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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一人一个天堂-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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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体了,“我操,我操!”我用这样的脏话激励着自己,我想,我如果一转眼能变得一个五迷三道的坏人,一个满身恶俗的坏人,我是愿意的,我求之不得。一个健康的男人,见了美女会流口水,这大概不要紧。而一个不健康的男人见了美女,会去强奸,会变得更坏,这才是可怕的。所谓“破罐子破摔”,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正像此时此刻的我,如果几分钟后一出门杀了人,甚至把我那唉声叹气的母亲杀了,你会吃惊吗?


《一人一个天堂》第六章归来名誉

    “还是谈谈你父亲吧。”    
    “刚才你提到了‘名誉’这个词。”    
    我及时地打断了杜仲的话,并暗示他如何说下去。他已经习惯了我随时打断他,他甚至已经习惯了揣摸着我的思路往下说。    
    谢局长说“恢复名誉”的时候,我确实想起了父亲,“名誉”是父亲最喜欢用的一个词。父亲死了,这个词好像也死了。我偶尔想起它时,总觉得它灰蒙蒙的,而且藏在深处。其实,我一直不愿正视父亲的死,我总觉得父亲的死和我有关,我总觉得父亲的死不是因为母亲的揭发,也不是因为历史问题和所谓怂恿儿子逃避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说白了,在我的梦中,父亲的死另有原因,那就是,死于我这个儿子之手!    
    在蝴蝶谷的10年里,我最常做的一个梦,还是跑,还是没命地向葵花地里跑,这虽然是一个旧梦,内容却是新的。以前,向葵花地里疯跑是因为担心,担心自己会杀了父亲。而现在,则是因为恐惧,是因为谋杀已经完成。    
    我只身来到城外的坟地。    
    父亲的坟已经不新了,和伯父、爷爷、奶奶三人的坟,看不出多少区别了。况且我对时间原本是没有概念的,在我眼里,死去10年和死去30年,完全相同,毫无区别。我在蝴蝶谷里待了10年,现在想起来,就像是10天。    
    站在坟地里,我想的最多的,还是“名誉”二字。我牵挂着父亲的名誉。父亲死了,活不过来了。但是,父亲的名誉应该得到恢复。死者似乎更需要名誉。自古以来的那些文臣武将,活着的时候不小心丢了官掉了头,死了之后追封一个好听的谥号就万事大吉了。我想,我父亲大约也需要一个近似于“谥号”的东西吧。    
    后来我去过法院,试图找到当年处理父亲时的卷宗。法院有我一个同学,他打开一间房子,让我自己进去找。他事先已经说过,悬,不好找。原因是:一,1966年文革开始后,全国的公检法,基本被砸,停止了工作。先是由一个“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机构行使职权,后来由革委会人民保卫组统管公检法工作。10年中的大多数案子,并没有留下档案,红卫兵说杀一个人,自己就杀了,根本用不着立案结案。二,因为办公地点多次搬迁,很多文革前的档案都丢失了,更别说文革时期的卷宗了。但我不死心,还是想亲自找一遍。父亲是一个重视名誉的人,我有责任替父亲争回名誉。    
    同学打开门就走了,我走进黑咕隆咚的屋子,闻见了一股子防腐药水的味道和一些难以说清的味道。适应了里面的光线后,我看见了很多顶天立地的生锈的大铁柜,架子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卷宗。我抽最底下的一大摞子时,把最顶上的一摞子黄色毛边纸震了下来,同时掉在地上的,是一窝老鼠,刚生下的一窝老鼠,身子白嫩嫩的,满地乱跑。它们那种怕光的样子,它们尖细的声音,像针一样刺了我一下,我禁不住就遗出一股子尿来。我不想找了,但我也不想让老同学看见我尿湿了裤子,就只好硬着头皮蹲下来,磨蹭着乱翻起来。我把标有“1967”“1968”字样的卷宗一本一本都看了,没找见“杜益三”三个字,当然更没有“杜仲”二字。但是,其中一个袋子上,竟有“顾婷娥(小天鹅)”的字样,我急忙抽出里面的东西,找见了那份我当年见过的委托书,关于顾婷娥(小天鹅)杀人一案,就这么一份材料。    
    终究没找到关于父亲的任何说法。这让我有些头疼,有些老虎吃天无处下手。父亲没有失去名誉,那么,我怎么才能帮父亲恢复名誉呢?名誉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或者说,一个像父亲这样普通的普通人的名誉,就算是失去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呢?除了自家人还觉得是一件事情,其他人谁会在意呢?这也让我想起了伯父、爷爷和奶奶的故事,父亲一辈子把这个故事讲来讲去的,难道不是小题大做吗?    
    “时代”,我还想起了这个词。    
    父亲常说:“时代不同了,天下太平了,新的时代用足以消化钢铁般的肠胃,把旧时代的恩恩怨怨消化干净了,我们勿须乎计较了!”    
    我几乎想起了父亲喜欢用的每一个词:太平。时代。恩恩怨怨。消化。勿须乎。那么我也“勿须乎”关心父亲的名誉了。时代永远是大的。人永远是小的。时代总有能力把一切一笔勾销,包括一个家庭和一个人的一点名誉。    
    让它去吧!


《一人一个天堂》第六章归来钥匙

    杜仲对我很好,比以前还好。门上的钥匙,他一个人拿着,谁都不给。杜仲不在,就没人能进来。他不在的时候,任何人,哪怕是大雪和小雨都进不了我的房间。杜仲要是在家,每顿饭都由他亲自送来,再陪着我一起吃。屎和尿,也不让别人动,必须他亲自收拾。每晚上杜仲都和我在一起,整夜整夜地陪着我,给我讲外面的事情。杜仲还买来治麻风病的针和药,每天仔仔细细地给我打针、喂药,清洗伤口,甚至给我洗脚、洗脸,他还保证以后一定要想办法给我植眉,让我重新变得像以前那么漂亮。    
    我问他:“为什么要一个人拿着钥匙?”他开始不说,后来才承认:“怕人害你!”我不理解,问:“谁会害我?”他说:“不知道。”    
    他的态度让我更明白我是多余的。时间越长就越多余。这个家里,肯定没有我的位置。我躲十天八天可以,躲一年两年可以,总不能躲一辈子吧!某一瞬间我就有特别强烈的愿望,快去自首,快快离开这儿,让杜仲好好给蝴蝶做丈夫,给五个孩子当爸爸。但是,我惟一不能不在乎的,就是麻风病,我一定要治好麻风病!因为,我已经看到希望了,吃药打针几天后,我的病情就大大减轻了,大部分伤口都愈合了,身上基本上没有难闻的味道了,手和脚也灵便多了。杜仲说,我的病已经10年了,病得不算重,也不算轻,可能需要半年才能治好,甚至有可能必须住院治疗。“到底能不能看好?”我问杜仲,杜仲说:“百分之百能看好,就看时间长短。”百分之百能看好,我就放心了,我就等。我实在太想把麻风病看好了,太想做一个干干净净的女人了。杜仲还说:“等病好了,我再想办法给你植上眉,你就和原来一样漂亮了。”我不相信,他说:“我有信心。”    
    杜仲、蝴蝶,还有我们的五个孩子,成名人了,每天都有人来看他们,亲戚、朋友、同学、同事,甚至不认识的人,一波一波地来,夸完蝴蝶和五个孩子,再听杜仲讲,他是怎么从大火里死里逃生的?怎么在大山里遇上蝴蝶一家的?怎么和野猪呀金钱豹呀相安无事地生活了整10年?怎么生下五个孩子?杜仲面情软,人家问,他就讲,把嗓子都讲哑了。有时候,蝴蝶能帮他讲一讲,到后来蝴蝶的嗓子也有点哑了。大雪小雪他们有时也讲。嗓子哑了倒还是次要的,问题是几个人各讲各讲的,到头来会漏洞百出,让我好担心。不过,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杜仲蝴蝶他们哪怕说乱了,就是说反了,都不要紧。大家笑一笑就完了。比如,孩子们有时候把蝴蝶叫妈妈,有时候又不小心叫成了“二妈”(在蝴蝶谷,我是五个孩子的大妈,蝴蝶是五个孩子的二妈),这也不要紧,别人如果问,吞吞吐吐一番就过去了。好像在深山野林里待了10年的一家人,就应该这样颠三倒四,驴头不对马嘴。    
    天天有人来,我的日子也不好过,杜仲抽不出空管我,也就没人管我,我吃不上喝不上,还不能咳嗽,不能放屁。想一想,这么活着,真不是滋味。我这个样,算活着吗?我这样活着,又有什么意思?有个瞬间我真看不起自己,我真想把自己吊死。不过,我吊死了,杜仲他们处理起来,会很麻烦的。我的孩子也会看见的,他们看见了,就一辈子也忘不了。想来想去,还是得忍着,还是等看好病再说吧!晚上杜仲来陪我,累得连眼睛都不愿睁,我说    
    :“明天把院门锁了。”杜仲躺在我怀里,像只虫子一样,不声不响。我又说:“明天把院门锁了。”他睁了睁眼,笑一笑,说:“别担心,累不死。”我说:“你不死,我死!”他眼皮软软地抬了一下,说:“别担心,过几天就好了!”又过了能说半句话的工夫,他就睡着了。我抱着他,两滴眼泪滴在他脸上,有一滴落在他嘴角了,他歪着嘴舔了舔。什么时候,我觉得自己真心实意地爱着杜仲?不爱不行?就是在这个瞬间。在蝴蝶谷的那10年里,他常常问我:“你爱不爱我?”每次我都回答:“我爱你!”但是,我知道我心里是含糊的。我是不是爱他?我真的没有把握。我只觉得他有恩于我,我需要报答他。如果有下辈子,我一定要在18岁的时候就嫁给他。但是,我终究说不上我是不是爱他。现在,这一刻,我终于相信了。明明白白的,我爱他,我这辈子没有白活,我爱着他,我深深地爱着他!我低下头,一遍一遍亲他,用只有自己才能听清的声音说:“我爱你我爱你!”


《一人一个天堂》第六章归来手指(1)

    每天在家里,像动物园的动物一样,等着让人看,实在难受。可是,想出去躲一躲,又没处可去。这天,我就骑车子回了趟老家杜家庄。骑着车子,离开煤烟味很重的县城,闻到满田野的清新气息,才舒服了。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回老家。我跟着父亲回杜家庄,总是在清明前后,从村子背后的河湾里绕过去,再从南山的一侧偷偷摸摸地上山。每次都是偷偷摸摸的。所以我对老家杜家庄的感情,实在很复杂。    
    一路上到处都是一派人畜同欢的景象,一草一木都面带笑意。我途经的一个村子里,正在迎亲。花花绿绿,人山人海。我忍不住停下来,想把迎亲的一幕看完再走。新娘子骑在驴身上,头上顶着红头巾,好像正在等新郎官来,把她抱下来。新郎官不知怎么了,迟迟不见来。迎亲的和送亲的,迎面站着,表情都有点僵硬,显然在奇怪新郎官动作怎么这么慢?这时新郎官来了,半跑着来了,新郎官向送亲的一堆人草草作了揖,然后走向新娘子。新郎官正准备把新娘子从驴身上抱下来时,我断然别过脸去,像逃跑似地走开了。我明白自己怎么了,几天前我就发现,这次回来后我身上有一个奇怪的变化,好像不习惯看见,甚至是憎厌看见别人的欢乐,四世同堂和和美美的样子,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的样子,年轻媳妇喂孩子的样子,幼儿园的孩子奶声奶气的歌声,戏园子里的钹鼓声,甚至包括白云出岫、倦鸟归巢,还包括牛哞马嘶、乳燕呢喃……终归是一切形式的欢乐,一切的诗情画意,我都受不了,有时甚至会憎恨,甚至会仇视。当我和小天鹅挤在最里面的屋里,听见母亲、蝴蝶和孩子们在一墙之隔的外屋打打闹闹、有说有笑时,我心里竟也会生出无名的怒火。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除了忧伤、痛苦、孤独、疾病、死亡这些东西,欢乐、团聚、幸福、健康,包括活着,都难说是真实的,更难说是长久可靠的。    
    到了杜家庄,我照旧从河湾里绕了个大圈子,直接去了河湾边的堂叔家。等了大半天才等来堂叔。因为那场家族仇杀堂叔和父亲来往很少。父亲说,事情出了之后他的叔伯们全都躲得远远的,连善后事宜都不敢插手。堂叔的长相和说话的味道都接近父亲,父亲死了,堂叔这张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有用了。我可以借着这张脸准确地回想起父亲。我说我是随便来转转的,堂叔半信半疑。我说:“咱们出去走走吧?”我想让堂叔带我去看看“三里坡”。我从来没去过三里坡。到了三里坡,我们就不能不谈那场家族仇杀了。    
    堂叔说,我们和“对方”家其实刚刚才出了五服。说起来,还是一家人。两家的仇视,最早是由鸡毛蒜皮引起的。从村子里一进河湾的地方有我家的一块菜地,里面种着一些菜。某一次,对方家的驴啃了我家菜地里的萝卜,我奶奶就在对方家门口指名道姓地骂,对方不承认,我奶奶又没逮住驴,两边就你一句我一句乱骂一气。骂到后来,我奶奶让人家推了一把,就“倒下不起来了”。我奶奶“得理不饶人”,一直骂到半夜。人家关着门,不吭声,她还在骂。这样的事情在农村随处都有,不足为奇。一般是,两家的女人骂了个底朝天,而男人见了面还是嘻嘻哈哈的。不过,这两家的男人有些特别,我伯父是县保安团的副团长,对方家弟兄五个,四个在外面干着打家劫舍的营生,当然,也有可能是劫富济贫,都有一个“劫”字,差别却大了。一次,对方家的老二在固原抢人时被抓了,关在牢中,有掉头的可能,对方就设法递出条子请伯父出面说情,由于奶奶的阻拦,伯父“佯装不知,坐视不管”(堂叔的话),于是老二终究被枪毙。随后对方开始报复。    
    一次爷爷突然失踪,经打听,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绑架,伯父用几十两银子把爷爷赎了回来。事后判断,是对方家指使人干的。但也有很多人证明和对方无关,爷爷的失踪,其实是单纯意义上的绑票。当时是“乱世”,“匪患”遍及全国,到处都有地方武装和“劫匪”,有钱人家,被敲诈勒索的事情时有发生。可是,奶奶只相信是对方家干的。再后来,对方家老三在韬河境内犯事,身为副团长的伯父迫于奶奶的压力,下令杀了老三。还把尸体的手和脚分别捆起来,中间插了根长长的棍子,像羊一样从村中央抬了上来,红色的血和白色的脑浆一齐从脑门上冒出来,再从头发梢子上滑下去,弯弯曲曲,滴了一路。翻过年,即“民国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早晨”,伯父死于三里坡。同一天,爷爷死于河湾。第二年,奶奶死于家中。    
    “你见过我伯父吗?”我问堂叔。    
    “怎么没见过?”堂叔答。    
    “你对他的印象如何?”    
    “他从小就顽皮,15岁和人打架,就叫人家剁掉一根指头。”    
    “左手还是右手?”    
    “好像是,右手。”


《一人一个天堂》第六章归来手指(2)

    我问杜仲:“这个故事,你听了什么感觉?”    
    杜仲说:“我后悔,我不应该知道。”    
    我问:“为什么?”    
    他答:“听完之后,我再也不想回杜家庄了。”    
    我问:“和杜家庄有什么关系?”    
    他说:“他们讲那个故事的口气,我受不了。”    
    我问:“你觉得,他们有偏向?”    
    他说:“不,偏向任何一方,都让人讨厌。”    
    我问:“他们怎么说,你才满意?”    
    他答:“怎么说我都不满意!”    
    我转移了话题:“你父亲为什么到最后才说出真相?”    
    他厌烦我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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