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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希望的理由-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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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N业玫降慕袒迨牵ü庋目蒲Т翱谌ス鄄旌谛尚伞Mü�25年多的仔细记录和认真分析,我逐步把他们的复杂社会行为拼在一起,以期理解他们的大脑机制。这不仅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们在大自然中的地位,而且也帮助我们较好地理解人类自身行为的某些方面以及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
    不过,还有其他一些窗口,可供我们人类观察周围的世界,而东方的神秘大师和圣人、世界上各大教派的创始人,不仅通过这些窗口来观察世界上无比美好的一面,而且观察其阴暗丑陋的一面,以期寻找我们在地球上生活的目的和意义。这些大师通过自己的脑、心和灵魂,沉思他们所见的真理。那些不朽的经典之作、圣贤之书,以及神秘主义的优美诗歌和文学中的精神实质,皆出自由这些思考所获得的启示。那天下午,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拉开了窗帘,使我在瞬间瞥见了窗外。在这瞬间的 “观察”中,我领悟到永恒和出神,感悟到一条真理,而主流科学只是这条真理中的一部分。我知道这个启示将伴我后半生,虽不全记得,但却永远留在了心里。在艰难、残酷或者绝望的时候,它将是我可以汲取的力量源泉。
    可悲的是,许多人似乎认为科学与宗教水火不容。借助现代技术知识和现代技术手段,科学发现了地球上生命形式的形成和发展的许多方面,还发现我们这个星球只是太阳系中很小的一个部分。近来,天文学家们已经描绘出各个行星上的大气情况,还发现了许多新的太阳系;神经学家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大脑工作机制方面的惊人事实;物理学家们已经把原子分割成越来越小的微小粒子;克隆羊已经获得成功;一个小型机器人已经被送上火星并在其表面行走;奇妙的计算机世界已经被打开。人类的智力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天哪,所有这些神奇的发现导致人们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宇宙中——乃至在无限和时间之中——的所有奇迹,最终都能被有限的大脑通过逻辑推理所理解。而且,在许多人看来,科学已经取代了宗教。他们认为,宇宙并不是某个难以捉摸的上帝所创造的,而是一次大爆炸所生成的。他们说,物理学、化学和进化生物学都可以揭示宇宙的起源以及地球上生命的出现和进化。我相信上帝,相信人的灵魂,相信人死之后会进入另一个世界,都不过是想给我们的生命赋予含义的毫无出路、愚不可及的想法。
    但这也不是所有科学家都相信的。量子物理学家们得出的结论是,不管怎么说,上帝的概念并非异想天开的结果。神经生理学家约翰·C·埃克尔斯觉得,虽然有关人类灵魂的问题超出了科学的范围,但却告诫科学家们在被问及人死后意识自我是否继续存在的问题时,不应当作出绝对否定的回答。那些研究人类大脑的科学家认为,无论他们对大脑有了多少认识,也无法完全理解这个异乎寻常的结构——因为他们认为它的整体毕竟大于部分相加之和。宇宙大爆炸理论是又一个例子,它说明人类大脑具有不可思议、令人生畏的能力,能认识似乎无法知晓的最初的时间。也就是我们所认识的时间,或者我们认为我们所认识的时间。可是,时间之前呢?空间之外呢?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这些问题曾使我浮想联翩。
    我躺着,望着渐渐黑下来的天空。我想,如果我们人类最终失去了所有的神秘感和畏惧感,如果我们的左侧大脑完全主宰了右侧,致使逻辑思维和推理完全取代直觉,把我们与我们最里层的、内心和灵魂深处的东西隔绝开来,那将是多么可悲的事情。我看见星星在一颗颗地出现,先是那些最明亮的,继而,随着日光逐渐黯淡,星星也越来越多,最后,整个天幕上都布满了明亮闪烁的光点。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被认为是我们这个时代无可争议的、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对生命就一直持一种神秘的看法,并且说,他在不断更新这个看法,所根据的是他在注视星星时产生的神奇和卑微的感觉。
    至少从尼安德特人的时候起,也许还要早些,世界各地的人们就开始有了神的崇拜。宗教、精神方面的信仰就成了人类最强烈、最持久的信念之一,有时候甚至为此而忍受大约半个世纪的残酷迫害。我童年的时候,伟大的基督教先烈所忍受的磨难就常常萦绕在我的脑海。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土著人至今仍保留着他们对造物主、对大神的信念,继续秘密地信自己的教,尽管被发现后就要受到重罚的危险。在东欧共产党当权45年后,人们对上帝的信仰依然幸存。
    我继续躺着,仰望繁星点点的夜空,还不想回到屋里去。我想到了最近6个星期旅行时遇到的一位年轻人。他是利用假期打工,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我下榻的那家饭店当服务员。那天晚上有漫步音乐会,我走过去,看见那些身穿漂亮长裙晚礼服的年轻姑娘们,陪同她们的人也都穿着晚礼服。她们看来非常高兴,无忧无虑。生活对她们来说才刚刚开始。我站在那里,想到了未来——她们的、我的、还有世界的未来——这时我听到了另一个声音:
    “对不起,博士——请问您是简·古多尔吗?,”那位服务员很年轻,充满活力的样子。但他似乎有些担心,部分原因是他觉得不应当打扰我,还有部分原因也看得出来,是他有心事。他有个问题要问我。所以我们就走到一处楼梯旁边,离开一群群衣着华丽的人和一对对手拉手的人。我们谈到了上帝和世界的创造。
    他看过我的所有纪录影片,也读过我的书。他简直人了迷,觉得我所做的事太伟大了。可是我却谈到了进化。我信仰宗教吗?我相信上帝吗?如果是这样,那怎么能和进化论一致呢?我们当真是黑猩猩变过来的吗?所有这些问题都问得直截了当,表现出真诚与关切。
    于是我尽量如实地加以回答,对我自己的信念加以解释。我告诉他,没有人认为人类是从黑猩猩变来的。我解释说我的确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我讲了在奥杜瓦伊峡谷的事情,说了我把一块业已灭绝的动物化石拿在手中时的心情。我还告诉他,我在博物馆里追寻了进化的各个阶段,比如说马经过千万年的进化,从最初只有兔子大小的形体逐步变大,变得越来越适应它的生存环境,最后变成了现代的马。我告诉他,我相信几百万年前有一种原始的、像猿猴又像人的动物。它的一个分支后来变成了黑猩猩,而另外一个分支则变成了人类。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不信仰上帝。”我说道。我跟他谈了我本人的信仰和我们家人的信仰。我谈了外祖父是怎样当上基督教公理会牧师的。我说我历来认为,上帝在七天里创造世界的说法,很可能是解释进化过程而采用的比喻。如果是那样,那么每一天就相当于几百万年。
    “这时候,也许上帝发现有一种动物的发展已经符合了他的目的。智人具有大脑,心智和潜力。”我说道。“也许那时候上帝就把精神吹进了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的头脑,把圣灵注入到他们的身体里。”
    那个服务员的忧虑似乎大大减轻了。“是啊,我明白了。”他说道。“可能是这样。这似乎有点道理。”
    最后我告诉他,我们人类怎么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是进化也好或者是创造也好,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而且特别重要)我们未来的发展。我们是不是继续去毁坏上帝的创造,继续互相拼杀,继续伤害这个星球上的其他生物?我们是不是应该找到一些办法,以便我们相互之间以及与自然界之间能够比较和谐地生活在一起?我对他说,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人类的未来,从个人来说,也关系到他自己。他应当自己作出决定。我们告别的时候,他的眼睛明亮而有神,那些困惑已一扫而光,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在贡贝的大湖畔,我想到在遥远的得克萨斯州的这次短暂相遇,不禁笑起来。我想那是非常有用的半个小时。
起风了,吹来阵阵寒意。我从群星灿烂的户外走进屋子。上床后我没有马上入睡,脑子里仍然装满了白天所发生的事情。我躺在那里似睡非睡,思绪反复不断。为了让思绪平静下来,我又假定自己进了森林。可是那一幅幅画面仍然不由自主地在头脑里浮现。我看见外婆坐在白桦山庄花园里的凳子上喝咖啡,还是格拉布小时候我见到她的模样。接着是埃里克舅舅最后一次心脏病发作之后的模样,他躺在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养老院的床上,人老了,似乎人也缩了起来。他之所以被送到那里,是因为万妮和奥莉两个人弄不动他。我记得在他临终的那天晚上,我听见了猫头鹰恐怖的怪叫声,它是在召唤死者的亡灵。这件事我当时没有说,因为在伯恩茅斯已经至少有15年没有听见猫头鹰叫了。过了几个月,我跟万妮谈起这件事情,她似乎很吃惊,因为她当时也听见了。我想到了奥德丽。她是带着我们家的名叫“西达”的狗去散步的时候把头盖骨摔裂的。她康复之后又活了一年多。有一天晚上,万妮端了一杯茶进到奥德丽的房间,她告诉万妮说,“西达”以前从来不到房间,那天却坐在她床边上,久久地看着她。后来万妮又朝她房间里看过一次,发现“西达”还在里面。第二天上午,奥德丽再也没有起来——她与世长辞了。我想到了“西达”临死前的一段时间,我们都希望它
会好起来,可是那只是我们一厢情愿。我也想到了我儿时的伙伴“拉斯蒂”的死,还有我在达累斯萨拉姆养的宠猫“金吉尔”、“巴金斯”、“里帕尔”和“斯皮德”。失去它们对我来说也是很痛苦的。后来我又想到了“弗洛”,想到我坐在溪流边她的遗体旁的情景,想到了她生前的所作所为,想到了我从她那里学来的东西。接着,我想到了德里克栩栩如生的模样,想到他吃力地爬上山,到喂食站去,因为他非常想看看黑猩猩。我发现自己哭了,而且哭了很久,哭出了自己一年来的怨恨和悲伤——还有自怜。哭着哭着我就睡着了。泪水有时具有很强的愈合力。醒来之后我明白了,对德里克的死,我会永远感到悲伤,而且也总能抑制自己的悲伤。森林和森林中存在的并非虚幻的精神力量一直给我以“传达理解的宁静”。道德进化
    在贡贝的这几个星期特别有意义。我发现体力和精神都得到了恢复,而且有了新的责任感。当我返回达累斯萨拉姆时,仍然对失去德里克感到伤心,因为他和我为时不长的婚姻中所共同享有的东西,现在都成了痛苦又甜蜜的回忆,不像以前那样只有痛苦。大多数情况下,我那幢偌大的房子里只有我和我收养的两条无家可归的狗: “塞伦达”和“辛德瑞拉”。狗能给人带来很大的安慰。自“拉斯蒂”帮我形成对动物——以及对科学——的态度以来,狗在我生活中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回想起在贡贝走出阴影的那段时光,脑子里渐渐酝酿了一首诗:《树木和花草小天使》。
    我记不得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听见他们那银铃般的歌声,
树木和花草的小天使们。
    帮我打开被禁锢思想的是他们,
把我的灵魂拿去清洗的是他们。
哦!我欢迎他们,
我就像一个中空的躯壳,
舒适地躺在芬芳的草地。
他们带着忧伤的微笑,
给生锈的思想铰链上油。
清除灵魂上的蜘蛛网,
再把它晾挂到最高枝头,
让它贴近有净化功能的太阳。
我庆幸它在高枝上飘动,
知更鸟唱起了甜美的歌声,
让灵魂在和谐中得到沐浴。
等灵魂被净化得焕然一新,
他们又微笑着悄悄把它送回。
他们飘然飞去的一两天内,
我就像个新生儿一般
天真好奇地看着这个世界。
现在,只要有忧伤或恼怒,
我就会找一块安静的地方,
青枝绿叶和泥土的气息,
伴我静静坐着,等待他们
用银铃般的声音呼唤我,
把我的灵魂再一次净化。
那些树木和花草小天使们。
    没有德里克和我一起谈论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家里显得非常安静。我没有用这些时间去干家庭主妇的那些事情,而是潜心对在贡贝的20年科研成果进行科学分析,并把它们整理成文字。此外我还很关注时局。德里克和我都喜欢阅读《经济学家》和《新闻周刊》,我仍然保持了这个习惯。我有许多朋友都在外交界工作,我经常和他们在一起讨论坦桑尼亚的政治。邻国乌干达的战争余波使坦桑尼亚大受其害。这是因为坦桑尼亚军队进入该国,支持了被赶下台的密尔顿·奥博特总统的军队,使伊迪·阿明的血腥独裁统治最终倒了台。坦桑尼亚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济下降到最低点,食品严重短缺,穷人的贫困加剧。
    战争结束的时候,坦桑尼亚到处都是军人——这些归国的英雄没有工作,但却有(或者说比较容易弄到)枪支弹药。全国武装抢劫案件大幅上升。我依然带着狗在湖边散步,但却多了几分新的恐惧。有一次,一个盗贼用罪恶的螺丝刀对着我的脖子,然后抢走了我的手表——我早就应当知道不要戴手表了。
    尽管犯罪案件增加,但是与许多非洲国家相比,坦桑尼亚还算平静。离贡贝国家公园不过几英里的布隆迪及其邻国卢旺达,胡图族与少数民族图西族对抗,这种摩擦随时可能再次成为大规模流血冲突。从东边麻烦较多的扎伊尔,不定期地会有难民渡过大湖到这边来。在加纳发生了军事政变。在乍得也是麻烦不断。在世界范围内,冷战仍在继续。由于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需要,武器和地雷被出售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使它们成了超级大国经济游戏的游乐场地;而这样的游戏已经使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致死致残。那一年,萨达特总统遇刺身亡。此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险些遇刺身亡;爱尔兰共和军开始了在英国的暴力活动;在斯里兰卡、萨尔瓦多、印度、阿富汗、黎巴嫩相继出现了动荡和暴力。几年以后,英国入侵福克兰群岛①'1',甘地夫人遇刺身亡,美国轰炸利比亚。此外,令人极为震惊的是,伊拉克不仅在与伊朗的战争中使用了大量化学武器,而且用这种武器来对付它的本国人民,主要是库尔德人。
    似乎到处都有人在受苦受难。饥饿、疾病和无家可归不只是限于发展中国家才有,即使在西方世界最繁华国家的都市中也有。在英国有一个地方(布里克斯顿)首次发生黑人青年系列暴乱事件。除了上面所说到的种种情况,还有我们这个宝贝星球上的空气、土壤和水都正在受到严重的污染,自然界——我们惟一的世界——正在遭到破坏。
    我问自己:未来还有希望吗?看来我们的自私贪婪——我们对权力、土地和财富的强烈欲望——正在战胜我们对和平的渴望。在自由世界战胜纳粹德国之后,我体会到的幸福感早就渐渐消失。我发现自己在思考:雨果和我是不是应当让孩子生在这样一个毫无希望的丑恶世界上。
    大概就在那段时间里,我的老朋友休·考德威尔送了我一本《人类的命运》。那是法国一位由医生成为哲学家的勒孔特·迪努瓦于1937年写成的。他认为我们人类缓慢地历尽千难万阻,来到这个星球上,并生存下来,现在正经历一个获取道德特征的过程,从而使我们的侵略性和好战性越来越少,相互关心和同情心越来越多。他认为这将是我们的最终命运,是人类存在的理由。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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