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联盟-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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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别人代笔，而且并非都由其本人授意起稿，亦非都由其本人仔细研究后才提出的，但高岗却企图以此来骗取中央信任。高岗对马列主义懂得极少，而且在实际活动中已经走到马列主义的反面，但却常宣传自己如何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以图扩大自己在同志中的影响。
八、在中苏关系上，播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高岗在东北时，未向中央请示，就与个别的苏联同志乱谈党内问题。在去苏回国后的个人谈话中，他亦有不少播弄是非的话，并借此吹嘘，抬高自己。且有不少言论和观点，显然是不利于中苏团结的。
九、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从财经会议前后及从中央提出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国家制度和党中央是否添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后，高岗就迫不及待地积极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活动。高岗假装举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伪造毛泽东同志的言谈，积极反对两个中央领导同志，假装推戴另外两个中央领导同志，同时提出自己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的要求。实际上他并不是真正赞成他所推戴的同志，而只是想拿他们作为自己上台的跳板和护符。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高岗的一切阴谋活动的本质便被最尖锐地暴露出来了。
除了上述分裂党和夺取权力的阴谋活动以外，根据同志们最近的揭露，高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完全违背共产主义者的道德标准。应当指出，这种私生活的腐化是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我们党的表现的一个方面，我们必须反对并坚决地抵制这种腐蚀。从以上所举高岗的主要活动看来，高岗是如何卑鄙地从一个共产党员的二十多年革命生活中堕落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泥坑里去，是如何卑鄙地企图按照他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面貌来改造我们的党和国家。
党中央政治局在这个时候，为了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召开四中全会，向全党敲起警钟，并向高岗提出他的错误的严重性，要其沉痛反省，停止一切坏的想法和做法，以免错上加错，自绝于党。
尽管四中全会采取了治病救人、等待觉悟的方针，尽管高岗在四中全会上及在四中全会后的座谈会上进行了两次表面的检讨，但在实际上，高岗是拒绝反省的。他仇恨党，仇恨同志们帮助他揭发错误，拒绝向党揭发他自己最丑恶最本质的东西，最后，竟不顾党和同志们的多次警告，终以自杀的可耻行为，自绝于党和自绝于人民。虽然自杀由于同志们的阻止未遂，但这种在实际上是叛变党的行为已昭然若揭，无可抵赖。
高岗之所以进行分裂党和企图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是有他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他的严重的罪恶的活动如非中央及时地加以发觉和坚决有利的制止，就可能使党和人民事业遭受重大损失。他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所曾做过的局部的贡献，证明他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是不纯的。在他身上，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完全压倒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为人民服务的始终不渝的耿耿忠心。
高岗至今仍企图蒙混过关，在他的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的检讨中，妄想以仅仅承认反对中央个别领导同志进行宗派活动和非法活动及错误发展下去就会分裂党的说法，来掩盖他的分裂党以图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全部阴谋活动，并避重就轻地以一时思想糊涂企图毁灭自己为词，诡辩他在阴谋活动暴露后更加仇恨党、仇恨同志的绝望的自杀行为。因此，对高岗目前的似乎有些悔罪的谈话，不能轻易置信，必须长期加以管教。如高岗现在真有愧悔的念头，就必须听候党的管教，沉痛认罪，彻底交代。没有长期的考验，决不会相信他会丢掉他的长期发展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和行为。
高岗的事件的发展证明中央及时召开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直至高岗自杀前一直耐心地说服教育他认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是完全必要和完全正确的。中央决定把他的罪恶向全党高级干部宣布，将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向全党公布，并将四中全会决议的主要内容在报纸上公布，以便使党的高级干部、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分别地了解所需要了解的情况，以便在精神上有所准备，以便为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而加强自己的斗争。
从高岗的事件中应当吸取的教训是：一切骄傲自满情绪、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宗派情绪、小团体习气、分散主义、地方主义、本位主义都应受到批判。“军党论”的荒谬思想必须肃清。个人主义野心家必须防止。党内非法活动必须禁止。派别性的干部政策必须反对。独立王国的思想必须消灭。党的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坚持。党内民主及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发展，党内任何干部必须无例外地受到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必须确立。马列主义的教育必须加强。
周恩来的这个发言提纲，送交了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让胡乔木、陈伯达做了修改，里面这段话是他自己亲笔加上去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面。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
随后，毛泽东写了下面一封信：
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恩来同志二月二十五日的发言提纲经胡乔木、陈伯达二同志做了一些修改，我同意这些修改，请你们考虑酌定。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３月１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经毛泽东修改后的周恩来的发言提纲，作为向全党高级干部传达高岗问题的依据。
３月４日，毛泽东在一篇有关中国领导人的电讯稿中做了批示。这篇合众社１９５４年２月２６日发自东京的电讯稿，对毛泽东退出政治舞台的可能性及继承人问题做了推测，其中谈到对高岗的评价，说高岗“精明”，“曾由于治理满洲有成绩而得到当地领袖们的尊敬”。毛泽东把电讯稿批给林彪、陈伯达、胡乔木、谭政（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副书记）、陶铸（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华南分局第四书记）传阅，并批道：“合众社传日本人论高岗，值得注意。日本情报机关对高岗很熟悉，美日两情报机关是合作的。”
无疑，毛泽东对高岗的憎恶，又增添了一分。
就在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的同时，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了关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
参加座谈会的是华东的干部，这些当年在新四军、华中局、华东局工作过的人，已经记不清在一起开过多少会了。然而，当年是饶漱石唱主角，这次，饶漱石却成了被告。
座谈会由邓小平做第一主持人。他不是华东出身，对许多历史问题不清楚，他在宣布了开会之后，就坐在那里聚精会神地旁听。
陈毅因为历史上长期和饶漱石对立，此时不便过早地讲话。但他打定主意，到时候一定痛加揭露饶漱石这个长期以来陷害自己，和自己为敌的野心家、阴谋家。
谭震林脾气急，以主持人的身份动员说：“大家都是老熟人了，发言不要有顾虑。按照四中全会精神，揭发、批评饶漱石同志的问题。知道什么讲什么，知道多少讲多少，老账新账一起算！……谁呀，谁开头一炮？”
曾山首先打破了沉默：“饶漱石同志和高岗同志一起分裂党，破坏党的团结，是有历史根源的。据我了解，新四军时，饶漱石就利用种种手段，在党内，在领导班子内，制造不和，破坏团结。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和陈毅同志的关系上。”
曾山一开口，饶漱石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曾山是华东老资格的领导人，皖南事变后任华中局组织部长，七大中央委员，现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他掌握不少饶漱石的情况。
曾山继续说着：“关于陈毅饶漱石团结问题，我过去根本不知道。饶漱石到淮南下乡后才开始接触到。我从七师回来，饶已下乡。陈军长召开了一次会议，我才察觉这问题。我觉得赖传珠同志有意见，对陈毅饶漱石都有意见。饶回来后，我把会议情况向他做了汇报。我向他建议：我们离中央这样远，环境又这样困难，应该团结。当时饶漱石告诉我：你参加会议，不要讲什么，陈毅同志讲什么就让他讲……后来中央来电报，陈毅要走。我即向饶漱石讲：陈走了怎么办呢？饶漱石讲：中央要调，有什么办法呢？我一直蒙在鼓里，最近才知道，原来是饶漱石向中央发了电报，‘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明明要挟中央，挤走陈毅同志，却说是中央要调。这不分明是欺骗，搞两面派嘛！”
曾山话音刚落，赖传珠就接上了：
“曾山同志说他感觉到我有意见，不错，我对陈毅、饶漱石两同志都有意见。大敌当前，为什么不搞好团结？为什么互相指责，都想赢得同情和支持？当然，对陈毅同志，有一些具体的意见，现在看来，纯属工作中的不同认识，是正常的。倒是对饶漱石同志，我的意见更大些，对他的看法也很不好。”
赖传珠是新四军参谋长，对许多问题相当知情。
“饶陈的矛盾，实质是饶漱石以小人之心对待陈毅同志，争夺个人权力。刘少奇同志临走时，曾向陈毅、饶漱石、我和黄克诚同志当面交代：新四军的领导中心应是陈毅。但饶漱石却就是不宣布由少奇同志传达的党中央的这一决定。饶漱石这是心怀鬼胎，利用我党书记、政治委员是领导中心的一般习惯，故意造成一种假象，他饶漱石是新四军的中心。‘饶牧师’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权势欲，厉害得很哟！”
赖传珠“饶牧师”的叫法，引起了一点小小的活跃。原来，饶漱石刚到新四军时，留着山羊胡子，穿着长袍，活像基督教的牧师。因而在领导层中，就给他起了个“牧师”的绰号。
张云逸咳嗽了两声，人们知道他要发言了，会场顿时肃静下来。他是年龄最大的一位，担任过新四军代军长，德高望重，颇受人们尊重。
“饶漱石同志反对陈毅同志，手段是很卑劣的。我曾不只一次听到他煽动干部反陈毅。他还散布了许多有损陈毅同志威信的流言蜚语，说什么陈毅历史上一贯反毛主席，现在又反少奇同志。说陈毅专权，争当书记。我记得是一天晚上，在陈毅住的那间茅房里面开始听到所谓陈毅的种种问题的。当时，我听了半天不了解。为什么发生这样的问题！我对陈毅同志在江西就认识，我很佩服他。对饶漱石过去不认识，来二师解决问题，我担保绝对服从党的组织。……我当时并没有感觉陈毅有野心，一向是对陈毅有好感的。当时二师的干部和其他干部都害怕和我来往。以后，我感到陈毅处也无人来往，连同他下棋的人也没有了。那时我同陈有同感！”
说到这里，张云逸似乎有点伤感。他那时是新四军副军长兼二师师长，一师之长居然也受到孤立，回想起来确实不那么愉快。他停顿了一小会儿，接着说下去：
“饶漱石一手制造了‘黄花塘事件’后，挤走陈毅已成定局。关于陈毅要调走，那时我有点害怕，那么大部队，我怕担负不了。记得那时饶漱石曾经打电报要我用代军长的名义。我说不要，我的名字没有陈毅同志的名字好。饶漱石轻蔑地说，死了张屠户，就吃混毛猪。怕什么，我支持你！很明显，他是拉人打击陈毅同志。”
“饶漱石同志说他是个人主义，我看这顶帽子小了点。”随后发言的是邓子恢。邓子恢曾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第四师政委。
“当时我有一个印象，饶漱石对陈毅很厉害，彭雪枫、黄克诚、谭震林同志都觉得他手段很辣。”说到这里，邓子恢转向谭震林高声问道，“是不是呀，谭老板？”
“没错！我们几个都感到饶漱石心狠手辣。”谭震林大声回答。
邓子恢又说：
“‘黄花塘事件’后，饶漱石确实树起了他的威信，也在高级干部中造成了戒心。我在毛主席、少奇面前也敢扯乱谈的，但在饶面前就不敢随便讲话，觉得他很严肃。今天看来，他善于耍权术，手段很毒辣，故意使问题扩大，然后把你打下去。陈毅虽然没有被一棍子打死，却被打伤了。”
刘晓，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这时忍不住开了口：
“我两次到黄花塘，饶漱石对我说过‘黄花塘事件’。一次是事件刚发生以后，一次是我从五师回去以后，陈毅同志已经去延安了。两次谈话中几个主要问题前后不同。第一个问题：第一次饶同我讲，主要是讲潘汉年的自由主义，说潘汉年糊涂、挑拨，这些事情主要是潘汉年的自由主义搞出来的。饶漱石讲：他对陈毅的作风问题，本来没有什么，都是潘汉年那里挑拨起来的。第二次，他同我讲当时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时却说：主要不是对潘汉年，主要是对陈毅，因为那时对陈毅有顾虑，不能不以对潘为主。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就解释他到乡下去的问题。第一次他讲，这个事情我不了解，我到乡下去了。军部打电话来，曾山同志和华中局其他同志要我马上赶回去。回去后，发现大家对陈毅意见很多。他这样说，好像事前一点也不知道。第二次就不一样了。他说当时我到乡下是必要的，这样才可以使他们这些自由主义、不正派活动能够暴露出来。前次他不晓得，后面又这样说，怎么理解呢？这只能说明他不老实，有意识地用这样一种方式作为党内斗争的手段。第三个问题：第一次谈话，饶主要讲陈毅同志的作风问题。第二次谈话却强调不是作风问题，有很高的原则问题，这是牵扯到毛主席、中央的问题，因此这个问题需要中央去解决，在新四军、华中局很难解决。讲到陈毅同志回不回来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主要是陈毅同志到中央去怎样解决。我摆出这些事实，是想清同志们看一看，饶漱石的人品如何，政治品质如何。”
刘晓一口气讲了这些，低头翻看了一下手中的笔记本，补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