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理由-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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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自己适应新近出现的情况，我苦苦思索了几个月。我常常于夜间醒来，脑子里充满暴力场面的画面：“帕辛”把目光从“吉尔卡”的孩子那弱小身躯上移开，抬起头来，嘴唇上血淋淋的；“魔鬼撒旦”用手舀起“斯尼夫”受伤的脸上流出的血，然后把它喝下去；“菲本”把“戈迪”的那条断腿拧成了麻花；“比太太”躺在植被丛中，因伤势过重正在慢慢死去，而她10岁的女儿在一边轻轻地梳理着她的毛发，给她以安慰，一边驱赶着苍蝇。
我把在贡贝观察到的黑猩猩群落之间相互残杀的第一手资料公布于世的时候，我知道有些科学家会对我进行大肆批评。有些人批评说我的观察不过是“胡编乱造”，不足为信。这种批评分明荒唐之极。卡哈马群体遭到残忍袭击的情况，是我们在近距离上观察到的，况且不是一次，而是五次！此外我们还有对邻近群落的雌猩猩进行袭击的大量记录。有些科学家认为，贡贝黑猩猩之所以行为反常，是因为我们给猩猩提供香蕉的做法不对头。这个批评是有效的。可是对群落外的雌猩猩进行攻击的地点远离香蕉供食站，全都在卡萨克拉群落所在领地的边缘。卡哈马群体的猩猩全部都主动地、而且显然是永久性地离开了有香蕉供应的领地。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他们是因为想返回原先的领地才受到攻击的。更重要的是，在非洲其他一些黑猩猩生活的森林中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也观察到类似的领地攻击行为。
有的科学家即使接受了我们所公布的科学考察数据资料，他们仍然认为公布这些事实是错误的。他们认为我应当尽可能把这种侵略行为加以弱化。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强烈的抵制呢？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科学的政治，也就是由于政治、宗教或者社会方面的原因，在发表还是不发表的问题上所受到的压力。我把黑猩猩之间的暴力行为告诉一个同行之后，他对我说：“你绝对不能发表，因为这将给那些不负责任的科学家和作家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素材，以‘证明’他们所说的人类进行暴力冲突的倾向是天生的，所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遗憾而且可悲的是，这都是我们凶残的猿人祖先的遗传。”
侵略性的问题带有如此浓厚的政治色彩，是70年代初期的事。这也不足为怪，因为在当时，侵略本性的问题仍然与我们刚刚经历的可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联系在一起。这场辩论的一方认为侵略是人的天性，存在于我们的基因密码之中。另一方的人则认为，人初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像一张白纸，在婴幼儿时期所经历的事情将会永远被铭记，将会决定这个孩子成人后的行为。
我第一次参加关于先天天性和后天教育的大辩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使我感到非常惊讶的是，一些深受我尊敬的科学家竟然庄严地宣称，他们认为所有的侵略行为都是后天学来的。所以他们提出，只要从我们的孩子们的生活中清除所有暴力和侵略的经验、所有有关这方面的故事、所有民族主义、军乐、竞争、惩罚，还有其他许多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的经验，我们就能够创建一个没有侵略的乌托邦社会。这种观点认为，像南非布须曼人和爱斯基摩人，毕竟因为没有接触到 “进步”，所以他们那里就根本没有侵略和战争。显然，人类的真正本性就完全是和平的。这种说法早就被证明是不对的了，可是许多人依然抱着“高尚的野蛮人” 的说法不放。我在大会上发言，对黑猩猩之间为争夺主宰权的争斗、黑猩猩群落之间的冲突以及其他侵略行为，提出了自己的评论。我的发言受到一半与会代表的欢迎，另一半代表则针对它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在辩论中有一位我以前非常崇敬的科学家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发了言。在喝咖啡的时候，我问他：“你真的认为所有的侵略都是后天学来的吗？我不明白，你是个人种学家，怎么能有这个看法？”他回答说：“简，我最好还是不谈我的实际想法是什么。”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件事。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下降了。
一位来自前苏联的心理学家也是我永远忘不了的。当然，我们当时正处于冷战巅峰。他不敢擅自回答任何哪怕带一点点政治倾向或者有一点点争议的问题，而是要先去打电话请示他的上司才行。
我去贡贝的目的，既不是为了证明黑猩猩比人好或者比人坏，也不是为了给自己一个讲台来发表关于人类“真正”本性的咄咄逼人的讲演。我为的是去学习，去观察，去把观察结果记录下来；我只想把我的观察结果和我的想法以尽可能清晰的方式坦诚地和其他人交流。当然我的态度很明确，无论事实是如何的不确定，我们还是应当予以正视，而不应当加以否认。
关于贡贝黑猩猩群落之间冲突的细节发表之后，的确有几位作家引用了其中的资料，并提出这一劳永逸地证明了暴力是深深植根于我们基因之中的，是我们从我们灵长目祖先那里继承来的。他们得出结论说，人类是嗜血成性的，因此暴力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随着1976年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原因》的出版，这种观点的可信度就更强了。道金斯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研究了人类的动机，他认为我们的行为主要是由我们的基因所决定的。由于这些蛋白质微粒的主要“目的”就是自我繁殖，所以我们的所作所为大多是由遗传生存的需要所决定的，是通过我们自身的成功繁衍或者通过我们亲戚的成功繁衍而实现，因为他们和我们共享着一部分基因。这就意味着，为了确保我们的基因得以延续，我们可能帮助我们的亲戚，尤其是与我们关系最近的那些亲戚，如兄弟和姊妹。如果我们帮助的是非亲戚呢？这其实不是因为人类有关爱之心，而是因为我们（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们的基因）“希望”我们的善行能有所回报。我今天救了溺水的你，希望有一天你能救我，或者救我的亲戚。我们天生就是自私的——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基因的生存。道金斯在此后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进一步评论说，我们不应当希望有什么上帝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盲目、无情的冷淡”所主宰的宇宙之中。
道金斯的书之所以如此畅销，我认为，部分原因是它向许多认为人类是自私残酷的人提供了借口。这是因为我们的基因。我们是无能为力的。与此同时，医学研究揭示，许多心理障碍是由生理原因引起的。也许否认对自身丑行负责可以得到一些安慰。我回想起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讲述的那些惨无人道的残酷折磨。一个被人认为有文化和文明的国家，为什么会做出这种大规模的屠杀和种族灭绝的行为呢？道金斯的理论能解释这一点吗？
我当时的结论认为，而且我现在依然认为，否认人类具有内在的侵略性和暴力倾向是没有意义的。当我的小宝宝格拉布似乎会受到伤害的时候，我自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愤怒，这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许多科学试验表明，侵略性的行为模式至少是很容易模仿的。70年代初期，我在斯坦福大学担任副教授的时候，心理学家罗伯特，宾多拉正在进行一项试验，测试儿童对侵略性行为模式的模仿程度。他拿出一个假人，把它放在一群两三岁的幼儿中间，然后对它又打又捶，又踢又踩。每个动作他都做得很慢，一招一式都要重复好几次。后来在几个不同的时间，他让这些孩子有接近这个假人的机会，记录下他们的反应。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他的小研究对象都想去打那个假人几下，许多动作都是他演示过的。这为反对儿童看有暴力镜头的电视的观点提供了很好的论据。（我倒希望进行一次类似的试验，试验中对假人施以亲吻、拥抱、抚摸等动作。可是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的试验。）
贡贝黑猩猩的行为为许多理论提供了燃料，许多科学家对此进行了热烈的争论。用它——或者不用它——来佐证或者批驳自己提出的人类侵略性本质的理论。可是我在贡贝的工作为的是更好地理解黑猩猩的侵略性。我的问题是：在类似人类通向仇恨、罪恶和全面战争的道路上，黑猩猩已经走出了多远？战争前兆
黑猩猩也能产生与某些原始的人类战争形式不无相似的敌对行为和领地行为。了解这一点既非常有趣，也令人寒心。我以前一直认为，战争是只有人类才有的行为。对于类似战争行为的描述可以追溯到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初。它似乎是人类群体一个几乎带普遍性的特征。引起战争的原因是一些范围非常广泛的问题，包括由文化和知识所决定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至少从生态上来说，战争解决了胜利者获得生存空间和充足资源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它还起到了降低人口水平，保护自然资源的作用。
此外，正如达尔文所指出的，史前的战争是群体之间的冲突，而不是个体之间的冲突，肯定对群体成员之间越来越复杂的合作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选择性压力。交际能力变得非常重要：复杂的口头语言的出现带来极大的优越性。智力、勇气和利他主义就会受到高度评价，因而，与群体中胆子较小、技能较差的成员相比，优秀的武士就会有较多的女人，生出较多的后代。这一过程将不断升级，因为一个群体的智能、合作和勇气越突出，它的敌人所受到的压力也越大。实际上，有人认为战争也许是进化中的主要压力，而正是这种压力使得人类的大脑和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类人猿的大脑之间出现如此巨大的差距。大脑不太发达的原始人类在战争中无法取胜，因而就被消灭了。
毫无疑问，早期人类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们发达的大脑。因为人类的大脑比起黑猩猩的大脑要大得多，所以化石考古学家多年来一直在寻找一种介乎半猿半人之间的骨骼化石，以便从化石方面为人与猿之间提供一个联系环节。实际上，这个所谓“失去的环节”肯定是由一系列业已消失的大脑形态组成的，而且每一个都要比先前一个更复杂。对于科学来说，这些大脑除了在有些头盖骨化石上留下过一些微弱的痕迹之外，的确是永远失落了。
只要一想到战争，我们的脑海里往往会出现一支庞大的军队在运动的情景：骑在马上的、徒步行进的、驾驶装甲吉普坦克的、开着战斗机和轰炸机的军人面对着可怕的冲突。更为糟糕的情景是，按下一个键钮，就可以在转瞬之间消灭一个国家。人类的战争是在国家之间，或者一个国家的各个派别之间进行的——其中尤以革命和内战最为惨烈。
贡贝黑猩猩之间的“四年战争”当然无法与人类的战争相提并论，可是它却清楚地说明，这些猿类已经达到只有人类才能达到的战争的残酷性。但毕竟人类历史上大规模部署兵力和武器的能力也不是一夜之间就如此成熟的。人类的战争也像人类的所有文化进步一样，经历了许多个世纪的发展，从原始的、类似黑猩猩那样的侵略行为发展到如今有组织的武装冲突。现在仍然有一些土著人部落的战争形态跟贡贝黑猩猩的“四年战争”差不多——参加袭击的群体悄悄潜入一个村庄，然后进行杀戮和抢劫。
人类的战争形式是文化的发展，但是，在人类早期祖先的战争形式出现之前，肯定有过许多其他形式的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包括群体共同生活和狩猎技能、建立领地、使用武器以及合作制订计划的能力。此外还必然会产生对陌生人的恐惧和仇
恨，其表现形式就是侵略性的攻击。贡贝黑猩猩中显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上述这种特征。
黑猩猩的领地意识无疑是很强的。他们不仅保卫自己的林中领地不受来自相邻群落的“外来者”的侵犯——不论是雄性还是雌性（不过青少年雌性不在此列）。他们每星期至少要对自己家园的边界进行一次巡查，监视其邻居的动向。他们不仅保卫自己的领地，有时还以弱小的邻居为代价扩大自己的领地。贡贝“四年战争”的原因很可能是卡萨克拉雄猩猩产生的受挫感，因为他们不能进入原先属于自己的领地，因为它已被分裂出去的群体所占领。
有一点也很明显，那就是，有些雄猩猩，特别是那些年轻雄猩猩，觉得群落内部的冲突很刺激。尽管“巡逻队”的其他成员已经离开边界返回，那些年轻猩猩有时却冒险悄悄地逐渐深入，去观察他们的“敌人”。这种带危险性的好奇心也许是早期人类战争出现的重要原因。杀死成年同种成员的情况在哺乳动物中很少见，因为这类冲突对侵略者可能很危险。用文化的方式鼓励人类的武士历来是非常必要的：表彰他们的作用，谴责胆小者，对战场上表现勇敢、杀敌有功者予以重赏等等。如果人类的男子天生就觉得侵略（尤其是对邻居的侵略）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士兵的训练就会容易得多。这似乎确实不假。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总动员的号角一吹响，我们家里的男性成员全都报名参了军。当时德里克还不够当兵年龄，于是他就去了一个又一个飞行训练中心，最后找到一个不死扣条条框框的地方当了兵。人类对死亡和痛苦有极大的好奇，这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在中世纪的英格兰，绞刑示众是很常见的事。今天（1997年8月），在写这一个章节的时候，我从报纸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在德黑兰西部处决一名强奸犯，结果围观的人群有上万之多。他们看着那个人的脖子被套上绳索，然后被起重机吊起来，吊到他们的上方。由于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他的腿越蹬越无力，身体扭动也逐渐停止。在观看赛车的过程中，危险的拐弯处往往聚集的人最多。在障碍赛马中，人们最喜欢看的是那些他们知道摔倒次数最多的马。公路上发生恶性交通事故之后，会出现数英里长的塞车——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大家都放慢车速想看上一看。当然，这是因为这些事情异乎寻常，许多过着平平淡淡生活的人都需要一些刺激，所以在我们的电视、报纸和杂志上，暴力才被认为是有新闻价值的东西。
在人类对付同类成员的战争或暴力行为中，有一个重要事实已经得到证明：文化的进化引起了伪物种形成的发展。简单地说，伪物种形成就是，在某个特定群体的一代成员中，个体所获得的行为被传到下一代。经过一段时间，这就形成了一个群体的集体文化（习惯和传统）。人类的伪物种形成（我主张用“文化物种形成”来表述）主要意味着一个群体（本群体）的成员不仅会把自己看成与其他群体（外群体）成员不同，而且对本群体和非本群体成员的行为方式也不同。文化物种形成的极端形式会导致对外群体成员的非人化，以至于把他们几乎看成是异类。这就使得群体成员不受群体内运行的禁令和制裁手段的约束，使他们得以对“那些另类”采取在群体内无法容忍的行动。奴役和折磨是一个极端，而愚弄和放逐则是另一个极端。
从贡贝黑猩猩身上，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