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之旅-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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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小杰溜进厕所后，迅速拿出榔头和两把水果刀，戴上胶皮手套，双脚套上塑料袋，头上戴着塑料淋浴帽，悄悄走出厕所，趁王婶不备，举起榔头向她头部狠狠砸去。他怕榔头力量不够，又拿起王婶家的哑铃猛砸其头部，致使王婶当即气绝身亡。然后，他不慌不忙地剪断电话线，把王婶家的菜刀放在她的身边，又顺手牵羊拿走一块手表。后来他自己坦白说：“这是为了制造假象，不被警察怀疑是个学生干的。这样他们只会怀疑是小偷。”
临走时，他用随身携带的一次性餐桌布擦掉了所有血迹，到厨房洗掉脸上的血，打开煤气阀，不慌不忙地走出王婶家的门，把一包作案工具和血衣扔到马路边的垃圾桶里。
更让人感到吃惊的是，他作案杀人后回到家里，装模作样地写起了作业。父母回家时，他像没事似的嬉皮笑脸和他们说笑。
公安机关经过缜密的侦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侦破重点集中到了马小杰身上。马小杰的父亲也在儿子身上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为了向社会负责，也为了减轻儿子的罪行，他毅然将儿子领进了公安局。
然而，马小杰却一直没有认识到他所犯罪行的恶果，以及所应负的法律责任。他对办案人员说：“我为什么要害王婶？其实我和她根本没有什么仇恨，我就是想证实一下自己的本事。
我就是想作个案子来看看你们到底有多大本事，是不是像电视剧那样吹牛。”
原来他的犯罪心理就这么简单！不惜用杀人来“证明”自己的“本事”！
马小杰后来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是我爸带我来投案的。再说了，我要是死不承认呢，他们怎么知道是我作的案？这次不算他们破的案。”
由此可见，已经被逮捕判刑的马小杰还有点“执迷不悟”。恐怕还不能用“年幼无知”来评价他的犯罪行为。
一个无辜的生命被一个“冷血少年”像玩一样给夺走了，而他的作案理由却是：我之所以选择王婶家作案，是因为和王婶家是老邻居，知根知底。
这算什么理由？这是什么逻辑！
一失足成千古恨三个少年强奸犯的愚昧无知（1）
近年来，青少年性犯罪案件时有披露，少年们的团体犯罪令人心惊，更令人心痛。
据了解，性问题已成为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动机之一，仅次于为了钱和义气而犯罪。暴力抢劫、盗窃、故意伤害、性犯罪已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内容。权威数据表明，目前中国青少年的犯罪中30％是性犯罪。
A。2002年8月31日下午，石家庄市16岁少年石小赫到一家饭店吃饭。他当时心情很不好，独自喝了半斤白酒、一瓶啤酒。结账时发现钱不够，差4元钱。石小赫给他的两个好朋友贾小东（16岁）和庄小龙（17岁）打了电话，要他们带钱过来。打完电话后，石小赫想先走，可是饭店的女服务员担心他不来还钱就拉住不放。这时贾小东和庄小龙到了，石小赫让女服务员和他们一起回去拿钱。女服务员看他们三个年龄很小，没有什么戒心，就答应了。
四人一起经过一片玉米地时，三个男孩强行把女服务员拽到了玉米地里，对女服务员实施强。
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安分局西兆通中队接到报案后，迅速部署警力展开侦查。经过大量的走访调查，确认石小赫作案后出逃。中队迅速追逃，于9月8日晚将石小赫抓获归案。紧接着又将贾小东抓获。
板着脸的警察、冰凉的手铐，对于石小赫和贾小东来说，没什么可怕的，因为这些对于他们并不陌生。
石小赫说自己从15岁起就不再上学了。学校的“清规戒律”让他生烦，先是逃学了一个月，然后就彻底不上了，父母也没有办法，只好随他去。从学校出来后，小赫获得了完全的“自由”，每天和自己的小伙伴们泡网吧、喝酒、游戏，日子过得挺快活。可是不知为什么，石小赫过着快活日子，脾气变得越来越暴。他常常和人打架。每次打完架他都不回家，在别处呆几天，等伤好了再回家。直到2001年，他因打架捅伤了人，被派出所扣押，他的父亲才知道他经常在外惹是生非。石小赫是家里惟一的男孩，务农的父母曾经希望他是家里将来的顶梁柱。石小赫的事让他们很伤心。回家后，父母又是打骂又是教育，使尽了种种手段，可石小赫好像已经定了型，对他们的话充耳不闻。
往后的日子，家对石小赫的约束似乎也没有了，他变得越发随心所欲了。现在他的脸上有几处伤疤，其中嘴角边的一条有5厘米左右。
一失足成千古恨三个少年强奸犯的愚昧无知（2）
B。在审理强奸案时，石小赫又交代了另外一起抢劫案。根据小赫的交代，干警们又抓获了抢劫案的两名涉案嫌疑人刘小卫和杜小舟。令人震惊的是，这两个嫌疑人也是十六七岁的少年。
杜小舟在几个孩子中年龄最小，可是显得最油滑；对待记者的采访，他一直嬉皮笑脸地应付。他说自己和这次被抓进来的其他几个孩子不一样，他“有案在身”。一年前，他在抢一个小孩钱时被抓获，被判劳教缓期执行，这次又因为涉嫌抢劫出租车案被抓。他说起自己的经历非常轻松。他说他现在只盼着一件事——快点判了进监狱。
杜小舟的父母也是农民，还有一个长他五岁的哥哥，家里条件很不好。小舟上初一时，学校收费太多，家里交不起，他一气之下就退学了。退学后，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可是平时应酬却不少，小哥们儿常在一起吃饭喝酒，没钱不行，他不得不向父母伸手，父母不给就自己“想办法”——或偷或抢。
在杜小舟的思想里，似乎没有什么对错的概念。他对记者说：“为什么抢劫？没钱嘛，又要花钱。所以要抢钱。”
向父母要钱也很理直气壮：没钱了，不管他们要管谁要？管他们要钱，他们能不给吗？
干警们不愿相信，这些正值花季的少年，真的就冷漠麻木了吗？他们试图探究少年们冷漠的原因和尚存的纯真。几个孩子在干警们委婉的引导下；终于暂时收起玩世不恭的模样，用认真的神态说起了一些事情。
石小赫说：“看上去我活得轻松自在，其实我过得一点也不好。每天一睁眼，不知道今天干什么，晚上闭眼前还是不知道明天干什么。每天都这样，特别没意思。我找不着工作，现在因为年纪小没人要，长大后也一样不会有人要。我什么本事也没有。这次强奸其实事前
我什么也没想，我这是第一次做这种事，关于这方面的事我一点也不懂，就是好奇。和我一样大的孩子，学习好以后会有希望，我们会有什么希望？”
石小赫说：“我们这样的人，最好不要有希望，希望就是失望。”
刘小卫案发前正在一所职业学校学习，他说：“我才进学校，学的是我喜欢的专业，我父母花了钱才让我进去的。出事前我刚打听过继续深造的事情。当时什么也没想，他们叫我出去一起玩，我就去了，去了才知道是抢钱。大家一起也就干了，现在特别后悔。”
一失足成千古恨三个少年强奸犯的愚昧无知（3）
C。如果不是厚厚的卷宗摆在那里，谁也不敢相信这几个男孩会涉嫌一起强奸案。他们都很瘦弱，一脸稚气，看上去比同龄的孩子显得小。可那些案卷提醒人们：这是几个危险的少年。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少年庭法官尚秀云认为，孩子们的成长环境是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原因。尚秀云提供的一份专家调研报告显示，少管所少年犯在“犯事”前有66％的人经常出入电子游艺厅，而八成以上的不良少年居所附近都有游艺厅、歌舞厅等场所。报告还显示，80％以上的少年犯在“犯事”前都接触过含有暴力和色情内容的书刊和音像制品。
北京市政协150位委员曾用四个月完成了一份关于青少年性健康教育的调查报告。在调研中发现，有48、8％的中学生对婚前性行为持认可态度，其中有99％的学生甚至认为：一见钟情就可以发生性行为。更有甚者，个别学生还把它作为一种金钱交易。32、8％的学生认为，高二以后没有异性朋友会被同学瞧不起。鉴于此，专家们建议，家长、学校和社会都应重视青少年青春期的性教育，很多青少年就是由于对性的无知和好奇才开始越轨犯罪的。
专家呼吁：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少年一代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让他们无忧无虑地生活，健健康康地成长，努力做一个守法、知法、懂法的公民。
监狱风云上海籍犯人大闹青海监狱（1）
2000年9月15日，我踏上了前往青海高原采访的旅程。
115次列车向西，向西，在中国倾斜的版图上吃力地爬行，越往西速度越慢，快车几乎变成了慢车。我要去的地方是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省塘河监狱（亦称塘格木农场）。1990年，塘格木地区曾经发生过一次大地震，地震中心就在塘格木农场。农场场部和家属区的房子都被震倒了，监狱的大墙也倒了，但是监狱里的几百名犯人不但一个没跑，还抢救了许多被压在废墟底下的农场职工和家属……
经过两天一夜的颠簸之后，火车到达西宁，而要去塘格木，还要坐半天的汽车。塘格木位于青海湖南部，隶属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共和（恰卜恰）县管辖。
本来只想了解一下塘格木农场大地震时的情况，没想到竟有意外收获：大地震之前，那里还出现过监狱犯人大闹监，时间长达数月，犯人把床铺搬到了房顶上，成立了所谓的指挥所，甚至还把管教人员抓进监舍扣为人质，与政府进行所谓的谈判。这场闹剧后来被平息下去了，不久便发生了那场大地震。同是那一群犯人，在那样的背景之下，面对大地的震颤，竟然做出那样英雄般的壮举，这不能不发人深思。答案在哪里呢？
A。早在50年代初期，共和国为了维护新生政权的稳定，在新疆、青海等西部省区建立了一大批监狱，用来关押那些对新政权构成威胁的“危险分子”。70年代以后，这些“危险分子”渐渐失去了危险性，有的刑满释放，有的则得到政府特赦，监狱里服刑人员的成份发生很大变化，大部分是本省区的刑事犯罪分子。而像青海这样的省份地广人稀，犯罪分子的比例也远比内地人口稠密的省份要低，许多监狱的在押犯人数逐年递减，直到1983年全国“严打”期间，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的犯人被送来以后，那些日渐没落的监狱才再次出现“生机”。
各大城市的犯人是在不同的监狱分别关押的。塘格木农场关押的是北京籍犯人，而上海籍犯人则被关押在位于青海湖西南一百多公里处的哇玉香卡农场。几年之后，随着部分犯人刑满释放，各监狱的在押犯人数再次锐减。青海监狱局决定，对部分监狱的犯人进行“并监”。
关押在哇玉香卡农场的上海籍犯人被并入塘格木农场。
1987年1月25日，塘格木农场一大队迎来了从哇玉押来的一百多名上海籍犯人。震惊全国监狱系统的犯人大闹监便从此拉开了序幕。
事后查明，这次闹监是有预谋的。谢康民等三名幕后策划者受到严惩。
闹监是从伙食问题上开始的。塘格木农场的主要农作物是小麦，由于地处高寒地带，小麦品种不佳，如果全部用本地产小麦磨面，面粉质量较差。用这种面粉蒸出来的馒头颜色发黑，有点像荞麦面馒头。通常，农场都要从外地购进一批优质小麦，与本场产小麦掺在一起磨面。但是经常因为外购的优质小麦未能及时运到，农场的职工和管教干部也要吃那种黑面馒头，大家戏称“巧克力馒头”。在哇玉农场的上海籍犯人到达塘格木农场时，正好是优质小麦短缺的时候，农场所有的人都在吃“巧克力馒头”。犯人们借机向监狱方面提出抗议，理由是，上海人吃不惯这种黑面馒头，要吃大米饭。其实他们在哇玉也不是总有大米饭吃的，他们之所以刚到塘格木农场就胆敢闹事，是因为这里的管教干部对他们不熟悉，叫不出他们的名字，记不清他们的长相，闹了白闹。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欺生”，想给塘格木的管教人员一个“下马威”。
黑面馒头送来了，领头的犯人不让动，其他犯人谁也不敢吃。
有人在里面小声喊：“一二！”
其他犯人一齐大声喊：“我们要吃大米饭！”
“一二！”
“我们要吃大米饭！”
一开始是一个小队的犯人喊，接着是一个中队的犯人喊，然后是整个大队的犯人都喊起来了，像瘟疫，很快在整个监狱的各个角落里蔓延。
干了多年管教工作的老警察们还从没见过这等阵势，心里想，老子当警察还吃黑面馒头呢，你们犯人难道比老子还高贵？一生气，就把心里话喊了出来。少不了还要吹胡子瞪眼。于是犯人们又在管教干部的态度上找茬，把所谓态度不好的警察拉进监房扣为人质，要求与政府进行谈判。
他们提出的条件是，改善伙食，放松管理，犯人想干啥就干啥，想串队就串队，想喝酒就喝酒，想吃小锅饭就吃小锅饭，等等。总之，凡是监规不允许的事情，他们都要求政策放宽。
这还了得！简直是无法无天！分管改造工作的副大队长是个“强硬派”，他一声令下，把所有带头闹事的犯人全都关进了禁闭室。本来以为把闹事的犯人关进禁闭室就没事了，没想到每间禁闭室关进两个人，造成“爆满”（每间禁闭室通常只能关一个人），也没把真正的幕后策划者关进去，他们继续在犯人中间兴风作浪，犯人们继续闹事。“我们不吃黑馒头，我们要吃大米饭”的呼声此起彼伏。
鉴于这种形势，农场总部决定撤换分管改造工作的副大队长。新上任的副大队长是个“温和派”，主张以柔克刚。他对待犯人的态度比较和气，亲自到犯人中间去征求意见，并派人紧急调运大米，让犯人吃上了大米饭。没想到那些犯人都是些得寸进尺的家伙，你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反而以为你怕他们。按规定，禁闭室的犯人放风，只能分批进行，但是禁闭室关押的犯人太多，分批放风时间太短，因此他们要求延长放风时间，这就势必造成多批犯人同时放风的局面。结果，出来放风的犯人仗着人多，迅速占领了禁闭室的值班室，抢走电警棍和通讯设备，把值班干警撵出值班室，并登上禁闭室的房顶挥舞着电警棍大喊大叫，威胁管教干部说，你们要是进来，就把你们关进禁闭室。此事不仅惊动了青海省监狱局（当时叫劳改局），还惊动了司法部。
无奈，塘格木农场总部只好将这个“温和派”的副大队长撤掉，又换了一个副大队长。然而，这个新派来的副大队长上任十四天，就有四个犯人脱逃。两个犯人是在大田里劳动时逃跑的，另外两个犯人则是穿着自制的警服，趁着夜色，从监狱的大门大摇大摆走出去的！从大田里逃跑的两个犯人很快被捕获重新收监。从监狱大门化装逃跑的两个犯人，一个姓石，一个姓陈。五天后，石某在青海省的海南州被抓回，并被加刑3年；陈某逃回上海，隐匿起来。后来陈某重新作案，被上海市公安机关抓获，法院将其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2000年9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