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离破碎-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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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顺便提一句贝克特，此人是我私人比较喜欢的一个作家，他是一个爱尔兰人，世人对他的认可可用196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来概括，在他最悲惨的几年中，他曾靠他的情人做苦工挣来的钱生活，为了摆脱乔伊斯对他的影响，他竟用法语写作他主要的作品，包括《莫洛伊》，《马洛纳之死》，《无名的人》和《怎么回事》四篇，这些作品千篇一律，枯燥乏味，充满独白与呓语，主人公一律完全无可救药，如同他自己。据说他总是在大醉中奋笔疾书。世人开始对他真正关注始于他的一部前面提到的话剧《等待戈多》，因为这部话剧，贝克特的生活得以改善，并以话剧的形式把自己的小说重复了一遍，然而不幸的是，世人仅仅对他的话剧感兴趣，而把他的小说扔到一边，实际上，他的话剧比起他的小说来，可以说是拙劣透顶。
贝克特说过：没有什么比不幸更可笑。
贝克特还说过：人生的惟一内容就是沮丧。
我喜欢《无名的人》，整部小说是由一个莫名其妙的生物叙述，他被命名为马胡德，叙述者双手放在膝上，坐在一个水缸里，没有行动的能力，他的脑袋是一个大而平滑的球体，没有面部特征，他的眼睛又像是含着泪又像是充着血，他没有鼻子，看不出是男是女，没有毛发。
像贝克特笔下所有的人物一样，马胡德的需要和痛苦来源于一点，那就是说话，他必须不停说下去，他是为解脱说话带来的苦难而说话。他叙述的内容有零零星星的知识和信息比如他的出生地，比如关于上帝，关于罪与赎罪，关于母亲等等。还讲些断断续续的故事，比如关于他生活在某饭馆门外的一口缸里的故事等等，小说最后一个句子长达一百二十页。
贝克特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他的一生用尽全力所做的事情便是把他的悲观情绪讲给别人听。他毫无希望地讲着，他想象中的听众自然也是毫无希望地听着，一切都毫无希望，在他不着边际的叙述中，你无法确定任何东西，主人公没有前因，也没有后果，没有时间，也没有地点，更没有所谓的主要事件、人物关系，主人公似乎在做着什么，又似乎没做，总之，一切都混乱不堪，叙述就在这种混乱不堪中坚持不懈地进行着，总体看来，他在小说中要表达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没有事情发生，什么也没有发生，既然没有发生什么，当然，事情也就无从谈起。
我喜欢贝克特的胡言乱语，是的，只有胡言乱语是对的，除此以外，别的简直就是不知所云，不着边际。贝克特喜欢在静止中存在，像我现在一样，倒在大庆的沙发里沉沉睡去，我的身体与我的感觉静止于某一刻，徒劳而又悲观地静止在那里，任凭夜幕席卷而至。
是的，贝克特是对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而且是接二连三，以至无数次的一切都没有发生。
妈的，这是绝望啊。
19
我和大庆是让吴莉叫起来的，其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吴莉穿一身上班族的套装，肩上还挎着一个小包，她拉亮电灯，叫醒我们，然后踢掉高跟鞋，把脚搭在茶几上，点上一支烟说：“忙了一天，我还没吃饭，咱们到哪儿去吃？”
大庆此时便从床上一跃而起，挥动白胖的手臂：“随便，随便，都行，都行，你说，周文，去哪儿？火锅？川锅？湖北菜？还是西餐？”
20
我喜欢与大庆和吴莉在一起，无论是吃饭，还是逛书店，还是在专卖店等吴莉试衣服，还是站在街头四下张望，我们三人出行的特点是，三个人都不怎么说话，尤其是在吃饭的时候。
在吃饭时，大庆和吴莉不怎么说话是有原因的，因为两人都特能吃，吴莉吃起东西来速度极慢，但很匀，从头吃到尾，中间不停顿，大庆是猛吃一会儿，停一会儿，哼哼几声，接着猛吃，我则是东吃几口，西吃几口，抽一支烟，再抽一支，见他们两人不停，就拿起筷子，再吃。
如此这般。
可以想见，我们三人来到位于美术馆东面的“随缘”坐下以后是一个什么情景。
蚂蚁上树吃完了，尖椒腊肉吃完了，剁椒鱼头吃完了，炸小鱼吃完了，腊肥肠吃完了，最后什么都吃完了，十碗米饭也吃完了，吴莉使劲睁开惺忪的睡眼，对我们说：“累死了，天天加班，明天还得早起，我先回去睡了，你们呆着吧。”
说罢，像推开某种障碍似的，顺手推开大庆佯装关心而伸过去的手，打着哈欠离去了，我和大庆面对一桌脏得可以的杯盘碗碟，一时竟无语凝焉。
21
与一个人在一起无话可说并不可怕，特别是在两人都不知说些什么的时候。可怕的是另一种情况，那就是本来无话可说却偏要说，这种情况不仅不妙，简直十分讨厌，但其中也有例外，挑一个什么随便讲讲，不嫌烦的话，你就随便听听，当然不可能有什么新鲜的。
22
我有一次恋爱发生在十七岁暑假的最后一天晚上，那天晚上我读了一本美国畅销书，作者名为西格尔，书名叫做《爱情故事》，那是一本中英对照读物，谁知竟让我走火入魔，英文那一半我几乎没看，一气读到夜里三点钟，合上书后流下了不值钱的眼泪。
第二天到学校报到后我就直奔位于六部口的北京音乐厅，想找一个又聪明又漂亮的学音乐的女孩当老婆，此种异想天开的举动说起来简直难以置信，不幸之处在于，我果真找到了。
那天中午我在街上的一个小饭铺买了三两饺子，吃罢直奔音乐厅，我兜里倒是有点钱，那点钱的来历是这样的，在我父亲交给我学费的一瞬间，我忽然一拍脑袋，对他说：“爸，我忘了，书费不是十五块，是二十五。”
我父亲抬起头来，用怀疑的目光望向我，我连忙补充：“可能是书涨价了。”
这样，我得到了在当时的学生来说相当多的一笔钱。
从中午开始，我站在音乐厅门口，把那个月要演出的场次和剧目记得倒背如流，连我从没听说过的指挥之类都没放过，六点半左右，人开始来了，我坐在靠边的台阶上，等着我心爱的老婆到来，事情的结果出现在我当晚写的日记中。
“前来欣赏钢琴独奏的人中，漂亮的单独前来的女孩竟然一个也没有，无法下手……整个下午连同晚上，我就像一个货真价实的社会渣滓，在音乐厅门前的停车场上荡来荡去……
我感到无聊……我很紧张……花了一块钱买了香烟和汽水。……第一句话该怎么说一直没想好……门卫可能已经注意我了……“
但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拦住十七岁的我，十七岁的我，朝气蓬勃，头脑会因一段被称之为感人的文字而发热，心也会为某种被称之为浪漫的情感所激动。所以，第二天放学后，我又去了，结果再次失望而归。
失望而归的结果当然是欲罢不能，不肯死心。十七岁的我认为，文字与现实同属存在，而且一样有效，一样可靠。显然，那个十七岁的我荒谬绝伦，不可理喻，但十七岁是个厉害的年龄，厉害之处在于，敢于想象的同时，也敢于行动。
于是，第三天，我照常出动不误。
同样的过程持续了大约有三个星期，每天放学后，我都跑到音乐厅门口孤独地等待着我想象中的老婆，她多次出现在人流中，叫我一次次产生出难以名状的激情和想象。大多数时候，她和一位我认为不适合作我老婆的女孩结伴而来，令人沮丧。
从第三个星期开始，到音乐厅门前等我老婆这件事终于成了我的执拗行为，如果我不能从人丛中把她弄到手，那么我会一辈子站在音乐厅门口，我想在当时、在这件事上我是下了决心的。
在那个门口呆久了，我竟然发现了一个可以和人说话的机会，那就是卖望远镜。我在西单花了六元钱买了四个望远镜，当天晚上就卖光了，赚了四元钱，再往下一天，我卖掉了十二个，一直到那个学期结束，除去花销，我竟然净赚了三百二十四元钱，在当时，这可是个大数目。
来音乐厅听音乐的漂亮女孩并不是很多，其中一些是固定的，我给她们分别编了号，起了名字，可惜的是，我老婆并不在名单之列。
名单中有一个女孩，排在第四号，眉心有颗美人痣，是个粗心大意的人，因为她每隔几次都要到我这里来买一个望远镜，也不知她要那么多同样的望远镜有什么用，总之，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总和一个穿军装的家伙结伴而来，那个家伙身高体壮，但声音温和，每次付钱时都是真心而愉快的。
排在第二号的女孩，总和她妈妈一起来，她妈进门时总对她说一句相同的话：“快去上厕所，一开始就来不及了。”
半年时间说话就过去了，那是在八五年，北京音乐厅刚刚建成，听古典音乐在当时颇为时髦，误打误撞，我知道了世上还有古典音乐这回事，当然，我时常能够从票贩子手里获得他们砸在手里的门票，进入音乐厅。我在里面听到不少音乐，还知道了一些现在人所共知的臭了街的名字，比如贝多芬、莫扎特、巴赫等等，加之那个时候我特别爱读名人传记，因此，这些名字在我眼里便有了更多的内容，比如，我知道莫扎特在大瓢底时写出的音乐竟然与他有点钱时没什么区别，贝多芬一生不曾操过一个小妞，巴赫的平均律中的和声和对位要用到数学，甚至还知道，从古希腊一直到中世纪，音乐竟然是数学的一个分支。总之，那一时期，我对书本知识十分好奇，书中提到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统统照单全收，并且时常为之啧啧称奇。
寒假期间，音乐厅进入淡季，一星期只有两场演出，但姑娘中来了不少新面孔，一个下雪天，我通过望远镜，在夜色里看到我老婆出现了，她东张西望地往前走，长得叫我为之怦然心动，明显的表现是，我在迎上前时摔了一跤，刚巧摔到她脚下，她绕开我，继续往前走，我爬起来，紧跟过去，她直奔售票处，在那里询问了半天，脑袋差点扎进那个售票的小窟窿，最后失望地转回身来，正和我撞个满怀，我抓紧时间，几近疯狂地问道：“要票吗？”
她点点头。
我摊开手：“我也没有。”
她连“神经病”都没说就从我身边走开了，把我身上背的书包撞得响了起来，当时里面足有十五个望远镜。
我看见她一晃三摇地穿过人群，向音乐厅的小门走去，急忙追上去，在她前面挡住去路，挡的非常不是地方，正是门口，进来的人把我撞得站立不稳。
“你是学音乐的吗？”我问她。
她疑惑地点点头：“怎么啦？”
“我可以想办法弄到票。”我说。
“我钱不够。”
“你有多少？”
“四块一。”
当晚的最低票价是五元，是个外国交响乐团的演出。
我说：“你等等，我也许有办法。”
“为什么？”
“你是学音乐的吗？”我再次问她。
“是。”她干脆地答道，“我拉低音提琴。”
我花了四十元买到两张票贩子卖的票，我们俩一齐进场，坐在第六排靠中间的座位上，开演后我递给她一个二点五倍的望远镜，自己又拿出一个四点五倍的，一同往台上看，她按住我的望远镜，问：“你是干什么的？”
顺着她的目光，我发现她正注视着我打开的包里的一堆望远镜，我刷地拉上拉链，把包往脚下一放：“你别管了。”
那是我第一次没有在音乐厅睡去，演奏过程中，我不断换望远镜，我使完一个，她就管我要过去，这样，在中场休息时，我们俩人手里共有四个不同倍数的望远镜，都挂在脖子上，一人挂两个。
我们一起走到画廊，一幅幅看那里挂的油画，其中一幅画的是贝多芬的一个情人叫爱丽丝的，背景一片模糊，爱丽丝体态肥胖，穿着一件好像豆包布的灯笼袖上衣，一手托腮，眼睛看着远方，脸上是健康的腓红色，下面一行小字：“贝多芬曾为她创作《月光》。”
我一指：“她这样的，在我国自由市场就能搞到。”
旁边一个女孩听了笑出声来，我未来的老婆严肃地看了我一眼，向下一幅画走去，没走几步就笑了起来，这一笑，越发不可收拾，直至笑弯了腰，我走到她旁边，也弯下腰，问她：“你没事吧？”
回去的路上，我送了她一段，我们两人一前一后从六部口走到西便门，又从西便门经菜市口走到虎坊路，再从虎坊路走到天坛公园西门，最后，我们在天坛医院家属楼前停住，她指了指三楼的一扇窗户，告诉我：“那就是我们家。”
抬头看去，她们家漆黑一团。
我点头，她钻进楼洞，随着达达达的脚步声消失在黑暗中。
她叫张蕾。
后来，当然有后来。
再次见面还是音乐厅门口，她告诉我，上次回家太晚了，她父亲给了她一下，她拍拍自己的肩膀：“现在已经不疼了。”
照例，我们一起听了一场音乐会，中间我没睡着的原因是一直在琢磨找个合适的时机好抓住她的手，但直到音乐会结束也没找到。然后是聊天，然后是走，这一次的路线有了改变，我们从和平门一直走到前门，又从前门走到到天桥，从天桥走到天坛，从天坛走到永定门桥，又从永定门桥前面不远沿着河坡走下到水边，深一脚浅一脚地一直走到右安门桥，又从右安门桥折回，再次走到永定门，最后走回先农坛，回到天坛医院家属楼下，她再次钻进门洞，再次对我说：“我爸没准儿又要打我。”
很快，随着一阵脚步声，她走到三楼，不久，上次她给我指的那扇窗户里的灯亮了起来，窗帘被拉上，传出男人的怒吼声，不用问，是她那个讨厌的爸爸。
不久灯灭了，一切归于沉寂，我返身回家，我要说的是，那两天晚上，我也挨了我爸一顿臭骂，因为回家太晚了。
我们走的时候也聊天，说话的人主要是我，张蕾在我旁边走，我就不停地说话，我不知道她听没听，反正我说我的就是了。我说话的内容是海阔天空，但也是胡说八道一气，有时我看见她在悄悄笑，就知道她在听，更多的时候，她走她的，似乎跟我是素不相识的路人，我于是更加卖力地说下去，每当那个时候，我一般都很紧张，结果说出的话也是语无伦次，一般说上十几分钟之后，她会露齿一笑，这样我便放松下来，接着说。
我这么说：“昨天我看了一本书，叫做《汤姆索亚历险记》，特别逗，你看过吗？其实那本书没必要看，没什么意思，但你要想看我可以借给你，可是我上午已经答应借给李晖了，李晖是我的好朋友，前一阵儿我们俩还不太熟，现在我们上课时经常下围棋，我们老师特事儿逼，他老要我们听讲，我们不听讲他就不自信，就觉得自己在胡说八道，其实他就是胡说八道，也可能不是，我一直听不太懂他讲的代数，讲到正弦时我还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讲了余弦，正切，现在我已经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了，他是北京市一级教师，我们上课时，老有外校老师来听课，你瞧，这个商店里卖好看的信纸，比荣宝斋的便宜，李晖买过一沓，他用那些纸写情书，写给我们班王芳，可王芳把那些信交给刘老师了，刘老师是我们班教语文的，是我们学校最好看的老师，刚从师范学院毕业分到我们学校的，她看了情书，找李晖谈话，最后答应不告诉李晖家长，李晖说刘老师说他文笔不错，他说以后我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