怀和刘少奇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不但反复讨论和研究了中央各种决定草案，而且认真地检查了中央组织部几年来的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志的政治报告，李富春同志关于五年计划的报告，以及会议结束前刘少奇同志和中央各负责同志的指示，对我们有极大的教育意义，对今后中央组织部工作的改进有极大的指导作用。
“中央组织部在过去的多年中，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执行了中央路线的，是做了很多工作并有很大成绩的，虽然正如各地同志们所指出的，在过去工作中并不是没有缺点和个别错误。这些成绩的获得主要应当归功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及各地区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但同时也是和安子文同志及中央组织部的全体同志的积极努力分不开的。
“会议期间集中地讨论了国家建设时期的干部工作问题，其中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和审查干部的工作，因中央决定草案上已有具体说明，故我在此不再重复。同时，会议讨论了基本建设部门的组织工作问题，并已将东北局组织部关于东北基本建设部门组织工作会议的报告及其有关文件印发给各地同志参考仿行，故我在这里也不另加说明。我现在想分别地谈一谈下列几个问题。”
饶漱石的报告共分九个部分，分别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组织工作的任务；统一调配干部，大量培养工业建设人才；精简行政机构；加强党对国营企业的领导；继续贯彻整党建党的方针完成整党建党的任务；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干部政策；发扬党内民主，巩固党的纪律；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而斗争。
饶漱石的报告很有特点，通篇有十处提到毛泽东和引用毛泽东的语录，有几处提到刘少奇和周恩来。报告一方面肯定了中组部在过去多年中的工作，同时也指出了存在不少问题。报告还表扬和推广了东北局的组织工作经验。
饶漱石对自己的报告显然颇为满意。他认为整个组织工作会议，虽然中间受到中央批评，他迫于形势勉强做了自我批评，但安子文更难受，刘少奇也受到了触动，被迫做了自我批评，威信受到了一定损失。他是为配合高岗才下决心这么做的，他相信高岗理解他的苦心，也相信自己此举一定能更加取得高岗的信任。一句话，他基本上认为自己是个胜利者。
坐在主席台上的刘少奇，神色严肃，若有所思。他有几次呆呆地望着饶漱石，想努力寻找当年的“小姚”的影子，可越看越不像，怎么也寻不到了。
他咬咬嘴唇，内心深处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１９５３年的秋季似乎是多事之秋。
这一年，中央拟定中的两个重大会议都开过了。尽管夏天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秋天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开得一波三折，沸沸扬扬，不那么顺当，但最后毕竟还是基本上完成了预定的议程。
党内的注意力，又转向了另两个焦点——党和国家领导机构的大幅度调整和人事变动的酝酿。
党如何对国家实行领导，党中央的领导机构如何运转，国家最高行政机关采取什么形式，由谁来担当哪一方面的重任，这些问题，毛泽东在思考，刘少奇、周恩来在思考，高岗、饶漱石也在思考。
年初，根据毛泽东关于加强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党中央拟将中央书记处下属的办公机构加以调整。中央书记处七大以来一直是刘少奇负责的，刘少奇按照毛泽东的意图，着手找人商拟调整方案。刘少奇考虑，可以试行中央各部部长集体办公的制度，并征询高岗的意见。高岗听了，脑子一转，心想，这肯定是刘少奇想把握书记处的权力，便采取了不予合作的态度。
高岗在中央的地位举足轻重，没有他的点头，刘少奇的意图自然得不到实现。
斯大林的逝世，从某种意义上讲，成了党和国家领导机构大幅度调整的催化剂。
３月４日，毛泽东获悉斯大林突患脑溢血的不幸消息，即以个人名义向斯大林发去慰问电，并和朱德、周恩来、高岗、林伯渠等前往苏联驻华大使馆会见潘友新大使，对斯大林重病深表关切和慰问。
第二天，斯大林便病逝了。噩耗传来，毛泽东悲痛得流下了眼泪。几天后，他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吊唁。在返回的路上，他神情抑郁，默默无言。车子行到长安街府右街口，快到中南海时，他突然冒出一句：“我不想当国家主席了，想尽快从这个位子上退下来。”车上除了司机，只有秘书叶子龙。司机当然不便插话，叶子龙闻言，回头望望毛泽东，感到毛泽东像是自言自语，并没有同自己谈论此事的意思，也就没有搭腔。毛泽东言罢便又陷入沉思，不再说什么了。
毛泽东虽然没有明说，但他肯定从斯大林的去世中受到了启发和触动。斯大林身兼数职，是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还是大元帅、国防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工作的紧张劳累可想而知。他突患脑溢血，不能说与此无关。而凭他７４岁的年龄，也确实去世得太早了些。毛泽东对于夜以继日的工作，早就习以为常了。他所不情愿的，是把宝贵的时间、精力用在迎来送往的纯粹是礼仪性的活动上。国家主席，在他看来纯粹是个礼仪性的职务。他想卸掉这个职务，腾出时间、精力多看点书，多研究点党和国家的大事。要不，身上那么多头衔，还不把人累死了！毛泽东还有一个考虑，一个人权力过于集中，一旦不在了，对党，对国家，对社会，震动太大。他从斯大林的突然去世中深深感受到了这一点，他已经预见到苏联下一步政权的交接班会出现麻烦。因为，除了斯大林，现在领导班子中谁成熟呢？马林科夫？贝利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