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2006年第1期-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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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村落住了下来，自己种菜，勉强糊口。艰苦的生活并没有泯灭劳伦斯的审美情趣：铺天盖地的紫红色石楠花丛与碧蓝的海水和浅绿的逶迤山影组成了粗犷妖艳的康沃尔景观，劳伦斯从这幅自然美景中获得了安慰和写作灵感。他说他感到了康沃尔的某种魔力：这寂静的荒野，拍岸的狂涛，原始的处女地，让人想到伊甸园。所以劳伦斯说，他在康沃尔有一种通灵的感觉。
劳伦斯1916年来到这天涯海角的蛮夷之地，是因为他陷入了生活与创作的深渊而难以自拔。这是劳伦斯人生中最黑暗和尴尬的一章，有人称之为劳伦斯的“噩梦时期”，但又岂是噩梦二字能了得？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风起云涌之时，史诗般的小说《虹》因有反战倾向而惨遭禁毁，罪名却是有伤风化，“黄过左拉”。劳伦斯在英国名声扫地。此时的他从《儿子与情人》声誉的顶峰遽然跌入事业与生活的谷底。作品难以在英国出版，贫病交加，几乎全靠朋友捐助过活。伦敦之大，居之不易，只好选择生活费用低廉的西南一隅康沃尔蛰居。
在这捉襟见肘、几乎与世隔绝的日子里，劳伦斯仍然笔耕不辍，完成了另一部号称探索现代人方寸乾坤的长篇小说《恋爱中的女人》。但这部文稿在伦敦的各大出版社旅行数月，最终仍遭退稿（四年后才在美国出版私人征订版），理由很简单，劳伦斯是有“前科”的作家，哪个出版社都不敢承担再次禁书的后果。彼时他能够在英国出版的只有前几年创作的爱情诗和意大利游记这类销量很小、版税很少的非小说作品；既不能给他带来声誉，也不能改善他的贫困状况。
此时的劳伦斯几乎处在绝境中：一方面受着官方和右翼文化势力的排斥和扼杀，他们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另一方面，他惟一能够亲近的文化界人士是自由派即著名的剑桥…布鲁姆斯伯里文人圈子，但这些人在生活态度、社会观念和文学理念上又令他又无法溶入，与他们的分歧导致关系决裂。这个圈子里的主要人物如罗素、福斯特、凯恩斯和女施主墨雷尔夫人等文化名流和年轻的艺术家都曾对他垂青，他也对他们有过爱慕、敬重，也受惠于他们。但他出身低微，自尊心不容任何怠慢，甚至不容任何人的降尊纡贵，久而久之，一旦平视这些文化精英，也就难免发现他们身上人性的弱点或污点，以他的苛刻和尖锐，无法与之为伍，也就是自然的事了。反之，劳伦斯在剑桥布鲁姆斯伯里文人的眼中本就是一个外省穷才子，出于对一个写作天才的爱护他们对他悲悯为怀，关爱有加，但不料这小镇工人的儿子自视甚高，还挟出身于德国衰落贵族之家的妻子以自重。那个与他私奔后结婚的德国妻子弗里达也没有为人妻应有的谦卑，时时处处插话插手，很不合时宜，甚至成了劳伦斯与大家交流的障碍，大家渐渐冷落甚至恶意中伤劳伦斯也就不足为奇。福斯特在给劳伦斯的一封绝交信中表示他仍乐意与作家劳伦斯交往，但决不同“劳伦斯夫妻店”打交道，极力排斥弗里达参与劳伦斯的社交活动。
劳伦斯因此而失去了在英国文化界惟一的强力支柱，只能作为一个拮据的写作个体，靠着几个边缘文化人和还算善解人意的代理人的周旋，在人心叵测的英国文坛上苦苦沉浮，陷于随时都被淹没的危险境地。有人说，与这个文人圈子的决裂使劳伦斯得到文坛承认的时间推迟了二十年。不仅如此，劳伦斯对当年文坛上的巨擘如萧伯纳、班奈特和威尔斯也不曾有攀附之举，反倒时而表示出对他们作品的不屑。这种处世态度本身就将自己置于孤家寡人的境地。我们可以说是天性使然，也可以称之为“文人相轻”，但在劳伦斯刚刚开始步入文坛的时候，在别人眼里他是不具备“相轻”资本的，只能被上流文人看作是少年狂妄，遭到孤立被认为是咎由自取。对于1910年代中期的这段恩怨，任何人都难以做出公断，只能留给历史。如果劳伦斯的妻子不是弗里达，如果弗里达甘做“贤妻良母”，如果劳伦斯本人不那么偏激，如果那些上流文人多点平常心和爱心……结果就不会是这样令人扼腕。作为后人，重要的不是试图公断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文人感情纠纷，而是了解真相，从中吸取教训：文人之间到底该怎样相处才算适度，总体上处于社会弱势的文人们该怎样既相互关爱、拔茅连茹又不因过从甚密而导致琐碎世俗。
但无论如何，劳伦斯是处于弱势但又不甘雌伏的，因此是更多受到伤害的一方，劳伦斯也因此心生报复，在《恋爱中的女人》一书中“就近取材”，将几个熟人做了小说人物的“模特”，差点引起名誉官司，其中一人的诉讼威胁还是以劳伦斯赔付其50英镑而私了的。
此时劳伦斯惟一的救命草就是美国。从他的长篇处女作《白孔雀》开始，美国的出版社就一直很关注他，为他的作品出版美国版。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美国的杂志还约他的稿子。这片同文同种的新大陆对劳伦斯充满魅力，他准备战后移居美国。这个契机促使他关心起英国人不屑关注的美国文学作品，边读边写读书随笔，这同时也是为自己移居美国后做一系列的文学讲演做准备。事实证明，劳伦斯此举不仅在当年傲视一切的大英帝国是首创，他甚至比美国本土的批评家更早地将麦尔维尔等一批美国早期作家归纳为“经典”，其视角之独特，文笔之犀利，更无前例。就是这种无奈中的阅读让劳伦斯写出了一部不朽的文学批评集——《美国经典文学研究》，一枝独秀于文学批评史。
但在这粗犷美丽的地方生活肯定是寂寞的，尤其是在夜里，漆黑如墨的天地间，只有这几间小屋的灯光燃烧着一点人气。咆哮的大西洋，如注的暴雨和冬天的风雪，能把人逼疯。更为恐怖的是当地人把他们当成德国间谍加以监视，他们认为弗里达在石楠丛上晾晒衣物是在给德国飞机打暗号，连夜间偶尔从窗帘缝里透出的蜡烛光也被认为是暗号，不时会有警察抄查他们破败的小家，抓走他们的朋友去审讯，那段时间他们过得心惊胆战。劳伦斯后来在他的长篇小说《袋鼠》里专辟出一章《噩梦》记述他和妻子在康沃尔海边的生活和遭遇。读了那一章，我才知道，他和妻子就是在从圣艾维斯买日用品回家的这条临海小路上遭到警察无理搜查的，他们把弗里达袋子里的盐包当成了照相机。结果十分尴尬，令劳伦斯夫妇欲哭无泪。他们最终因间谍嫌疑而被驱逐出康沃尔。
翻译《噩梦》那一章时我曾极力想像康沃尔海边的景色，想像这座空旷潮湿的沼地上的石头房子，想像劳伦斯夫妇和朋友们在这个背景上的活动。如今我真的身临其境，将我的译文与这里的景物一一对照，真有一种还乡沧桑感觉——我来过这里，我用心的眼睛早就把这里巡视了多少遍了，我这分明是故地重游。现在这里的景色依然如故，陪伴我的还有那首著名的双簧管轻音乐曲子《康沃尔的早晨》，如同一只轻灵的信鸽在蓝天碧海和紫红的石楠丛上飞掠而过，留下一串清越的鸽哨声，让人怀乡怀旧，在心头划出一道淡淡的凄楚苍凉。
谁的“踪影”消失了？
李 燕
斯蒂芬·怀特是从1989年开始创作了一系列兼具侦探、推理、悬疑色彩的小说。《消失的踪影》是他2005年3月推出的又一力作，其紧张的故事节奏、错综复杂的悬念设置、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出人意料的结局，都给读者带来无限的惊奇和无限的阅读快感。
欲对这部扣人心弦的“心理悬疑”小说加以分析，我们就不能忽视它的书名——《消失的踪影》——那么，在小说里，它仅仅是指小女孩马洛里的失踪吗？究竟是“谁”的“踪影”消失了呢？侦探推理悬疑类小说中的人物主要有三类：一是触犯法律的罪犯；二是与案情有关的知情者；三是破案的侦探，其中，侦探与罪犯居于主导地位。然而，在《消失的踪影》这部小说中，凶手和侦探的“踪影”似乎都消失了。
首先，罪犯的“踪影”消失了。
小说一开头就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凶杀案”中。“我”（艾伦）的同事汉娜以一种奇怪的姿势死在别人的办公室里。是谁杀了她？汉娜的死因还尚未弄清楚，曾找她做过心理诊疗的女孩马洛里又在圣诞节离奇失踪了。她是被绑架了，还是已惨遭杀害？罪犯又是谁？
作为侦探、推理、悬疑小说的主角之一，罪犯对案情的源起、发展与深化，起到了主要的作用。小说中罪犯形象塑造得成功与否可以说是衡量侦探小说是否成功的标准之一，罪犯作案的手段越隐蔽，越能突出侦探的智慧。可以说，从爱伦·坡的侦探小说肇始，无数著名的侦探小说如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艾勒里·奎恩的《希腊棺材之谜》、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尼罗河上的惨案》和《东方快车谋杀案》、莫里斯·勒勃朗的亚森·罗宾侦探系列直至日本江户川乱步的推理小说等，在塑造大侦探福尔摩斯、波洛、亚森·罗宾、艾勒里·奎恩等人时，亦无一例外地安排一个狡猾的罪犯为其对手，比如与福尔摩斯同样赫赫有名的其对手莫里亚提上校。可见，“罪犯”这一角色在侦探推理小说中是有其举足轻重的地位的。而寻找罪犯是侦探、推理、悬疑类小说约定俗成的中心任务。20世纪初开始流行的侦探小说在英文中的别称是“谁做了这件事”，这就意味着这种题材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寻找、揭露出真正的罪犯。不管案情多么扑朔迷离，情节安排得多么高潮迭起，凶手隐藏得多么隐蔽，到了真相大白时，罪犯终将被绳之以法，于是正义昭彰，大快人心。
那么，在《消失的踪影》这部小说里，谁是罪犯？是同为心理医师的黛安娜？是有心理疾病的大学物理系工作的鲍勃·布兰特？是失踪的女孩马洛里的有精神分裂的母亲，还是她道貌岸然的父亲？似乎每个人都有嫌疑，都有动机，都有心理问题，都有成为凶手的可能。整个案件笼罩在层层迷雾之中，在这层缥缈的迷雾之下，发生的一切却又如此诡异离奇，似乎隐藏着什么巨大的危险，能清楚感觉到但却又摸不着，逐渐积累的未知与恐怖噬咬着读者的内心。而这层挥之不去的迷雾又像一堵墙一般，阻断主人公艾伦和真实之间的距离，他一次次的探索，一次次的解谜，却始终将自己推向更大的谜团。案情大白的时刻，你会发现，竟然没有所谓的“罪犯”——汉娜医生是死于她突发的疾病，女孩马洛里是因为对圣诞节的恐惧而偷偷离家出走。让你提心吊胆、苦思冥想地分析和寻找的“罪犯”的踪影就是这样无形地消失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消失的踪影》的结局几乎是对侦探推理悬疑小说的颠覆。英国作家S。S。范丹从文学理论视角出发，总结了侦探小说的二十条准则，其中第十八条这样写道：“假如读者到最后发觉罪案竟然只是宗自杀案或意外事件，定会大失所望。这样一反高潮的结局，实在有负读者的厚望。不但会向作者讨还书价，还会严厉声讨作者。”《消失的踪影》这部小说显然并不符合这一准则。然而，再回头去看一遍，你一点都不觉得突兀或者意外了，因为作者精心描写的每一个细节、潜心埋伏下的每一条线索都在将你诱至种种歧路，同时也悄然将你引向这个必然的结局。而巧妙的结构布局、细腻的心理分析、紧张迭起的悬念设置，都使得这一结局方式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其次，侦探的“踪影”也消失了。
侦探是侦探推理悬疑小说中的第一主角，他的公开身份可以是警察、私家侦探，也可以是从事其他各种事业的业余侦探，但他必定足智多谋、身手不凡，是勇敢、智慧、正义的化身，他的思维方式与思考判断能力对案情的渐趋明朗化起着主要引导作用。如柯南·
道尔塑造的福尔摩斯，阿加莎·克里斯蒂塑造的波洛，西默农塑造的梅格雷探长，江户川乱步塑造的明智小五郎。成功的侦探小说作品总是通过扑朔迷离的案情来刻画侦探的神勇，而在《消失的踪影》里，却没有人能够担当传统侦探推理小说中的智慧、有力的侦探的形象。
在小说开头，以“侦探”身份出现的两个人物——达雷尔·奥尔森，斯洛克姆都不过是例行公事，他们的虚张声势不免让读者产生反感和不信任，而似乎值得读者信赖和依靠的警察萨姆也不过是较多了解八年前的一桩相关案子的详情而已，他们都难以担当小说中的“侦探”这一角色。相比之下，心理医师黛安娜倒是主动地试图扮演“侦探”这一角色。她迫切地要找出杀害汉娜的凶手，她的行动也相当有条理，从汉娜到汉娜的病人马洛里，再到马洛里有精神分裂症的母亲，她步步深入，几近真相，却因受到突然袭击而终止。然而，即使忽略她所缺少的为读者提供和分析有用的心理线索的功能，单从事件的结尾她并未能够参与揭露事件真相来说，她也不具备独立的“侦探”的角色功能。其他人物或多或少都掌握一点有用的线索，比如，大学物理系工作的鲍勃·布兰特了解马洛里离家逃跑的真相，还知道地道的秘密，黛安娜的丈夫拉乌尔探寻到了有关马洛里的母亲的某些真相等，但他们无法完成对案情的总体把握，而多是在迷离之中摸索或徘徊。
在《消失的踪影》中，很多人物不同程度地患有不同类型的心理疾病：死去的心理医生汉娜就患有典型的强迫症；马洛里因为儿时女伴被绑架、杀害的恐怖记忆而害怕每年一度的圣诞节，并患有幽闭症；马洛里的母亲患有精神分裂症，导致了她疯狂地热衷于参加别人的婚礼；帮助马洛里逃跑的在大学物理系工作鲍勃有人格分裂症，他非常害怕与人接触交往，只是养了一盆植物（症状如同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中那个自闭的杀手）。因此，小说中案件调查、寻找真相的过程和各个人物心理问题症状的展现、暴露和分析、诊疗，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心理医生的艾伦也正是在自己的正常工作中逐渐接触并深深卷入了整个案件，不自觉地担负起了“侦探”的角色功能，他的“侦破”方法也与福尔摩斯等侦探截然不同，主要是接待病人并对其进行心理分析。心理分析是现代科学处理健康人的情感问题的一种方法，分析者只求引导病人谈出他潜藏的问题，使其敞开心扉。一旦围绕病人的情结被揭示出来并加以解释，病人的病症和混乱就会消失。可以说，进行这种心理分析的“侦破”工作的，只能是人的“心理”自身，即使是艾伦这样的心理医师也无法完全担当。从这个意义上看，艾伦实际上并不能担任真正的侦探的角色功能，他更像是一个故事的讲述者。因此可以说，传统形式的“侦探”也在《消失的踪影》中也最终“消失”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部没有真正凶手和真正侦探的小说保持了极大的张力和引人入胜的魅力呢？这一切归结为悠远深邃、难以揣测的人的“心理”。
与充满危险的、茫茫无际的外部世界相比，人的心理世界同样是未知的、深不可测的，审视它会使我们感到不寒而栗的恐惧。心理悬疑小说的魅力就来源于这层层迷雾之下的未知和恐惧。竞争激烈的现实压抑着每一个人的心灵和精神，导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