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2006年第1期-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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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该等到以后我才能读的。
35
黛安娜极少会流露出对自我的不确定，但在谈到她与拉乌尔的结合时，她总会一脸惊奇。“为什么是我？看看我。看看他。他到底为什么会选中我？”
拉乌尔是西班牙人，橄榄色皮肤，目光敏锐，聪明绝顶，生来就有企业家的革新精神，对金钱的嗅觉如猎狗般灵敏。他的微笑甜似蜜，头发浓如墨，在阳光的照射下却又变成一团金黄色的火焰。他可以教乔治·克鲁尼电影电视明星。如何做到举止优雅，在环境需要时他的一言一行犹如欧洲绅士，他会套上退色的牛仔服和牛仔靴，溜进农场大谈特谈南科罗拉多的水权问题，就好像是他的家族率先切断了与古老的圣路易斯河谷相连的灌溉水道。
就像每一位大屠杀此处特指二战中纳粹对欧洲的犹太人和其他民族实行的种族灭绝。幸存者的后代那样，20世纪的德国纳粹给拉乌尔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恐怖阴影，在西班牙与法西斯眉来眼去的五十年中，拉乌尔遍体鳞伤——几乎要被打入肉体不复存在、灵魂受煎熬的地狱——对永远逝去的亲人的回忆以及落入佛朗哥长枪党手中噩梦般的影像在他的血液里涌动，成为他对权利永久的抗体。
结果怎样呢？拉乌尔有着宽宽的肩膀，只是他对人对事的态度有时会给人留下很不好的印象，即使他长得很英俊。
最终我还是等不及想听最新进展，在上床之前拨了拉乌尔的号码。三声铃响后他接了。
“喂？”他说，伴着拉斯韦加斯的背景声。音乐，车辆喧嚣声。还有别的——嘶鸣，轻微的爆裂声。我不确定那究竟是什么。
他接电话时说出的第一个字饱含期望，每次电话铃响，他都希望电话那头是黛安娜。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我，拉乌尔的希望正意味着他还没找到黛安娜，于是我的希望就变成了平静湖面上跳跃的扁平石块，同时沉入满是淤泥的湖底。
“是我，拉乌尔，你没找到她？”
他用加泰隆尼亚语说了一些话，听上去像“流氓妓女”，从他唾沫星子飞溅的语气中，我就知道准是脏话，用不着翻译，虽然我一直很想多了解些他母语中的脏话。
“你和酒店保安部的那个女人谈过了吗？”为了能盖过那片嘈杂，我几乎在大吼。
“马利纳知道些事情，”他说。“不幸的是，她得花时间来说。”
“嗯？”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她是从墨西哥来的，她现在脑子里想的只有她哥哥，还有他从奇瓦瓦位于墨西哥的北部，与美国接壤。到图森那路上发生的事。她想找人倾诉。对某些女人来说，这胜过一切。她就是那类女人。我得一个人演完这出戏。相信我，这是我惟一的办法。”
拉乌尔谈论女人就像他谈论首发股与随机存储器一样绝对权威。我再一次希望他能翻译一下加泰隆尼亚语，但我没说出来。
“你还没打探出什么来吗？”我问。
“还没有。”
他的声音听上去很干——我们每谈一次话，拉乌尔似乎就多一分焦虑。电话那头出现的是我的声音，而不是他妻子的，这无疑夺去了他在海上赖以漂浮的救生圈。我能听出希望溜走时他有多泄气；他乘的船一直在漏水，不管那是什么船，他一个劲地把水往外舀，他感到累了。
“赌桌上有人记得黛安娜吗？”
“我把贷款最高额设为五百万美元。我想这能让我在赌场里进出更方便些。”
简直难以想像。“什么？你赌多少的？”
“五个或十个筹码。有时二十个。”
一个筹码一千。“你没输过吗？”我问。
“我表现不错，”他说。我了解拉乌尔，他从不把在赌桌上赢大把的钱当成乐趣。赌桌上的千金一掷和他在各类技术性投资中玩的筹码相比根本不值一提。但想到过去二十四小时发生的事，如果他赢到的钱是从威尼斯酒店的金库领来的，并且是大大一笔的话，拉乌尔或许会找回一丝乐趣。
“有多顺？”
“最好一次玩到了八十个筹码左右。到这个镇上，只有在赌桌上比较走运。”
我吹了一声口哨。“一个筹码一千元？”
“还要减去四千元小费。两个发牌的人也跟着沾了光，拿到些小费。我希望他们能心存感激，接受我邀请他们喝酒。”
那两个发牌的人在遇到了拉乌尔后个个比之前富了两倍。得了那么丰厚的好处，他们应该愿意在换班后和他喝上一杯。
我问：“他们什么时候下班？”
“大概三小时后。到时就知道会怎样了。我没抱什么希望。我塞了些钱给一个女人，让她分别传纸条给这两个发牌的，告诉他们我想找他们聊聊。她说她传了。谁知道呢？他们的老板可能早就警告过他们要注意一点了。”
“令人沮丧的一天？”
“这是他们的房子。他们拿着牌；他们决定赌注大小。我惟一的优势就是我的目的性比他们强。他们还没意识到这点。赌桌上有个人听到我问他邻座有关黛安娜的事后，就递给我一张名片。他是某个购物中心的代理开发商。是那种大型的购物中心。”
“一个赌徒？”
“他心底里差不多是个赌徒。我等他离开赌场后二十分钟打他的手机。我告诉他我是赌桌上的那个人。他说：‘现在不行。’我问：‘什么时候可以？’然后他说：‘我现在有了你的号码，我会打给你的。’接着就挂断了。”
“笨蛋。我想他在耍我。”
“他没打来吗？”
“拉斯韦加斯的夜晚总是充满活力，不是吗？而我呢？我比昨天这时候要老了二十岁。再这样过一个星期，我肯定得换皮纳克尔一种两到四人玩的牌戏，使用四十八张牌的一副纸牌，通过采用轮圈抓牌或形成某种组合计分。玩玩，老玩掷骰子可不行。”
我能感受到他的绝望。我拿着电话，从黑暗的厨房慢慢走到同样全无光亮的客厅，又一次不由自主地停下来，在博尔德那片暮色里寻找第十二大街，寻找米勒家和多伊尔的房子。
我耳朵里听到的是西纳特拉美国歌唱家和演员，曾出演电影《从这儿到永恒》，该片获奥斯卡奖。的歌声和嘈杂的打击乐。还有车辆喧嚣声和警报声。
“你在夜总会？”
“我在贝拉吉奥酒店。在外边，看喷泉。我喜欢喷泉。尽管过于华丽，但我喜欢。你见过吗？”
“只在电视里见过。”
“哪天来看看吧。”
“好。”也许。“和黛安娜一起。”
“和黛安娜。阿兰？”
我心里一跳，他好一阵没用法语念我的名字了。
“我在。”
“如果某个男人和我妻子纠缠不清，你会告诉我吗？”
“什么？你说——”
“是的。除了我之外的男人。我们都是成年人了，不是吗？”
我很惊奇。拉乌尔竟会因别人对不忠的看法而如此轻易地产生情感波动。对于浪漫的爱情，拉乌尔要是没了自信就好比蜘蛛侠忘了该怎样爬墙。
我说：“就我所知，我可以告诉你这事和别的男人没有半点关系。半点也没有。”
“谢谢，我不得不问问。”
“拉乌尔？知道你一直在找的雷切尔是谁吗？她是马洛里·米勒的母亲。黛安娜到拉斯韦加斯想找的就是她。”
他沉默了。电话没有断线；我仍然能听到西纳特拉的歌声和喷泉的声音，还有镇上车辆的喧嚣嘈杂，但拉乌尔没有说话。间隔越拖越长，猛然间我又回想到那天晚上黛安娜在赌场和我通话时还好好的，突然就失踪了。我心跳加速，就像一个青春期少年正拖着灌了铅的双腿追求一位漂亮女孩。
“拉乌尔？你还在吗？”
“我在。”
“我怕断线了。”
“没断；我在想问题。黛安娜是去找那个失踪女孩的母亲？”
“如果你关注新闻里对马洛里事件的报道，你还会知道雷切尔·米勒有精神问题。你最终找到她时，知道这个也许会对你很有用的。”
“我不看那些东西。黛安娜和我说过，但她没提起过这些。她得的是什么精神病？”
我不确定小报上有没有报道这个。“我知道你问题的答案，拉乌尔，但我不能说。她的病挺严重。只能说到这儿了。”
“有攻击性吗？”
“雷切尔？不可能，绝不可能。”
“为什么黛安娜想找她？”
“我能找出个理由光明正大地告诉你雷切尔是谁，但要告诉你为什么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很抱歉。我不知道这个答案对你是否有帮助。如果我发现它有用的话，我会告诉你的，我保证。”
马洛里的母亲住在拉斯韦加斯，或是住在拉斯韦加斯并且有严重的精神病，这些新闻媒体都曾报道。我没有告诉拉乌尔任何新东西。如果病人告诉心理诊疗师太阳在每天早上升起，这事就没必要保密。心理诊疗师就可以把这告诉别人。
拉乌尔问：“黛安娜被卷进马洛里·米勒那件事了？”
“我不能……”——我在寻找一个合适的词——“……就此发表意见。”
“如果你的答案是否定的，你就能。”
我在心里说，谢谢。拉乌尔说得对极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会告诉他。但我并没有否定，于是他准确无误地推断出了那意味着什么。“我没法反驳你的结论，拉乌尔。”
“这团乱麻——不管它是什么——都是从汉娜的死开始的，是吗？”
我想了想自己该怎样回答。“汉娜的死让许多球滚了起来。”
他答了一句：“如果我的母亲是西班牙人，我就是狗娘养的。加泰隆尼亚有强烈的独立欲望，此句意即说加泰隆尼亚不是西班牙，加泰隆尼亚人不是西班牙人。”从他的语音语调，我就猜出那是句骂人的话，而且就单凭那个“西班牙”，我想西班牙人一定不乐意从这个加泰隆尼亚人的嘴里听到。
36
我很久没去科罗拉多大学的校园了。一月不是我最喜欢的到处逛逛的季节。杜安物理实验室更不是我希望去的地方。但当星期四11：15的预约被取消后，我发现午休的空闲时间延长了不少，足足空出了七十五分钟。于是我决定走出办公室，去大学里走走。
物理楼坐落于博尔德校区东侧，是一座角状的大型现代复合式楼群。楼群中间被车道和别致的石板结构的设计物隔开，原汁原味地展现了校园原有的地中海式建筑的精髓。杜安物理楼周围是几栋晚些建造的人文楼，赫然耸立，和杜安物理楼一样，由混凝土浇铸而成，墙上贴满石板，屋顶镶满红瓦，一闪一闪地向着这块土地上托斯卡纳人的灵魂致敬。
对于杜安物理楼我早有所闻。这是校园里最高的建筑，从孟辛格心理学大楼出来后，穿过科罗拉多大街就到了，一眼就能看到。但是由于自己与物理学，至少与物理学研究几乎搭不上边，我从未有什么理由走进杜安物理楼。当我跨进那道门找鲍勃时，杜安物理楼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它是所规模庞大却鲜为人知的州立大学。布告栏上的大部分内容我都看不懂，更中肯地说，在那一刻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会看不懂，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闻所未闻的。有个教授要找助手研究毫微微秒光频木梳。另一间实验室要研究如何在冷却至0。1K的超导薄膜基础上开发微卡测定器和辐射测定器，正需人手帮忙。
我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连边儿都摸不着，但我几乎能百分百地确定我成不了他们中的一员。这些在了无生趣的走廊上走来走去的学生——他们赢得了我的敬意，因为，不像我，他们可能有着想要能够诠释布告牌上内容的坚定信念——我常去校园里其他地方转转，已经习惯于遇见那种学生，但杜安物理系的学生看起来更严肃些。
一栋大楼不为人知，而里面却到处是治学严谨的学生？我想鲍勃应该是无意间走进物理系的；不由自主地受其吸引，然后一头栽进去，在这儿他可以生存——对于鲍勃来说，更好地生活不是个能否选择的问题——长久以来，他一直在对下一秒的等待中消磨时光。
在拐错几个弯，走错几间办公室后，我终于知道鲍勃是某个办公室或实验室的办事员或秘书，等离子物理学家就在那儿研究一些匪夷所思的东西。鲍勃的上司是个叫诺拉·萨娜坦格勒的中年妇女，体形就像一大截自来水总管道，她也很想知道鲍勃的下落，对鲍勃的怪癖也有很好的出于直觉的认识。
我自我介绍时略去了医生这一段。我告诉萨娜坦格勒女士——她给我的感觉不像是那种愿意让下属或是我这样的到访者称其为“诺拉”的上司——我是鲍勃的朋友，我们约好昨晚见面，但他没赴约，也没接我的电话。
她有些不信：“你是他的朋友？我怎么不知道他有朋友。”
萨娜坦格勒女士直击要害。
我费了好大的工夫才让她重新关注这样一个事实：我不知道鲍勃在哪儿。“今天早上我打过电话。接电话的人说他生病了没来。但他也不在家。我很担心。”
“好吧，坦白说，我也是。我还没打过他家里的电话——鲍勃不会……乐意的。2003年春天那场暴风雪，他有一天也没来上班，但在我的印象中，那是惟一的一次。”
鲍勃上次没去上班有着毋庸置疑的理由：2003年3月的那场暴风雪至今让人难忘，博尔德的积雪几乎有四英尺厚。“他今天没来过电话吗？”
她摇头。“昨天也没有。鲍勃总在自己的桌上吃饭，埋头看书或者玩网络游戏。有时玩拼字游戏。有时下象棋。他从不和其他同事一起玩。从不。但是星期一那天怎么样呢？那天上午11点左右，他告诉我他要出去吃午饭。他直接进了我的办公室，直接走到我桌前，说：‘萨娜坦格勒女士，我要出去吃午饭了。’我很惊讶，也很高兴——我让他好好放松，玩上个一小时。”
“他出去了吗？”
“这小子肯定出去了。他根本没有回来，也没打过电话。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是这样啊，”我一边说，一边回味这句话。这星期鲍勃的这出失踪戏开场得甚至比我预料的还要早。
我和萨娜坦格勒女士一起站在她的办公室里。我发现，她管状的体形正在逐渐分散我的注意力。我发誓，她的大腿、臀部、腰部、胸部和肩膀完全是同一个尺寸。她不是特别胖，看上去像是发育时被迫在一根香肠套子里冬眠了很久。
“听着，”她说，“鲍勃……很特别。很特别——很特别。我从赫尔姆斯转到这儿后就成了他的新上司——赫尔姆斯是历史系。以前我觉得学历史的家伙古怪，但这些物理学家呢？别让我说起头；他们是另类的。而鲍勃，他更是怪胎的典型。我有话直说，请见谅，但如果你了解他的话，你应该早知道。他喜欢和别人保持距离，周围的人很难与他相处，尤其是那些对他的——也许可以这么说——脾
性毫无察觉的人，但他会完成工作。没别的了，我告诉你，真的就这么多了。他只干自己的活。后来我又把他安排到一个实验室，他在那儿和别人相处得还可以。我说这些的意思是鲍勃和这儿的一些人不一样。他比较自由。但不管他……怎么不受约束，我都不会因为这解雇鲍勃。”我注意看了看她的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