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全译-第19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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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卒章为“乱”。韦注：“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为乱辞也。”王充训“乱”为“终”，与王逸注异。
（14）始：据章录杨校宋本，当作“治”。
（15）王充对雩祭和设土龙的看法，参见《明雩篇》、《乱龙篇》。
【译文】
董仲舒著书不称子，意思大概是他自认为超过了诸子。汉代写书的人很多，司马迁、扬雄如黄河汉水一样博大渊深，其余的人不过像泾河渭河一样。然而司马迁很少有主观臆断的解释，扬雄没有庸俗的评论。董仲舒说道论述很杰出，比起司马迁、扬雄二人来他更为高明。谶书上说“董仲舒整理发挥我的著述”，这大概是孔子说的。读谶书的人有认为“乱我书”的意思，是弄乱孔子的著述；有认为“乱”的意思，是整理，整理孔子的著述。同是一个“乱”字，整理与异乱两种含意，相差得太远了。然而读谶书的人用心各不相同，不明了根本的事实，所以就解释错了。说董仲舒“烦乱孔子之书”，这句话是为了表明他的才能高超；说董仲舒“理孔子之书”，这句话也是表明他的才智出奇。出入在孔圣人门下，弄乱或整理孔子的书，司马迁和扬雄没有这种说法。世俗的人用心不诚实，了解事物违反了实情，两种说法游移不定，翻来覆去不安稳。考察董仲舒所写的书，没有违背儒家的规范，没有违反孔子的原意。那些说“烦乱孔子之书”的人，是错的；孔子的书没有弄乱，那些说“理孔子之书”的人、也是错的。孔子说：“在师挚开始演奏的时候，在结尾演奏《关雎》的时候，耳里充满了丰富优美的音乐。”所谓“乱”，其实是指总结孔子的言论。孔子生在周代，开创了儒家学说；董仲舒生在汉代，总结了孔子之后的儒家学说，把道理都说尽了。班彪续写《太史公书》，大约就是这个含意；赋颂的篇末有“乱曰”这一章，大约就是这类情况。孔子学说的全貌，是经过董仲舒的阐述而最后确定下来的，因此，董仲舒所说的搞雩祭设土龙，一定有它的道理，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原文】
83·6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颜渊独慕舜者，知己步驺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识所追，同一实也。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质定世事，论说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论难追也。骥与众马绝迹，或蹈骥哉。有马于此，足行千里，终不名骥者，与骥毛色异也。有人于此，文偶仲舒，论次君山，终不同于二子者，姓名殊也。故马效千里，不必骥騄，人期贤知，不必孔墨。何以验之？君山之论难追也。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是故韩非之《四难》，桓宽之《盐铁》，君山《新论》之类也。世人或疑，言非是伪，论者实之，故难为也。卿决疑讼，狱定嫌罪，是非不决，曲直不立，世人必谓卿狱之吏才不任职。至于论，不务全疑，两传并记，不宜明处，孰与剖破浑沌（11），解决乱丝（12），言无不可知，文无不可晓哉？案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13）”。可褒，则义以明其行善（14）；可贬，则明其恶以讥其操。《新论》之义，与《春秋》会一也。
【注释】
引文见《孟子·滕文公上》。
步：慢走。驺（hòu宙）：通“骤”。快跑。
世疑：指没有定论的疑难问题。
有人于此：暗指王充本人。
騄（lù路）：騄耳，一种千里马。
《四难》：指《韩非子》中的《难一》、《难二》、《难三》、《难四》四篇文章。桓宽：字次公，汝南郡（今河南上蔡西）人。自幼研究《春秋公羊传》，汉宣帝时被推举为郎，后任庐江（郡名，今安徽庐江西南）太守丞。学识渊博，善文章，曾根据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盐铁会议的记录，把双方互相责难的问题，补充、加工、整理，再用对话体形式编撰成《盐铁论》六十篇。
卿：指汉代中央主管司法的高级官吏“廷尉”。
全：通“诠”。订正。
据本书《薄葬篇》“故其立语，不肯明处”，“宜”当作“肯”。
（11）浑沌：形容糊涂不明的事物。
（12）乱丝：比喻杂乱无章的事物。
（13）引文参见《说苑·至公》。
（14）此句有误，以下句例之，文句当为“则明其善以义其行”。
【译文】
颜渊说：“舜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五帝、三王之中，颜渊唯独仰慕舜，是因为自己的步调和舜有一致的地方。有智有德的人所追慕的，同默记心中的人所追求的，是一回事。董仲舒谈论道德政治，值得赞美。考订世间之事，论说社会上的疑难，没有比桓君山更高明的了。所以董仲舒文章的程度是可以达到的，而桓君山的论述就很难赶得上。骥与一般的马足迹绝不相同，然而有些马还是能赶上千里马的。这里有一种马，足能行千里，终究不能称为千里马，是因它与骥的毛色不同。这里有一种人，文章配得上董仲舒，论述可与桓君山并列，始终与二人不相称，是因为姓名与他们不同。所以一般的马也能行千里，不一定叫做骥或騄，人们期望贤智的人，不一定非孔子、墨子不可。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桓君山的论述很难赶得上。两把刀相砍，就能知道它们的利与钝；两种论点交锋，就能看出它们的是与非。所以韩非的《四难》，桓宽的《盐铁论》，是桓君山《新论》一类的书。社会上有人产生疑惑，说了错话而肯定了虚假的东西，论述者给予核实订正，所以是很难办的。卿判决案件，狱吏断定疑案，是非无法决断，曲直无法分清，世人必然会认为卿和狱吏不称职。至于论述，不致力于订正疑惑，两种说法一并记载，不肯作出明确的结论，与能够剖析糊涂不明的事理，解决杂乱无章的事情，使言论没有不可知的，文章没有不可理解的人相比准更好呢？考察孔子作《春秋》，“表彰极小的善事，贬斥细微的恶行”。可褒奖的人，就宣扬他的美德称赞他的善行；可贬斥的人，就揭露他的罪恶讥刺他的丑行。《新论》的道理，与《春秋》完全是一致的。
【原文】
83·7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今人也。案东番邹伯奇、临淮袁太伯、袁文术、会稽吴君高、周长生之辈，位虽不至公卿，诚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观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童句》，文术之《咸铭》，君高之《越纽录》，长生之《洞历》，刘子攻、杨子云不能过也。善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广陵陈子迥、颜方，今尚书郎班固（11），兰台令杨终、傅毅之徒（12），虽无篇章（13），赋颂记奏，文辞斐炳（14），赋象屈原、贾生（15），奏象唐林、谷永（16），并比以观好，其美一也。当今未显，使在百世之后，则子政、子云之党也。韩非著书，李斯以言事；杨子云作《太玄》，侯铺子随而宣之（17）。非、私同门（18），云、铺共朝，睹奇见益，不为古今变心易意（19），实事贪善（20），不远为术并肩以迹相轻（21），好奇无已，故奇名无穷。杨子云反《离骚》之经（22），非能尽反，一篇文往往见非，反而夺之（23）。《六略》之录万三千篇（24），虽不尽见，指趣可知（25），略借不合义者，案而论之。
【注释】
东番：地名，境域不详。邹伯奇：东汉人，生卒事迹不详。临淮：郡名，在今江苏北部，安徽东北角。袁太伯：人名：生卒事迹不详。袁文术：《江南通志》云：“《越绝书·外传记》卷末有隐云‘以去为姓，得衣乃成，厥名为米，覆之以庚。’为‘袁康’二字。书为袁康作也。康，临淮人，字文术，或曰字文伯。其书有《经》，子贡作；有《内经》，吴平作；其《外传》与《记》，乃袁康为之。”袁文术名康，未知何据。会稽：郡名，东汉前期在今江苏南部、浙江和福建。吴君高：参见16·9注。周长生：参见39·9注。
囊橐（tuó驮）：两种口袋的名称。大者长囊，小者称橐。能知之囊橐：形容才智博大精深。《元思》：书名，已佚。
童：当作“章”，形近而误。《易章句》：书名，已佚。
《咸铭》：书名，已佚。
《越纽录》：即今《越绝书》，袁康与吴君高合著。原书二十五卷，现存十五卷。记吴越二国史地及伍子胥、子贡、范蠡、文种、计倪等人的活动。多采传闻异说，与《吴越春秋》所记相出入。《洞历》：书名，已佚。
攻：当作“政”，形近而误。
善：当作“盖”，形近而误。
广陵：郡名，在今江苏北部。陈子迥、颜方：王充同时代人，生卒事迹不详。《扬州府志》：“陈子迥、颜方，皆广陵人，与王充同时。”
（11）尚书郎：东汉皇帝秘书机构尚书台中担任处理具体事务的官吏。
（12）兰台：汉代宫中藏书的地方，它的长官称“兰台令”。据《后汉书》杨终、傅毅本传两人均未当过兰台令，疑“令”字下脱“史”字。“兰台令史”是兰台令的属员，整理图书的官吏。杨终：参见38·16注
（13）篇章：指大部头著作。按；王充与班固同时，班固著有《汉书》，王充写本篇时可能尚未见到，所以如此说。
（14）斐炳：很有文采的样子。
（15）屈原：参见2·3注（15）。贾生：参见3·4注。
（16）唐林：唐子高。参见37·4注。谷永：谷子云。参见37·4注（17）侯铺子：侯芭，字铺子，扬雄的弟子，从扬雄习《太玄》、《法言》。（18）私：据递修本当作“斯”。同门：韩非、李斯俱受业荀卿。
（19）此句意为：不根据作品产生的时代早晚而改变评价的标准。
（20）贪：仰慕不已。
（21）此句有衍误。“远”字、“术”字衍，当删。
（22）《离骚》：春秋时楚国诗人屈原的代表作，后人尊它为《离骚经》。仅《离骚》之经：扬雄写文章吊屈原，往往喜欢采用《离骚》中的话，反其意而用之，取名《反离骚》。参见《汉书·扬雄传》。
（23）以上两句文有脱误，大意是：一篇作品往往因为被驳难，反而使它更突出。
（24）《六略》：指西汉末年刘歆根据汉代国家藏书编成的目录《七略》。全书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七个部分，其中“辑略。是总论。原书虽已失传，但除“辑略”外，基本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共著录书籍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刘盼遂认为有一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卷。
（25）指：通“旨”。
【译文】
社会习惯喜好珍贵古代而不重视现代，认为现代的书不如古代的书。实际上古代现代是一样的，著书人的才能有高有低，言论有对有错，不分好坏而只是珍贵古代的书，这就是说古人比今人贤明。考察东番的邹伯奇、临淮的袁太伯和袁文术、会稽的吴君高和周长生这些人，地位虽然达不到公卿那么高，但确是才智博大精深，是一批文雅的英雄人物。看邹伯奇的《元思》、袁太伯的《易章句》、袁文术的《咸铭》、吴君高的《越纽录》、周长生的《洞历》等书，连刘子政、扬雄也不能超过他们。人的才智有浅有深，这是不分古今的；文章有假有真，这是不分新旧的。广陵的陈子迥和颜方，当今的尚书郎班固，兰台令史杨终、傅毅这些人，虽然没有大部头著作，但他们写的赋颂记奏，言辞极有文采，赋就同屈原、贾谊的一样，奏就同唐林、谷永的一样，把它们放在一起来比较长处，其优美程度是一样的。当今他们没有出名，假如在百代以后，他们就是刘子政和扬子云一类的人物了。韩非写的书，李斯引用来议论事理；扬子云作《太玄》，侯铺子随着就宣扬它。韩非与李斯同在一个老师门下，扬子云和侯铺子共在一个朝代，亲眼目睹奇异之书，不根据作品的年代而改变评价标准，实事求是，凡是好的都仰慕不已，不因为是同时代的人就认为经历平凡而瞧不起，喜爱奇特的书没有止境，所以奇特的书名声久传不绝。扬子云反其意而用《离骚》中的话，并不能完全相反，一篇文章往往由于被非难，反而使它更加突出。《六略》著录有一万三千卷，即使不能全都见到，其宗旨还是大体可以知道的，所以借其中某些不合理的地方，进行考订并加以评论。
对作篇第八四
【题解】
本篇是王充对他的著作《论衡》以及《政务》所作的说明，用问答体写成，因此取名《对作》。它说明了写作《论衡》的起因和宗旨，《论衡》的内容和性质，以及想达到的目的。《对作》可以看成是《论衡》的一篇绪论，对了解全书的基本精神和王充的思想感情很有帮助。
王充反复强调他作《论衡》不是为了“调文饰辞”，而是由于“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当老师的“赋奸伪之说”，做大官的“读虚妄之书”，弄到了“是反为非，虚转为实”，“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的程度，面对这种现实，自己“疾心伤之”，“不得已，故为《论衡》”。他指出自己的写作目的是“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解释世俗之疑，辩照是非之理，使后进见是非之分”，并希望这些主张能得到君王的采纳，以便对政治和教化有益。鉴于桓谭等人遭受迫害的先例，他对《论衡》感到忧心忡忡，一再声明它“无诽谤之辞”，希望“可以免于罪”。在当时《论衡》遭到很多攻击和诽谤的情况下，他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原文】
84·1或问曰：“贤圣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至孔、墨之党，下至荀，孟之徒，教训必作垂文，何也？”
【注释】
荀：荀子。参见13·5注。孟：孟子。参见1·3注。
教训：教诲训导。垂：自上施下。垂文：指内容在于教诲、开导的文章。
【译文】
有的人问：“贤圣不写没有目的性的文章，写书一定有其用心之所在。
上至孔子、墨子这类人，下至荀子、孟子这些人，为教诲训导后人一定写有文章留下来，这是为的什么呢？”
【原文】
81·2对曰：圣人作经，艺者传记，匡济薄俗，驱民使之归实诚也。案《六略》之书万三千篇，增善消恶，割截横拓，驱役游慢，期便道善，归正道焉。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拨乱世，反诸正，人道浃，王道备，所以检押靡薄之俗者，悉具密致。夫防决不备（11），有水溢之害；网解不结，有兽失之患。是故周道不弊，则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12）。杨、墨之学不乱传义（13），则孟子之传不造（14）；韩国不小弱，法度不坏废，则韩非之书不为（15）；高祖不辨得天下（16），马上之计未转，则陆贾之语不奏（17）；众事不失实，凡论不坏乱（18），则桓谭之论不起（19）。故夫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故汉立兰台之官（20），校审其书，以考其言。董仲舒作道术之书（21），颇言灾异政治所失，书成文具，表在汉室（22）。主父偃嫉之（23），诬奏其书。天子下仲舒于吏，当谓之下愚（24）。仲舒当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