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花怒放-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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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手枪”继续以不妥协的姿态出现。在12月的巡回演出中，达比市的官员要求他们先为自己来上一场之后再公演，乐队当然予以拒绝，计划进行19天的演出于是收到了一连串的演出取消单，前后只演出了三天。但激发更大风暴的无疑是他们在上电视前后上市的单曲《联合王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在这首歌中“坏牙”嚷道：
我是个反基督者
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
我不知道什么是我究竟想要的
但懂得如何去弄来……
我想去搞破坏
在此之前，英国最具实力与声誉的ＥＭＩ公司本来已经同“性手枪”签约，而且正是为了避与“性手枪”同流合污之嫌，该公司还专门发表声明，称它们“毕竟是年轻人认同的乐队，父母们纵然不会容忍，但受它震动一下也会有点益处，唱片业同样如此，所以本公司不把他放在对立面，它毕竟可以用来打破音乐行业的大萧条”。然而，《联合王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推出，连该公司的工人也举行了“野猫罢工”（未经工会批准的罢工），他们拒绝将唱片装进封套。ＢＢＣ和伦敦的商业台也禁播此歌，许多音像商店拒不进货。虽然该曲最终进了排行榜前40名，但ＥＭＩ公司在强大压力之下也不得不一改初衷，当“性手枪”在伦敦希斯罗国际机场卷入一次被报界称为“脏话大展览”的冲突之后，ＥＭＩ终于找到借口宣布所有《联》唱片都已从市场收回，仓库中的所有存货会另作他用。该公司进而又一次发表声明表示，如果继续支持“性手枪”就“总会有人门外抗议”，演出时也“总会造成骚动”，从而难以开展“正常工作”，并以此为由，该公司撕毁了与“性手枪”的合同。
1977年3月9日，Ａ＆Ｍ公司顶着压力与“性手枪”签约，但却引来了批发商和电台主持人的不满，连该公司自己的雇员和歌星也强烈反对；于是一个星期之后，“性手枪”又站在该公司的大门之外，手里拿着因合同解除而得到的几万英镑的支票。经纪人麦克劳伦哭笑不得地感慨：“我不断地进出各类办公室去领取支票，当我老时人们问我从前靠什么谋生时，我会说‘我进门出门并为此得钱’。”然而他还是愤愤不平于为什么“性手枪”就像“得了某种传染病而变得不可接触了”。
5月，好不容易得到维京公司收留的“性手枪”，又毫不安分地推出了《上帝拯救女王》，此刻正值女王银婚纪念，该曲却不仅没对摄政体制表示出应有的尊敬，反而大唱什么“上帝拯救女王，她毕竟也仍是凡人”之类，这自然与多数英国人的信条相抵牾，于是该唱片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全面禁播禁售的局面。维京公司发行人阿尔·克拉克绝望地表示，“禁播是全体一致的，这张唱片的所有出口都已经被堵死，惟一的机会是采取印刷广告和邮寄策略，但已经有许多邮寄品被王室支持者们撕成了碎片”。而当该曲依然被青年听众支持而进入了排行榜时，其名次所至之处皆是一片空白。
“革命”与“反革命”不可避免地交锋了，英国下议院议员马库斯·利普顿在议院提出，如果“‘朋克’将被用于损坏英国的官方制度，那么它就应当先被摧毁”。而让“坏牙”心惊肉跳的则是，一个牧师在演出现场冲过来对他大喊，上帝将饶恕任何人，“但不会饶恕‘朋克’摇滚歌手，你们是恶魔的孩子”，“坏牙”甚至在大街上被人用尖刀袭击，乐队另一位成员保罗·库克也遭到殴打。新闻媒介则纷纷添油加醋，《周日镜报》、《每日镜报》与《太阳报》都指责“性手枪”在歌中将女王称为“白痴”，事实上歌中所唱的是“法西斯体制曾让你成为白痴”。而《周日人物报》则据此称“朋克”摇滚为“粗鲁、危险和邪恶的”，并称“朋克”的信条是“暴力、淫秽、色情狂及反叛，它藐视一切权威、藐视王室，沉湎于性自由”。
“性手枪”从此被禁止在任何地方作现场演出，其他“朋克”乐队也遭到株连，伦敦市议会还专门为此制定了严厉法令。“性手枪”在后来推出的《别留意那东西，性手枪在此》也遭到了同样的禁播令，虽然它在四周之内就爬升到了专辑榜的第一名，但这张纯粹强调商业性的唱片也落到了连宣传广告也被禁播的命运。
当1978年初“性手枪”开始其头一回美国巡回演唱会时，美国驻伦敦使馆拒绝给予签证。好不容易进入美国后，乐队成员锡德·维舍斯竟然遭到了两次袭击，得克萨斯一位反对者称他们为“一群弹吉他的老鼠”，并向他们扔来一只大号酒瓶；《纽约时报》指责传播媒介在伦理与职责上皆有失误，不该对“性手枪”予以太多报道。果然，美国公众对“性手枪”颇为冷淡，无人喝彩。
从此，“性手枪”开始遂反对者们的心愿而一天不如一天。1978年1月，“坏牙”厌倦了一片反对之声，黯然离去；下半年，锡德被控谋杀女友，在被释出狱之后猝然谢世，“性手枪”终于在一片诅咒声中寿终正寝。“革命”团体又一次荡然无存、烟消云散。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革命”姿态在摇滚乐中的消亡，从80年代开始，说唱乐继承了这种斗争传统，并在冷战时代结束之后依然号召拿起枪来继续战斗。
革命（一）：温柔的颠覆之声鸣响“性手枪”（2）
柯蒂斯·布洛是最早的说唱乐手之一，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说唱乐在70年代的纽约就已经在城市贫民区中出现。当时，常常有一些在贫民区小有名气的酒吧或电台ＤＪ主持一些舞会，他们便发明了最早的说唱方式，以短暂而有节奏的快板方式让大家知道是谁在放唱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说明形式开始变得精致起来，ＤＪ们在其中常常加进一些喊叫和老主顾们的回应声。”瑏
似乎正是说唱乐的根源决定了它必然对社会不公有切肤之痛。自ＲｕｎＤ．Ｍ．Ｃ．将说唱形式与重金属风格作了完美结合，从而让说唱乐开始走出贫民区的狭小圈子之后，这种音乐就没有放弃过强硬的好斗姿态。在1985年的“反南非种族隔离”义演中，说唱乐手的姿态无疑是最具“革命”色彩的。而像“人民公敌”这样毫不在乎地成为白人公敌的乐队更是毫不隐瞒自己的抗争之心。1990年，在黑人名导演斯派克·李那部因如实反映黑人贫民区生活而备受争议的《干干正事》中，“人民公敌”的《向权力开战》响彻云霄；而当1992年李拿出真实描绘黑人斗士马尔科姆·Ｘ的传记巨片时，“人民公敌”的《给我一支枪》又一次响彻在大街小巷。
比《给我一支枪》激发了更强烈反响的则是《警察杀手》，这首由说唱乐名将ＩｃｅＴ创作的新曲收录在他的新唱片《躯体罪状》之中。1992年年底，这首歌成了全世界注目的热点，因为得克萨斯州的一些警察留意到了其中所传达的信息——将警察作为敌人，这意味着摇滚乐已经将与警察的身体对抗变成了更富激进意义的斗争号召。全美国的警察发出了愤怒的咆哮，并进行了一场对发行该唱片的公司时代华纳的全国性抵制。不同寻常的是，贵为总统的乔治·布什和美国国会忙碌的政客们也冲着ＩｃｅＴ作了态度严厉的谴责。
就在ＩｃｅＴ迫于强大的压力而不得不在新版的《躯体罪状》中取消《警察杀手》时，另一支说唱乐队“巴里斯”却又针锋相对推出了《布什刺客》，将“革命”姿态推到了极致处，也使自诞生以来就被攻击为根本不是音乐的说唱乐陷入了新一轮的挨骂循环之中。但我们可以预言，只要美国社会没有彻底解决种族和社会不公问题，说唱乐和摇滚乐中就少不了有人会继续“革命”下去。因为曾经有过“革命”经历的摇滚总是会在一代代渴望社会变得更加公平的青年之中扮演某种充电器似的角色，而不满和抗议，是任何不公平的社会都会长存的现实，所以罗伯特·山姆·安森斯在1968年作的结论似乎不会很快过时，他说摇滚“不再只是一种大众音乐形式，而是……一种抗议象征……一系列新价值观的宣言……一首革命的赞歌”。
摇滚为什么会成为革命赞歌，乃至学生反叛何以发生，向来仁智之见难以调解，“共产阴谋”之说实属无稽之谈（参见本书“铁壁清音”一章）。但在资本主义已经度过最为困难时期，甚至可以说处于黄金时期的美国和西方世界，为什么会发生连作为大众娱乐形式的摇滚也难以置身事外的青年“左转弯”，实在值得深思。
“我们想改变社会，在50年代，‘垮掉的一代’逃离了这一主题，我这一代却懂得必须去冲击制度并激起它的回响。
“我父亲便曾是这一制度的组成部分，他现在也是，他说一幢有14间屋子的老式白房子、用精致的烤牛肉代替粗茶淡饭、让孩子上大学等等便决定了他不去干他想干的一切，而去干制度要他干的一切。
“而在我想要的世界里，人人都对自己的生活做主，人们不会限于独断专权者所制造的无休无止的繁琐事务之中……我渴望一个没有剥削的制度，在那儿不能从别人的劳动中榨取财富，我还希望人们快乐。除此之外，我还希望这个世界人人彼此都是自由之身。”
这是一位名叫戴维·史密斯的大学学生领袖对人们解释他为什么要参加“运动”（在1966年便出版的《超越贝克莱》一书中，收录了种种此类解释。1987年我在北京的旧书摊上拣到这本书时，一方面惊异于美国人的效率，另一方面也感慨这世界的健忘和无常）。
另一份更为杂乱无章却遐迩闻名的解释是詹姆斯·西蒙·丘嫩的《草莓声明： 大学革命者札记》。在这份杂乱之极但却被认为是一代新人心声的笔记中，丘嫩写道：
“大学中的生活使人疲惫、困惑、厌倦、烦闷、忧虑、充满挫折感，它毫无意义……
“因而我们采取了适当的方式，其中主要包括建设一个替代性的世界，我们会在其中觉得更自在一些。”瑏瑦
在所有这类源自参与“革命”者亲身经历的解释之中，我们看到的是老马克思早就进行过深刻阐述的“异化”阴影。
异化在资本主义或工业社会的存在，是非马克思主义者也时常首肯的不争事实。秉承卡夫卡似的意象，丘嫩在《草莓声明》中将都市中人称为一只只孤独的老鼠，而这无非是对异化体验的浩如烟海的描述中极不显眼的一个。美国虽然是一个向来供奉乐观的进步主义观念的国家，在50年代后期，更是被“后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终结”一类欢歌笼罩，但在赖特·米尔斯、霍华德·津恩、马尔库塞这些新老“左”派和远道而来的萨特、加缪、里吉斯·德巴瑞理论条款的梳理之下，连大学新生也对异化有了切肤之痛。
然而，此一异化源于何处，或更确切地说，青年的异化感和“革命”迫切感源于何处，却并非“左”派解释所能独占。弗罗姆的新弗洛伊德主义、里斯曼的性格分析，一向就使美国人的注意力集中于人与社会关系的主观方面，而对美国50年代的社会思潮打下深深烙印的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更是建立了对美国人影响极大的新模式。在他那本有名的《变革时代》中，霍夫斯塔特遍析了几乎每一个社会阶层中企图变革现实者的社会心理层面。在他看来，变革现实冲动的发生，并非社会的确有了加以变革的必要，而是因为社会中的个人有了这种渴望——一种改变自身目前处境和地位的渴望。“进步党人（指所谓充满着批判与改革精神，力图改革现实者——引者注）之所以成为进步党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受到了剥削，而是因为他们成了19世纪最后数十年和20世纪初在美国发生的社会地位革命的牺牲品。总的来说，进步主义是由这样一些人领导的，他们由于时代的变迁而遭受损害、倍感痛苦。”瑏瑧这种将社会问题归结为个人适应与否的观念，与日益勃兴的精神分析疗法（其中弗罗姆的客观之处，倒在于他同其他精神分析学者不一样，而坚持社会本身有问题）一起，使美国社会的革命观念遭受着沉重打击，因为它的基本出发点是： 有毛病的并非社会而是个人。
丹尼尔·贝尔、雷蒙·阿隆诸人骨子里继承的便是这种观念。贝尔从他的后工业社会之眼中看到的是学生不再受“组织约束”的现实与他们必须在大学中进行一连串专业训练和进修以赶上正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和知识之间的矛盾，在这样的“知识工场”中所造成的不适感和对“传统知识”在信息时代会落伍的忧虑不安正是异化之源。因而，“年轻人的异化主要是一种反应，是他们对自己生活中已经发生的社会变革作出的反应。”这种反应一如1815年至1840年期间破坏机器的运动。瑏瑨置言之，青年之所以革命乃是因为他们从个人境况之中产生的“反革命”冲动。这是贝尔在学生造反之初就一直坚持的立场（此一立场在后来有所改变）。而雷蒙·阿隆则因青年反叛使他和贝尔诸人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尴尬异常，便又一次祭起他的老法宝，视青年学生为不适症患者，无非是同他们的左派前辈一样，不正常地找寻世俗宗教，亦即“知识分子的鸦片”。
毫不客气地说，这类理论是以“革命”之名行保守之实，它表面上强调社会的变化和前进，实际上是谋杀了当前人的革命的权利，从而谋杀了谋求更为合理的现在和未来的权利。这似乎是最终将导致贝尔“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必将破产的立场。因为无论他所设定的“后工业化”之路是否人类历史进展的真实，将青年从无情现实中产生的理性和道德的困惑视为“不适症”（或者像当初美国和今日中国的某些“青年导师”一样，视无情现实为无非是个人遭遇、待遇甚至伙食不好之类），从而执著于消除困惑本身而非产生困惑的现象（或是迷信于作技术手段上的改进），其实正好着了古往今来独断论者的道儿，因为这种思路除了其手段较为人道之外，与奥威尔《1984》中的老大哥和文革时期的“四人帮”一样，无非是将青年的困惑视为病态的迷途，因而是一种既有害于个人，又不利于社会安宁的不健康心理，应当从人们的思想之中完全予以清理。
我们的确难以列举哪些社会不存在着异化或异化感，而且随着全球性的现代化步伐，甚至已经越来越难以比较各国不同体制之下这种异化和异化感的强弱度；我们也不否认个人地位、归属感、不适症之类的描述，我们甚至同意许多知识分子异化感的产生是源自过高的个人抱负或纯粹的思辨爱好。然而，这一切都难以取代马克思和韦伯的传统，即对制度本身的怀疑。制度绝非无可指责，恰恰相反，它才是个人异化感或不满的根本所在。继承这一传统，我们必须向社会体制的方方面面投去怀疑之光，对那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科层制、专业化、标准化抑或是后工业化之类置疑，对种种老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