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心情-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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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绥铭/文 （中国人民大学性学研究所所长）
自从1885年，奥地利医生克拉夫特－埃宾出版了《性的心理病》一书以来，世界上就出现了一种叫做“性学”的东西，在1920年代和1980年代中期，又前后两次传入中国（第一次的传入不幸夭折了）。时至21世纪之初，如果您常看杂志常上网的话，一定会发现，五花八门的“性知识”真是铺天盖地。十年前的所谓“禁区”，如今已经是闹市了。
可是，这些林林总总的“性知识”究竟来自何处呢？每一条“性知识”都极力地标榜自己是出自“权威”之口，至少也是“专家”所言。即或有一些是个人经验的表述，也被认为仅仅是“宣泄”，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知识”。
尤其是，这些“性知识”虽然总是在不厌其详地传授着，在床上应该对女人做些什么，也包括女人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可是我们却很少去探究：说这些话的“权威”与“专家”，自己是不是女人呢？说的是不是自己的事情呢？
这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牵扯到究竟什么是知识与科学，什么样的人才能具有知识与科学，知识与科学又应该用来做什么。
在中国“被现代化”的过程中，凡是上过学的人，都一致地认为，这个问题早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知识与科学就是专家说的，只有专家才拥有知识与科学，知识与科学就是用来教育“无知者”的。
如果我们是在谈论数学或者物理学，那么这话可能并无大错；但是如果我们谈的是“性”，是这个蕴含了个人几乎所有喜怒哀乐的、总是会激荡起内心最深层感受的、常常令人刻骨铭心的、人类生活中最具有情感价值与激情导向的“性”；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提出疑问：我所体验到与领悟到的一切，那些专家们即使知道，真的能够感同身受吗？凭什么他们说的就一定是知识与科学，而我却必须被他们教育？
这并不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别，而是人与物区别。只要我还被承认为是一个人，那么一切关于我的学问，都必须包括我这个主体的一切体验与感悟。如果非要把我当作一个物体那样来“客观地研究”，那么最多也只能产生“兽医学”。
尤其是，在当前中国这样一个社会性别意识缺失的社会里，现实的普遍情况是：谈性则必谈女人，而女人则必不谈性。结果，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几乎一切关于“女性之性”的“知识与科学”，其实都是“小白鼠的行为”，都是被别人所观察、所定义、所解释的。
这在生物学上本来是一个不得已的缺憾，现在却被作为“正宗方法”来研究我们这些有自我、能表达的人类个体。结果，我们被迫使着跟着那些“科学结论”转，还被美其名曰“接受性教育”；结果，性的知识霸权与话语霸权就被建立起来，社会性别不平等也就以此渔利。
只要涉及到人，那么主体的感受就是第一位的，传统的“知识与科学”其实只不过是社会权力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后现代思潮的灵魂。从操作层面来说，我们每一个人，究竟应该把什么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又把什么仅仅作为参照系？是别人号称的“知识”，还是自我的“领悟”？说白了，我们为什么而活着？自己的身心，还是别人的教诲？
中国性文化已经在短短20年里突变，至少在大城市的较年轻人里，几乎已经面目全非。他们的敌人已经不再是1980年代的“性禁锢”，而是日益甚嚣尘上的“性时尚”，是相对自由与缺乏自我同时来临所造成的“对恐惧的恐惧”。
这又是由于，社会对于“性存在（sexuality）”的主要控制手段，已经从以前的“性压制”变成了“性引导”，就是以大众传媒的“性学轰炸”、“美眉崇拜”与“性技巧迷信”为载体，给刚刚破土而出的自我浇灌迷魂汤。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80年代的青年赖以获得自我的歌词“跟着感觉走”，时下变成了讽刺话、贬义语。结果，现在的人很少想过：至少在具体的性生活里，不跟着感觉走，难道真的捧着“性知识手册”去学习“柔软体操”？尤其是女性，如果不跟着感觉走，甚至连感觉都没有，那么，那是性生活还是被强暴？
好在同是中国人，台湾的何春蕤教授四两拨千斤，于11年前创办了8位女性自主参与、多元展示的“性心情工作坊”。它不是所谓的“性教育”，也不是经典的“性研究”，而是中国性文化史的突破――女性自己来建构主体所拥有的“性学”。
好了，还是您自己看下去吧，您会有收获，而且是一种享受。
序迈向民主多元的性教育
在一个养成女人对性保持高度焦虑与禁忌的社会里，要是女人创造一个自在的空间来谈她们的身体感受和性心情，那会是什么样的局面？女人会说出什么样的故事来？这些叙述对我们了解女人的情欲处境而言，有何启发？这种交谈对女人的自我认识与创造而言，有什么冲击与效果？
一九九三年七月到十月，我所主持的「性心情工作坊」首度针对这些重要问题提供了一
个友善自在的谈话空间，从六十五个应征者中挑选出来的八个女人，在为期十二周的彼此交谈中畅谈她们对身体情欲的经验与感受。这个讨论过程的录音带经过两年多的整理和撰写，构成了第一本针对台湾女性情欲处境所做的细微观察与分析报告，取名为《性心情－－治疗与解放的新性学报告》。
女性情欲困境与抵抗
《性心情》是这个历史性聚会过程的呈现，算是一种特别形式的台湾女性情欲处境白皮书。因为组员在工作坊内彼此鼓励互相支持的讨论中，讶然发现女人所共同面对的恶质情欲文化－－由心理的顾虑恐惧到身体情欲的冻结，从不悦的幼年性经验到无力沟通改进的成年性关系──不管女人属于哪个社会阶层，哪种居住环境，哪段成长年代，这个整体的恶质情欲文化的威胁以及它对女人生活造成的枯竭，都是丝毫不减的。女人情欲的共同困境于焉浮现。
但是，当一般的女性情欲处境报告仅止于以受害者心态，对这个恶质情欲文化中的性骚扰、性强暴、性侵害、色情工业等等提出描写与控诉时，性心情工作坊的女性情欲处境报告却更宽广地呈现了女人作为情欲主体来营造愉悦的具体努力和可能想象。事实上，工作坊中的女人在娓娓的叙述中呈现了她们多样的、柔韧的抵抗。在有限的文化空间之内，依着个人的际遇、社会的变迁、礼教的松动、同辈的激励、以及其它各种有机可乘的缝隙，女人游走冲撞出各种各样的情欲模式与满足，她们沛然的情欲能量渗穿了婚姻的禁制与贞洁的枷锁，在幻想与偷欢中建立对恶质情欲文化的不屈。女人的情欲游击战从未休兵。
于是工作坊的女人在「困境」与「抵抗」的双重认识与分享中，提升了对自我情欲的了解与掌握，并透过具体的叙述来重新创造和改变她们所面对的情欲与人生现实。
使女人得力的性教育
从工作坊女人学习的、成长的、得力的过程看，《性心情》展现了一个新的民主化的性教育。
我们现有的主流性教育其实并未摆脱最传统保守的教育理念──即填鸭模式，因此性教育只注重由外在灌输些有关生理器官、心理责任、生育及疾病等等的抽象规条。这些仍然建立在「正常」、「正确」、「正经（严肃）」规范上的「性知识」，事实上只会透过其固定僵化的内涵来巩固甚至强化个人对性事的不安与焦虑，并促使个人时刻感觉需要比对标准答案。
这样的性教育是专家指导的，是科学权威挂帅的。在它单一真理的前提之下，所有的个别差异与多元多样都被视为「有问题」，是值得「研究」或「辅导」的。一旦性教育的目的只是为了禁欲、寡欲、压抑欲、升华欲的时候，愉悦和自得就被视为搅扰或松动秩序的乱流，而那些因着太过分贫瘠的愉悦生活而来的各种不安与敌意，便构成了我们大部分人面对情欲时的基本心态。
这样的主流性教育是社会文化中诸多性问题的成因之一，而非有效解决方案。
我对工作坊谈话过程的纪实报告是一个重新省视社会、文化、历史如何操作性与性别的性学报告，但是对我们参与工作坊的所有成员（包括我在内）而言，这个对谈的经验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主的性教育。
人本的性教育
这个民主的性教育是由个人经验的自由坦言出发，在不设底线、不作道德判断、反而鼓励差异、支持出轨的友善气氛中，透过交互式的集体讨论来凝聚我们对本身情欲感受的认识与分析，同时也上升到社会、文化的层次来观察我们的身体情欲如何铭刻了性别、阶层、年龄、婚姻状态等等差异的权力关系，并在互动中创造突破及改造的可能。
这种性教育不再诉求权威的客观真理，不再抹去个人具体的经验感受，不再制造焦虑、不安、敌意。相反的，民主的、尊重而且支持个别差异的性教育看得很清楚：愉悦是一种需要浇灌和操练的能力，自在的满足是真正消除敌意的良方，而真诚善意必须来自一个不以赚赔为主要考量的情欲文化。
近年来大家逐渐熟悉了人本的教育理念，那么性教育作为一种人本教育，也应以参与的学生为主体，没有标准答案，而是多元价值与观点的并陈，注重经验交流且平等看待所有经验，人本（性）教育强调与现实贴切的实用性和实验性，尊重由个人经验出发来建构的个别知识。更明确的说，（性）教育是为了想望一个更公义、更展现差异的社会。
作为追求人本的（性）教育的初步努力，《性心情》当然不会假设自已已经说尽了女性情欲的全部故事，读者也可能会指出工作坊成员的阶级及地域属性特质有所局限，但是，《性心情》期望成为触媒，引爆大家都来形成自己的小圈子，小社群，都来创造新的、民主的、多元的、性别平等的性教育吧！
第一章 谁来说性 谁来说性（1）
一九九三年七月初，「性心情工作坊」的开办新闻登上了数大报的家庭妇女版。宣告主办的台湾张老师文化公司征求「有性经验」的女性，以成长团体的形式深入探索女人的性爱感受。
由于这是国内首度出现以谈个人性经验为主的小团体，而且成员又限定一向被视为不应谈论性事的女性，因此引起多方的关注，大家都想问：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构想呢？
负责策划的《张老师月刊》资深编辑庄慧秋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提供了两个主要的理由。首先，张老师文化公司在一九九二年推出《新金赛性学报告》之后引起广大回响，不但出人意料的卖了十万本以上，同时也带动了许多关于性的话题，出版社因此觉得或许是时机开始收集本国人的性资料，一方面可以和《新金赛性学报告》的研究结果比对，另方面也可以补足《新金赛性学报告》可能来自文化差异的盲点。
同时，庄慧秋说张老师文化公司也觉得目前大家对性的态度虽然日渐开放，但是谈的多半是「性姿势」与「性知识」，很少有「感性的探讨」，更没有触及「性爱生活的丰富感受和微妙心情」。由于一般人认为女性比较容易诉说自己的心情，也比较愿意和他人分享，张老师文化公司因此决定以过去举办成长团体的经验来开办女性的「性心情工作坊」。
之前，一九九三年六月初，我受邀去和庄慧秋及《张老师月刊》的总编辑余德慧见面，交换一下对此企划的意见。我曾经很直接的问为什么会找我这么一个和《张老师月刊》没有任何渊源的人去主持这个工作坊，余德慧给我的答案是：因为从我过去的写作看来，我在性的议题上有比较大的开放态度，而不会有太严厉的道德压力，这样的友善包容气氛是这个高度敏感的小团体所需要的。
我个人其实对从事这样的讨论活动有很大的兴趣。稍早在三月间，我就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写过＜谁来说「性」＞一文，指出《新金赛性学报告》的风行破除了谈性的忌讳，有其开创的历史意义，但是性学报告本身所占据的知识／权力位置，以及面对男女不平等权力关系时所表现的缄默，却使得它有可能形成更强大的身体控制。站在解放身体，解放性别压迫的角度上，我在文章中期待新的情欲论述诞生。这个新的情欲论述「不是更多抹煞个别差异的统计数据或科学报告」，而是「各种各样的个别情欲经验与幻想的主观式陈述」。由此看来，工作坊的小组讨论和自述形式显然有潜力成为我心目中想要的情欲论述的一种。
经过讨论之后，我们决定由七月二十四日开始一连十二周，每周六下午两点半到五点半在张老师文化公司的团体互动室进行工作坊的讨论活动。至于要谈什么，怎么谈，都交给我自己设计，我们同时约定工作坊结束之后由我执笔写成工作报告出版。
成立工作坊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找寻合适的成员。我们希望公开招募。主办单位决定唯一的条件是有性经验的女性才可以参加，至于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等因素则不是主要考量。为了使成员们有一定程度的多样性，而且也为了碓保成员们对自身的情欲感受具有坦言的动力，我们在招募成员的新闻稿中要求应征者一律写一篇五百字的情欲自述。
新闻发布后的数天之内我们就收到了六十余封应征自述，而且由于我们事先没有宣布固定的格式内容，因此这些自述以极其多样的面貌向我们召唤。有的写自传，有的写忏悔录，有的写自白信，有的写警世名言。我和慧秋各自阅读了全部的文稿，各自挑了心目中的十个人选，再双方比对，结果发现吻合度极高，有一两个不尽相同的选择则在讨论后定案。
我们选择成员时并没有太多预设，只是觉得某些性质的申请者不太适合工作坊的需求。比方说，有些申请者满篇道德训示，口吻既严厉又教条，这种强烈的文字叙述其实反映出申请者深刻感受到情欲的诱惑，因此不由自主的强迫自己，以最严厉的说教来强化自己的防卫与抗拒。像这类强大的心理焦虑和矛盾冲突，其实比较适合一对一的心理分析，而在成长团体的互动中，她们有可能把自己的情绪投射到别人身上，影响其它组员坦言的意愿，因此我们避开了这些申请者。当然，在我们选择的人选中也有好几位写了一些道德的话语，但是因为她们的写作看来并没有其它的心理问题，大约是可以讨论可以沟通的人，此外，她们的情欲自述方式不但生动，而且己经露出个人思考性事的痕迹，适合小组讨论，因此我们选定了这些有沟通意愿及动力的申请者，由慧秋连络，邀请她们来参加。后来有两位临时有事，不克经续，我们决定不递补，就以八位成员，在一切基本资料高度保密的状况中开始工作坊的工作。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四日首度聚会。为了去除组员心中的忐忑，也为了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