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74-生活中的智慧-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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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银行进入股市或基金。如果是后者，国内民众得当心点，不要太受各国媒体所左右，而是应该根据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判断来决策，是否为负利息个人完全能够感觉到。　　　　
　　　　总之，尽管目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动对国内民众的资产会有些影响，但应该说不会太大，负利率时代也没有到来。国人不应轻易听信他人如何分析，而应该从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中体悟经济生活的真实，并根据这些信息做出好的选择。　　　　
　　　　（2004年3月）　　　　
　　　　调整利息弊大于利吗　　　　
　　　　在最近中央政府遏制固定资产快速增长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升息问题早就成了理论界最为关注与争论的焦点。特别是从2003年9月以来，国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就开始小幅回升，到2004年4月上升增幅达到38％（比3月份涨幅大幅上升08％）后，升息问题争论更是十分热烈了。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明显上扬，通货膨胀的问题随之降临，该不该加息，目前理论界明显存在3种看法：一种看法是面对着过热的经济及通货膨胀，面对着国内市场利率结构严重扭曲，升息对宏观经济调控能起良好作用，而且是市场经济的法则；另一种看法是由于利率是由宏观经济走势、市场资金供求关系和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利差来确定的，就目前中国情况而言，这3个因素都不支持加息。或目前中国经济只是局部过热，用调高利率来抑制投资过热不是对症下药；还有一种意见，就是提高贷款利率，存款利率保持不变。　　　　
　　　　对于升息问题，意见如此相左，孰是孰非，既无法用统一模式来断定，也无法用某种实验来验证。每一方都能够用一般性经济学的理论、用现实某个侧面来解释各自看法的合理性，孰是孰非也就无法完全断定了。但是，人们是否注意到了，上述的讨论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的，即目前国内的利率是一个完全的市场均衡利率。在这种均衡利率基础上，市场对利率反映如何也就决定了升息的理由是否充分。　　　　
　　　　但实际上目前中国的利率是市场均衡利率吗？如果是，其市场化的程度如何？如果不是，上述几种对升息讨论意见的前提条件能够成立吗？如果目前国内利率是一种非市场利率，那么利率的调整是必然之势，无论是升息还是降息都是如此。可以说，尽管国内利率调整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它不仅表现为其效应多面性，也要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涉及这些利益背后的角力，但是在一种非均衡或非市场的利率水平上，其资金的配置肯定是低效率或无效率的。对于一种无效率或低效率的利率水平，还有什么不需要调整或变动的呢？　　　　
　　　　还有，从不升息的观点来看，目前央行之所以不需要加息，就在于国内的经济过热或固定资产快速增长，主要在于行政拉动性的经济增长，从而产品的价格上涨主要表现为政策性价格上涨。这种增长不仅表现为局部性、地区性，而且同样可以通过政府行政的方式来化解、来调整。因此，最近政府所采取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可以遏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涨、对投资增长降温等。正如最近出台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控制投资过快增长的政策效应已明显显现，下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会大幅放慢，而价格上涨过快的势头将会得到有效抑制，他们预计中国2004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不会超过3％。　　　　
　　　　再加上本币与外币之间利差过高可能产生的套利问题、国内企业与居民对利率变化的不敏感、国有银行改革，升息正面的效应可能会小于升息的负面效应。如升息虽然可以控制部分行业投资扩张和抑制物价过快上涨，但会导致整个投资领域成本上升。这对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是相当不利的。二是短期升息会抑制居民的消费增长。这自然会减弱中国经济增长之动力。三是升息对国内资产市场发展将会产生不利影响。有人认为目前国内资本市场股价持续走低，就在于市场预期可能升息的结果。四是升息对人民币升值的影响等。因此，央行升息是不理智的。　　　　
　　　　对于主张升息者的理由，就在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走势，就在于投资高速增长。比如，如果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接近或达到５％的通胀临界点，那么升息就将成为可能。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升息可能增加投资成本，抑制投资。如果企业的融资成本过低，甚至处于极度“负利率”的情况，企业投资不仅会过度扩张，而且会让银行信贷进入资本市场。对于消费者来说，如果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过高，甚至出现负利率，那么升息将提高储蓄者的财富水平，有利于提高消费水平，更为重要的是，针对宏观情况及时采取有效的经济政策大大改善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从而有利消费。因此，在目前中国投资过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较高的情况下，升息是调整企业与个人经济行为最好的方式。　　　　
　　　　对于上述两种解释，尽管看上去言之成理，但是它或是以制度的因素而忽略了市场的逻辑，或是假定在完全的市场体制下来讨论中国的现实问题。实际上，这次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过快、银行信贷快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涨，既有政府行政特别是地方政府之推动，也有市场之因素，而且市场供求关系之作用影响越来越大。如果政府仅是希望通过行政的手段来遏制目前国内投资增长过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上升，其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很简单，只要市场有需求，压制下去的投资在过了风头之后又会东山再起。　　　　
　　　　还有，尽管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但中国市场机制不健全、非市场因素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仍然不小。如中国的制度诱致性的强制储蓄的现象十分明显，比如住房、社会保障、就业、教育等因素，迫使人们不断地通过自身的积累来满足这些方面的支出需求。一些制度性和金融结构性的因素对个人储蓄与消费更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在这种条件下仅仅通过利率变化来改变人们储蓄与消费倾向是不可能的。　　　　
　　　　正是这种制度与市场双重作用，使得中国金融市场的利率结构处于严重扭曲的状态下。一方面，在货币市场（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国债回购市场）交易异常活跃、利率变化频繁，市场决定了国债、企业债、金融债发行价格。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一出台，不仅导致了股市连续下跌，而且让交易所债市一挫再挫、银行间债市交易清淡、央行票据和国债一级市场中标利率迅速攀升，资本市场反应异常。　　　　
　　　　另一方面，对于银行存贷款基础利率水平来说，目前正在执行的银行存贷款基础利率水平是由前几年为抑制严重通货膨胀连续8次降息后形成的。为了推进利率市场化，央行选择了在维持银行基本存贷款利差条件下控制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的市场化取向。但这样做必须建立在以下两个前提上，即银行的商业化运作，公认的市场基础利率曲线是商业银行利率基准。实际上，这两个条件都不能够满足。因此，在央行利率管制下，国内商业银行的利率市场化程度很低。商业银行获利基本上是央行利率管制的结果（存贷利差如此之高，在国际上金融市场是很少的）。　　　　
　　　　正是在这种扭曲的利率结构下，不仅容易出现市场利率与银行存贷款基础利率之间扭曲或不同步，而且可能导致通过银行贷款购买国债套利的不正常现象（银行贷款利率低于国债利率），从而误导投资者行为，削弱国家宏观调控效果，甚至造成与宏观调控南辕北辙的结果。因此，为了改善严重扭曲了的银行利率结构，银行存贷款利率的上升早就应该是金融改革的题中之意。　　　　
　　　　按照现代金融学的理论，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它反映了资金的供求关系，也可调节资金供求关系。但是，在政府的管制下，这一利器的武功在中国尽废，即资金价格的扭曲，自然对资金供求关系也就无法调节了。如到2003年底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存差达5万亿，但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随处可见。如2004年以来，央行出台一系列信贷紧缩的政策，居民存款增长因此减缓等。　　　　
　　　　还有，一般来说，利息高低是与整个社会投资回报率相关联的，社会投资回报率高，利息就会越高；社会投资回报低，利息就会低。但目前的情况与这种理论相去很远。几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低利息状态下，而实体经济一些热门行业的投资回报则要高于利率好几倍。如钢铁，2003年的平均投资回报率达12％，高的则达22％，房地产会更高，但一年期存款利率不到2个百分点。　　　　
　　　　因此，从目前中国的经济过热来看，升息应该是早就发生的事情，尽管有人会找种种理由认为升息对这次经济过热效果不大，但是不升息对国内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会更多些。正如我在多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中国经济是否过热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市场有没有有效的需求。如果市场有有效需求，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再高一点的经济增长率及投资增长率也没有什么。如果市场需求是一种虚假的需求，那么经济增长率不高同样也会出现经济泡沫。而目前中国经济过热的源头是房地产，房地产过热就在于房地产个人消费信贷的过热。而房地产的个人信贷成倍地增长就在于房地产信贷利率过低。　　　　
　　　　无论是从房地产消费来说，还是从房地产投资来说，目前国内住房市场的热销仅是以往“存量需求”的释放，而不是潜在需求真正地转化为有效需求。而这种存量需求的释放又基本上依赖于银行信贷及代际的收益转移来完成的。如果银行升息，对市场影响最大的就是个人房地产信贷市场，把虚假的需求转变为真实需求。在此，最近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检验标准，就看一看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能否调整下降，如果国内房地产的价格还是以往那样不降反升，那么这就说明这次政府宏观经济调控失败。反之，这次政府宏观调控成功；而国内房地产热降下来，最为重要的就是通过升息的方式来减弱个人房地产信贷消费。从这个意义上说，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银行升息是遏制投资过热、经济过热最为便利、成本最低的一种方式。　　　　
　　　　（2004年6月）


第五部分　生活中的智慧第47节　“江苏铁本”事件后的思考

　　　　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由于违规建设钢铁项目终于在一路狂奔之后，轰然倒下，而与“铁本事件”有关的8名当地要员也受到了严厉的处分。有报道指出，这既表明了中央政府严肃法纪、依法行政的决心，也是当前加强宏观调控、保持政令畅通的一项重要措施。　　　　
　　　　因为，从铁本公司轰然倒下的情况来看，它严重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的有关规定，未取得环保部门批复环境影响报告书擅自开工建设；违反土地管理法，未取得合法土地征地批准文件即动工建设，违法占用土地6541亩，其中耕地4585亩；通过提供虚假财务报表骗取银行信用和贷款，挪用银行大量流动资金贷款。　　　　
　　　　但是，为什么一个如此巨大的投资项目能够轻易地立项？一个如此巨大的工程能够在短时期内开工并大干快上？一笔如此巨大的银行贷款会源源不断地流入铁本公司？这些不仅在于铁本公司在一道又一道的关卡或环节上的违法乱纪、欺骗包装，而且在于当地的政府、当地的银行逐利与失职，如果不是铁本公司、当地政府、当地银行三者合力而为，光是铁本公司本身是无此通天之本事的。　　　　
　　　　对于国务院对铁本事件处置的意见，尽管当时国内媒体一片肯定，高呼政府能够雷厉风行、令行政通、对一些严重的违法乱纪事件给予严肃查处、并要求相关官员承担其责任。但是，这样做除了起杀一儆百之效应外，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是否有比这种处置更好的办法呢？如果有，这样的处置方式是否会有点过急了呢？作为一个以人为本的政府，它的行为不仅仅在于如何政通人和，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这种政通人和让整个社会的利益最大化、让民众的利益不受到损害。而对铁本事件的处置，一声令下就让几十亿财富付之东流，这样做最后埋单是谁？因此，对于铁本事件，最好的办法就是如何把铁本事件的损失最小化，即不是把铁本公司投资项目停止一了百了，而是把已经误入歧途资源经过整合后纳入合法有效的轨道。　　　　
　　　　当然，铁本事件损失的最小化还应该表现在对该事件的深刻反省上，以便举一反三地来检讨该事件产生的原因。看看该事件是何种原因引起的，是现行制度安排上的问题与缺陷，还是人为之原因？如果是前者，我们应该如何来改进，以便今后这样的事情少发生或不发生。如果是后者，那么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方式来监管、来纠正？　　　　
　　　　从已有的评论来看，铁本事件的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严重失职、在于企业涉嫌违法乱纪，但这只涉及事情的表面，根本没有把握问题的实质。因为，在现行的体制下，这些都是当地政府、当地银行及企业最优行为选择。如果当地政府的理解真的是失职、当地的银行真的是面对巨大的信贷风险，铁本公司想通过任何一种欺骗的方式来蒙混过关都是不可能的。　　　　
　　　　因为，在现行的干部考核体系下，干部的业绩就在于当地经济的发展，而当地经济的发展就在于该地一年一度的GDP与财政的增长。而要达到该目标就得上企业、上项目。至于从长期及民众的利益看，这些项目与企业有多少负面影响都不是地方政府考虑的问题。试想想，扬中这样一个小小的地方，有一个840万吨的大型钢铁联合项目上马，当地政府岂能不欢迎？铁本项目上马既然对当地GDP与财政增长如此重要，那么地方岂能不千方百计帮助企业突破种种中央政府设置的障碍及大开绿灯？不要说，扬中市的地方政府会这样，我想，在目前中国现行的体制下，这样一个大项目在其他地方同样也会大行其道，甚至会比这更加严重。　　　　
　　　　对于四大国有银行的下属分行来说，一方面他们的人事安排与地方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必须降低不良贷款率与追求利润。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分行必须与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相协调，必须围绕着地方政府工作而为，这样才能够找到地方银行的利润增长点。而这些行长们在短期行为的驱使下，对长期项目、大项目都是他们贷款行为选择的最优点。以铁本公司原有的业绩（特别是去年钢铁利润超速增长）及当时国家经济发展形势，当地银行对铁本公司关注也理所当然。因为，在他们看来，对铁本公司信贷能起一箭双雕之效。　　　　
　　　　对于铁本公司来说，现在看来，它们是涉嫌违法犯罪，如环境保护问题、偷税问题等等。但是，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民营企业来说，这些问题都是十分普遍存在的事情，而且比其严重得多。如果不是这次检查把事情披露出来，铁本公司岂会因为这些问题而遭到处置？如果这个项目能够上马，肯定是一俊遮百丑。因为，从市场逻辑来看，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它的本性，问题是如何让这种本性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也就是说，铁本事件之所以产生完全是我们现行制度安排使然。在这种制度安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