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全译-第9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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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没有自己心中的创造。至于陆贾、董仲舒评论国家大事，随心说出，不凭借外在条件，然而却内容浅显易懂，读者还叫它传记。阳成子长作《乐经》，杨子云作《太玄经》，都是在精心思考后创造出来的，所以能穷尽深远难见的大道理，不是接近圣人的才能，是不可能写成功的。孔子作《春秋》，阳成子长和杨子云二人作《乐经》和《太玄经》两经，真称得上高明地遵循着孔子的足迹，宏大精美有与圣人相提并论的才能。
　　【原文】
　　39·4王公子问于桓君山以杨子云（1）。君山对曰：“汉兴以来，未有此人（2）。”君山差才，可谓得高下之实矣。采玉者心羡于玉，钻龟能知神于龟（3）。能差众儒之才，累其高下，贤于所累。又作《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彼子长、子云说论之徒，君山为甲。自君山以来，皆为鸿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笔能著文，则心能谋论，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观见其文，奇伟俶傥，可谓得论也。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杰也。
　　【注释】
　　（1）王公子：不详。一说“子”是衍文，“王公”即“王翁”，指王莽。一说“王公子”即王莽时的大司空王邑。
　　（2）引文参见《太平御览》卷四三二引《新论》文。
　　（3）能：根据文意，疑是“者”字之误。“采玉者心羡于玉”与“钻龟者知神于龟”对文，可证。钻龟者：指用龟甲占卜吉凶的人。知：通“智”。
　　【译文】
　　王公子向桓君山打听杨子云。桓君山回答说：“汉朝建立以来，没有谁能超过此人。”桓君山区别人才，可以说是符合人才高下的实际情况。采玉的人心比玉还美，钻龟的人智比神灵。君山能区别儒生的才能，排列出他们的名次，可见比所排列的人贤能。他又作《新论》，评论社会上的问题，辩明是非，虚假的话语，虚伪的文词，没有不被证明确定的。在那阳成子长、杨子云等兴论立说的人当中，桓君山算是头一个了。从桓君山以来的那些文人、鸿儒都具有博大精深的才能，所以有美好的文章。他们动笔能写文章，用心能谋划，文章从心中出，思想用文章来表明。观看他们的文章，非同一般卓越超群，真称得上精辟的论述。这样说来，文章写得多的人，是人中最杰出的了。
　　【原文】
　　39·5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1），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体。苟有文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也。选士以射，心平体正，执弓矢审固，然后射中（2）。论说之出，犹弓矢之发也。论之应理，犹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论以文墨验奇。奇巧俱发于心，其实一也。
　　【注释】
　　（1）外内表里：外表与内里。这里指文章所表达的与心里所想的。
　　（2）以上参见《礼记·射义》
　　【译文】
　　植物下面有根和茎，上面才有花和叶；果实里面有果核，外面才会有皮和壳。文章言辞是读书人的花叶与皮壳。真情实意在心中，文章写在竹简和帛上，表达与内心，自然要互相符合相称。感情激动才能下笔流畅，所以文章写真情而能流露出来。人会写文章，就像鸟兽有毛一样。毛有五颜六色，都长在身体上。如果写文章没有内容，这就是像五颜六色鸟兽的毛无故长了出来。选拔武士来射箭，武士要心气平和身体站直，把弓和箭握牢固，然后才能射中。兴论立说一出口，就像弓箭射出一样。论说应当有道理，就像箭要射中靶子一样。射箭是用箭射中靶子来验证其技巧，论说是用文章来证明是否超群。文章超群与射箭技巧都是从心里产生的，它们实际上是相同的。
　　【原文】
　　39·6文有深指巨略（1），君臣治术，身不得行，口不能绁（2），表著情心，以明己之必能为之也。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则孔子之《春秋》，素王之业也（3）；诸子之传书，素相之事也（4）。观《春秋》以见王意，读诸子以睹相指。故曰：陈平割肉（5），丞相之端见；叔孙敖决期思（6），令君之兆著（7）。观读传书之文，治道政务，非徒割肉决水之占也。足不强则迹不远，锋不铦则割不深。连结篇章，必大才智鸿懿之俊也。
　　【注释】
　　（1）指：通“旨”。
　　（2）绁（yì义）：通“跇”，陈述。
　　（3）素：空。素王：是儒家对孔子的尊称。意思是有做王的能力和政治影响而没有王位的人。参见本书《定贤篇》。
　　（4）素相：素丞相。王充认为桓君山是素丞相。
　　（5）陈平：参见11·3注（9）。陈平割肉：《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陈平作百姓时，分祭肉很公平，受大家称赞，后人则议论说，这就是他要当丞相的苗头。
　　（6）叔孙敖：《淮南子·人间训》、《后汉书·王景传》均作“孙叔敖”，可从。期思：期思河，古河名，在今河南省固始县西北部。孙叔敖决期思：《淮南子·人间训》记载，孙叔敖在治理蒋邑（在今河南省固始县西北七十里）时，疏通过期思河。楚庄王看他治河，认为有作令尹（楚国的相）的才能。
　　（7）君：根据文意，疑系“尹”字形近而误。递修本作“尹”，可证。
　　【译文】
　　文章中有深奥的意思，重大的谋略，君臣治国的方法，只是由于他们自己无法实行，口里又不能直说来表达心情，所以用文章来表明自己的看法，认为以后一定能实行它。孔子作《春秋》，是用来表达做君主的道理。然而孔子的《春秋》，是他素王的事业；桓君山一类人的传书，是素相的事业。看《春秋》可以看出做君主的道理，读桓君山一类人的传书，可以看出做相的意图。所以说：陈平分割祭肉，是当丞相的苗头；孙叔敖疏通期思河，是当令尹迹象的显现。观看传书里的文章，有治理国家大事的道理，不仅是分割祭肉、疏通河水的预兆。脚不强劲就走不远，锋刃不锐利就割不深。能连结篇章写文著书，一定是才能大智慧高而完美的杰出人物。
　　【原文】
　　39·7或曰：“著书之人，博览多闻，学问习熟，则能推类兴文。文由外而兴，未必实才学文相副也（1）。且浅意于华叶之言，无根核之深（2），不见大道体要（3），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际，文人不与，无能建功之验，徒能笔说之效也。”
　　【注释】
　　（1）学（學）：疑“与（與）”字形近而误。上文“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正与“才与文相副”文义相符，可一证。《初学记》卷二一、《太平御览》卷五八五引《论衡》文，均作“与”，可二证。
　　（2）核：通“荄（gāi该）”，草根。根核：这里指文章的内容。
　　（3）要：同“腰”。体要：人体的重要部位，这里指纲要、要领。大道体要：这里指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
　　【译文】
　　有人说：“写书的人，看得多听得多，熟悉学问，就能类推写出文章来。文章是由见闻写出来的，不一定真实才能与文章相符合。寄肤浅的见解于漂亮的文辞，没有深刻的内容，见不到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所以很少有建立功业的人。国家安危的关头，文人都不能参与其事，没有建立功绩的作用，只有动笔写文章的效果。
　　【原文】
　　39·8曰：此不然。周世著书之人，皆权谋之臣，汉世直言之士，皆通览之吏，岂谓文非华叶之生，根核推之也？心思为谋，集扎为文（1），情见于辞，意验于言。商鞅相秦，致功于霸，作《耕战》之书；虞卿为赵（2），决计定说行，退作《春秋》之思（3），起城中之议（4）；《耕战》之书，秦堂上之计也（5）。陆贾消吕氏之谋（6），与《新语》同一意（7）；桓君山易晁错之策（8），与《新论》共一思。观谷永之陈说（9），唐林之宜言（10），刘向之切议，以知为本，笔墨之文，将而送之（11），岂徒雕文饰辞，苟为华叶之言哉？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是故鲁连飞书（12），燕将自杀；邹阳上疏（13），梁孝开牢。书疏文义，夺于肝心，非徒博览者所能造，习熟者所能为也。
　　【注释】
　　（1）扎：同“札”，古代用来书写的木片。这里指资料。
　　（2）虞卿：战国时人，曾游说赵孝成王，联齐、魏抗秦，被采用，拜上卿。由于食邑在“虞”，所以被称为“虞卿”。著有《虞氏春秋》，已佚。
　　（3）退作《春秋》之思：句难通。根据文意并参照《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疑应作“退作《虞氏春秋》。《春秋》之思”。退作《虞氏春秋》：《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记载，虞卿为救朋友魏齐，放弃赵国相位，去魏国都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不得志而著《虞氏春秋》。《春秋》：指《虞氏春秋》。
　　（4）起：递修本作“赵”，可从。赵城中之议：虞卿是在赵国都城邯郸给赵王出谋画策，所以王充称这些建议为“赵城中之议”。
　　（5）堂：这里指君主议政的地方。秦堂上之计：指商鞅在秦国的堂上向秦孝公提出的改革建议。
　　（6）陆贾消吕氏之谋：《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刘邦死后，惠帝即位，政权却落在吕后手里。惠帝、吕后相继死去，吕后的亲戚吕禄、吕产起兵作乱。陆贾建议丞相陈平联合太尉周勃维护政权，最后消灭了吕禄等，迎立了汉文帝刘恒。
　　（7）《新语》：陆贾著，上下两卷，共十二篇，主要论述秦亡汉兴及其他朝代国家兴亡的原因。刘邦号为“新语”。
　　（8）晁错（公元前200～前154年）：颖川（今河南省禹县）人。西汉政论家。文帝时，任太常掌故，号“智囊”。景帝时，任御史大夫。他坚持“重本抑末”政策，并主张纳粟受爵，又建议募民充实塞下，积极防御匈奴入侵，以及逐步削夺诸侯王国的封地，以巩固中央集权制度，得到景帝采纳。不久，吴楚等七国以诛晁错为名，发动武装叛乱；他为袁盎陷害，被杀。《汉书·艺文志》有《晁错》三十一篇，今有辑录本。桓君山易晁错之策：桓君山主张实行分封制，认为是巩固国家政权的根本措施，与晁错的“削藩策”是对立的。王充这里讲“桓君山易晁错之策”，估计说的是这一点。
　　（9）谷永之陈说：指谷永给汉成帝上书提的各种建议。
　　（10）宜：句难通，疑系“直”字之误。《汉书·王贡两龚鲍传·鲍宣》：“沛郡唐林子高数上疏谏正，有忠直节”，可一证。递修本作“直”，可二证。
　　（11）将：扶。这里是借助的意思。
　　（12）鲁连：鲁仲连，战国时齐国人。不仕，喜为人排难解忧。听说要给他封爵，便逃隐到海上直到死。鲁连飞书：《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记载：一位燕将占领了齐国的聊城，后遭人陷害，燕君听信谗言，他不敢回燕，于是死守聊城。鲁仲连写信用箭射入城内，分析了燕将的困难处境，指出死守没有出路。燕将看信后，感到回燕、降齐、死守都没有好结果，与其被杀，不如自我了结，于是自杀了。
　　（13）邹阳：西汉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东北旧临淄）人。善于写论辩文章。邹阳上疏：《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记载，由于羊胜的挑拨，汉文帝的儿子梁孝王把邹阳下狱。他在狱中上书自诉冤枉，因而获释，并被尊为上客。
　　【译文】
　　我说：这不一定。周代写书的人，都是权谋的大臣，汉代敢于直说的人，都是博览群书的官吏，怎么能说文章写出来不是像花叶的生长那样是由根促成的呢？用心思考作计谋，收集资料写文章，感情在文辞中表现出来，意思在说话中得到证明。商鞅帮助秦国，想在霸业上得到功绩，于是写《耕战》；虞卿帮助赵国，提出计谋和主张并被采纳，辞官后写了《虞氏春秋》。其基本思想，就是虞卿在赵国都城给赵王提的建议；《耕战》的内容，就是商鞅在秦国堂上向秦孝公提的建议。陆贾消灭吕氏的计谋，跟《新语》是同样的见解；桓君山改变晁错的计谋，跟《新论》是同样的意见。看谷永上书的陈述，唐林坦率的进言，刘向恳切的建议，都以见解为根本，写成文章，想借助它把见解表达出来，难道只是雕饰文辞，随便写成漂亮的言辞吗？真挚的感情发自内心，所以那文章上的话才深深地感动人。因此鲁仲连用箭射信，燕将会自杀；邹阳上书辩解，梁孝王才会打开牢门放他。书信、奏章和文章的内容，是从内心迸发出来的，并非只是博览群书的人能造出来的，熟悉学问的人能写出来的。
　　【原文】
　　39·9夫鸿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将相长吏，安可不贵？岂徒用其才力，游文于牒牍哉？州郡有忧，能治章上奏，解理结烦（1），使州郡连事（2）。有如唐子高、谷子云之吏，出身尽思，竭笔牍之力，烦忧适有不解者哉（3）？古昔之远，四方辟匿，文墨之士，难得纪录，且近自以会稽言之。周长生者（4），文士之雄也，在州为剌史任安举奏（5），在郡为太守孟观上书（6），事解忧除，州郡无事，二将以全。长生之身不尊显，非其事才知少、功力薄也，二将怀俗人之节，不能贵也。使遭前世燕昭，则长生已蒙邹衍之宠矣。长生死后，州郡遭忧，无举奏之吏，以故事结不解，征诣相属（7），文轨不尊，笔疏不续也。岂无忧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笔不足类也。
　　【注释】
　　（1）结：绳结。这里指困难的事务。
　　（2）连：疑“无”字之误。下文有“事解忧除，州郡无事”，可证。
　　（3）适：根据文意，疑“曷”之误。
　　（4）周长生：周树，东汉初人，著有《洞历》，今佚。
　　（5）任安：东汉初年人。
　　（6）孟观：东汉初年人。
　　（7）诣（yì义）：到。相属：这里指丞相府的属官“司直”。司直是协助丞相审查和处理犯法的官史。
　　【译文】
　　鸿儒少有，而文人比比皆是，地方长吏，怎么能不尊重他们呢？难道只是用他们的能力，在公文上舞文弄墨吗？而是希望州郡长官有忧愁的时候，他们能写章上奏，解决处理困难烦杂的事务，使州郡无事。就象唐子高、谷子云这些官吏，要是出来尽心，完全拿出写公文的本领，那些麻烦和忧患的事怎么会有解决不了的呢？古代很遥远，四处偏僻隐蔽，动笔作文的人，记录有困难，那么暂时就近用自己家乡会稽的事来说。周长生是文人当中的魁首，在州府，是为剌吏任安起草奏章，在郡府，也是为太守孟观写奏章，解决了麻烦事消除了忧患，使得州郡无事，二位地方长官的职位得以保全。周长生的身份不显赫，不是他才智低、功力差，而是二位地方长官怀着俗人的节操，不能尊重他。假使遇到前代的燕昭王，那么周长生早已蒙受邹衍那样的恩宠了。周长生死后，州郡的长官遇到了忧患，没有能干的起草奏章官员，因此困难事解决不了，被追究责任押送到相属司直受审，这是由于写文章这一行不受重视，不再有擅长写奏章的人的缘故。那么难道就没有为地方长官分忧的官吏吗？而是他们当中的人，文笔远不如周长生之类的缘故。
　　【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