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理由-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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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备政治家，尤其是责备那些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是无济于事的。除非一个政治家知道他至少能得到50％的选民支持，否则他（或者她）是不会提出一项严厉的、需要作出某种牺牲的环保法律。我们都是选民。我们的选票是举足轻重的。你的选票，我的选票都是举足轻重的。
问题是，我们——我们大家——都抱着只靠我不行的态度。“我只是一个人。我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无足轻重。那我还何必管它呢？”试想一下：如果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对环境和社会而言，什么好，什么不好，那么这就意味着有成千上万、上百万、上亿的人都会有这样想法：“我所做的不可能有什么用处——我一个人不行。”如果不是这种态度，又会怎样呢？——成千上万、上百万、上亿的人都知道他们所做的会有用处。假定某城有一处满地都是乱扔的果皮杂物，要是每个过路人都从地上捡起一些，那里将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没有人乱扔杂物，那岂不更好。如果每个人在刷牙的时候都能随手关上水龙头，就能节约许多水。如果我们离开房间——无论什么房间——的时候能随手把灯关掉，就能节约很多能源。在可能的情况下，如果每个人都骑自行车或者步行，或者合用一辆车，或者乘坐公交车，空气污染的程度将大幅度下降。试想，如果谁都不去买在动物身上做过试验的化妆品或者家用品呢？这样做所带来的变化将大大超过动物权利倡导者试图影响政府立法的做法。如果每个人都要求购买放养的家禽所下的蛋，那么家禽饲养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现在素食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试想一下，如果每个人都不吃肉，即使每个星期只有一两天不吃，会出现什么变化？因为，如果需求下降，动物饲养的条件就可以不那么残酷了。
有人也许会提出，这样的变化会导致很大的社会不公现象。例如，从事饲养业的农户就需要有其他的谋生手段。同样，靠设置陷阱捕捉动物的人、下井采矿的人和在动物实验室等地方干活的人，都要这样。我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内在联系，及其社会、政治含义。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解决不道德、残酷、具有破坏性行为会造成新的问题，因而就永远地容忍这些问题。难道有人会鼓吹继续搞集中营，因为要保证让负责集中营的人不丢掉工作？
我抱有希望的第三个理由是，世界上的年轻人对这些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他们精力充沛而且愿意献身。他们发现环境和社会问题已经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于是他们决心纠正这些错误。他们当然会这么做——他们将是既得利益者，因为未来的世界是他们的。他们将逐步走上领导岗位，进入劳动力大军的行列，他们自己也将成为人之父母。他们着手解决问题的时间越早越好。年轻人一旦明白了事理，有了动力，一旦意识到自己的所为将真正起作用，是能够改变我们这个世界的。他们已经在改变它了。
我花了大量时间启动了一项为了年轻人的计划——“根与芽”（Roots&Shoots）组织，因为我相信没有比这个更重要。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名字：根深深地扎进土壤，向各处延伸，形成一个坚实的基础；芽看起来幼小稚嫩，但是为了获得阳光，它能穿破厚厚的砖墙。过多的人口、森林的破坏、水土的流失、土壤的沙漠化、贫困、饥饿、疾病、污染都是这样的砖墙。人类的贪婪、物欲、残酷、犯罪、战争——这些都是我们人类带给这颗星球的。“根与芽”所要传递的是希望的信息：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根和芽——也就是我们的年轻人——定能破墙而出。这项计划强调了个体的价值——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都在起一定的作用，都能有所作为。在生活中，我们没有一天不在影响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有这样的选择：我们想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作为个体而言，不仅人类很重要，动物也很重要。
“根与芽”的小组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有，其涉及的活动项目有三个方面：即（1）关心环境，（2）关爱动物，（3）关心当地社区。他们所依靠的是知识和理解、坚持不懈和努力工作、仁爱和同情心。他们的实际活动取决于他们所在的地点、当地一些问题的性质，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使他们周围的世界变得更美好。在坦桑尼亚，他们可能会去种树，去设法改善市场上动物的生存条件，去医院探望生病的儿童。在洛杉矶的中南部，他们可能去清扫垃圾，讲解宠物饲养方面的知识，帮助邻里做好事。如此等等。
如果组织成员有兴趣——他们几乎总是如此——他们可以跟其他地方或者其他国家“根与芽”组织的成员结成伙伴关系。作为伙伴，他们可以就各自的问题互通信息，交换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看法，还可以相互了解对方的生活等情况。这个运动特别强调打破种族、宗教、社会经济群体的界限，打破代沟，打破国界。此外还要打破人和动物的界限。到1999年4月，它已经在40多个国家发展了2000多个小组。
鼓励年轻人，给他们以力量，以希望。这是我对他们的未来所尽的力量，也是对我们这颗星球所作的贡献。对于这些年轻人从事的这项活动，对于活动从学校到学校，从城市到城市的扩展，我还能说出很多。不过，那将是另一本书的内容。我在这里只想说，我有很大一部分力量来自这项活动，来自阅读各地小组介绍他们如何用各种方法开展工作的报告，来自我对学校访问时所看到的那一双双明亮的眼睛、那种热情、那种执著，也因为我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孩子们已经在影响他们的父母。
年轻人一旦决心要做一件事情，就会产生一股强大的力量。有一个小姑娘，她相信自己的行动会有作用，她的信念打动了许多人的心。她叫安伯·玛丽，5岁那年由母亲陪着来找我。当时我在佛罗里达州坦帕的一次讲学刚刚结束。她一只手抓着小玩具狗，一手拎着一只装了几个硬币的塑料袋。她母亲那天上午才发现女儿为什么把零用钱积攒起来。安伯·玛丽看了国家地理杂志的特别报道《在野生黑猩猩之间》，节目里的小“弗林特”在母亲“弗洛”死后显得特别悲伤。安伯·玛丽懂得什么是悲伤——一年前，她的弟弟患白血病死了。她弟弟特别喜欢去动物园看黑猩猩。安伯·玛丽还知道我是保护失去母亲的小猩猩的，所以她就开始积攒零用钱，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积，最后终于买了一只玩具狗——我能不能替她把玩具狗送给一只可怜的小猩猩？也许那样他在晚上就不会感到太孤单。我能不能用那几枚硬币买点香蕉给小猩猩吃？她讲完后，我们的眼睛都湿润了。
安伯·玛丽的例子能说明我抱有希望的第四个理由。在周游世界的过程中，我遇到过许多好人，或者听说过他们的事迹。有些人开始做一些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事情。凭着孜孜以求的精神，他们顶着几乎难以克服的困难，达成了自己的目的，或者成了新道路的开拓者。还有些人随机应变，挺身而出，做出了英雄般的业绩——包括他们自己在内，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会这样做。我们都知道，有些人战胜了难以想象的生理缺陷而活着，实在令人鼓舞——他们是我们的光辉榜样。还有许许多多高尚的人，他们在为他人服务（包括人和动物），在默默地奉献着。使我们感到鼓舞，感到兴奋，感到无比高兴的是，我们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有的是世界上的领袖人物，有的是普通的儿童、科学家、服务员、艺术家、卡车司机。有人问我，“简，你的精力是从哪里来的？安排得这么紧张的时间表，你是怎么应付的？”我总是笑一笑，然后告诉他们，“来自从我们中间感受到的精神力量。但有很多是来自我所遇见的那些了不起的人。”这也是继续到新的地方访问学习的惟一好处。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跟他见面我感到非常激动。他敢于向东欧共产主义阵营发起挑战——那个阵营修建了一道墙不是为了阻挡外敌入侵，而是为了隔断内外交往，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有机会见到纳尔逊·曼德拉也是非常幸运的。我没有想到种族隔离会在我还活着的时候就寿终正寝，而且我以为要结束这种现象，一定会发生大规模流血。可是曼德拉的领袖魅力，把种族隔离埋葬了，而且没有发生流血冲突。当然，在前苏联、在新南非，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变得突出了。看来在走向民主道路的国家，由铁腕独裁者控制的种族和部落仇恨，会导致最初的一些混乱和动荡。然而对戈尔巴乔夫和曼德拉为了人的尊严和自由所采取的重大步骤，我们是不能怀疑的。
我在世界各地都遇到许多很了不起的人。他们为了改善很多穷人的生活尽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当然，也有许多人在帮助动物。例如，乔恩·斯托金原来是一艘金枪鱼捕渔船上的厨师。他看见海豚被渔网困住几乎快被憋死的情景，感到毛骨悚然。他听见一只小海豚的叫声，发现海豚妈妈看着他的眼睛，仿佛是在哀求他，他情不自禁地跳进聚集了体型巨大、受到惊吓的金枪鱼、鲨鱼和海豚的水里。尽管他自己也吓得不轻，但他抱住小海豚，感到它在放松，就把它举起来，放到渔网外面去。接着，他又把小海豚的母亲弄到网外。最后，他拿出小刀，割破渔网，把它们全放了。他因此丢了饭碗。回到家之后，他想到了海豚的景况，想到了所有被弄得即将绝种的动物。他能做什么呢？他没有学位。他也不是阔老。可是他很希望能起一点作用。他做到了。现在他在生产巧克力——最好的巧克力。每块巧克力的包装纸上都印着一种濒危动物。他把（减免税收前）利润的11．7％送给为保护那种动物的组织。他被我们称为“巧克力乔恩”，是我心目中又一位英雄。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从收入中拿出一定比例捐助各种各样的善事。
我有幸见到一些北美土著人的精神领袖。他们遭到种种迫害，他们的文化遭到肆意破坏，可他们依然坚持原有的部落风俗，坚定地信仰他们的大神或者造物主，相信人类与地球、动物、植物、岩石、水、太阳、月亮、星星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现在，他们正准备摆脱一个世纪来的压迫和压制所编织成的冷漠。来自温哥华的精神领袖伦纳德·乔治用他的歌声和他的鼓声打动了我的心灵。那鼓声是地球母亲那急迫、执著、无限耐心的心跳。他经历了许多痛苦和磨难，成为一位真正的精神领袖，文静温和、质朴无华。还有我在加州的精神兄弟奇特库斯（泰伦斯·布朗）。他母亲是部落里最后一位真正会医术的女人。他本人最后终于一步步地成为卡鲁克部落里通医术的人。每天黎明时分，他都为我焚香，以印第安人的方式祝我在世界各地周游时精力充沛。在越战中获军功章最多的美国印第安人埃德·拉莫内甚至给我以 “地球母亲之妹”的殊荣。阿帕切人乔纳森·卢塞罗赠给我一只雕刻的小黑熊，它代表着力量和勇气，我讲学的时候常把它捏在手里。
几年前，一位因患麻风病而失去所有手指和脚趾的坦桑尼亚人送给我一把普通木梳。他靠残留的指桩和牙齿，用毛线编织出图案来装饰所制作的木梳，这样他就可以把木梳卖掉，堂堂正正地活着，而不必去乞讨。
一位台湾的音乐人也有类似的故事。12岁那年，他在海边捡起一只亮亮的金属球，结果被炸掉了一只手，炸瞎了两只眼睛；原来那是一枚地雷。他一直想玩吉他琴，于是他的朋友们为他制作了一个金属箍，那上面带一个结实的塑料琴拨，他可以把这东西套在断臂上弹琴。我与他见面的时候，他刚刚与他的盲人伙伴出了一张CD 专辑，在台北非常热销。我在北京的时候，看见街头一个没有任何手指头的人在弹琴，而且弹得很高兴。
最动人的还是保罗·克莱因的故事。保罗是6岁时被一管炸药炸伤的，伤得很重。在那之后的两年时间里，他接受了一系列痛苦的外科手术。医生给他修补左眼，后来又给他治疗残废了的双手。他的左手伤得最厉害，拇指和部分手腕被炸烂。不过医生替他把炸得掉下来的手指进行了再植。他的右手拇指、无名指和小指也被接活。在痛苦的手术过程中，他决心将来也当一名外科医生——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永远也实现不了这个目标。可是，正如他对我说的，“通过积极思维以及许多人的帮助”，他真的成了称职的、一流儿科整形外科医生。他发现人们在接受再造手术的时候，往往感到很尴尬，不愿让别人看见自己变了形的样子。为了帮助他们，他把自己的手给他们看，跟他们讲述自己是如何克服困难的。
还有加里·豪恩。他是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时失明的，当时他才25岁。可是他经过勤学苦练，成了一名魔术大师——不可思议的豪恩迪尼。孩子们在看他演出的时候，直到最后才意识到他是一位盲人。他跟孩子们谈如何战胜困难，如何在生活上不断奋进。他还学会了戴水肺的潜水、越野滑雪、特级跳伞、柔道和空手道。最近他还登上了乞力马扎罗山。他是我认识的适应性最强的人。1994年4月，是加里给了我一只玩具猴子，它后来成了我的吉祥物。加里原以为他送给我的“不过是一只玩具猩猩”，我告诉他，它还有条尾巴，所以不是猩猩。我对他说，它像一个形状怪异的狒狒，耳朵装倒了，尾巴也略长了些。“没关系的。”他坦然地说。 “无论到什么地方，你都带着它。你会感到我的精神和你在一起。”于是被他称为H先生（Haun的首字母），成了我的吉祥物。在我得到它的4年半时间里，它陪伴我到过30个国家（其中有些国家还去过多次）。它是一个旅行中的好伴侣。它总是乐呵呵地笑着，总是抓着那根准备吃掉的香蕉，再忧郁的人见到它也会露出笑容。我对人们说，只要碰它一下，他们就会变得判若两人，因为加里·豪恩那顽强的精神会传递给他们。现在摸过它、拍过它、抱过它、吻过它的人已经超过了 20万——难怪它那身上的绒毛都起了结，它那原先白净的脸现在已经脏兮兮的（尽管我经常给它用香波来洗），它的外形也越发怪异了。可是，它很有特色。有人最近指出，因为那个H也代表希望（Hope的首字母）。
当然，我无需花很大力气，就能找到许多令人鼓舞的例子。我母亲万妮75岁还接受了心脏外科手术。她那被阻塞的心脏主动脉被换成了“原生质管”，实际上是一头被屠宰的猪身上取下的。当时我看她的气色不好，动员她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结果他们立即给她安排了手术。当然，那次手术非常成功。事后我与医生交谈时，他问我手术前万妮做了些什么事情。当时正值圣诞节前，她一直在忙于买东西，做节前的准备工作。他对我说，“唔，我说了你也许会很感兴趣。从体力上来说，她也许只能坐一坐、躺一躺。她所做的其他事情，全都是意志力的驱动。”他告诉我，他进行这种手术的10年来，万妮的心脏阻塞是他见到的最为严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