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花怒放-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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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指出：“在某些国家之中，革命这一字眼越是使用频率高，其权力和特权的分配变更就越少。而像丹麦一类的稳定国家，重大的变革时有发生，但其地之人很少谈论革命，且不对此类理论有任何艳羡。”瑑瑦这些或偏激或情绪化的论调并非完全属实，但它表达了某种可能的情形，基督徒坐大之后用中世纪的黑暗来延续他们曾深陷其中的恐怖，法国大革命用阻唬民心而非关爱民生的手段来维持新政权，辛亥革命用城头变幻的大王旗来自欺欺人等等，皆证明此说也并非完全虚妄（而且这种情形是指诚心“革命”后的境况；还不包括那些以“革命”为口头禅却只占尽革命便宜之人的所作所为）。
至于现状的改变，虽然常常是“革命”者最为直接的心愿，但任何复辟的出现，都绝非仅是少数被打倒者所能促成的，它也表明着社会诸多方面的改变并未如事前所想。由于为这种“未来”曾付出过巨大的代价，如果有失望的产生和蔓延，其结果必定是灾难性的。 这既是历史曾表演给人们看过的，又是从赫尔岑到摇滚乐形式不同实质相同的怀疑中最大的恐惧之所在，因为它意味着人类永无宁日，起码对那些易走极端的民族，它意味着反复在血与火中折腾、挣扎，最终一无所获，却无力自拔。
“革命”是一场烈火，投身其中者自诩为凤凰；“革命”是荆棘，冲撞其上者自谓“荆棘鸟”。但是，烈火毕竟是烈火，荆棘也毕竟仍是荆棘，它不因凤凰和荆棘鸟目的辉煌而减小烈度和痛苦，甚至反而更加使人难以承受。如果凤凰和荆棘鸟果真如传说之中重生，重生者也必定不是已死去的无辜，而且等待它的无非是又一次烧烤和刺扎；一旦凤凰和荆棘鸟并未能够重生，这一切就更是噩梦一场。
如果凤凰和荆棘鸟不作宿命的自焚自戕而是视飞翔和歌唱为目的，世界是否会因此更为美好？此说似乎有些难以置评。但“革命”毕竟不能永远只作传说，一切终究可以在比较中选择。当那些热衷于“革命”的民族最终从放眼世界之中看到另一种生活理想和让生活改观的方式（它完全可能是一种和平却不失革命式荣耀的方式），“革命”便会逐渐丧失吸引力。如同老话所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而这便是摆脱动荡宿命的开始。
注 释
① 杰瑞·霍普金斯： 《此地无人生还》，纽约华纳书屋1980年版，第120页。
② 莫里斯·迪克斯坦： 《伊甸园之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89页。
③ 詹姆斯·柯蒂斯： 《摇滚地带》，鲍灵格林，俄亥俄州立大学大众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页。
④ 同上，第153—155页。
⑤ 转引自西蒙·弗雷思： 《摇滚社会学》，伦敦，康斯特布尔公司1978年版，第11页。
⑥ 安东尼·斯卡杜图： 《鲍勃·迪伦》，纽约，格罗塞特与邓拉普公司1972年版，第360页。
⑦ 戴维·皮查斯克： 《行动的一代： 60年代的大众音乐与文化》，纽约，希尔默公司1979年版，第ＸＩＸ页。
⑧ 彼德·布朗： 《你创造的爱：“披头士”内幕》，纽约，麦格劳公司1983年版，第183页。
⑨ 托尼·桑切斯： 《随“滚石”起伏》，纽约，威廉·莫罗公司1979年版，第61页。
⑩ 斯坦尼·布思： 《与魔共舞：“滚石”及其时代》，纽约，兰登书屋1984年版，第180页。
11罗伯特·山姆·安森斯： 《疯狂与平复：“滚石”一代的兴衰》，纽约，双日出版社1981年版，第135—136页。
12 戴维·Ｐ·萨特莫利： 《在时代中摇滚》，克利夫斯，普林提斯霍尔公司1991年版，第283页。
13 罗伯特·山姆·安森斯： 《疯狂与平复：“滚石”一代的兴衰》，第129页。
14 克里斯多夫·Ｇ·凯托普等编： 《超越贝克莱》，克利夫兰，世界出版公司1966年版，第224—225页。
15 Ｊ·Ｓ·丘嫩： 《草莓声明》，纽约，兰登书屋1969年版，第11页。
16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变革时代》，纽约，阿尔福雷德·Ａ·克诺夫公司1955年版，第135页。
17 参见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42—243页。
18 转引自彼德·威克： 《摇滚乐： 文化、美学与社会学》，剑桥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第108页。
19 约翰·威勒： 《一起来吧： 约翰·列侬在其时代》，纽约，兰登书屋1984年版，第8页。
20 马尔库塞： 《反革命与反叛》，转引自《审美之维》，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75页。
21 托尼·桑切斯： 《随“滚石”起伏》，第127—128页。
22 巴里迈尔斯： 《“披头士”自说自话》，伦敦，选本公司1978年版，第62页。
23 艾伦·莱斯： 《ＩｃｅＴ》，载《滚石》92年纪念特刊，第164页。
24 科特·拉德尔： 《鲍勃·迪伦》，载《滚石》25周年特刊，第112页。
25 简·Ｓ·温纳： 《彼德·汤森》25周年特刊，第40页。
26 彼德·威克： 《摇滚乐》，第104页。
27 参见以赛亚·伯林《乔治·索雷尔》一文，载伯林： 《反潮流》，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6—332页。
28 转引自彼德·威克： 《摇滚乐》，第108页。
29 马尔科姆·Ｘ1963年11月在纽约的演讲。转引自丹尼尔·Ｂ·贝克尔编： 《政治语录》，多伦多盖尔研究所公司1990年版，第197页。
30 休伊·Ｐ·牛顿： 《革命牺牲品》，转引自同上书，第198页。
31 约翰·威勒： 《一起来吧： 约翰·列侬在其时代》，第84页。
32 以赛亚·伯林： 《俄国思想家》，纽约，海盗出版公司1978年版，第194页。
33 乔斯·奥特加·Ｙ·加塞特： 《群众的反叛》（安东尼·克里根英译本），圣母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1页。（15年一说看似武断，却被许多人严肃对待。）
34 转引自丹尼尔·贝克尔主编： 《政治语录》，第197页。
35 转引自约翰·林赛： 《汉娜·阿伦特》，纽约，加顿公司1990年版，第41页。
36 罗伯特·达尔： 《革命之后》，耶鲁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1页。
革命（二）：快感冲锋快感冲锋（1）
第三章 革命（二）： 快感冲锋
Maybe you did maybe you are
Maybe you rock around the clock
Tick tock tick tock
Maybe I ride maybe I walk
Maybe I tried to get
on maybe
Hey kids where are you
Nobody tells you what to do Baby
Hey kids Rock’n’Roll
Nobody tells you where to go
Baby Baby Baby
——Ｒ。 Ｅ。 Ｍ。 Ｄｒｉｖｅ
摇滚的社会革命方向还只是其“革命”性的一个方面；作为这种革命性前身的另一个革命倾向，即摇滚在艺术形式上的革命，在审美原则上的革命，在艺术与道德关系上的革命，同样深具启示性。
摇滚在艺术上构成了一种新的尝试或新的冲击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高雅”艺术家们对摇滚的攻击和摇滚全新的努力方向说明了摇滚在艺术上的革命性（参见第四章）。而从艺术角度对摇滚的攻击除了认为它是低劣而庸俗的之外，也有许多人认为它是不道德的，是一种艺术上的堕落。
1954年，当摇滚还停留在节奏布鲁斯的怀抱中时，它就曾遭受迎头痛击。当时一首叫《轰隆隆》的歌风行一时，这首先由黑人乐队“和弦”演唱、后来被白人乐队“平头”翻唱的歌曲被许多人视为第一首摇滚歌曲。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彼德·波特对发行此歌的唱片公司大加谴责，认为他们是向青少年灌输不道德品位，因为此歌充满“淫荡和粗野的声调”，“如同麻醉品一样肮脏”。从此之后，类似指责将一直伴随摇滚的历程。
同样是在1954年，美国“音乐出版商保护协会”指责刚萌芽的摇滚乐“表现低下品位，蔑视被认可的道德标准与准则”。此类攻击在整个50年代随处可闻。
一个名叫唐·莫里森的专栏作家在攻击摇滚方面更是具有开创性，他认为，摇滚乐比亨利·米勒（《北回归线》作者）的小说更具道德上的危险性，因为文盲也可以听到摇滚，而读米勒的书起码还必须识字。莫里森由此发明了一新词语，他说，如果米勒的书是色情文学，则摇滚乐便是色情声音，甚至是“色情立体声”，因而摇滚是加倍地不道德。
60年代初，丘比·切克尔的热门歌《扭》被纽约的舞厅禁播，因为它“过于粗俗、淫荡”。报上发表一位游客的话说，这类作品会使美国也显得比其他国家“粗俗、淫荡”。随着这首歌的走红而发明的扭动身体的舞姿也被视为“淫荡之姿”。著名的喜剧演员鲍勃·霍普说，“如果他们不是在跳舞的话，就一定会被捕”；而百老汇的舞蹈师杰弗里·霍尔德则将其称为“恶心比赛”。
由雷·彼德森在美国首唱的《告诉劳拉我爱她》则在英国引起了一场抗议浪潮。这首歌描述一个年轻人因为结婚需要钱而冒险参加一场车赛，结果在车祸中死亡（这首歌在70年代的港台和80年代的中国大陆也曾风行一时）。美国德卡公司发行它之后，英国德卡公司却拒绝发行，认为它是“不道德的”。英国另一家公司则发行了由里基·瓦兰西翻唱的版本，此版本迅速爬升到了排行榜第八名。但此歌遭到了英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谴责，该组织的负责人列昂纳德·霍奇向警察局和检查院提出要求，要他们进行一个“以死亡为主题”的唱片调查，该委员会认为这种歌将会“使青少年趋于堕落与道德败坏”。霍奇指出，这类东西的“主题令人恶心”。该委员会并强调，在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之前，他们会一直保持压力，因为他们认为这类唱片与《洛丽塔》、《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这类禁书相比要阴险得多，也堕落得更厉害。
许多摇滚乐队都曾被视为“堕落”和“不道德”的象征，“披头士”和“滚石”首当其冲，他们所到之处，卫道士们便一片惊恐，各种诅咒纷至沓来，不一而足。这已经众所周知。但“披头士”和“滚石”的遭遇绝非偶然，几乎所有的摇滚乐队都曾有过这样的历险记。其中可与“滚石”所遭到的猛烈抨击相比拟的就包括“大门”、“感恩而死”、艾力斯·库柏、“何许人”、吉米·亨德里克斯。
“大门”乐队的吉米·莫里森同“滚石”的贾格尔一样一向是个极不安分的家伙，他的拿手好戏是在台上做出一些难以入目的动作，这自然是为坚持摇滚“不道德”论者提供了证据。他一生之中最大的污点莫过于在1969年的迈阿密演唱会上脱下裤子，当地检查机关为此签发了六张逮捕证，其中一张将莫里森的行动定为重罪。愤怒的公众纷纷谴责这一“极不道德”的行为，并举行了一场“恢复道德礼仪示威”，各色人等纷纷参加，“打倒色情摇滚”之类的标语随处可见，一个在场者对当地报纸记者说：“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肯定会把莫里森钉在十字架上。”
“大门”乐队的许多演出合同在此之后被取消了，即使偶尔同意他演出，组织者也不准他穿“流里流气”的皮夹克，更不准做“下流”动作，警察在舞台上时刻监视着他的行为。当“大门”试图在费城演出时，该市市长援用一项1879年的法案行使禁演权，根据该法案，他可以禁播“本质上不道德的或令人厌恶的、有伤风化的”演出。在拉斯维加斯的演出中，该城行政司法长官亲自到场并警告莫里森说，如果有任何色情言行，他将当场签发逮捕证。莫里森只好照办。但当他开始唱起一首当时最为热门的歌曲时，在观众的热情欢呼之下，他又忘乎所以了，警察马上切断电源并架走了他。
革命（二）：快感冲锋快感冲锋（2）
美国联邦调查局有关莫里森的档案越来越长，其中除了酒后开车、斗殴之外，最多的便是“色情淫荡演出”。1970年，莫里森终于被一家地方法院以“在公共场所使用亵渎性语言和裸露身体”而被审判，当检查官问及莫里森是否真的暴露身体时，莫里森回答说，他当时酒喝得太多，神志不清。其律师试图用言论自由条款为其辩护，但莫里斯最终还是被判有罪，被罚款500元，并入狱六个月。虽然他以5万美元保释出狱，但“大门”从此一蹶不振，莫里森本人和乐队不仅在演出合同上不断遇到麻烦，而且陷进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谴责声中。这场卫道大合唱终于在1971年暂时收场，当年莫里森死于一场突发的心脏病。许多歌迷用一则传言来表达心情，他们说，莫里森是被联邦调查局弄死的，目的是消灭摇滚代表的左派和“不道德”势力。（在詹尼斯·乔普林和吉米·亨德里克斯也于盛年早逝后，同样的传言也曾四处飞扬。）
艾力斯·库柏也是被斥责为“不道德”的摇滚乐手之一，因为他总是涂上极黑且大的眼圈，身着紧身衣裤，有时还用活蛇缠在膝盖上才登台。他在台上常常干的事是把布娃娃一把一把地撕烂，还用刀子将布娃娃的头一刀斩掉，他甚至在台上装着自己登上了绞刑架而被绞死。因此，他被谴责为“堕落分子的代表”，“将青少年引上道德死路的人”，他的音乐被视为“丑恶祭仪”、“畸形摇滚”、“异装癖摇滚”、“堕落摇滚”。英国上下议院的议员们曾致力于在英国全面禁止库柏的音乐。一位议员指出： 库柏是在“贩卖集中营文化，具有让我们的子女向仇恨和死亡认同的邪恶企图”，因而是“对人类道德的背叛”。
“何许人”的彼德·汤森也曾因在舞台上砸吉他而受到过类似谴责；吉米·亨德里克斯也因为台风怪异而被抨击；詹尼斯·乔普林曾因在舞台上过于激动而被报纸称为“女疯子”，“杰弗逊飞机”的格雷丝·斯里克曾因在演出时露出乳房而被视为“色情狂”；洛德·斯特沃德被家长们认为是“败坏孩子们道德的最大凶手”；大卫·鲍伊被老师称作“引导学生堕落的超级流氓”……
自6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摇滚乐手们越来越自觉地将自己的作品视为艺术而非单纯的商业产品，他们力图使唱片封套的设计也能反映出自己的艺术个性，体现自己的包装概念或展示自己的幽默感和各式艺术感觉。但许多人并不欣赏这一套。
最早被迎头痛击的是“滚石”的幽默感。他们1965年推出的《“滚石”第二辑》上印上了这样一段话：“搜遍你的腰包来买下这张最过瘾最精彩的唱片吧。如果你没有钱的话，看见那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