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舞蹈-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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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深长的谈话：“每个人都必须悔过，说清罪孽，说出他怎样参与了欺骗。必须从此开始，不必指责谁和定谁的罪。人们自己不应该原谅自己。我在作品中作了许多悔过。我不能替你们忏悔，你们也不会替我忏悔。进行宽恕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每个人，因为上帝。”
阿芒说到这里，凯瑞觉得与阿芒又在灵魂上走近了一些。他们有许多观点是一致的。比如“文革”之后的不少中国人，他们已不再相信“品格的力量”，而膜拜“物质利益”。只有少数人，仍在精神世界里坚守着。凯瑞觉得自己是一个固执的坚守者。在没有来巴黎前，她便是个对艺术最虔诚的信徒。那堆满古代圣贤经卷和世界名著的书屋里，有她按部就班一日三匝的功课。每当孤独到了极点的时候，她就宛如一朵遗世独立的灿烂莲花。智慧是她的星座、她的姓氏，而孤独则是她的血型。血型是不可改变的。
那时候凯瑞在漫想许多孤独后，忽然觉得比孤独更需要漫想的是独立。独立是时代的呼唤，真正的独立者在现代化开放的时代，仍然是困难的。因为独立就意味着一种抗拒，不是抗拒别的什么，而是要抗拒业已成为习惯的世俗。世俗是什么？以凯瑞简单直截的解释，就是当下最流行的习俗，一种无时不在、随处通约的公众规则。它固然不是生活的深山，却是笼罩在深山内外的雾霭，固然不是人生创造的核心地带，却是进入核心的一片外围开阔地。
世俗是不能回避的。凯瑞白天打工，会亲友，为稻粮谋，在人群中她尽量掩饰自己，窥探周围。周围的某些人在渐渐习惯佝偻着行走，趴着觅食的时候，她就想站出来喊一声：“挺住，别趴下！那不是人的姿态。”尽管有姿态的独立者，每个时代都很少。但他们就像历史大漠上，一棵撑起一片生命的挺立的树。鲁迅笔下的独立者，是新文学的第一道光芒。一声“救救孩子”的呐喊，曾激动千千万万年轻的心。所以独立者总是对时代有所见、有所言、有所行的。
应该说，社会的发展没有平面。人间从来就没有尽善尽美。任何时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倾斜。独立者站在倾斜的山坡上，赖于卓识才能测准时代倾斜的方位、角度，才能投注批判的方向、力度，不再瞻前顾后。所以，独立者执著追求人生理想，大悖于世俗，大逆于人情。这是一种决绝的表现。鲁迅将这种表现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把决不宽恕写进了遗嘱。
飞翔着的自由精灵8（2）
孔子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先生的“不宽恕”，想必一定有他的道理。设想一个民族耽于安逸，走向沉迷不醒的时候，难道还要来论证安逸的好处吗？一个“正人君子”假借种种美名行私利己，难道还要被迫害、被欺凌的人们口唱宽容、放弃反抗吗？凯瑞对鲁迅敬重备至。她知道独立者的人生，总是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正如先生决绝抗争的另一方面，则是一片大写中庸。大写中庸既是人类道德理想，也是独立者人生追求的现实目标。因此独立自我，不断地突破自我，才是一个真正的独立者。
一个精神富翁的境界，是由塔中四书五经，唐宋诗词，中外名著以及自身不断感悟积累而成的。凯瑞想，做一个精神富翁是她的理想。
现在，凯瑞打开采访时副经理送给她的摄影图片册《石头》。一幅幅造型各异、形象逼真的石头图片，是一个石头的艺术世界。那些自然的嶙峋怪石是文人的雅玩。宋朝大诗人苏东坡、大画家米元章都有石癖。到了明清，文人士大夫对石头以美名曰“玉贝叶”、“红蜀锦”。
其实，石头也是有灵性的。“三生石”能说禅，“补天石”能通神，“望夫石”可言情，“雨花石”可审美，“太湖石”可造景……林语堂说：“山峰的静默、伟大和永久性，可说是中国人喜欢石头的原因。”凯瑞想对石头的嗜好，也就是对艺术的热爱。石头之于女性，应该是一种高贵的阳刚之气的滋养。
飞翔着的自由精灵9（1）
整整一个上午，阿芒都有些忧郁、苦闷和迷惘。他拖着因血压有些偏高而引起头晕的躯体，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他已经倦于在这个风光旖旎的异国城市。但塞纳河畔召唤着他的幻想。他在巴黎一眨眼，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岁月如梭，他的心却是依然年轻。
六月的巴黎是个节日。是阿芒喜欢的节日。是夏尔—戴高乐将军，1940年在英国伦敦组织法国抵抗运动发表“618号召书”的纪念节日。阿芒喜欢戴高乐。戴高乐是法兰西的精神。戴高乐从圣西尔军校走进第一次世界大战，受过伤，差一点儿死在战场上。他被俘过，被囚过，直到战争结束。1940年希特勒对法国的闪击战，遭到了担任法国第四装甲师师长戴高乐的有力狙击。戴高乐在洛林双横十字架的旗帜下，领导“战斗着的法国人”进行殊死战斗，以挽回法兰西的荣誉。
阿芒在收录机里，听到过戴高乐雄狮般的吼声。也知道戴高乐在法国最困难时期，宣布法国不孤立。因为，法国的战斗已经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烈火。因为，戴高乐相信法国能够把战争继续下去，并且取得胜利。如果说巴黎拥有荣誉和辉煌的历史，那么戴高乐就是这种荣誉和历史，最具代表的一位伟大缔造者。戴高乐在想象和现实、丰富的智慧和历史的选择之上，建立了法兰西式的权威。权威不是权力，不是武力、不是教条。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都在或希望、或时运、或星宿之迷惘中告别历史，戴高乐则是在权威和权力、武力之间的彷徨中，一度失掉了法兰西。然而，假如没有戴高乐，法国就不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悲剧中幸存下来。假如没有戴高乐，法国就不可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复苏……
阿芒对法国的历史、文学、艺术都十分感兴趣，小时候他就读过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如今他对这个在西岱岛上的《巴黎圣母院》的历史，已了如指掌。他不至一次地对凯瑞说：“在莫洛温王朝的时代，西岱岛上已经有了一座小教堂。1163年，教皇亚历山大和路易七世，他们共同为这座教堂奠基，但直到1345年才算建成。以后又经过多次战火的焚烧和修复，这座八百多年前的庄严巍峨的建筑才保留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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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芒与凯瑞很少一起游巴黎。最多在古老的香榭丽舍田园大街上走走。香榭丽舍田园大街，西北东南走向，它宽阔、壮观、豪华、典雅，是巴黎引以为荣的风景线。两旁各十余米宽的人行道，中间日夜涌流不息的车道，能并排行驶十辆汽车。然而拥挤、噪音、污染、车祸，已成为威胁人们生活的公害。法国著名建筑师贝尔纳—戴斐斯说：“巴黎正在形成一个地狱……”其实不仅仅巴黎，全世界的大城市，几乎都有这种现象。
香榭丽舍田园大街的西端，有拿破仑一世为远征莫斯科于1806年2月12日颁布命令开始建造，于1836年7月29日落成的凯旋门。凯旋门高五十米，宽四十五米，比意大利罗马著名的君士坦丁门还要宏伟壮观。东西两侧是描写战争与和平的庄严而神圣的巨大浮雕，最负盛名的是描绘1792年威武的义勇军高唱《马赛曲》出征的场面。拱门内壁镌刻着一百二十个有名的战役和六百三十八位将军的姓名，拱门下面安放了无名战士的墓碑。一盏长明火炬燃烧着英雄的精神。鲜花组成的国旗，表达了人民对为法兰西民族而战死的无名英雄的追念。
阿芒与凯瑞沿着香榭丽舍田园大街，由西而东，穿过人群走到它尽头的协和广场。广场建于1757年，六年后取名路易十五广场，中心有路易十五的巨大铜质骑马像。1793年，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高潮中，觉醒了的法国人民，愤怒地推倒了路易十五的骑马塑像，搭起断头台，处死了封建暴君路易十六。1795年广场改称为：协和广场。协和广场，曾经是巴黎公社的英雄们，用信仰和沙袋筑成街垒，抗击凡尔赛匪徒进攻的地方。它的四角有八座雕像，分别代表马赛、里昂等八大城市，象征着民主。所以，漫步在香榭丽舍田园大街，不仅能目睹世界一流的时装，还能恍惚间走进法兰西历史，仿佛在《马赛曲》中听到游行者的呐喊、强盗的枪响……
那天阿芒与凯瑞回到家里，凯瑞接到阿芒母亲的电话。阿芒母亲说，阿芒父亲心脏病犯了，住医院了。
凯瑞把电话筒转给阿芒，阿芒知道父亲的病一旦复发，总是来势凶猛。那晚阿芒父亲坐在驶往医院的出租汽车里，仰着的身体紧靠神情黯然的老伴。天空中飘着倾盆大雨，汽车挡风玻璃前形成一道冒着白汽的雨幕。阿芒父亲自己感觉这次复发不很严重。他似乎相信自己的心脏不至于衰竭。于是他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看车窗外刷刷的雨滴和交会而过的汽车。
夜晚的街道是冷清的，没有白天高密度的人流。阿芒父亲靠在老伴身上，感到从没有过的亲切和安详。此时此刻，他是完全忘记了蕴藏在他心里几十年的红了。几十年来，红不过是个虚无的女人。是他心灵隐秘的一个想象、一份眷念。而老伴是实实在在，在他身边守候和照顾他的女人。他忽然感到愧疚，感到对老伴的一份深深的歉意。
出租车经过一个十字路口后，停在一座洁白围墙前。阿芒父亲由老伴搀扶着走进医院，医院里的酒精、阿摩尼亚、福尔马林混合而成的刺鼻气味，让阿芒父亲刚才的自信与好情绪，一下糟糕了起来。尤其看到冷酷无情的医生，和愁眉苦脸的病人。阿芒父亲的双腿，便直打哆嗦。说实在，他焦虑的心情，并不寄希望于药物和护理。只是在内心深处恳求生命本身的机制，再次献出它的不为人知的秘密。让一个生命以它原来的方式，继续存在。
飞翔着的自由精灵9（2）
医生让阿芒的父亲住院治疗。阿芒父亲吃了药、打过针，在老伴的陪伴之下，缓慢地沉入了睡眠之中。他的呼吸平稳，面带疲倦之色，灰白的头发在枕巾上松松的散开。窗外还在继续下雨，漆黑的夜可以听见枝叶被风雨抽打的声音。老伴蜷缩在他的脚边，老伴是累了，躺下没几分钟，就打起呼噜来。
阿芒搁下母亲的电话，忽然第一次意识到对父亲的依恋之情。他对自己的恻隐之心，大吃一惊。他隐隐约约觉得自己，似乎是个无情无义、六亲不认的孽子。除了即时的意愿，在体内没有残存一丝一毫的悲恸之心。任何日积月累的感情因素，都会被不断袭来的一时冲动所捣毁。外部世界的细微声响，亲切地唤起了他的内心需要。他常常毫无保留地，听从于外界的引导。比如，令人怦然心动的电话铃声，一封不期而至的信件，一道乐曲让人心驰神往的休止，书籍的动人片断，人行道旁的邂逅，风景勾起的弥漫回忆，还有对事业成功的期待，与恋人淋漓尽致的欢爱。
阿芒坐在书桌前，若有所思。此刻，在他面前游移不定的尽是些丑恶的事物。平庸的日子连绵不绝，但岁月会将它们压缩成金属般的碎片。阿芒忽然想起了他的前妻李薇。他认为他与李薇的离异是合情合理的。这么些年来，他只在路上见到过一次李薇，发现她的脸庞上比原来笼罩着一层成熟的光辉。他想起李薇便看看凯瑞，有时候他会觉得女人都是一样的。但有时候又不一样。
凯瑞做完家务，为阿芒沏了一壶龙井茶。那壶是她从家乡一直带到巴黎来的，是她祖母留下来的古董——紫砂壶。其实凯瑞与阿芒，都不属于真正品茶的人。真正品茶的人是很讲究的。茶在古时候就立在开门七件事中，柴、米、油、盐、酱、醋、茶。客来敬茶是中国传统礼节。于是古人对品茶就有了“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的说法。细想想这些说法也有道理。工作闲下来捧上一把紫砂壶，或静思或听音乐，或邀两三知己慢慢品茗，该是多么惬意的事。
飞翔着的自由精灵10（1）
像多数周末之夜一样，阿芒与邻居美国女孩麦琪，坐在大学校门边的一个小酒吧里。自从麦琪做了阿芒的学生，这便是他们每个周末的功课。这会儿忧郁的萨克斯乐曲，让阿芒一口一口吞着威士忌时，感到格外有气氛。威士忌的颜色以及它的味道，让阿芒有许多不着边际的联想。首先他觉得，这种味道是代表着西方城市的某些品质、昂贵却苦涩，浓烈里潜伏着深深的忧郁。
阿芒抿一口威士忌，目光从酒吧老板的身上掠到麦琪诱人的嘴唇上。这个金发女郎，蓝眼睛里充斥着血丝，像是几天几夜没睡觉似的。
“你要少喝些。”她这样关照他。
阿芒却耸耸肩膀说：“人生难得几回醉，一个人能有多少敞开心扉喝酒的日子。”麦琪想想也是。于是，她把目光游移到阿芒身后的油画上。其实他们在酒吧这样的地方，幽暗的灯光与忧郁的音乐，无论怎么看他们都是置身在画中的。他们是一幅油画中的油画。只不过他们是动态的，有语言、有呼吸还有心跳的感觉。而阿芒身后的油画，是一幅静物。如果麦琪没有看错，她便认为那就是达利1941年的作品《面包》。《面包》是达利在创作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一幅画。它灰褐色的背景，衬托一张占有整个画面四分之一的桌子，画中央的桌角上，一个盛装瓣开半片面包的藤蓝。它精致细腻、玲珑的画面洋溢着一种不可名状的静态之美。不容置疑，达利的艺术始终遵循他自己的创作个性。
麦琪兴致盎然地欣赏这幅名画。阿芒不满地拍拍她的肩膀，提醒她让她的注意力回到他的身上。她猜想他又要与她讲述一些中国民间的故事。可以说她对中国民间的认识，全来自阿芒的叙述。她知道阿芒并非等闲之辈。他把中国的文化传播到法国，这不是社会精英又是什么呢？
阿芒讲述江南运河边上的一则小故事时，麦琪的注意力又回到了阿芒身后的那幅油画上。达利的怪诞、荒唐和不可理喻的独特绘画表现方法，对当代的电影、戏剧、小说、诗歌、音乐、建筑等文化艺术影响是深远的。麦琪这么想的时候，阿芒在一杯接着一杯地喝着威士忌，然后身子往后一仰，闭上了眼睛。
麦琪觉得阿芒的身体，在微微颤抖。眼角里有泪水溢出来。那则故事，确实太凄伤了。麦琪觉得阿芒的泪水，仿佛像晶莹的玉珠，透过厚厚的窗帘，与塞纳河畔的黄昏融合在一起。
阿芒是麦琪惟一的中国老师。麦琪喜欢听阿芒讲述的故事，但由于她自己身体内部的一些原因，她常常无法使自己精力集中。这时候他们的话题就像驯鹿一样跳跃。阿芒当然不太满意这种谈话方式。他开始沉默。这令他从某种角度看来，像个智者。于是他们在音乐中遐想，他们的遐想象空气一样在酒吧里流淌。这时候，一个中年白人朝他们走来。他的身姿在萨克斯音乐的流水里，像一块格格不入的杂物。阿芒有些警惕，可麦琪热情地招呼他。原来他就是麦琪的美国老乡。为了让他们老乡见老乡，快乐地聚在一起，阿芒知趣地借故上洗手间，暂时离开了酒吧。初秋的巴黎，覆盖着一层层阳光。阿芒走在学校一片葱绿的小径上，它的尽头就是图书馆。阿芒无数次坐在那里，有时并不阅读，只是感觉和呼吸，或者做他几乎百做不厌的功课——浮想联翩。
身在异国，对祖国的浮想联翩，就是他的幸福之事。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