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浮生 作者:帅彦-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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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说话了。郁达夫说：〃各部主任都是大家推选的，选完了就应该接受。老舍先生的总务部主任，他不干，我的研究部主任也不干，我的态度也是很坚决的。好吧，今天焕章先生（注：冯玉祥）请吃饭，这顿饭是要叨扰的，吃完饭我们就散伙。〃郁达夫的这着棋很妙，老舍被他〃将〃了一〃军〃，也只好笑而不语了。〃而此时的老舍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他这一勉强上任，一任就是七年。由于老舍的勤恳工作和出色的成绩，在此后逐年举行的理事会上，老舍连选连任，一直到抗战胜利，整整干了七届的总务部主任。
对老舍而言，〃文协〃总务部主任一职并不是一个名利双收的好差事。老舍首先是一个视写作为生命的职业作家，但文协的日常事务却又不能不让他全力以赴，这自然会影响到他的文学创作。1941年，老舍在一篇文章中对抗战四年来的生活作了实录。他说：〃四年来，我已没有了私生活，这使我苦痛。〃而且，担任文协总务部主任一职于老舍在经济上也毫无收益，按照〃文协〃章程，除了一名专职驻会干事每月能从协会领取少量的劳务报酬外，包括老舍及各个部的正、副主任，工作全都属于义务性质，就连日常与各地分会以及作家们通信，都是由老舍自费购买信封和邮票。同时，老舍自〃文协〃成立之日起，便不得不面对协会经济拮据的局面。〃文协〃成立时，国民党政府答应，宣传部每月补助五百元，教育部补助两百元，政治部补助五百元，再加上少得可怜的会员费，还有极不可靠的私人特别捐助费，这就是文协的所有经费来源。而且就是这样有限的经费也极不可靠，上述部门的补助往往不能及时到位，甚至只是一句空话。对于〃文协〃的工作，老舍曾经回忆说：〃（文协）第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就是穷。文协成立，得到手里的只是筹备会的欠债三百馀元。债必偿，事必办，〃弄钱去〃，乃成为口号。〃经费捉襟见肘，老舍只得一再节省开支，压缩酬劳，甚至〃吝啬〃到即便〃文协〃聚会时的茶水费用，也得由作家自掏腰包。尽管如此，老舍又偏偏不是那种扛着大旗充门面，光说不练的把式。在其位，则谋其事，七年中为使〃文协〃的各种活动能够正常开展，老舍不得不四处〃乞讨〃，八方奔走，甚至亲自到有关部门坐索。老舍的朋友以群曾回忆说：〃为了文艺界的团结，为了〃文协〃的工作，他不知费去多少心力。奔走，求情，乃至叩头，作揖，只要是为了〃文协〃，他不推辞，碰到困难也从不退避。〃
1938年，武汉街头的抗日宣传
除经济拮据外，作为〃文协〃的领导人，老舍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也是复杂的，他总免不了要面对国共两党时而微妙难言、时而剑拔驽张的关系，也免不了要承受两党各自对他施加的影响。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为维护自己多年来择定的独善其身的政治立场，老舍立场和态度很分明：〃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抗战，我就跟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作为一个在抗战时期有着巨大社会影响的文化团体，〃文协〃的工作避免不了要受政治的掣肘，在一定程度上，〃文协〃成了国共两党政治关系的晴雨表。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越来越微妙，〃文协〃的活动也受到很多限制，特别是到重庆以后，〃文协〃所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文协〃的许多活动都要报国民党文化工作委员会批准方可进行，而活动的审批却时常受到刁难。而且，老舍本人也时常遭到无端的挑剔，甚至监视。1939年，老舍随战地慰劳团访问延安之后，身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张道藩，亲自散布〃老舍叫共产党包围了〃的说法。对此，老舍给张道藩发了一封措辞坦率、态度明朗的信，信中说：〃现在是团结抗战的时候，大敌当前，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抗战。凡是抗战的人我都欢迎，不抗战，假抗战的不管什么人我都反对。你的说法是在分裂抗日战争，有利于敌人，不利于抗战。〃对于特务对他的监视和跟踪，老舍非常气愤，有一次，他直接了当地对跟踪他的特务说：〃老兄，你每月拿几块钱？我替你写我的报告好不好？〃对于这一段的工作，老舍说：〃办事很困难，只要我们动一动，外边就有谣言，每每还遭受了打击。我们可是不灰心，也不抱怨。我们诸事谨慎，处处留神。为了抗战，我们甘心忍受一切的委屈。〃话说得很平淡，但其中酸楚自有人知。
1944年，在纪念老舍创作生活二十年大会上茅盾说：〃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界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茅盾的这段话应当是对老舍在〃文协〃那段生活最恰当的注解。
三、〃北面就是滔滔的嘉陵江，那里便是我的归宿〃
1938年7月，武汉形势危急，日军飞机几乎是日夜不停地对武汉实施轰炸。此时的武汉已是非常危险，老舍也曾多次遇险。据友人回忆，有一次〃老舍在千家街躲警报时，一枚炸弹落在防空洞口，洞顶落下的土埋了半身，幸没受伤〃。在此情况下，在汉文人纷纷转移至桂林、重庆等地。老舍本准备与〃文协〃坚持到武汉抗战最后一天，对于其中的原因，老舍回忆说：〃因为我是文协的总务主任，我想非到万不得已不离开汉口。〃后来在冯玉祥、邵力子等人的力劝之下，1938年7月30日，老舍与老向、何容、萧伯青等人，辞别武汉，溯江而上，前往重庆。此次行程有一个细节很让人感慨，据萧伯青回忆说：〃只我…人，是从会中拿车马费的唯一职员，我的船票费是由会支付的。他们都是自掏腰包，不曾由会支付分文。〃离开武汉时老舍心境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想必是悒郁的，不免会有国破家亡，乱世飘零之感。
……
老舍小传
老舍（l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中国著名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1924年夏应聘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中文讲师。在英期间开始文学创作。创作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三部长篇小说，奠定了他作为新文学开拓者之一的地位。1930年回国后，先后在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任教授。这个时期创作了《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等长篇小说。抗战期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一直担任文协总务部主任一职。抗战期间，以团结抗日为题材，积极进行文学创作，代表作品有《残雾》、《四世同堂》（第一、二部）等。1946年3月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留在美国继续从事文学创作。1949年12月回国。回国后，先后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先后创作了话剧《龙须沟》、《茶馆》等作品。1951年1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与老舍〃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1966年受到〃四人帮〃残酷迫害，于8月24日投湖去世。
闻一多：走出书斋的斗士
哦，你一只大雕，你从哪里来的？
你在这铅铁的天空里盘飞；
这八达岭也要被你占了去，
筑起你的窠巢，蕃殖你的族类？
圣德的凤凰啊！你如何不来，
竟让这神州成了恶鸟底世界？
闻一多：《长城下之哀歌》
闻一多是复杂的，也是多面的。闻一多首先是作为一个多才多艺、热情似火的诗人为我们所认识的，《红烛》和《死水》堪称屈原《离骚》的馀韵，《七子之歌》、《那句话》蕴含了文人生逢动荡深沉的忧国情怀，《忘记她》、《也许》又是那般的温情和婉约……自美国归国后，闻一多先后至南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大学宁静的生活似乎改变了闻一多，他由一位诗人变成了一名纯粹的学者，开始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徜徉。抗日战争爆发，闻一多安静的书斋生活被打破，他被裹挟进时代的急流。身为知名的诗人、教授和学者的闻一多，他徒步跋涉三千里，从湖南流亡到昆明。时代将他抛进颠沛流离的岁月，也让他真正的贴近大地，艰难的岁月悄然改变着闻一多。40年代闻一多走出了书斋，成为一位〃前脚跨入这个大门，后脚就不准备跨出这个大门〃，敢于在敌人面前拍案而起的民主斗士和勇士。闻一多曾说：〃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闻一多正是以自己的死，写就了自己生命的最后的、最壮丽的诗篇，〃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了新中国〃。对于闻一多的一生，好友梁实秋曾回忆说：〃闻一多短短的一生，除了一死轰动中外，大抵是平静安定的，他过的是诗人与学者的生活，但是对日抗战的爆发对于他是一个转折点。他到了昆明之后似乎是变了一个人，于诗人学者之外又成了一位〃斗士〃。〃朱自清也曾对闻一多的一生作过很好的分析和概括：〃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期的不同而或隐或现。〃梁实秋强调的是闻一多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朱自清则强调闻一多身上所存在的不同人格侧面，两人殊途同归，评价中都提及抗战对闻一多生命轨迹转变的影响。
闻一多无疑如一座山，他的热血激情和铮铮铁骨让人仰之弥高；同样，闻一多又是活生生的，在他的灵魂里歌唱的不仅有伟大，还有热情、质朴、有欲有爱，甚至还有平凡、落寞和孤独。
一、〃几本破书算得了什么〃
我们可以这样说，从出生到抗战爆发以前，闻一多的生活一直都是比较优越的，他个人的生活道路也几乎是一帆风顺的。闻一多出生于湖北浠水的一个乡绅之家，我们完全可以想像闻一多少年时期的物质生活应该是比较殷实的，至少是不会经历贫困的生活。闻一多在这个乡绅之家中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而更重要的是，闻一多父辈的思想并不如一般乡绅家庭那般僵化，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闻一多的父辈指导闻一多报考清华学校这件事情上得到证实。民国初年，尽管社会风气已经有所改变，但多数乡绅对他们心目中的蛮夷之国还是存有戒心（清华学校的学生八年后可以直接入美国大学），只有对外面世界有所了解的家庭才会让自己的子弟入洋学堂。对此梁实秋就曾经评价说：〃闻一多的家乡相当闭塞，而其家庭居然指导他报考清华读书，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闻一多也没有如他同时代的许多人那样经历封建婚姻的痛苦，尽管他也于留美前夕成婚，但妻子为新式女性，闻一多对自己的婚姻也比较满意。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闻一多留美期间写给妻子的信中得到证实。留美归来，闻一多很顺利地在大学谋到教职，无论是精神生活，还是物质生活，都相当不错。
1932年夏，闻一多回清华大学任教，这是他大学教授生涯的最后归宿。清华任教时期，闻一多有很重的名士气，他的一位学生曾回忆说：〃记得是初夏的黄昏，……一到七点钟，电灯已经亮了，闻先生高梳着他那浓厚的黑发，架着银边的眼镜，穿着黑色的长衫，抱着他那数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大叠的手秒稿本，像一位道士样地昂然走进教室里来。当学生们乱七八糟地起立致敬又复坐下以后，他也坐下了；但并不即刻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自己的纸烟匣，打开来，对着学生露出他那洁白的牙齿作蔼然地一笑，问道：〃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自然并没有谁坦直地接受这Gentleman风味的礼让。于是，闻先生自己擦火柴吸了一支，一阵烟雾在电灯下更浇重了他道士般神秘的面容。于是，像念〃坐场诗〃一样，他搭着极其迂缓的腔调，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这样地他便开讲起来。〃在清华的五年，可以说是闻一多一生中最安定的一段时间。清华时期，闻一多的薪水是三百四十块大洋，经济上足够敷用，不虑匮乏，生活也非常平静（当时一个普通体力劳动者的月收入大约为二十块大洋）。至于他所居住的环境，闻一多在给友人的信中描绘说：〃四周围着常青树，爬墙虎爬在红砖墙壁上，书房窗前种着一丛翠竹，微风中不时给玻璃窗投下几片绿阴。房前的左右两块草坪，是孩子们嬉闹的地方，草坪中各有一大鱼缸，里面游动着良种金鱼。〃环境甚为清静，宜于家居读书。这一时期的闻一多，可以说是几乎双耳不闻窗外事，完全沉浸在他的学术研究里，他一生的主要的学术成就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沉浸在学术中的闻一多当然对政治是疏离的，甚至是有几分不屑的。梁实秋曾谈起过发生在闻一多身上的一件往事：〃有一天我和努生（罗隆基）到清华园看潘光旦，顺便当然也到隔壁看看一多，他对努生不表同情，正颜厉色的对他的这位老同学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为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对于闻一多的观点，我们当然可以不表同意，但联系罗隆基为闻一多清华时期的同学，他对老同学如此不留情面，几可说是尖酸刻薄，就足以说明清华时期的闻一多是如何的与世无争和埋头学术以及对实际政治的厌恶。从根本上说，闻一多对罗隆基直接参与社会政治是非常不满甚至是有几分鄙视的。然而此时对政治的态度几可说是完全不同的闻一多和罗隆基在40年代却最终走到了一起，踏上了同一条战线。
1937年，正是闻一多在清华任教满五年之时，按清华大学制度，教授任职满五年就有一年的休假，这一年可以出国，经费由清华提供；也可以在国内做研究，薪水照发。如果没有战争，正应该是闻一多生活中最惬意的一段时光，但抗战的爆发，打破了闻一多在清华大学平静而安详的生活。卢沟桥事变前一个月，闻一多妻子先行带着两个大点的孩子回武汉省亲，家中留下了三个不懂事的小孩，孩子的吵闹让一向不理家务的闻一多焦头烂额，加之随后传来的战争的消息，平静生活的安排被战争打破，所有的一切都让闻一多焦躁不安，闻一多在给妻子高孝贞的信中诉苦道：〃这一星期内，可真难为了我！在家里做老爷，又做太太，做父亲，还要做母亲。小弟闭口不言，只时来我身边亲亲，大妹就毫不客气，心直口快，小小妹到夜里就发脾气，你知道她心里有事，只口不会说罢了！家里既然如此，再加上耳边时来一阵炮声、飞机声，提醒你多少你不敢想的事，令你做文章没有心思，看书也没有心思，拔草也没有心思。〃
事变伊始，闻一多并没有想到离开北平。〃卢沟桥事变〃最初，清华的许多知识分子并没有感觉出它在中国历史天平上的沉重份量，大家都以为这和近年来中日间经常发生的冲突一样，用不了多久就会通过谈判签约得到解决。闻一多尽管有担忧，但他同样有着这样的心理。事变发生后，直到7月15日，闻一多还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好了，现在计划是有了，要走，三天内一定动身，再过四五天就可到家。不过，最好时局能好转，你们能短期内回北平。万一时局二天之内更恶化了，那就根本走不动。不过照目下情势看来，多半不至如此。〃跟大多数人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