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全译-第18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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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符合中寿三世的年数，那么隐公纪元的开始又不符合了，怎么能行呢？况且年和月日只不过是时间长短不一样罢了，它们所记载的，是同一回事。如果二百四十二年说它是根据中寿三世的年数确定的，那么二百四十二年中的日月也就必定有什么数字作为根据了。年数是根据中寿三世，月日的多少又是根据什么呢？《春秋》有年数，就同《尚书》有章一样。用章揭示要旨，用年来记载事情。说《春秋》的年数有根据，这就是说《尚书》的章也是有所根据的了。
【原文】
81·8说《易》者皆谓伏羲作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夫圣王起，河出图，洛出书。伏羲王，河图从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时得《洛书》，书从洛水中出，《洪范》九章是也。故伏羲以卦治天下，禹案《洪范》以治洪水。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烈山氏之王得《河图》，殷人因之曰《归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图》，周人曰《周易》（11）。其经卦皆六十四，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大爻（12）。世之传说《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实其本，则谓伏羲真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演作之言，生于俗传。苟信一文（13），使夫真是几灭不存。既不知《易》之为《河图》，又不知存于俗何家《易》也，或时《连山》、《归藏》，或时《周易》。案礼夏、殷、周三家相损益之制，较著不同。如以周家在后，论今为《周易》，则《礼》亦宜为《周礼》（14）。六典不与今《礼》相应（15），今《礼》未必为周，则亦疑今《易》未必为周也。案左丘明之《传》（16），引周家以卦，与今《易》相应，殆《周易》也。
【注释】
伏羲八卦：参见36·7注。
周文王：参见2·5注（13）。演为六十四卦：参见36·7注。
河：黄河。河出图：参见16·16注。
洛：洛水。洛出书：参见19·12注。
王（wàng忘）：称王。
《洪范》九章：即《洪范》九畴，指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征、五福和六极。是古代的九类治国大法。
烈山氏：一作厉山氏，神农氏的别称。一说即炎帝。
夏后：夏后氏，指夏王朝。参见36·7注。
烈山氏：夏殷二《易》不宜同出烈山，下烈山氏当作归藏氏。归藏氏：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归藏：参见36·7注。
（11）据文意，“曰”字前疑脱“因之”二字。《周易》：亦称《易经》，简称《易》。参见36·7注。
（12）彖：参见36·7注。十八章：指《易经·彖辞》十八章。爻（yáo摇）：组成卦象的基本符号，分阳爻（—）和阴爻（－－）。六爻：八卦本卦每卦为三爻，推演为六十四卦后，每卦成为六爻。究六爻：指研究卦象，写出卦辞。
（13）一：据文意，疑为“其”。
（14）《礼》：当时专指《礼经》，即今存《仪礼》。参见7·6注。
（15）六典：参见36·9注。
（16）左丘明：参见16·20注（17）。《传》：指《左传》，参见18·6注。
【译文】
解释《易》的人都认为是伏羲制作了八卦，周文王把它推演为六十四卦。圣王兴起，黄河中出图，洛水中出书。伏羲称王，《河图》从黄河水中出现，这就是《易》的八卦。夏禹时得到《洛书》，书从洛水中出现，这就是《尚书·洪范》中的九畴。所以伏羲氏用八卦治理天下，夏禹依据《洪范》来治理洪水。上古烈山氏之王得到《河图》，夏后氏继承了它而称之为《连山》；归藏氏之王得到《河图》，殷朝继承了它而称之为《归藏》；伏羲氏之王得到《河图》，周代人继承了它而称之为《周易》。这种经上的卦都是六十四个，周文王和周公研究卦中的六爻因而写出彖辞十八章。世间传授解释《易》的人，说是伏羲制作八卦，如果不切实地考究《易》的本源，那就会认为八卦真是伏羲制作的了。伏羲是得到八卦，并不是制作了八卦；周文王得到的已经是现成的六十四卦，并不是他推演成六十四卦。推演制作的说法，产生于俗传之中。如果相信了他们的说法，就会使那些真实情况几乎全部被抹杀而不存在了。既不知道《易》就是《河图》，又不知道存在于世间的是哪一家的《易》，也许是《连山》、《归藏》，也许是《周易》。依据夏、殷、周三代删减增加的礼制，有显著的区别。如果因为周代处在三代的最后，就说今天的《易》是《周易》，那么今天的《礼经》也就应该是周代的礼了。然而《周礼》的六典和现存的《礼经》却并不相符合，今天的《礼经》不一定就是周礼，那么也应该怀疑今天的《易》不一定就是《周易》了。但是，考察左丘明在《左传》中引用的周代的卦辞和今天的《易》又很相符合，据此，今天的《易》大概就是《周易》了。
【原文】
81·9说《礼》者皆知礼也，为《礼》何家礼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礼。方今周礼邪？夏、殷也？谓之周礼，《周礼》六典，案今《礼经》，不见六典。或时殷礼未绝，而六典之礼不传，世因谓此为周礼也。案《周官》之法不与今礼相应，然则《周礼》六典是也。其不传，犹古文《尚书》、《春秋左氏》不兴矣。
【注释】
为礼何家礼也：依句意，当作“礼为何家礼也”。
引文参见《论语·为政》。
《周官》：即《周礼》。
《春秋左氏》：即《左传》，本书《案书篇》认为它在西汉初失传，汉武帝时才又和古文《尚书》一同被发现。
【译文】
解释《礼》的人都知道《礼》，今天的《礼经》是哪个朝代的礼制呢？
孔子说：“殷代承袭的是夏代的礼制，其中增删了什么是可以知道的。周代承袭的是殷代的礼制，其中增删了什么也是可以知道的。”由此说来，夏、殷、周三代各自有自己的礼制。现在流传的《礼经》是周代的礼制呢？还是夏、殷时代的礼制呢？如果认为它是周代的礼制，那么周礼有六典，而考察今天的《礼经》，却并不见六典。也许由于殷礼并没有全部绝迹，而记载六典的礼书却没有流传下来，世人根据周代处在三代的最后因此就把《礼经》说成是周礼了。考察《周礼》记载的礼仪制度，与今天的《礼经》不相符合，那么《周礼》应该是记载六典的了。《周礼》一度失传，就像古文《尚书》和《春秋左氏传》一度不流传一样。
【原文】
81·10说《论》者，皆知说文解语而已，不知《论语》本几何篇；但周以八寸为尺，不知《论语》所独一尺之意。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以八寸为尺，纪之约省，怀持之便也。以其遗非经，传文纪识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二河间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读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11）。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12），官至荆州刺史（13），始曰《论语》。今时称《论语》二十篇，又失齐、鲁、河间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赞或是或误（14）。说《论语》者，但知以剥解之问（15），以纤微之难，不知存问本根篇数章目。温故知新，可以为师（16），今不知古（17），称师如何？
【注释】
《论》：指《论语》。
据文意，“但”字后疑当有“知”字。八寸为尺：《礼记·王制》郑注：“周尺之数，未详闻也。按礼制，周犹以十寸为尺。盖六国时，多变乱法度，或言周尺八寸。”敕：告诫，教导。
以但：据文意，疑当作“但以”，此盖误倒。
二尺四寸：参见11·3注。
发：发掘，指鲁恭王拆毁孔子旧宅。取：指汉武帝派人取视。古文：指古文《尚书》和《论语》。
二十一篇：指古文《论语》二十一篇。《隋书·经籍志》：“古《论语》与古文《尚书》同出，分《子张》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
二：涉上下诸“二”而衍。河间：西汉诸侯王国，在今河北献县一带。三十篇：合齐、鲁、河间《论语》九篇，加古文《论语》二十一篇，正好三十篇。昭帝：汉昭帝刘弗陵（公元前94～前74年），西汉皇帝，公元前86～74年在位。武帝少子，年幼即位。在位期间，执行武帝政策，移民屯田，曾多次派兵击败匈奴、乌桓。始元六年（前81年），征郡国贤良文学，召开盐铁会议，问民之疾苦。谥昭帝。女：据《汉书·昭帝纪》当删。
（11）宣帝：汉宣帝。参见11·5注。太常：汉代官名，掌管宗庙礼义。汉武帝所设五经博士，隶属于太常。
（12）孔安国：西汉经学家，字子国，孔子十二世孙，汉武帝时官至谏议大夫，曾用汉代通行的文字，传授孔壁古文《尚书》、《论语》。扶卿：汉武帝时人。
（13）荆州：汉武帝时划分的全国十三个监察区之一，辖境主要在今湖北、湖南两省。刺史：参见2·6注（15）。
（14）赞：据文意，疑为“辞”。
（15）剥解：割裂分解，这里形容琐碎。
（16）以上两句参见《论语·为政》。
（17）今不知古：本书《谢短篇》亦有此文，作“古今不知”。
【译文】
解释《论语》的人都只是知道解释字义和文意，不知道《论语》原本有多少篇；仅仅知道周代以八寸为一尺，却不知道《论语》只用一尺长的竹简来书写的意思。所谓《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共同记录的孔子的言行，他们接受教诲需要记录的时候很多，达到几十几百篇，以八寸为一尺的竹简记录，是为了记录简要，怀藏携带方便。因为《论语》不是作为经书遗存下来的，而是怕忘记而作为传文记录下来的，所以只用八寸为一尺的竹简来记录，而不用写经书用的二尺四寸长的竹简。汉朝兴起时《论语》失传了，到汉武帝时拆毁孔子旧宅，武帝派人取视孔子壁中的古文，得到古文《论语》二十一篇，加上齐、鲁、河间的九篇，正好三十篇。到汉昭帝时读到古文《论语》二十一篇，到汉宣帝时把古文《论语》交给太常博士。当时还说它的文字难懂，给它取名叫传，后来改用隶书抄写以便于传授和诵读。当初，孔子的十二世孙孔安国用它传授给鲁人扶卿，扶卿官至荆州刺史，才开始称这部书为《论语》。现在称为《论语》的只有二十篇，又散失了齐、鲁、河间的九篇。原本有三十篇，分散遗失，有的只剩二十一篇，篇目有多有少，文字辞句有对有错。解释《论语》的人，仅仅知道用些琐碎的问题来提问，用些细微的问题来责难，却不知道追究最早的篇数章目。温习旧有的知识就能有新的体会和收获，这就可以当老师了。现在不了解古代的情况，怎么能称作老师呢？
【原文】
81·11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乘》、《梼杌》同。孔子因旧故之名，以号《春秋》之经，未必有奇说异意，深美之据也。今俗儒说之：“春者岁之始，秋者其终也。《春秋》之经，可以奉始养终，故号为《春秋》。”《春秋》之经何以异《尚书》？《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授事相实而为名，不依违作意以见奇。说《尚书》者得经之实，说《春秋》者失圣之意矣。《春秋左氏传》：“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11），日有食之。不书日，官失之也。”谓“官失”之言，盖其实也。史官记事，若今时县官之书矣（12），其年月尚大难失，日者微小易忘也。盖纪以善恶为实，不以日月为意。若夫公羊、穀梁之传（13），日月不具，辄为意使。失平常之事（14），有怪异之说；径直之文，有曲折之意，非孔子之心。夫《春秋》实及言夏（15），不言者，亦与不书日月，同一实也。
【注释】
王者：指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这些圣王。
《乘》（shèng圣）：春秋时晋国史书的名称。
《梼杌》（táowù桃误）：春秋时楚国史书的名称。
《春秋》：这里指未经孔子删改过的鲁国原来的史书。
引文参见《孟子·高娄下》。
岁：指一年的农事收成。
奉始养终：有始有终，概括始终。
据文意，“《尚书》”前疑当有“说”字。
授事相实：根据事实，从实际情况出发。
依违：模棱两可，没有事实根据。作意：故意，随心所欲。
（11）桓公：鲁桓公，公元前711～前694年在位。有：通“又”。十有七年：即十七年。朔：阴历每月初一。桓公十七年：公元前695年。
（12）县官：参见34·10注。这里指汉朝皇帝。
（13）公羊、穀梁：公羊高、穀梁赤。参见16·20注（17）。
（14）失：据文意，疑当为“夫”。
（15）据文意“夏”字上脱“冬”字。《释名·释典艺》曰：“《春秋》，言春秋冬夏终而成岁，举春秋则冬夏可知也。”
【译文】
孟子说：“圣王采诗的盛事废除了，《诗》也就不作了，《诗》不作了才会写作《春秋》。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都是同一类的史书。”《春秋》是鲁国史书的别称，跟《乘》和《梼杌》是同样的。孔子沿袭旧有的名称，用来称呼《春秋》这部经书，不一定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解释和深奥美妙的道理。现在的俗儒解释《春秋》说：“春天庄稼开始生长，秋天庄稼成熟。《春秋》这部经书，可以概括一年的始终，所以称为《春秋》。”《春秋》这部经书和《尚书》有什么不同呢？解释《尚书》的人，认为它是上古帝王的书，有人又认为是帝王所做的事，而由臣子们记录成书的，是根据事实而给它取的名称，不是没有事实根据随心所欲而表现它的奇异。解释《尚书》的人掌握了这部经书的真实情况，解释《春秋》的人却违背了孔子的本意。《春秋左氏传》记载：“桓公十七年冬十月初一，出现了日食。不写明纪日的干支，这是史官失职。”说“史官失职”这句话，大概是符合实际的。史官记录事件，如同现在记录皇帝言行的书，年月因为还比较大而不容易遗漏，日子则因为较小而容易遗忘。因为写历史以记载善恶为主要内容，而不在意事情发生的具体时间。就像《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穀梁传》一样，日月并不具体，往往是故意这样做的。本来是极平常的事情，却故作怪异的解释；本来是直截了当的记载，却增添了许多曲折复杂的道理，这并不是孔子的心意。《春秋》实际上也讲到了冬夏的事情，书上所以不写冬夏二字，也和不写具体的日月一样，同属一回事情。
【原文】
81·12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尧以唐侯嗣位，舜从虞地得达，禹由夏而起，汤因殷而兴，武王阶周而伐，皆本所兴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为号，若人之有姓矣。说《尚书》谓之有天下之代号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