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全译-第19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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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之计：指使用武力的主张。
（11）高祖粗纳采：《史记·郦生陆贾列传》：“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高帝不怿而有％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著十二篇，号其书曰《新语》。”
（12）吕氏：指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雉以及她的侄子吕产、吕禄等人。吕氏横逆：刘邦死后，吕后、吕产、吕禄等人阴谋篡权，陆贾与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多次计议，终于消灭了吕禄等人，迎立汉文帝刘恒，巩固了汉王朝的统治。参见《史记·郦生陆贾刘传》。
（13）二“章”字，疑皆当为“辜”之字误。“违属”疑当为“连属”，亦形似之误。此文本作“如不作书，犹蒙此辜。辜之祸人，古今连属。”
（14）邹阳举疏：参见39·8注（13）。
（15）梁：指梁孝王刘武。
（16）徐乐：参见3·3注。
（17）郎中：皇帝的侍从官。
（18）韩：指战国末期韩国君王韩王安。蚤：通“早”。公子非：指韩非。
（19）如：据文意，疑为“妒”字之形误。
（20）疑此处文句有误。
【译文】
回答说：人有优的地方，必然也有劣的地方；人有工巧的时候，必然也有笨拙的时候。并不是由于低劣，而是心思没放在这方面；并不是由于笨拙，而是精神没有集中于这方面。心中存有某种志向，就会连泰山也看不见；思想达到了某种境地，自己就没有空闲来有所谋求。世人称赞干将的锋利，但它能刺就不能砍，能砍就不能刺，不是剑刃不锋利。而是同时不能起两种作用。用蛢弹雀就不能同时弹■，用弓射鹊就不能同时射雁；方和圆不能同时都画成，眼睛向左右看不能同时两边都看见，一个人如果同时做两件事，结果一件事也做不成。如果干将不用来刺而改为砍，不用蛢射鹊而改为射雁，就一定能砍下来，一定能射中而不会失误了。人如果放弃他的写作，专心搞政治，那么子产和子贱的事迹就不值得一比了。古代著书的人，很多都是能建立功业的人，只是没有受到重用。管仲和晏婴，功业和著书都有所建树；商鞅和虞卿，文章和政治都有所成就。汉高祖得天下之后，使用武力治国的主张没有改变，陆贾写出《新语》，汉高祖大体都采用了。吕氏阴谋篡权，刘氏的天下将要倾覆，如果不是陆贾的政策，汉家帝室就不会得安宁。有才智的人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关键在于他的遭遇如何，如果遇到乱世，就会去建立功业，有所感触，就会以他的才智从事著述。说出口就是语言，写成字就是文章。古代凭说话建功的人多，为写文章而遭受败家灭族的人极少。吕不韦、淮南王是由于别的事而犯罪，不是因为著书才有罪的。让门客来写书，自己并不写，即使不写书，也仍然要蒙受灾祸，灾祸害人，从古至今接连不断，不一定都是在写作上才智穷尽了的人。邹阳在狱中上书，被梁孝王免去了罪；徐乐给汉武帝上书，自己被拜为郎中。才智能以文章的形式有功于人，为什么要怀疑它不能保护自身呢？韩王安如果早点听从公子韩非的意见，国家不会有倾覆的危险。至于韩非的死，是因为李斯嫉妒他才能出众，并不是由于他著书才智竭尽，不能在政治上再有作为的缘故。春天植物受到伤害，有的因此而死了；有些被摧残过的植物如果不再受伤害，到秋天也会长大成熟。如果韩非不死的话，秦王朝的前途就很难说了。所以有才学的人能够使自己的德行受人尊敬，却不能使别人必定效法自己；能够使自己的议论切实可行，却不能使别人必定采纳自己的主张。
【原文】
82·9或曰：“古今作书者非一，各穿凿夫经之实传，违圣人质，故谓之蕞残，比之玉屑。故曰：‘蕞残满车，不成为道；玉屑满箧，不成为宝。’前人近圣，犹为蕞残，况远圣从后复重为者乎？其作必为妄，其言必不明。安可采用而施行？”
【注释】
“夫”当为“失”之脱坏，“传”疑当在“经”之下。此文当为“各穿凿失经传之实，违圣人质。”
蕞（uì最）：细小。蕞残：支离破碎之物。
箧（qiè窃）：箱子。
西汉桓宽《盐铁论·相刺篇》：“玉屑满箧，不成其宝；诵《诗》、《书》，负笈，不为有道。”
【译文】
有人说：“从古到今写书的人不止一个，各自牵强附会失去了经传的真实内容，违背了圣人的本质意义，所以称之为残缺之物，把它比作玉屑。因此说：‘残缺之物装满车，不能成为什么学说；玉屑装满箱子，不能成为什么宝物。”前人最接近圣人，还被称为残缺之物，何况远离圣人随前人之后重新来写书的人呢？他们的著作必定是愚妄的，他们的言论必定是不贤明的，怎么能够采用而用来施行呢？”
【原文】
82·10答曰：圣人作其经，贤者造其传，述作者之意，采圣人之志，故经须传也。俱贤所为，何以独谓经传是，他书记非？彼见经传，传经之文，经须而解，故谓之是。他书与书相违，更造端绪，故谓之非。若此者，韪是于五经，使言非五经，虽是不见听。使五经从孔门出，到今常令人不缺灭，谓之纯壹，信之可也。今五经遭亡秦之奢侈，触李斯之横议，燔烧禁防，伏生之休，抱经深藏。汉兴，收五经，经书缺灭而不明，篇章弃散而不具。晁错之辈，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师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为是。亡秦无道，败乱之也。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俱在，可观读以正说，可采掇以示后人。后人复作，犹前人之造也。夫俱鸿而知（11），皆传记所称（12），文义与经相薄，何以独谓文书失经之实？由此言之，经缺而不完，书无佚本，经有遗篇。折累二者，孰与蕞残？《易》据事象，《诗》采民以为篇，《乐》须不欢（13），《礼》待民平。四经有据，篇章乃成。《尚书》、《春秋》，采掇史记（14）。史记兴，无异书（15），以民、事一意。六经之作皆有据。由此言之，书亦为本，经亦为末，末失事实，本得道质，折累二者，孰为玉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诸子尺书，文明实是。说章句者终不求解扣明（16），师师相传，初为章句者（17），非通览之人也。
【注释】
经：张华《博物志·文籍考》：“圣人制作曰经，贤人著述曰传。”传：《释名·释典艺》：“传，传也，以传示后人也。”
记：《仪礼·士冠礼》贾疏：“凡言记者，皆是记经不备，兼记经外远古之言。”据文意，下“书”字当作“传”。
韪（wěi委）：是，对。
“常”当为“尚”字形误。“令人”二字为“今”字讹衍。“到今尚不缺灭”，是说未遭秦火焚烧。
横议：指李斯主张焚烧儒家经书，并不准保存流传。
“休”当为“徒”之坏字。
分拆文字：指进行支离破碎，牵强附会的解释。
诸子：指先秦诸子的著作。
尺书：参见36·5注。
（11）俱：指解释经书的人和诸子百家两方面。鸿：通“洪”。大，指博学。
（12）传记：指历史著作，史书。
（13）不：据文意，当作“民”。
（14）史记：指古代史官的记载。
（15）此处文句当作“史记与书无异”。
（16）章句：指经书的段落字句。扣：同“叩”。问。
（17）初：疑“当”为“仍”字之形误。既言“师师相传”，不得云“初为章句”。
【译文】
回答说：圣人写经，贤人作传，要阐述著书人的本意，采集圣人的遗志，所以经必须要有传来解释。都是贤人所写的，为什么偏认为经传是对的，而其他的书和记都不对呢？那些可以见到的经传以及解释经的文章，说明经必须要传才能解释清楚，所以说它们是对的。其他书与传上的解释不相符合，别创一说，所以说它们不对。像这样的话，以五经作为是非标准，假如说的话不符合五经，即使完全正确，也不会被人听信。假使五经从孔子门中出来，至今毫无残缺散失，称得上是纯粹完整的东西，相信它是可以的。现在五经已经遭受了秦朝的糟踏，受到李斯主张的触犯，焚烧并禁止流传，伏生这类人，怀抱经书深藏在山中。汉朝兴起，征收五经，经书残缺散失而下落不明，篇章亡佚散失而不完备。晁错这类人，各按自己的想法，分割拆散文字的本意，师徒相继沿袭传授，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秦朝无道义，所以就败乱了。秦朝即使无道，并没有烧诸子的著作。诸子的著作，文章篇目全都存在，可以阅读用来纠正各种言论，可以拿来给后人看。后人重新写书，就和前人创作一样。都博学而有智慧，全是史书所称道的，文义与经书不相上下，为什么单认为诸子的著作偏离了经书的真实呢？由此说来，经书残缺而不完整，诸子百家的书没有散失不全的，而经书反而有遗失的篇目。分析比较二者，谁是支离破碎的呢？《易》是根据事物的表象写成的，《诗》是向民间采集而编辑成篇的，《乐》的成书有赖于老百姓的欢愉，《礼》的成文全靠老百姓安乐讲礼节。四经都有所依据，它的篇章才能写成。《尚书》和《春秋》，采取了史官的记载。史官的记载与诸子的著作没有区别，与依据百姓和事象写成的经书是同一个道理。六经的写作全都有所依据。由此说来，诸子的书是根本，经书则是枝节，枝节偏离了事实，根本却具备了道的实质。分析比较二者，谁才是玉屑呢？知道房屋漏雨的人在房屋下，知道政治有失误的人在民间，知道经书错误的人在诸子。诸子的著述，文句明白，事情真实。解释经书章句的人不想求得彻底地理解而去问个一清二楚，一代代师承下去，仍就如此解释经书章句的人，就不会是通晓古今的人。
案书篇第八三
【题解】
案书，就是评书。本篇列举了从先秦到东汉的一些著作，粗略地分析了它们的优劣之处。评论涉及的是刘向的《七略》顾及不到的地方。从评论中可以看出，王充主张著书立说必须“得实”，而不应该“华虚夸诞，无审察之实”；必须有益于“富国丰民，强主弱敌”，而不应该“无道理之较，无益于治”；必须揭露和解决矛盾，因为“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对“言非是伪”的东西，要“剖破浑沌，解决丝乱”，使“言无不可知，文无不可晓”，而不应自相矛盾，两说并传，文意难晓。对古今作者和著作的评论，王充反对“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他认为，“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今人也。”“才有深浅，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凡是真知灼见，无论古今，都应肯定。“人期贤知，不必孔墨。”今人同样能进入圣贤之列。本篇所论的某些具体问题不一定正确，但他提出的如实评价作者和作品的主张，至今仍有可取之处。
【原文】
83·1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传而墨法废者，儒之道义可为，而墨之法议难从也。何以验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违其实，宜以难从也。乖违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谓鬼审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尸，此于其神厚而于其体薄也。薄厚不相胜，华实不相副，则怒而降祸，虽有其鬼，终以死恨。人情欲厚恶薄，神心犹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祸常来也。以一况百，而墨家为法，皆若此类也。废而不传，盖有以也。
【注释】
右：尊崇，信奉。古代以右为尊。
此文疑有误。《日钞》引作“自相乖反”。本书《薄葬篇》云：“墨家之议，自违其术。”关于这个问题，王充在本书《薄葬篇》中有详细的评论。
“审”字下疑脱“死”字。上文有“使鬼非死人之精”，正与此相应。有：疑当作“右”，形声相近而误。《薄葬篇》云：“虽右鬼，其何益哉？”语意正与此同。
【译文】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墨家的开山祖是墨翟。考察一下儒家之道流传下来而墨家之法废弃不用的原因，是因为儒家的道理可行，而墨家的主张难从。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墨家主张薄葬而又信奉鬼神，道理互相矛盾违背了实际情况，当然难以顺从。矛盾到何种程度呢？假如鬼不是死人的精神变的，即使尊崇它，它也不会知道。现在墨家认为鬼确实是死人的精神变的，优厚死人的精神而薄待死人的尸体，这是对死人的精神优厚而对死人的尸体薄待啊。薄厚不相称，表里不一致，那么鬼就会生气而降下灾祸，即使尊崇精神变的鬼，鬼最终也会因为薄待了尸体而怀恨。人之常情是想往优厚而憎恶薄待，鬼神的心也同样如此。采用墨子的主张，侍奉鬼而祈求福，恐怕福极少来而祸反而常来了。以一种情况来推论其它各种情况，墨家的主张，大都属于此类自相矛盾的情况。所以墨家的主张废弃而不流传，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原文】
83·2《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传》也。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皆传《春秋》，各门异户，独《左氏传》为近得实。何以验之？《礼记》造于孔子之堂，太史公汉之通人也，左氏之言与二书合，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不相合。又诸家去孔子远，远不如近，闻不如见。刘子政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时，陈元、范叔上书连属（11），条事是非（12），《左氏》遂立。范叔寻因罪罢。元、叔天下极才，讲论是非，有余力矣。陈元言讷（13），范叔章诎（14），《左氏》得实，明矣。言多怪（15），颇与孔子“不语怪力”相违返也（16）。《吕氏春秋》亦如此焉。《国语》（17），《左氏》之外传也（18）。《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然则《左氏》、《国语》，世儒之实书也（19）。
【注释】
《春秋左氏传》出于孔壁，本书《佚文篇》说同，恐非事实。
孝武皇帝：汉武帝。本书《正说篇》作“景帝时”。有关史书记载亦互有出入。穀梁寘（hì志）：即穀梁赤。胡毋氏：胡毋是复姓，这里指胡毋子都，汉景帝时，因精通《春秋公羊传》，当过博士。《汉书·儒林传》：“胡毋生，字子卿都，齐人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
《礼记》：是汉儒解释《礼经》（即流传至今的《仪礼》）的一部著作，因为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所以王充说它“造于孔子之堂”，有掌握孔子的思想已达到登堂入室地步的含意。二书：指《礼记》和《史记》。
不相合：指与《礼记》、《史记》不相符合。
诸家：指《左传》之外的其他解释《春秋》的各家。
远不如近，闻不如见：《左传》杜预疏引《严氏春秋》引《观周篇》：“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