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领风骚-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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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太阳，来了月亮。”在今天的中国，即使没有月亮，也会星光满天。
21世纪的荣光更加均匀地洒在每个人的脸上。一人举臂一呼便群起响应的时代，似乎已经远去。
人们脸上的神情在自由而个性地绽放。
人们心底的追求更为本色和真实。人们心底的追求闪耀着愈益多彩的光荣与梦想。
社会发展，时势迁变。
纵横捭阖的英雄故事会被遗忘吗？
引领历史的伟人风采会失去光泽吗？
虽说历史的法则是严酷的，但渗透情感、智慧和人格需要的历史评述，却从来公正，甚至有些温情。
虽说“平平淡淡才是真”，但轰轰烈烈也不假。
20世纪的轰轰烈烈已经远去，但宏大的史诗不会戛然而止，人们总会看到轰轰烈烈的史诗被一代一代地传唱，为的是给心灵世界留住永远高于实际生存状态的光荣与梦想。
这是人们的精神需要，也是传承文化和积累智慧的必要方式。
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生活春风里，依然弥漫着过去年代的记忆和这些记忆挟带的理想、激情，还有无数英雄们的故事。
在人们的视野中，21世纪的政治和文化沙滩，不会掩没特殊人物的光泽。
比如，关于毛泽东。
毛泽东的人生和性格、才情和作为，以至他用兵、谋政、治国的决策，在今天依然是颇有诱惑的话题。
翻检他一生的纵横捭阖史，总有些让人惊讶复兴奋的决策行为。他的果断，他的别出心裁；他的深谋，他的见近知远；他的灵活，他的预留地步，常常会在当事人以及后来者的心目中，唤起阵阵激赏和意外的涟漪。
一个行高于众的人，被一群一流的精英所选择，进而被一个民族所归仰，自然靠他自身挟带的卓而不凡的东西。这种东西就像一部大书，记载着一个人的历史重量和文化含量、智慧境界和人格品位。
解读这部大书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觉，有时候，他的智慧犹如黄河之水天上来；有时候，他的谋断犹如万泉之水出深山。
有源头，又好似没有源头。
这是让人称奇的内心世界和人格气象。
如果换一个角度，比如，从人们习惯上称为心灵窗口的诗的角度，去仔细揣摸和解读毛泽东，或许能够窥见一些神韵，领略他的人格风景。
1973年，刚刚大病一场的毛泽东，已经整整80岁了。
这年夏天，他用已经有些枯涩的情思，写了平生最后一首诗。
这年冬天，他还劳费情思地做了一件词墨韵事。
他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把自己一生的全部诗词作品，重新抄写了一遍。抄完后，他一一核对，对其中的一些词句作些修改。然后让工作人员又抄写一遍。抄清后，又再次核对。
以老病之躯，如此这般，反复多次，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他似乎很想为后人留下一套完整的诗词定稿，又好像是在进行一次艺术上的自我总结。
他或许是要为自己的心灵世界，留住一片珍贵的情感空间，留住几多动人的历史回声。
他或许是在用诗人的目光审视自己一生的行程，重温那遥远起伏、百折千回的心路。
晚年邓小平曾这样回顾自己的心路——
我最痛苦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我最忙的时候，是当总书记的10年；我最紧张的时候，是1947年南渡黄河；最高兴的时候，是解放战争。
如果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毛泽东，他的心路或许是——
最慷慨激昂的时候，是青年时代激扬文字。
最艰难困顿的时候，是引兵井冈山和驰骋赣南。
最郁闷痛苦的时候，是在中央苏区受到排挤和打击。
最惊心动魄的感受，是万里长征。
最高兴的事情，是解放战争和农业合作化运动。
最亢奋探索的时候，是在20世纪50年代。
第一部分心路风景（2）
最悲患忧虑而又孤独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后期。
每个人返顾自己那条苍茫往时心路，概括和表达方式或有不同，但这条心路却总是环环相扣，自然相接，其中的哪一段，似乎都无法回避和省略，而许多警悟，总是在进入一定阶段之后才能够获得。
世界上什么样的路最漫长，是心路。
世界上什么样的路最短促，是心路。
世界上什么样的路最险峻，是心路。
世界上什么样的路最宽阔，是心路。
世界上什么样的路最难走，依然是心路。
数量并不太多的70来首诗词，某种程度上可说是记载毛泽东人生经历最深刻的精神自传，是记载他对事业追求的另一种生动的叙事“版本”，更是诗人毛泽东播撒在坎坷心路上的性灵花朵。
诗人毛泽东，该汇聚多少情感？
毛泽东的诗，该传递多少消息？
这里有蓬勃的青春意气，有婉丽的爱情悲欢。
这里有谁主沉浮的浩歌，有霹雳暴动的风烟。
这里有残阳如血的壮烈，有战地黄花的灿烂。
这里有临海而迎潮搏浪的激情，有登山而依天抽剑的呼喊。
这里有风流人物的慷慨，有人间正道的沧桑。
这里有鲲鹏展翅的恢宏遐思，有乱云飞渡的从容气象。
这里有宏图惊世界，更有腊梅傲雪霜。
这里有坐地巡天的浪漫华章，更有闲庭信步的击水新唱。
心路的风景，是这般奇绝灿烂。
细细审视笔下天地，半个多世纪的人生风景、革命风云，半个多世纪的人生悲欢、历史巨变，在暮年已至的心头，该唤起怎样的波澜？
诗歌，是毛泽东的语言故乡，也是他别具一格的生存方式。
在他的血管里，似乎也流淌着红色的诗。
一步入诗的王国，他那复杂的个性，精微的感觉，奔突的思想，便有了一种遏止不住的倾泻和升华。理智和情感，现实与未来，时间和空间，在这个王国里大多能获得默契的沟通和共鸣。
当毛泽东还只是一个在黄土地上奋图生存的革命家时，美国的史沫特莱在延安的窑洞里采访了他。这位女记者的突出感受是：“他首先是一位诗人。”
还是在延安的窑洞里，又一位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美国女记者采访了他。她的感受依然是：“毛泽东不仅熟悉古代诗人，而他自己就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毛泽东的诗具有古代诗人的伟大品质。”
那时候，毛泽东诗词还远远没有像今天的人们看到的这样丰富，传播的范围也远远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广泛。可来自另一种文化传统的蓝眼睛，为什么一下子看出毛泽东是一个诗人呢？
她们凭的是女性的直觉和敏感？
或许不全是这样。
诗人固然要写诗，但写诗的并不一定是诗人。
诗人固然要存活在他的作品里面，但诗人的本色和气质，才华和情感，却总要在他的行为作风乃至他的事业追求里吐纳声光。
毛泽东显然不属于那种只能写诗的纯粹诗人。
作为诗人，毛泽东有着异乎常人的自信。
还是在陕北峰峦起伏的黄土高原上，他便举起套着灰色棉袄袖子的右手，指着自己对一个来访的美国人说了这样一句——
“谁说我们这里没有创造性的诗人？这里就有一个”。
从那个时候往前大约四十多年，这位创造性的诗人来到世上的第一声啼哭，和常人没有两样。大了一些，他自然也同乡村伙伴们一道去放牛割猪草，或者嬉水上学堂。
不同的是，在这个孩子出生一百周年的时候，绿阴掩映的故乡韶山峰半腰，却长出一片占地25亩的诗词碑林，上面用花岗岩精心雕刻着他的诗作。
一条蜿蜒小道伸进这灌木丛生的山坡，正是他小时候经常放牛或玩耍的地方。那时的乡村少年毛泽东，绝不会想到，这里将会长出自己的诗林。
第一部分心路风景（3）
父亲的本意，是要把毛泽东培养成一个像自己一样富裕的农民或精明的粮商。于是，在毛泽东17岁那年，父亲决定送他去湘潭的米店学徒。
或许是意识到已经身处人生的岔路口，毛泽东动用了各种方式，说服父亲改变了主意，答应他外出求学。
历史不会求证于假设，但历史常常可以去假设。
如果没有在人生岔路口的这一坚定选择，以后的惊天动地和千古传奇，也许绝不可能。由于毛泽东从小就不爱钱，在芸芸众生中，他可能是一个不成功的商人，他也可能会去做别的，但大概不会是后来的政治家毛泽东，也不会是后来的诗人毛泽东。
这一人生转折的意义，在毛泽东走出韶山的那一刻，便露了端倪。他在不经意间向传统的农民生活作了一次诗人方式的告别。
1910年，外出求学的毛泽东，临行前改写了一个叫月性的日本和尚写的言志诗，夹在了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离开韶山冲的毛泽东，到了长沙。到了北京。到了上海。到了广州。到了武汉。到了瑞金。到了遵义。到了延安。
他脚步匆匆，四处寻觅。
匆匆地行走，意味着任重道远。
肩负使命的人，总不免五味遍尝。
一路前行的毛泽东，终于走出个别样的人生风色，走出了辽阔的一片天地。
他先是一名学生。在湘江的波涛中舒展长臂拥抱五四大潮，成为湖南革命的播火者。
他成为了一个革命家、宣传家。在大革命的洪流中被称为“农民运动的王”，把泥腿子们引向开阔的大路上迅跑。
他成为了一个开创新路的政治家。在令人窒息的白色恐怖中，他走出一条新路，站在遥望东方看得见曙光的山头，点燃了星星之火。
他成为了一个用兵如神的军事家。屡屡打破敌人的“围剿”，在远行的红军将士们濒临绝境的时候，他拨正航向，硬是让历史拐了一个大弯。
他还成为了一个思想家和理论家。在陕北高原的黄土窑洞里，他开始更为艰苦的富有创见的思想进军，使为理想而奋斗的人群接受了一次特殊的精神洗礼。
在这期间，他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刊媒体上面，出现在各种各样的通电和文件当中，甚至也出现在反对他和他的事业的敌人的通缉令上。
毛泽东成了这样一个人：革命者说他是领袖，敌人说他是“匪首”，同情革命事业的朋友也会开玩笑说他是揭竿而起的“山大王”。
但没有人说他是诗人。
直到1937 年，人们才惊讶地发现，长期在山沟里，在马背上转战的“匪首”毛泽东，竟然还会写诗。
人们更惊讶的是，把多种角色集于一身，才是毛泽东最为显著的诗人本色，才成就了毛泽东这样一个最高意义上的创造性诗人。
正是毛泽东那不平凡的经历，造就了别具一格的诗风，使典雅高古的旧体诗词和中国革命的历史风云高度地融合在了一起。
就是他，一个叫艾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让整个世界都知道了毛泽东不仅是一位革命家和政治家，还是一位诗人。
1936年7月，为了探寻被国民党政府渲染为乌合之众的造反者们得以生存的秘密，23岁的斯诺来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领导的陕北保安。他是第一个深入苏区进行采访的西方记者。
面对外国记者，毛泽东也曾犹豫、绕弯甚至回避对自己的介绍。但他还是下定决心对自己介绍一番，因为他意识到，可以通过斯诺这条渠道，放出一只悬挂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理想”的气球，以改变世人的印象。
在昏暗的马灯下，斯诺和毛泽东陆续谈了十几个晚上。一向不大喜欢谈论自己的毛泽东，向这位来自大洋彼岸的西方人敞开了心扉，谈了中国共产党的理想，谈了自己的经历。
第一部分心路风景（4）
顺便，也谈起了诗词。
斯诺在他的新闻报道里说，毛泽东“向我介绍了长征到西北的情形，并且写了一首关于长征的旧诗给我”。
毛泽东当时写给斯诺的，就是那首有名的《七律·长征》。
这首诗最早公开见诸文字，是在1937年４月北平东方快报印刷厂秘密出版的一本叫《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的书中。这本书的总编译王福时，当时还是一位青年学生。他后来回忆说，《七律·长征》是斯诺提供给他的。
一个月后，王福时陪同美国的尼姆·韦尔斯访问延安。他当面赠送给毛泽东一本《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
这样，毛泽东第一次读到了用铅字印出来的自己的诗作。
1937年10月，英国伦敦戈兰茨出版公司出版了斯诺用英文写的《红星照耀中国》。斯诺在书里把这首《七律·长征》作为第五章的结束语。他说：“我用毛泽东主席─一个既善于领导征战又善于写诗的叛逆者─写的一首关于这次6千英里长征的旧体诗作为结尾。”
于是，不仅在中国，在西方世界，人们也知道了毛泽东是一个会写诗的红色领袖。
真正让世人领略毛泽东风骚独步的事件，发生在1945年的重庆。
那年，毛泽东在抗战胜利之初赴重庆谈判，不经意间把他1936年写的《沁园春·雪》透露出来，结果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时在重庆的美国记者斯特朗在自己的著作中评述了这件事。
她说：毛泽东写的这首诗，“震惊了中国首都文坛，那些文化人以为他是一个从西北来的土宣传家，而看到的却是一个在哲学和文学方面都远远超过他们的人”。
历史，不强求每一位重要人物都具有诗人的才华，可是，历史更钦佩一位伟人具有创造风骚的手笔。
毛泽东创造风骚的手笔，不仅震动了重庆的文坛，更震动了十分敏感的政坛。
一桩笔墨韵事，陡然间转化成了政治斗争。
重庆的一些报刊，连篇累牍发表批判文章，有的甚至刊登谩骂式的和词。一首署名“雷鸣”的和词，说得是那样的透彻：“草莽英雄，林泽豪杰，巧饰文词虫贝雕！休夸耀，看青天白日，旗遍今朝。”
谩骂归谩骂，敏感的国民党宣传部门十分清楚，一首《沁园春·雪》，使毛泽东及其主张在政治的天秤上，增加了文化人格的几多分量。
他们私下组织一些舞文弄墨之士，试图写出一首超过《沁园春·雪》的词，然后以国民党领袖人物的名义发表。可策划半天，最终是拿不出来像样之作，只得悻然罢手。
已经回到延安的毛泽东，看到重庆报刊上那些曲解生事之作，只说了一句：“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
诗人，只是毛泽东诸多身份中并不那么重要的一种。
他有更多更大的使命意识，他有太多太大的事情要做。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人们看到了——
在乡间小道和农家小院，他率领一个小小的司令部，以运筹帷幄的战略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