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全译-第19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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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童仆妻子皆呻吟之：《太平御览》卷六一六引桓谭《新论》：“刘子政、子骏、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教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诵读。”
光武皇帝：汉光武帝刘秀。
（11）陈元：汉光武帝时曾任郎官。范叔：应为“范升”，下并同。范升：汉光武帝时曾任议郎，博士。陈元与范升议立《左氏》博士事，并见《后汉书》本传。
（12）事：这里指立《左传》博士一事。《左传》只在西汉末和新莽时立过博士。新莽灭亡后，《左传》博士也被废除。汉光武帝，又议立《左传》博士，陈元很赞成，而范升则极力反对，两人接连上书朝廷，辩论是非。
（13）讷：疑当作“纳”，形近而误。陈元言纳：《后汉书·陈元传》：“建武初，时议欲立《左氏传》博士。范升奏，以为《左氏》浅末不宜立。元诣阙上疏争之。书奏，下其议。范升复与元相辩难，凡十余上。帝卒立《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元为第一。帝以元新忿事，乃用其次司隶从事李封。”
（14）诎：同“黜”。排斥，摒弃。
（15）言多怪：指《左传》中记有许多关于占卜、占梦的事。
（16）返：疑当力“反”。涉违字而误。不语怪力：见《论语·述而》，全文是“子不语怪、力、乱、神”。
（17）《国语》：相传为左丘明著的一部国别史，内容以记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各国贵族官吏、政客的言论为主。
（18）《左氏》之外传：相传《左传》和《国语》都是左丘明所著，前者被认为是解释儒家经书《春秋》的，所以又称《春秋内传》，后者被认为是补《左传》之不足的，所以又称《春秋外传》。
（19）实书：疑当作“宝书”，古称良史为宝书。
【译文】
《春秋左氏传》，大约是出现于孔子住宅的墙壁中。汉武帝时，鲁共王拆除孔子的教授堂用来修建宫室，得到失传的《春秋》三十篇，这就是《左氏传》。公羊高、谷梁置、胡毋氏都讲解《春秋》，各立门户，自成一家，只有《左氏传》比较接近《春秋》的本意。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礼记》出于孔子后学者之手，太史公是汉代通晓古今的人，左氏的说法与《礼记》和《史记》是相合的，而公羊高、谷梁置、胡毋氏的说法则与这两部书不符合。再说其他各家距孔子的时代较远，时代相距远的不如近的，传闻的不如亲眼所见到的。刘子政欣赏《左氏》，他的童仆妻子都能诵读《左传》。汉光武帝的时候，陈元、范升接连不断地上书，陈述立《左传》博士一事的是非，于是《左传》博士就设立了。不久范升由于犯罪而罢了官。陈元、范升是天下最上等的人才，辩论是非，力量绰绰有余。陈元的建议被采纳，范升的奏章被否定，《左氏传》符合《春秋》的本意，这就很清楚了。《左传》记了许多怪事，稍为与孔子“不谈论怪异暴力”相违背。《吕氏春秋》也是这种情况。《国语》是《左氏传》的外传。《左氏传》解释《春秋》经，辞语还比较简略，所以又选取《国语》的辞语去充实。这样说来，《左传》和《国语》是世间儒生的两本宝贵的书籍。
【原文】
83·3公孙龙著《坚白》之论，析言剖辞，务折曲之言，无道理之较，无益于治。齐有三邹衍之书，瀇洋无涯，其文少验，多惊耳之言。案大才之人，率多侈纵，无实是之验；华虚夸诞，无审察之实。商鞅相秦，作《耕战》之术。管仲相齐，造《轻重》之篇。富民丰国，强主弱敌，公赏罚，与邹衍之书并言，而太史公两纪，世人疑惑，不知所从。案张仪与苏秦同时，苏秦之死，仪固知之。仪知各审，宜从仪言，以定其实，而说不明，两传其文。东海张商亦作列传（11），岂《苏秦》商之所为邪（12）？何文相违甚也？《三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黄帝子孙（13），自黄帝转相生（14），不更禀气于天（15）。作《殷本纪》（16），言契母简狄浴于川，遇玄鸟坠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纪》言后稷之母姜嫄野出（17），见大人迹，履之则妊身，生后稷焉，夫观《世表》，则契与后稷，黄帝之子孙也；读殷、周《本纪》，则玄鸟、大人之精气也。二者不可两传，而太史公兼记不别。案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于川水。今言浴于川，吞玄鸟之卵；出于野，履大人之迹，违尊贵之节，误是非之言也。
【注释】
公孙龙（约前320～前240年）：战国后期名辩思想家（逻辑学家），字子秉，赵国人，比惠施稍后。曾说燕昭王、赵宣惠王偃兵，被平原君奉为上客，鼓吹“名辩”。在思维逻辑上，其基本命题为“别同异”，着眼于“别”而不在于“合”。从严格区别事物共性和个性出发，把“同”与“异”的矛盾绝对化。认为思维中的一切属性可以脱离本质而存在，从而提出了“离坚白”、“白马非马”等命题。著有《公孙龙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十四篇，宋代时已亡七八篇，今存六篇凡一千九百余字。《坚白》：《公孙龙子》中的一篇。
较：通“校”。考校，研讨。
三邹衍：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当作“三邹子”。三邹子：指邹忌，邹衍、邹姡В际瞧牍恕Ｗ藜稍纹胪醯南啵胱扪堋⒆迠＇都是阴阳五行家。
瀇（wǎng往）洋：汪洋。
《耕战》：指《商君书》中的《耕战篇》，今传本作《农战》。
《轻重》：指《管子》中的《轻重》甲乙等篇。
邹衍之书：据《汉书·艺文志》著录，邹衍的著作有《邹子》、《邹子终始》，今皆佚失。据文意，此文疑当作“与公孙龙、邹衍之书不可并言，而太史公两纪”。“公赏罚”为“公孙龙”之误，又误夺在“与”字上，脱“不可”二字。
张仪：参见11·3注。苏秦参见11·3注。
各：疑当为“秦”之误字。
两传其文：指司马迁在《史记》中保存了有关苏秦之死的两种说法。《苏秦列传》说苏秦在齐当客卿，齐国大夫同他争宠，派人把他刺死。《张仪列传》说，苏秦在齐做官，与燕国通谋破齐，事情败露后，被齐王车裂而死。
（11）东海：郡名，在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张商：汉无张商补《史记》者，“张商”当作“冯商”。班固《目录》：“冯商，长安人，成帝时，以能续书待诏金马门，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又据《汉书·艺文志·春秋家》记载，汉成帝时，有长安人冯商曾奉命续《史记》。据此，则当作“冯商”无疑。
（12）《苏秦》：指《史记》中的《苏秦列传》。
（13）《三代世表》：《史记》中的一篇，记载从黄帝到西周厉王时代的世系。（14）转相生：辗转相生，一代生一代。
（15）不更禀气于天：意思是并非另外从天承受某种神怪之物的精气而出生的。（16）《殷本纪》：《史记》中的一篇，记述商王朝的世系和大事。
（17）《周本纪》：《史记》中的一篇，记述周王朝的世系和大事。
【译文】
公孙龙写《坚白》之论，剖析言辞，致力于语句的曲折，没有在道理上进行探讨，对于治国毫无益处。齐国有三邹子的著作，内容似汪洋而无边际，书中言辞少有证据，却多有惊人耳目的言论。考察具有大才的人，大都夸张狂妄，没有真实正确的验证；浮华虚妄夸大荒诞，没有详细明察的内容。商鞅辅佐秦国，写了《耕战篇》；管仲辅佐齐国，写了《轻重篇》。他们的著作有益于使老百姓富足使国家强盛，使君王自强敌人削弱，公孙龙与邹衍的书不能与它们并称，而太史公把它们一起记载下来，让世人感到疑惑，不知道依从什么。考察张仪和苏秦处在同一时代，关于苏秦的死，张仪本来是知道的。张仪了解苏秦的情况很清楚，应该依照张仪的说法，来确定他死亡的真实情况，而《史记》的说法却不明确，记载了有关苏秦之死的两种说法。东海郡的冯商也曾续写《史记》，《苏秦列传》大概是冯商写的吧？否则，为什么两种说法矛盾得那么厉害呢？《三代世表》称五帝、三王都是黄帝的子孙，从黄帝开始辗转相生，并非是另外从天承受了某种精气而出生的。写《殷本纪》，说契的母亲在河中洗澡，遇上燕子的产卵，契母吞下燕卵，于是生下了契。写到《周本纪》说后稷的母亲姜嫄到野外去，看到巨人的脚印，踩了巨人的脚印就怀孕，生下了后稷。看《三代世表》，那么与后稷，确是黄帝的子孙；读殷、周《本纪》，那么契与后稷却是燕子和巨人的精气所生的。二者不能有两种说法，而太史公却一并记载不加以区别。考察帝王的妃子，不应该到野外去，在河水中洗澡，而今说在河中洗澡，吞下了燕子的卵；到野外去，踩了巨人的脚印，这是违反了尊贵者应遵守的礼节，混淆了是非的说法。
【原文】
83·4《新语》陆贾所造，盖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陆贾之言，未见遗阙，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应天，土龙可以致雨，颇难晓也。夫致旱者以雩祭，不夏郊之祀，岂晋侯之过邪？以政失道，阴阳不和也？晋废夏郊之祀，晋侯寝疾，用郑子产之言，祀夏郊而疾愈。如审雩不修，龙不治，与晋同祸，为之再也。以政致旱，宜复以政。政亏，而复修雩治龙，其何益哉？《春秋》公羊氏之说：“亢阳之节，足以复政。”阴阳相浑，旱湛相报，天道然也，何乃修雩设龙乎？雩祀，神喜哉？或雨至，亢阳不改，旱祸不除，变复之义（11），安所施哉？且夫寒温与旱湛同，俱政所致，其咎在人（12）。独为亢旱求福，不为寒温求祐，未晓其故。如当复报寒温，宜为雩、龙之事。鸿材巨识，第两疑焉。
【注释】
《新语》：参见39·8注。
相被服：形容受影响之深，如被子、衣服贴在身上一样。《资治通鉴》卷十八胡注：“被服者，言以儒术衣被其身也。”
参贰：同“三二”。指可与经传合成为三，或与其中之一合成为二，意思是可以与之并列。阙：通“缺”。
参见本书《明雩篇》、《乱龙篇》。
不夏效之祀：当作“夏效不祀”。夏郊：传说夏代在祭天时以夏禹的父亲鲧配祭，这种祭祀称为“夏郊”。
晋侯：指春秋时期晋国国君晋平公。据说有一次晋平公生病，子产认为是由于没有祭祀鲧的缘故。后来按子产的主张祭祀了鲧，于是晋平公的病就好了。对此王充曾在本书《死伪篇》中进行过批驳。
再：疑为“可”字之误。
亢阳：阳气过盛，这里指君王骄横。
复改：据本书《顺鼓篇》“人君亢阳致旱”，当作“致旱”。
（11）变复：灾害消除，回得原状。
（12）王充在这里的观点，与《寒温篇》、《谴告篇》、《治期篇》截然相反。
【译文】
《新语》这部书是陆贾写的，是使董仲舒深受影响的著作，说的都是君臣政治得失的道理，书中的言论可以采用施行，叙事流畅足以供人观赏。鸿材大智之人的言论，可以与经传并列，即使是古代圣人的言论，也不能对它有什么超过和增加。陆贾的著作，不见遗散残缺，而董仲舒说通过举行雩祭可以感动上天，堆制土龙可以招致降雨，让人很难理解。旱灾到来就举行雩祭，而郊祭时不以鲧配祭，难道这是晋侯的过失吗？这是由于政治偏离了正道，导致阴阳之气不调和。晋国废除了郊祭时对鲧的祭祀，晋侯因此病重卧床不起，采用了郑子产的主张，祭祀了鲧，晋侯的病就好了。如果确实没有举行雩祭，没有堆制土龙，让晋侯遭祸，这样说是可以的。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招致了旱灾，就应该用改善政治的办法来使旱灾消除。政治上失误，又去举行雩祭，堆制土龙，有什么益处呢？《春秋》公羊氏的说法是：“君王行为骄横，就足以招致旱灾。”阴阳之气相混杂，旱涝灾祸交替发生，天道本来就是如此的，为什么要去举行雩祭、设制土龙呢？是因为举行雩祭神高兴吗？有时候虽然下了雨，然而酷热的天气并没有改变，旱灾没有消除，举行雩祭能消除旱灾回复原状的道理，又如何运用呢？况且天气的寒温与旱涝灾害相同，都是由于政治所引起的，其罪过在于人。唯独为大旱祈求福佑，而不为寒温求神保祐，不明白是什么缘故。如果应当报答寒温的恩德而又去举行祭祀，那么也应该用举行雩祭、设制土龙的办法来改变天气的寒温了。高才博学的人，对雩祭可以感天，土龙可以致雨这两种观点请姑且存疑吧。
【原文】
83·5董仲舒著书不称子者，意殆自谓过诸子也。汉作书者多，司马子长、杨子云，河汉也，其余泾渭也。然而子长少臆中之说，子云无世俗之论。仲舒说道术奇矣，北方三家尚矣。谶书云“董仲舒乱我书”，盖孔子言也。读之者或为“乱我书”者，烦乱孔子之书也；或以为“乱”者，理也，理孔子之书也。共一“乱”字，理之与乱，相去甚远。然而读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实，故说误也。夫言“烦乱孔子之书”，才高之语也；其言“理孔子之书”，亦知奇之言也。出入圣人之门，乱理孔子之书，子长、子云无此言焉。世俗用心不实，省事失情，二语不定，转侧不安。案仲舒之书，不违儒家，不及孔子。其言“烦乱孔子之书”者，非也；孔子之书不乱，其言“理孔子之书”者，亦非也。孔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乱者，於孔子言也（11）。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汉，终其末，尽也。皮续《太史公书》（12），盖其义也。赋颂篇下其有“乱曰”章（13），盖其类也。孔子终论，定于仲舒之言，其修雩始龙（14），必将有义，未可怪也（15）。
【注释】
诸子：《法言·君子篇》：“诸子者，以其知异于孔子者也。”
河汉：黄河、汉水。这里用以形容司马迁和扬雄的学问博大渊深。
泾渭：泾河、渭河。这里用以比喻其他人不如司马迁和扬雄。
北：当作“比”，形近而误。三：据文意当作“二”。以董仲舒比方子长、子云二人，不当言三家。
董仲舒乱我书：据说这是孔子临死时留下的遗言，其实完全是后人的捏造。参见《实知篇》，王充在该篇中力斥此语之妄。
二语：指“烦乱”和“整理”两种说法。
及：据文意，当作“仅”，形近而误。
师挚：春秋时鲁国的乐师，名挚。始：乐曲的开端，序曲，一般由乐师演奏。《关雎（jū居）》：《诗经》中的第一首诗。乱：乐曲的结尾一段，一般是合奏。《论语·骈枝》：“始者乐之始，乱者乐之终。”
洋洋：形容乐音丰富优美。引文见《论语·泰伯》。
（11）於：於字无义，当作“终”，手书形近而误。
（12）皮：指班叔皮，即班彪。参见39·12注。
（13）有“乱曰”章：先秦两汉辞赋，最后一章常用“乱曰”两字开始。《离骚》“乱曰”，王注：“乱，理也，所以发理词旨，总撮其要也。”《鲁语》亦以《商颂·那篇》之卒章为“乱”。韦注：“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为乱辞也。”王充训“乱”为“终”，与王逸注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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