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人生-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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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军：你在家里如果有时间的话，干活吗？
赵本山：不用我干。我爱做饭，但是我做饭别人收拾不起，帮我收拾要比自己做饭还累。
朱军：给自己丈夫这个角色打个分吧。
赵本山：10分。
朱军：还是10分。我觉得朋友在人生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都说一个好汉三个帮，这些年在你背后的有范伟、高秀敏，还有经常搞创作的老何。
赵本山：我从小到现在，应该说对待朋友要比对待家人还要好，我非常重视朋友的交往。我先说范伟和老何。我们几个人之间的合作已经将近5年了。我脾气不好，他们都很包容我。老何比我大了十几岁，这些年吃了很多苦。在这里我要谢谢我周围的这几个合作者，这些年来是我霸道也好，是强盗也好，是什么都好，毕竟大家跟着我到今天都辉煌了。
朱军：其实在《刘老根》之前，大家都觉得无论是范伟还是高秀敏，都是本山的绿叶。但是通过这样一个戏之后，大家对他们的表演有了新的认识，得到了大家的更多的认可和喜爱。有没有想过你们的关系该往哪儿发展？
赵本山：其实人从起点达到一个高度的时候，心里会产生变化，这种变化是很自然的，会产生无形当中的膨胀。再好的人也接受不了忽悠。这就要我们互相理解，恢复原来的平静。我相信我们之间的合作不会受到更大的影响。老何专门为高秀敏写一部戏，找一个导演，这都很正常。比如说范伟突然被张艺谋相中了，被冯小刚相中了，我偏不让他去。你说有道理吗？这时候你得想开了看，把这个事看得淡一些。我也不可能老在舞台上，天天是第一，哪有这说道？我们感情都非常好。合作到今天，我们彼此都要把自己的重要性放淡一些。
朱军：刘老根的董事长办公桌后面有一幅字，据说那幅字是你自己写的，是吗？我们现场备了笔墨纸砚，有请，给我们来一幅。
赵本山：你的意思是，那不是我写的？
朱军：有点这意思。
赵本山：没有纸了，是不是就这一张呀？
朱军：你当写八幅挑一幅呢？
赵本山：你那笔大啊，净整这难为人的事。头一次写这么小的字。没有小笔了吧？
朱军：没有了。
赵本山：落名不？
朱军：落呀。
赵本山：今年是什么年？壬午年吧？2003年春天，春天的故事，好了。
朱军：给我们念一下。
赵本山：“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是郑板桥的一首诗。
朱军：字也写完了，话也完了，现在请前排站立。我们谈了这么多，画了这么多点，其实特别简单，我们最后要把它们连起来。我们突然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即使像赵本山这样功成名就、有娇妻贵子的人，他的生活轨迹和事业轨迹也是如此的不圆满。电视机前的每一位朋友都可以在心里给自己打一个分、画一个圆，想说的是，我们都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个圆画得再大一些、再圆一些。（掌声）
《艺术人生》 第一部分绝对幕后
绝对幕后
赵本山不常在电视节目中露面，尽管连着十年都是春节晚会必到的人物，但是，除了春节前后各个媒体对他小品的一轮炒作之外，剩下的时间几乎就都是他的“淡季”，也许他会很长时间待在他的“大城市”铁岭炮制新的笑话，而下一次露面又是“大约在冬季”。
赵本山和我认识的所有四十多岁的男人都不一样，明显的老，甚至不属于沧桑，一个巨大的啤酒肚并不显得富态，而是充满了操劳和疲惫。有时想想，当属于自己的快乐成为一种职业行为的时候，人是沉重而不快乐的，而当负载快乐的能力成为压力的时候，人是力不从心的。赵本山台下的游刃有余远远胜于他台上的幽默水平。在化妆间里，赵本山与熟识的朱军并不见外，插科打诨地对点着烟，对于我这样年轻的女导演也带着惯有的礼貌和微笑，对我说的每一个要求都认真地微笑着聆听，然而一旦我的目光离开，赵本山就恢复了懈怠的表情。我才发现他的眼睛通红，充满血丝，些许的平静是一种短暂的休息，这种休息是赵本山最宝贵的时刻。
每年的春节前后他都会“出没”在中央电视台的候播厅中，因此与他联系的方式也比较原始，既不是手机电话，也不是传真电子邮件，而是直接上排练现场找他，一找一个准。他会和伙伴们在候播厅的角落里练习小品，不论周围多么嘈杂，都会突然冒出一句东北的嘎话，花花绿绿的排练厅中一定还有不少的“哏”可以现挂。赵本山在《艺术人生》一共出现了两次，每次都带来了收视率的新高。人民是需要赵本山的，尽管有很多理由可以对他不屑一顾，我也知道相比不屑，这种需要带给了他更大的压力。
赵本山在他的许多小品中都不经意地提到铁岭，这是他心目中的“大城市”，直到今天遇见大事他还是要回“大城市”才会心里塌实。我到铁岭的时候听说赵本山正在铁岭边上的一个水库开《刘老根》的研讨会。我去了铁岭民间艺术团，看到了那个早已生锈的牌子。工作人员告诉我，赵本山的人事档案关系一直在那里。在满是灰尘的相框里粘贴着赵本山当年的照片。我在一盘家用录像带中找到了当年赵本山和潘长江合演的《瞎子观灯》，典型的东北幽默在我这样一个非东北人看来却有了一点心酸的感觉。浓重的油彩，劣质的录像效果，看客们吃着糖果聊天，那是一段离“艺术”很远的经历，尽管我们可以把这些珍贵的影像歌颂成艺术家的前史，但是在我看来，这记录的只是一段人生的艰辛历程。这段资料在播出的时候加上了一点音乐和解说，我发现它带给观众的果然不仅仅是笑声……
赵本山的家乡是辽宁省开原市莲花乡莲花村石嘴沟，从沈阳乘三个多小时的汽车就可以到，路非常的好走。这是个在山里的小村子，只有二十几户人家，一百来口人，随便一抬头就可以看到连绵的山脚。我去的时候是农闲，才过了正月十五，大家都不是很忙，听说有人来打听赵本山的事情，大家都张罗着说。村子里的人都知道赵本山，几乎每家的相框里都有和赵本山的合影。乡亲们说，几乎每年春节赵本山都会拉着一车酒回村，他回来的时候就是村子里最热闹的时候。记得在节目中赵本山目不转睛地看这段家乡的素材，那里的山和地是他为人处世的一种标准。“说实在的，我不是在城里生的，也不是哪个领导的儿子，就是一个农民，而且是最底层的。能混到今天这一步，还不珍惜生活，不珍惜你周围的朋友和一切，那我就白活了。我就怕自己出事，掌握不住自己的时候，我就赶紧开车回去了。到那儿一看啥都清楚了，我是哪个小房出来的，在哪儿砍过柴，心里有足够的满足。我痛苦的童年恰恰是我最大的财富，我能够对照，能够看到自己过去是个啥样。我也不会一说话就是成语，或者老装教授，说实话，咱念那点书真是不够，只是生活教懂了我怎么做人。我已经40多岁了，别出事了，好好活吧。……”我知道这里面一定有他的客套话，但听起来还是有一种不加掩饰的实在。
在莲花乡的敬老院里我们见到了赵本山的盲二叔。早就听说赵本山的举手投足都是源于对这位老人的模仿，见了才知道，老人家也把不少幽默细胞传给了赵本山。老人说，他从四岁的时候就看不见，一直就是本山领着他在山上转悠。今天他最的大的乐趣就是“听”赵本山演的小品，好多段子他都能背下来。用二叔的话讲，“赵本山演个小品就把你们乐成这样，要是唱唱我们的二人转，还不把大家乐疯了……”
赵本山干娘家还要往山里走四五公里。老人的家很干净，最显眼的位置放的是与赵本山在《综艺大观》的合影。老人见到我们就像见到了亲人，不住地夸干儿子孝顺，说每年都给她拿钱，都拿来好几万了……当年这位善良的老人见到从小没娘、爹又不在身边的赵本山，就把他排在了自己家的六个孩子当中。幼年的赵本山就是在这位老人的家中感受到了慈祥的母爱，老人今天还是管赵本山叫“三儿子”。老人的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咧着嘴露出已经掉了一半的牙。她已经接受了很多次电视台的采访，但还是学不会摆姿势。老人最让我感动的那句话就是：“没有本山，我这辈子都不知道火车是咋开的。”赵本山可以说是这个小村子了解外面最直接的途径，尽管他们和我们一样都看中央电视台，但是也许只有赵本山的经历才是真实的……
第二次来《艺术人生》的时候，赵本山戏称本期的嘉宾是“赵本山的扮演者——刘老根”。尽管我们还是习惯把他看做一个笑星，还是不能将制片人、导演这样的称谓与他直接画上等号，但是我们发现，赵本山已经开始谈论他的老观众似懂非懂的话题。我们在节目的现场制作了一个大题板，将赵本山在人生中饰演的“角色”设计成一个坐标系。每当一个话题谈论结束，朱军就要求赵本山在对应的坐标轴上画一个点。最后，朱军将所有坐标点连接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圆”。他一语道破天机，“事业有成，娇妻贵子，人生却难得圆满。”这个简单的类似心理游戏的环节是制片人王峥在一本时尚类的杂志上学到的，没有想到用在节目中竟然点醒了很多人。据说很多观众看完以后都画了自己的坐标系，发现了很多人生尚未圆满的遗憾。
赵本山又吸引了超额的观众，观众导演声嘶力竭地组织大家进场。当几乎一天一宿没有合眼的赵本山在台上又说又唱的时候，当所有的人再次被他弄得前仰后合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些可怜。在掌声混着笑声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赵本山那个恍如隔世的莲花村。一个历经苦难的人此时经受的是另一种辛苦，锦衣玉食、功成名就却疲惫不堪，想想应对媒体的滔滔不绝，想想台上如雷的掌声，所谓成就便在瞬间消解成沧桑了……
（本期导演马宁）
《艺术人生》 第一部分在西双版纳插队
他，是这样看电影的，“我觉得世界上所有理想的结果是存在的，我们所做的工作是盲人摸象似的找到它，而不是所谓的创作。什么是最好的创作，就是保持童心，一无所有，这样才能创作出‘诚意的电影’，诚意的电影是发自内心的。”
他，叫陈凯歌。
激情现场
在西双版纳插队
朱军：刚才出门的时候我太太问我：“你们这期节目的主人公是谁？”我说是陈凯歌导演。你们猜我太太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陈导好像挺严肃的”。陈导拍摄的许多影片确实引发了我们对生活、对生命的一些思考。而且陈导本身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节目的主人公陈凯歌导演。（掌声）
朱军：你好，陈导。
陈凯歌：你好。谢谢大家。
朱军：我读了你写的《少年凯歌》，有几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你去西双版纳插队的时候带了10筒家庭特大号的牙膏。真的没打算再回来吗？
陈凯歌：毛主席号召2000多万知识青年下乡，独我一个不去，没道理。另外我对西双版纳的生活其实是有幻想的，当时的说法是“头顶芭蕉、脚踩菠萝”，确实是有一种浪漫的想法，觉得那个地方是可以施展的，在那样一个地方度过青春也是一件美好的事。
朱军：真正到那儿以后，现实和你的想像反差大吗？
陈凯歌：反差非常大。生活之艰苦和自然景色之优美，是可以交相辉映的。日子太苦了，而且主要是因为年纪太小。我去的时候不到17岁，16岁多。那个时候每天得干活，不太吃得饱，又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所以每天都有很多生理上的需要，就是饿。可是，现在回过头来再看那段生活的时候，还是怀念。
朱军：为什么还怀念？因为那是你的好日子遗失了的地方？
陈凯歌：我特别感动。1993年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看另外一个朋友拍戏，又回到了原来待过的地方。跟我一起去的是我的一个朋友，也是在西双版纳跟我在一起待过的人。我们两个约好了，你拍我、我拍你，这是值得我们纪念的地方。当我们看到香蕉林的时候，我就看他往香蕉林那儿疯跑。后来我才明白，他不愿意让我看见他哭了。
朱军：触景生情。
陈凯歌：我跟我的朋友说：“你别说我是谁，因为我的样子肯定变得很厉害。”我走进村子里的时候，看到周围的那些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终于忍不住，走到一个人跟前，“你知道我是谁吗？”我问的只是一个人，但是周围大概有三四个人同时说，说的是一句云南话，“你就是那个陈凯歌”。当时我是挺感动，我觉得这些乡亲们还记着我。他们记着的，无非就是二三十年前曾经在那个村子里生活过的一个普通的知识青年，而不是其后好像有一点名堂的陈凯歌。我走到村子里的小河边，这时候我的朋友已经不哭了，我说：“什么都变了，就一件事没变。”他问什么事，我说是河水的方向。那时候每天劳动强度非常大，下了工之后，还要用砍刀在丛林中间砍出一条路来，那些枝蔓都是相互勾连的，每天的工作都有危险。而且因为是北方的孩子，去了那儿之后水土不服，身上被各种各样的毒虫咬得一塌糊涂。我们住的是茅草房，躺在蚊帐里一眼就能看见天上的星星。我们说星星模糊了，其实是因为都掉眼泪了，就是想家，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情怀。虽然日子过去这么久了，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之所以后来能够做电影，感觉到自己心里有一些话想表达，所有的资源都是从很辛苦的劳作中间、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中间积累起来的。
朱军：后来你去当兵了，是吗？
陈凯歌：我后来就当兵了。理由其实特别荒谬，部队里招体育兵而我会打篮球。有一天我正在睡午觉——我觉得这是一个电影的画面，因为我是平躺的，所以角度应该是向上的、仰视的——突然间看见蚊帐被掀开了，就看见红五星和红帽徽了。我想，这儿怎么有一个军人？这个军人用很小的声音跟我说：“愿意当兵吗？”
朱军：有点偷偷摸摸的意思。
陈凯歌：我说：“您什么意思？”我就坐起来了。他又问了一遍：“愿意当兵吗？”我说我愿意，我太愿意了。他说：“那就别出声，咱们现在就走。”为什么呢？一旦通知了农场，农场就可能说我是一个人才，不能放我走。我就是这么去部队的，没有档案，也没有户口。我说：“我的箱子能不能拿，我的10筒牙膏还在里头。”这个军人说：“什么都不能拿，咱们那儿什么都有。”我一想，没错，人民军队是什么都有。就这么就去了。我当时特别忐忑，快到部队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是一个小问题，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我得让您知道，我得对组织上忠诚。我的父亲有政治问题。”“你爸就是地主，我们也要你，我们要人才。”我踏实了，因为我爸不是地主。我就开始了差不多将近五年的部队生活。
《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