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理由-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群体内无法容忍的行动。奴役和折磨是一个极端，而愚弄和放逐则是另一个极端。
从贡贝黑猩猩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文化物种形成的前兆。他们的群体意识很强；他们对“属于”本群体的成员和非本群体成员加以明确区分。本群体雌猩猩的幼仔受到保护，而非本群体雌猩猩的幼仔则被杀死。这种群体意识非常微妙，它不是一般的生客恐怖心理。在发生分裂之前，卡哈马群体的成员和他们的侵略者之间的关系密切而友善；有的甚至是一起长大，一起漫游、觅食、玩耍，相互梳理毛发，并在一起睡觉的伙伴。卡哈马群体的分裂行为，似乎使他们自己丧失了被看成群体成员的“权利”——他们被当成了“陌生人”。对这些以前的朋友所发动的攻击可以达到令人震惊的地步，就像我们人类的内战一样。那些攻击大多数都是非常残酷的，但在我看来，最残酷的是对我的老朋友“歌利亚”的攻击。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歌利亚”会和南边的一伙走到一起。他当时已经老态龙钟，十分瘦弱，根本不构成任何威胁。他千方百计想躲藏起来。他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正躲在浓密的灌木丛中。他被拖出来的时候哇哇大叫。参加攻击的5只成年雄猩猩，以前都跟他关系很好。 1只未成年猩猩乘机冲上来用小拳头打他，嘴里高兴得吱吱哇哇乱叫。他们的攻击持续了18分钟，猛打猛咬，乱拖乱拽，把一条腿一拧再拧。他们近乎癫狂地离开之后，“老歌利亚”想挣扎着坐起来，但又倒在地上，浑身颤抖着。虽然我们找了他一个星期，但始终没有发现他的踪影。
卡萨克拉雄猩猩一再对卡哈马猩猩发动攻击，所使用的攻击模式在群落内部打斗中从未见过，但却常见于黑猩猩对付大型猎物，使之失去抵抗能力、并将其肢解的过程中。卡哈马群体那些倒霉的成员不仅遭到拳打脚踢，被踩在脚下，而且被打断筋骨，撕开皮肉，四肢被拧了又拧，就像我们看到的“歌利亚”的遭遇一样。在受到集团攻击时，他们被往死里打。其中有个攻击者甚至喝了他的受害者身上的血。卡哈马黑猩猩的确被当成了猎物来对待——他们被彻底“非黑猩猩化”了。
不幸的是，“文化物种形成”在全世界的人类社会中已经到了高度发达的水平。我们往往形成一个经过挑选的“本群体”，把那些与我们种族背景、社会经济形态不同，政治上不一致、宗教信仰不同的人排除在外。这便是战争、暴乱、团伙暴力以及其他各种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发现人类组织本群体倾向的许多例子，把我们的城市、小镇、村庄、学校或者邻里中的一些人排除在外。孩子们会很快组成这样的排他性群体，抱成一团，相互支持，使自己和其他人之间产生距离。组成这种群体的孩子可能会对“外面的人”非常残酷，有些孩子因此而吃了很大的苦头。威廉·戈尔丁①＇1＇的《蝇王》是一部很了不起的小说，因为我们知道，在一定的（或者说在错误的）条件下，孩子们的行为可能会变得非常野蛮。在一些现代团伙可怕的演变过程中， “文化物种形成”已经变得非常明显。像洛杉矶的克里普斯帮和血盟帮，已遍及世界，他们具有相同的肤色、文身图案和其他有别于其他人的文化上的区别。他们只不过是人类“文化物种形成”所产生的丑恶事例之一。
在70 年代后期，我研究了黑猩猩的侵略行为和人类暴力之间的关系，我发现在世界范围内，人类组织“本群体”和“外群体”时的许多弊端。在卢旺达、布隆迪、以色列、巴勒斯坦、柬埔寨、北爱尔兰、安哥拉和索马里，都存在着种族、政治和宗教方面的仇恨。因种族灭绝或者叫做种族清洗而丧生的人成千上万——不，有上百万。在德国，由于一个人的上台，导致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恐怖的大屠杀，其规模之大，其策划之周密和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的确，当希特勒疯狂的杀人计划在公众中传开之后，整个自由世界都认为，这种惨绝人寰的行径决不能再重演。
不同的宗教群体从一开始就想把自己的信念强加于他人，我每每想到这一点就感到特别震惊。历史上由于宗教问题而引发的战争数不胜数。那些所谓的圣战的结果总是当时的胜利者给那些异教徒造成无法估量的巨大痛苦。我上学的时候，历史教科书上关于罗马天主教西班牙宗教法庭的酷刑故事是最令人毛骨悚然的。
不过，伟大的宗教领袖们教导的核心确实是要求人们放弃暴力，去团结而不是排斥那些有不同信仰的人。虽然我没有正规地研究过宗教，我读过《圣经》，听过布道，特别是听特雷弗的布道。我所感悟到的是，耶稣对“本群体”的危害性非常敏感。他毕生都在寻求扩大自己的同情圈，把它扩大到包括所有种族、教派、社会阶层的人，甚至包括为当时的人所痛恨的罗马人：“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他还忠告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关于忍让和容人的类似教导在东方的经典中当然也不乏其例。
我认为“文化物种形成”显然对人类的道德和精神成长起了破坏作用。它妨碍了思想的自由，限制了我们的思维，把我们禁锢在我们所诞生的文化之中。只要我们把自己禁锢在这种文化的思想牢笼之中，我们的一些美好的想法，如人类家庭、地球村、团结各民族等等也只能是说说而已。不过，我们至少意识到应当怎样生活，应当有什么样的关系，知道这一点，还是令人欣慰的。可是，如果我们不“身体力行”，那么种族主义、偏执、狂热以及仇恨、傲慢、欺侮显然还会大行其道。（而且也的确如此。）
“文化物种形成’’显然是世界和平的障碍。只要我们继续把我们自身狭隘的群体成员资格看得比“地球村”重要，我们就只能使偏见与无知进一步蔓延。属于某个小的群体自然是没有害处的——对具有狩猎一采集群体意识的我们来说，这的确是一种宽慰，它使我们有了值得信赖和绝对可信的圈内朋友。它还能使我们达到心理上的平静。真正危险的是，我们在自己的群体和任何其他有不同想法的群体之间划一道明确界限，挖一条鸿沟，布一片雷区。
到70 年代末，我逐渐接受了这样一个观点：人类本性中的阴暗和邪恶面深深植根于我们的过去。我们在有些情况下的侵略行为是受了天性的强力驱使。这些情况与驱动贡贝黑猩猩的侵略行为是一样的——忌妒、恐惧、复仇、争夺食物、配偶或领地等等。此外我还知道，猿类在生气的时候，体态和手势都跟我们的十分相似——摆出傲慢姿态，把脸沉下来，动手打，动拳头，用脚踢，又抓又挠，拽头发，跟在后面追赶等。他们还扔石块和棍子。毫无疑问，如果黑猩猩有刀枪并且知道如何使用，他们也会像人类一样去使用的。
可是，人类的侵略行为在某些方面是很独特的。虽然黑猩猩似乎对给受害者造成的痛苦有所知晓，他们肯定没有人类做得那样残忍。只有我们人类才能故意给活着的生灵造成身体上或者和心理上的伤害，尽管我们知道——甚至正是由于我们知道——那会造成什么样的痛苦。我得出的结论是，只有我们人类才那么邪恶。正是我们的邪恶，使得我们在过去的千百年中想出那么多折磨人的坏招，使千百万活生生的人遭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痛苦。因此，我清楚地看到，黑猩猩最恶劣的侵略行为跟人类的邪恶相比，也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可是，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人类必须永远做自身邪恶基因的奴隶？当然不是。跟任何其他动物相比，是不是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肯定能控制我们的生物本性？难道关爱和利他不也是我们人类从灵长目那里继承来的吗？
我在想，不管怎么样，不知道我们对黑猩猩的研究，能不能告诉我们爱的根源来自何处同情关爱
我到贡贝后不久，就观察到黑猩猩之间经常表现出友好和关爱行为，我对此很感兴趣，也感到很高兴。在一个群落中所观察到的相安共处的行为要大大多于侵略行为。在一个黑猩猩小群体中，有时候确实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都看不到一点侵略行为。当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些黑猩猩也会表现出暴力和残酷。可是同一群体的成员之间的打斗最多也只有几秒钟，而且难得有成员受伤。在大多数情况下，同一群落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和平友好的。我们经常看到他们相互表达关心、帮助、同情、利他精神，而且无疑还有某种形式的爱。
黑猩猩通过大量身体动作来表达自己。别后重逢的朋友会相互拥抱和亲吻。他们突然感到恐惧或者兴奋的时候，会伸出手去相互抚摸——有时候他们会极力寻求接触，拥抱对方，张开嘴吻对方，拍拍对方或者握握对方的手。相互梳理毛发是最重要的亲善行为，友谊会因此而得到维系，不良关系会因此而得到改善。相互梳理可以使成年黑猩猩长时间地处于友好和放松的行为状态。这样的梳理有可能长达一个多小时，他们用手指去触摸对方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梳理可用以使紧张或者不安的伙伴得以平静。母猩猩经常用这种方法抚慰不安宁或者情绪低落的小猩猩。黑猩猩在玩耍的时候，有大量的身体接触，他们相互呵痒，或者像摔跤似的抱起来在地上打滚。这种欢乐的游戏常常伴有响亮的咯咯笑声，就连群体中的成年成员有时也不得不加入其中。
在贡贝呆了几年之后，我们对复杂的黑猩猩社会中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发现，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特别牢固而且持久，这不仅是母亲与子女之间，而且子女与子女之间也是如此。我从对“弗洛”及其一家的长期观察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发现她不仅奋不顾身地去保护自己的未成年子女“弗林特”和“菲菲”，而且会帮助她已成年的孩子“菲根”和“菲本”。“弗林特”出生的时候，“菲菲”的精力很快就转移到小弟弟身上。等允许她跟小弟弟玩的时候，她立即就跟他一起玩耍，替他梳理毛发，还带着他到处跑。她的确成了母亲的好帮手。最后我意识到，所有未成年猩猩对自己家庭新添的成员都非常好奇和兴奋，这种同胞亲情可以维系许多年。在从成长到成年的过程中，兄弟之间会成为好朋友，成为盟友，在社会冲突中或者受到其他猩猩攻击的时候会相互给以保护。
这样的同胞亲情具有几方面的适应性。有一次，9岁的“波姆”领着她的弟弟在林中小径上行走，突然她看见前面路上盘着一条大蛇。她发出轻轻的报警声后就很快爬到树上。可是她3岁的弟弟“普罗夫”当时行走还不稳，没有理会她的警告。也许他不明白那声音的含义，抑或是他没有听见。他离那条蛇越来越近，这时“波姆” 毛发倒竖，大惊失色，吓得张开了嘴巴。她似乎再也忍不住了，赶紧从树上下去，一把拉起“普罗夫”爬到树上。
在孤儿“梅尔”与他未成年的保护者“斯平德尔”之间有一段极为感人的故事。“梅尔”3岁零9个月的时候死了母亲。他没有哥哥或者姐姐来收养他。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12岁的“斯平德尔”收养了他（我们原先以为他会死掉的）。虽然贡贝的所有黑猩猩都有一些共同的基因，“斯平德尔”显然并不是“梅尔”的近亲。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变得难分难舍，形影不离。走路的时候，“斯平德尔”总是等着“梅尔”；他还让“梅尔”骑在他背上。“梅尔”害怕的时候或者天下雨的时候，他甚至像母猩猩带幼仔那样，允许“梅尔”搂着他的腹部。更了不起的是，如果在兴奋的社交场合，“梅尔”离那些大雄猩猩太近，“斯平德尔”就会赶紧过去把他拉开，因为在那种时候有些规矩会被置之脑后。虽然这往往意味着他自己感到受不了。这种密切的关系持续了整整一年。“斯平德尔”救了“梅尔”一命，这是毫无疑问的。“斯平德尔”为什么要那样做呢？为什么要给自己添麻烦，去照顾一个跟自己没有亲缘关系、弱小多病的小猩猩呢？这也许是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的。“梅尔”的母亲死于一场流行疾病，“斯平德尔”年迈的母亲也死于那场流行病。如果想想这一点，也许还有点意思。一个12岁的雄猩猩虽然已经完全可以自卫，但仍将在母亲身边呆很长时间，特别是当他和成年雄猩猩有过不愉快的经历或者在打斗中受了伤害之后。会不会是丧母在“斯平德尔”的生活中留下空白的原因呢？是不是跟一个依附于他的小猩猩在一起有助于填补这个空白呢？是不是因为“斯平德尔”产生了类似我们所说的恻隐之心呢？也许是兼而有之。
动物园里的黑猩猩一般都关在封闭的空间里，四周环以注水的壕沟，或部分由注水壕沟隔开。由于黑猩猩不会游泳，所以经常发生溺水死亡的不幸事件。受害者的一个或者几个伙伴总是面对极大的困难想进行营救。有关这类英勇营救行为或者营救尝试的故事不少。有一次，一个成年雄猩猩在试图营救一只溺水小猩猩时丧生，而那只小猩猩并不是他的孩子。
研究进化的生物学家们认为，帮助自家成员的行为不是真正的利他主义行为。他们认为，你和你亲戚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共同的基因，所以你的行为只是为了确保那些可贵的基因尽可能多地得以保存。虽然你在帮助行动中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你那得救的母亲、兄弟姊妹或者孩子将确保你的基因在后代中得以保存。所以，你的行为基本上还应被看成是自私的。那么如果被你所救的对象跟你没有亲缘关系呢？这被解释为“交互利他主义”——现在帮助你的同伴为的是希望他将来能帮助你。这种社会生物学理论虽然有助于理解进化过程的基本机制，但用作解释人类——或者黑猩猩——行为的惟一理论往往有陷入简化论的危险。虽然我们不能否认我们的生物本性和本能，我们千万年来毕竟一直是处于文化进化的过程之中。有时候，我们所做的事跟任何想保存基因的希望都毫不相干。甚至理查德·道金斯在接受《伦敦时代杂志》采访的时候也这样说：“如果我们看见有人伤心落泪，我们大多数人会走过去，用一只胳膊搂住他们，设法安慰他们。这样的事情我会以无法抑制的冲动去做……所以说，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超越自己达尔文主义的过去。”当被问及这怎么可能的时候，他笑了笑说他不知道。可是我逐步意识到，这里有一个简单而且不言自明的解释。
在母亲与孩子、在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中，关爱、互助和安慰的模式是经过千百年的演化而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模式对家庭成员的利益显然有莫大的好处，而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所以这些行为就越来越牢固地植根于黑猩猩（以及其他高级社会化动物）的遗传物质中。我们可以预料，经常与熟悉的伙伴在一起的个体——他与他们一起玩耍、梳理、行走、觅食，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会把他们当成自己家里的荣誉成员。那么，显然，他对这些荣誉成员所表现出的情绪低落或者请求，很可能会作出像对与自己有亲缘关系的家庭成员一样的反应。换句话说，一个亲密、非血缘关系的伙伴受到的对待有可能像有亲缘关系家庭成员一样。
在许多人类文化中，同情心和自我牺牲精神得到高度评价。如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