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人生-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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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军：刚刚进入中央电视台的人都会有的一种感觉。觉得上头有好多好多人，你要一个一个地去追赶。
王志：为什么要去追赶呢？我觉得这一段经历对我来说，绝对是财富。我们住在六里桥地下室的时候，镜头前一坐，西装革履，也就那一套西装，晚上你又回到地下室去了，像地老鼠一样。很多人不都这么住嘛，那时候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外省青年。都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挺正常，而且工资拿得也不低呀。那个时候我记得是800，800在1994年不算低。
朱军：我们回过头来问董卿。今年的大年三十直播完了以后，你是怎么过的？
董卿：我回家了，在北京租的房子。从接到春晚通知，然后到投入到整个筹备工作，无数次的排练一直到年三十晚上和大家见面，在这个过程中我体验了很多的情绪和心情，我是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这件事情当中。当所有的这一切结束的时候，我记得在零点钟声过后，眼看着晚会就要接近尾声了，我问朱军“完了以后干吗”，他说家有一帮朋友等着他。我问周涛完了以后的安排，她说爸妈在家等着她呢。我问李咏，他说已经买好了去度假的机票了。那一刻是有一点不知所措，倒也很难说是伤感，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接下来是我一个人的时间，我有一点点害怕。我回家以后，找了点吃的，饿死了，已经快两点了。我打开电视，非常认真地看了一遍春节晚会重播，到凌晨七点，倒头睡觉了。我特别迷恋工作的过程，已经到了一种像飞蛾扑火的狂热。可能我的外表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稳重、温文尔雅的，但是内心里的那种力量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可能有一天我也会遗憾，我会遗憾在该恋爱的时候没有恋爱，该成家的时候没有成家，我身边没有一个人。我遗憾没有给父母更多的时间。也许有一天我也会说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个孩子，但现在根本停不下来。
王志：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很多快乐和苦恼在别人看起来都很平常。我们是有挺多的困难，但比起那些没有饭吃的，拿不到工资的，那才叫苦难。我可能无法理解你们灯光亮起来的时候的那种快乐。但是我可以说，当灯光熄灭的时候，如果你们还感到快乐，那是真正的快乐。（笑声）
朱军：其实想明白想不明白都不重要，我觉得享受这个过程最重要。无论你是愿意苦一生再去晒太阳，还是愿意这辈子一生下来就晒太阳，全在自己。只要自己喜欢，那就好。只要自己晒得舒服就行。
王志：还是不一样，我既要享受过程，我更注重结果。
朱军：回到刚才的共同话题，在这个平台上，给你的观众说你最想说的话，一定是真话。
王志：其实我早就想好了。你可能不喜欢我的节目，但是别强迫我干我不愿意干的事，别强迫我去改变我自己。你可以把电视机关掉，你可以改频道，相互尊重，互相宽容。（掌声）
董卿：我记得好像是莫泊桑的《人生》里有一句话，“生活永远不可能像你想像得那么好，但是也不会像你想像得那么糟。”我有时候可能脆弱得一句话就让我泪流满面，但是有时候也可以咬着牙走很长一段路。不论是哪一种状况，我非常真心地对电视机前的观众说：力量来自于你们。（掌声）
《艺术人生》 第三部分沈力陈铎
沈力陈铎
主持人：我们应该用更加热烈的掌声，请上我们的两位前辈，沈力老师和陈铎老师。共和国的第一次电视播音，也就是沈力老师的第一次电视播音。陈铎老师也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老前辈了。当着两位老师的面，我真的不想提问，也不敢提问。听了我们这一代人说了那么多体会，两位老师想说什么？
沈力：我觉得我们这些年轻人生活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一个开放的时代。他们有非常好的机遇，能够站在自己栏目的主持台上，而且他们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不是羡慕他们，我是敬佩他们，而且从心里头为他们高兴。（掌声）
陈铎：已经好久没有跟自己同行这么交流了。我也是从年轻人一步一步到了现在，有很多同感。当然时代不同了，我听了以后就觉得感慨和兴奋。尽管岁数也有了，也不可能再年轻了，但是把我的心又拱得年轻了，我总也坐不住。什么时候我也去试试你的节目，行不行？（掌声）
朱军：我知道沈力老师在哺乳期都没有时间给孩子喂奶，现在面对自己的儿子的时候，好像还有一些愧疚。是这样吗？
沈力：那个时候真是什么都顾不上，因为面对一个新的事业，谁也不知道电视是怎么回事。最开始的时候，编辑部就有40多个人。当时条件也非常差，演播室只有40平米吧，什么东西都要在屋里面进行。那个时候有一个严格的规定，不能穿皮鞋进演播厅，都是布底鞋，不许出声音。当时周围就是一圈幕布，也没有吊灯，什么都没有。我们中国的电视就是在这么简陋的条件下诞生的。
朱军：正是有了前人栽种下的那棵大树，我们这些后人才可以享受如此的阴凉。再一次给他们掌声。（热烈的掌声）两位老师也在这儿给一直关心着你们的观众，说你们最想说的话。
沈力：我想对给过我爱的所有的观众朋友说一声：我爱你们。你们给过我的支持、给我的爱，我会一辈子记在心里。（掌声）
陈铎：我们电视工作者是天之骄子、社会的宠儿，我被很多人宠过，非常感谢。我在送给朋友们的台历上都留下了这两句话，“不意人夸声色好，愿留馨音在乾坤。”（掌声）
朱军：谢谢两位老师。我们今天的嘉宾已经悉数登场了，我特别想让你们用一句最简短的话告诉我，如果不做节目主持人的话，你会做什么？
崔永元：因为我穿着这件衣服，杨澜一直让我到天桥那儿去当相声演员。我觉得我要不做主持人，就做一个好观众，去监督这些主持人，让那些差主持人下岗，让好主持人能够得到更多的鼓励。（掌声）
杨澜：因为总是有崔永元这样尖刻的观众，所以要是不做主持人的话，我还是想做一个纪录片的制片人。有一点经验以后，去做老师。（掌声）
白岩松：如果我不当主持人，我就去当老师，因为我们全家都是老师，我喜欢那两个假期，更喜欢跟比我年轻的人在一起。还有一个是不能选择的，就是不做主持之后，你必须一辈子去做人，而且小崔也说了，得一辈子努力去做好人。（掌声）
陈铎：不做主持人倒没什么，但是最好还让我干电视。（掌声）
沈力：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还是做主持人吧。（掌声）
王志：这个假设很难回答，不做主持人我可能不知道我会干什么，但一定会做一个好人。（掌声）
董卿：好像也是和沈力老师一样，没想过这个问题。就继续学着做一个主持人吧。
曹可凡：如果不做主持人的话，我还是会做回我的大夫。
张越：要是不做主持人了，我肯定不想再做一个跟电视相关的职业。我觉得人生苦短，要让它异常丰富，体会完全不同的内容。比如说卖煎饼，站在街边看市井百态众生相。不管做什么，做一个实实在在的、给生活帮忙、不添乱的事儿就好了。（掌声）
朱军：谢谢诸位。我跟张越的想法非常接近，我要不做主持了，我会离这个行当越远越好。我去开一个玩具店，专门给孩子提供一些健康有益的玩具。
白岩松：别逗了，你肯定开的是航模店。
朱军：对，他最了解我。在天好的时候，找一个空旷的地方，飞机飞上去了，我的心也就上去了。（掌声）
《艺术人生》 第三部分节目的嘉宾
绝对幕后
节目的嘉宾都是在中央电视台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人，没有想到这次深入的访问竟然发生在了离中央电视台1400公里的上海。细想想，虽然同行有时是冤家，但是更多的时候是能“同甘共苦”，因为享受过同样的福分，更遭过同样的罪。
节目中到场的9位嘉宾（书稿中是收集了7位的对话）大都在而立之年，而且除了董卿之外都属于半路出家，其中几位的长相也与美丽毫不相干。当这样一群人齐刷刷地坐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脸上现出了难得一见的亲和微笑和释怀的轻松。
张越在自嘲时脱口而出的语句让人感受着一种久经考验的反应力和智慧。虽然与曹可凡之前从来没有合作过，但是两人一唱一和，相见恨晚。张越是我们办公室里的常客，因为她也是《音乐人生》的主持人之一。经常见到她点着一支烟默默地思索，今天难得的爽朗显出另一种可爱。
把白岩松与杨澜分在一组是工于心计。平日里正襟危坐的白岩松尽管还是西服革履，但是说话的风格却与平时大相径庭。杨澜似乎恢复了她主持《正大综艺》时北京式的爽朗。本以为两强相遇勇者胜，没有想到智者的谦让交相辉映出一种别样的精彩。
王志与董卿的组合是更加别出心裁的“视觉奇观”。天天质疑别人的王志在温婉的董卿面前，似乎收起了自己的尖锐。董卿淡淡地讲述着自己闯荡北京的辛酸。录像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和董卿在上海新天地的一家酒吧里聊天，董卿默默地看着上海的夜色在眼前流过。回到这个熟悉的城市做这样一期节目，对于董卿的意义是非凡的。
崔永元像一个笑星般上场，下场时留下的却不仅仅是笑声。节目的制片人王峥是对崔永元情有独钟的人；那句宣传片里的解说词——“走了那么久，小崔到底变了没有”——就是王峥在节目的策划会上不停重复的肺腑之言。
录像之前我们在《电影传奇》的办公室里采访了崔永元。他像一个导游领着我们在他的一亩三分地上参观。墙上贴满了老电影的宣传海报和《电影传奇》中的各种剧照。照片里的他是老电影中的经典人物，与眼前这个略微臃肿脸色不好的中年人相去甚远。谈起《电影传奇》的时候，崔永元异常开心，我们见到了那种久违的坏笑。
转悠了一大圈之后，崔永元坐在零乱的会议桌前与我们闲聊。一支接一支的烟使我的眼前变得烟雾缭绕，刚刚的笑容化解在烟雾中，映衬着他脸上深深的皱纹。眼前的会议桌很乱，还有一份中午吃剩下的酸汤鱼。这是一个电视台常见的办公室，凌乱成了一种默认的习惯。下午三点钟，几乎见不到人影，因为这些昼伏夜出的编导们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才会出现。我问他会不会在半夜来审看片子，他透露出了隐隐的担心：“你知道的，我是睡不着的。我其实不支持大家熬夜，我经常劝说我们的年轻人晚上回去睡觉，我生怕他们和我一样。熬夜是自愿的，有时候会很愉快，失眠就不一样，那是一种病，我不愿意大家生和我一样的病。”
崔永元说他最喜欢的主持人是鞠萍姐姐，见到她就觉得快乐得不得了，似乎鞠萍姐姐从来没有发愁的事情，而他就不一样了，在节目中是个“笑星”，在生活中却是个忧愁到失眠的人。崔永元不爱笑，在录制《温暖2004》的时候我对他作了长达一个小时的采访，几乎没有见到他的笑脸。他的笑已经不是我们印象中的廉价的资源了，而成了千金难求的珍品。
白岩松讲了一个关于崔永元的段子。他们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的时候，都住在小平房宿舍里面，都失眠的哥儿俩闲聊。小崔说：“这回我更加睡不着了。前一段时间我花时间将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事都琢磨明白了，这回苏联一解体麻烦了，又多出来十几个国家，这回怎么办啊？”白岩松坦言自己年少的时候也经常因为忧国忧民而寝食难安，也曾有“地球离开我即将不转”的使命感，而今都成了节目中的笑谈。听此言我不知应该骄傲还是羞愧，我从来没有那样的忧国忧民，似乎年纪小于他们的人都直接学会了现实，而缺失了“六十年代”生人的理想主义的追求。那个在上海的深夜，王峥给白岩松打电话，给我们的节目求个名字。放下电话以后，王峥直接就打给做喷绘的公司，要他们连夜将节目的名字改成“理想2005”。王峥的声音里流露出了领导的权威和创意者灵感泉涌时的激动。喷绘的工人抱怨制片人的多变，险些耽误了进度。隔天，在没有晾干的“理想2005”的喷绘之下，崔永元、白岩松、张越、杨澜等人的讲述理直而气壮，与那红色的字交相辉映……
在庆功的酒宴上，嘉宾们与剧组的朋友觥筹交错，惟独少了崔永元。不知失眠的崔永元如何打发出差在外的时光？已经很久了，很多观众都来要节目的光盘，包括治疗抑郁症的大夫在内。大夫说，“小崔在节目中说的话对抑郁症患者和正常人来说，都是身心的良药。”
（本期导演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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