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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绝密行动--1949北平纪事 赵立中著-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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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里的东西跟人家共产党的一套不大合套儿,也该学习学习。”“嘿,你这个人,给个棒槌就认真!好好,你去学习学习吧,我他妈的可不甘心。”
  徐宗尧听冯贤年一个劲地打破头楔儿,嘴上说的是一样,其实心里也在打鼓。
  “那你打算怎么办?”他问道。
  “去学习学习呀,还能怎么办?”冯贤年看出徐宗尧心里也活动了,反而故意卖关子。
  “老兄,现在你我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还用得着打哑谜吗?”他将了一句。
  冯贤年一声不吭,在手心上写了一个字:
  逃。
  “跑?跑哪去?那边也容不了咱们了。”
  “用毛泽东的办法,上山打游击。”
  徐宗尧听了摇了摇头。
  “算了吧,听天由命吧。”他叹了口气说。
  “哼,我老冯从来不信命。”冯贤年说。
  冯贤年走了之后,徐宗尧觉得心里一阵烦乱。
  当初,他和王代表接触时,曾经考虑过自己是个有罪的人,深怕共产党不会原谅自己,当王代表诚恳地表示欢迎他投诚过来时,他也曾为此而深深感动,反省到自己的罪行,他也确曾在向冯基平处长移交北平站的清册及武器财产时表示过愿意有个学习的机会,以便今后能适应工作的需要。可是,当公安局真的准备安排他去学习时,他内心又有那么一点不快,仿佛是受了不公平待遇,听到冯贤年的牢骚,他虽不敢明确表示深有同感,但是,心里同情冯贤年,又可怜自己,甚至产生了一种前途莫测的消极情绪,只是,他不敢也不能同意冯贤年所说的“上山打游击”之类的狂语。
  学习是怎么个学习法?自己的前途又究竟如何?他深深地忧虑起来了。
  他的女儿,因为北平解放显得格外高兴,整天出来进去地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和他的心境很不和谐,只有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妻妾姐俩理解他的心情,妻子积极为他准备行装,一边不无悲戚地念叨着:
  “忍吧,好歹别招来杀身之祸就好。”
  他也理解妻子,她似乎对生活已没有太大的奢望,只求一家平安,好歹打发走余下的日子,把孩子拉扯大,今生的愿望就算全部报偿了。
  这又使他对人生略有参悟:如果当初自己不出来做事,只守着祖上传下的几亩薄田,亦耕亦息,当不悠游自在?既然如此,什么名位,什么俸禄,全是身外之物,大不了仍旧靠一双手,养家口,于世无补,亦于世无害,无福也无祸,劳动改造又怕什么?这样想着他的心情又好了一些。
  第二天早上,他必须按时赶到马厂十号去报到,公安局准备了
  敞篷卡车,送他们去清河训练大队。
  他早早起身,准备出发,妻子比他起得更早,已经用家中剩下的一些澳洲粉给他做了一碗香喷喷的肉丝面。他心中从未这样感动过,他深刻地体会到,家,对一个人的重要,这是艰险的人生旅途中的一个温暖的驿站和避风港。为了妻子,为了孩子,为了自己的家,今后应当如履薄冰地度日才是。他心中万念俱灰,只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思想,算是支持他的生命的支柱。
  “你放心,我不会有什么事情。”他从妻子手上接过那碗面条时,这样向妻子表白。
  妻子热泪盈眶,但她强忍着。
  “多保重吧。”妻子哽咽地说。
  弄得徐宗尧一碗极好的面也没吃好。
  这一幕倒像是生离死别。不大懂事的孩子不知道家中发生了什么变故,还在梦中笑呢。
  徐宗尧按时赶到了马厂十号,公安局二处侦讯科的任远科长亲自来为他们送行,临别时,任远科长诚恳地握住徐宗尧的手说:
  “徐先生,专心学习,将来你还会对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的。”这给徐宗尧灰暗的心理上增添了些许温暖和光亮。
  敞篷汽车在郊区的土路上行驶,车后卷起一团团迷雾般的沙尘,但是前边的路仍旧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附记
  本书宗旨在于记叙北平解放前后,保密局北平站大部分人员起义投诚和部分顽固分子被歼灭的过程,到此这个大题目算是告一段落。本来所谓纪实文学,无非是将人物与社会生活的一个段落、一个侧面展现于读者面前,不可能真正做到“有头有尾”,如若追求那种“完整”,将哪怕一部分生活“从头到末”忠实地一味叙写下去,那怕是一辈子也作不完的,就是一个人物,如果从他的生写到他的死,也怕所有材料难以按艺术规律构置篇章,而且读来亦索然无味矣。
  然而,偏偏有好奇心极强的读者,不免于掩卷之后发出“后来呢?”的悬想,为满足这部分读者的心理,本章特将书中有些重要人物的下落补叙于后,赘为一章,是为尾声。
  王柏同志于北平解放后,按上级指示,继续“潜伏”下去,以保持和南京保密局的联系,他伪装成一个名叫玉盛永的油盐店伙计,“潜伏”下来,后来,他按王蒲臣的指示,去和西什库教堂吴神甫接头,发现这个吴神甫原来是一九四八年初由南京直接派来的特务,原来从那个时候起,毛人凤和王蒲臣就已经做了一旦北平易手的准备。王柏通过这个吴神甫与王蒲臣恢复了联系,按王蒲臣的指示展开活动,并向南京方面提供了不少“高质量”的情报,曾得到保密局的嘉奖。
  直到大军渡江时,毛人凤和王蒲臣已策划南逃,王柏和吴神甫
  这个潜伏组,才“意外”地被北京市公安局侦破,而王柏非常机警地摆脱了公安人员的追捕,和吴神甫秘密潜逃到天津。北京公安局只抓获了八名非骨干分子,起出了一部地下电台。
  不久,保密局在天津的一个潜伏组也站不住脚了,毛人凤下令将重要人员南撤,王柏也在其中。不久,王柏随保密局撤至台湾
  徐宗尧到清河受训以后,他原以为经过一段学习和改造,政府就会分配给他一份工作,因为当时他才四十多岁,可以说正年富力强,又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可以为新中国做些有益工作,可是他这一“学习”,一下子就是十三年,直到一九六二年,北京市政府才解除他的学习生涯,安排到市政协任政协委员。
  这件事说来很难理解。据徐宗尧之子徐明理讲,一九六二年,北京市委第一副书记刘仁,见到山西大学一个人写的文章中提到了军统北平站起义,才询问徐宗尧的下落,这时北京市公安局的人才告诉他说还在清河学习呢。刘仁说,徐宗尧将军是起义有功人员,应当安排适当的工作嘛。
  于是才把徐宗尧从农场接回来,安排到市政协工作。徐宗尧后来历任北京市政协三、四、五届委员,终于有了为祖国和社会主义尽他应尽的义务的机会。
  关于徐宗尧的历史结论,一九八七年五月北京市公安局曾有一个文件是这样写的:
  经复查:徐宗尧原系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负责人,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与中共北平市委城工部取得联系,并对北平和平解放做出贡献,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向我局登记。根据有关政策规定,徐宗尧属于原国民党起义人员。现决定,撤销我局一九四九年二月对徐宗尧集中管训的决定,予以纠正。
  这个文件把一切都交待得很明白,我们就不再说什么了。
  徐宗尧于一九九○年十月十八日因病逝世,享年八十五岁。
  另一个应当交待的人物是参加策动军统北平站起义的池峰城将军。
  池峰城将军于一九四九年初北平解放后被捕,当时华北局城工部负责人刘仁及城工部敌工人员孙国梁、李颖等都住在北长街八十一号池峰城家中,他们对池的被捕也大惑不解,特别是一直在池峰城身边工作的李颖对此事极为不满。可是当时刘仁的地位不高,连北平市委委员都不是,而进城后掌握北平权力的又不是城工部的人。
  李颖曾三次找到某负责同志为池峰城说情,均遭拒绝,理由是池在保定任警备司令时,曾杀害过我党社会部敌工人员。据李颖证实,杀害我党社会部人员的主要责任者应当是河北省警察局长军统高级官员杨清植,可是李颖的申辩不仅没有奏效,自己反而被审查,结果从北京市委工支科给清除出来,到北京三中当了教导主任。
  池峰城被捕时,正在和余心清打麻将,他一点也没料到共产党进城后会对他采取行动。本来,他在台湾也买了房子,可是李颖和余心清等都劝他参加和平起义,他当时也曾有所顾虑,后来李颖向上级请示,上级答复说让池放心。
  池被捕以后,李颖经北京市委批准去看望他,他还问起此事,颖无言以对。池峰城于一九五五年病死狱中,李颖要求收尸又被告知不许,并于同年因阶级立场不稳而被开除党籍,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一九六七年又因刘仁案被捕入狱,八年后,一九七五年中央专案组才宣布李颖无罪释放。八十年代初按司局级干部待遇做了离休安排。
  一九八三年,北京市公安局正式为池峰城平反。
  历史是一条曲曲折折的路。
  如果你站在远处的高山上凌空望去,走在这条路上的人都太渺小了。
  让我们超脱出历史的局限和个人命运的慨叹来看待过去发生过的一切一切吧。
  如果我们站在过去来看今天,又会有什么感想呢?
  你难道不会由衷地感慨今天比昨天要光明得多吗?
  历史的前进是很缓慢的。
  历史的前进是要付出代价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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