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理由-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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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情，全都是意志力的驱动。”他告诉我，他进行这种手术的10年来，万妮的心脏阻塞是他见到的最为严重的病例。我是非常走运的——不妨这样说吧，我有内在的激励源，而且就在眼前！
我将以一个很典型的故事来作为本章的结尾。它说的是一位到动物园玩的游客，名叫里克·斯沃普的美国人。他跳进绕黑猩猩区四周的防护河里，救起一只快要淹死的成年雄猩猩。尽管动物园管理人员警告他那样做很危险，而且那个群体里其他成年雄猩猩还向他发出威胁。人们问他，是什么力量驱使他去冒生命危险，他回答说， “我看着他的眼睛，就像是看着一个人的眼睛一样。它传达的信息是：谁来救救我？”
这样的眼神，我从被拴在非洲市场上的黑猩猩眼睛里、从实验室里被囚禁在铁笼子里的黑猩猩眼睛里、从其他受到折磨的动物眼睛里，都看见过。从那些父母在种族暴力中被屠杀的布隆迪儿童的眼睛里，从那些流落街头的儿童的眼睛里，从我们的城市里陷入暴力冲突之中的儿童的眼睛里，也能看到。这种哀求的目光的确随处可见。阿尔贝特·施韦策曾经写道，“一个受到别人敬重的人，不会只是做做祈祷而已。他将投身保护生命的战斗。如果出于这个原因，那他本身就是周围生命的延续。”
我真诚地相信，越来越多的人已感觉到周围哀求的目光，他们的感觉是发自内心的，他们正投身到斗争中去。这就是我们未来希望之所在。我们正走向人类的最终命运—— 同情和仁爱。是的，我的确认为有希望。我的确相信我们可以希望我们的后代以及我们后代的后代能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上。那里仍将有绿色树木，有黑猩猩出没其间，仍将有蔚蓝的天空，有小鸟在歌唱；土著人的击鼓声将使我们强烈感到自己与地球母亲以及大神的密切联系——那就是我们所崇拜的上帝。可是，我已经反复指出，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地球上的资源正在枯竭。如果我们真的关心这颗星球的未来，我们就不能再把所有问题留给“他们”去处理了。明天的世界要靠我们去拯救——要靠你和我劫后余生
我现在还有最后一段旅程要与大家一起走；这是一段从邪恶到仁爱的思想旅程。人性邪恶的证据是不可否认的，我们对此都感到毛骨悚然。我小时候就知道痛恨德国人，因为他们造成了那么多的痛苦。就连我3岁的妹妹朱迪也熟悉一些遭到万人痛恨的德国人的名字——希特勒自不待说，还有希姆莱、戈培尔和格林。丹妮曾用金色的糖浆在我们下午茶的面包和果酱上“画”上他们的脑袋或者身体。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我们在咬他们，咬掉他们的脑袋、胳膊和腿的时候，感到一种满足。我们没有其他办法来解我们对这些人的心头之恨。纳粹大屠杀的细节公布之后，就连丹妮的做法也无助于我表达心中的仇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30多年后，我去参观了死亡集中营。我知道自己有义务这样做。在几个集中营之中，奥斯威辛集中营是一定要去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是大屠杀的象征。我觉得一次访问还不能使我理解，还不能使我头脑中那些可怕的形象得到安息。我只是内心深处觉得自己应该去。所以我终于在一位叫迪特马尔的德国朋友陪伴下了却了这桩心愿。也许，他比我更有必要面对历史，接受历史事实。他与我同岁，战争爆发时他在柏林，当时也是个孩子。
我们先在柏林参观了一家博物馆。那里收集了当年大屠杀的照片与文件。其中有一封信是我永远难忘的。那是一系列来往通信与命令的一部分，是希特勒的心腹为实现其“最后解决”的具体安排。这封信的大意是：可以预料到，有些监狱看守会对被囚禁的人表现出同情，这种情绪必须立即铲除。它体现了德国人干事情的彻底性，对每件事情都有考虑，对每个细节都有周密的安排。在纳粹德国遭到苦难的不仅是犹太人和吉普赛人，还有精神病患者和同性恋者；还有那些不愿意放弃人类爱心的德国人。
迪特马尔和我乘火车到达波兰的克拉科夫，从那里再转车到奥斯威辛。那里有两个集中营，即奥斯威辛一号和奥斯威辛二号。后者又叫比克瑙集中营，专门关押从欧洲各被占领国运来的犹太人和吉普赛人。我们进入那条臭名昭著的拱形通道，上面写着冷酷的格言：“死亡的自由”。是啊——死亡的自由。今天的奥斯威辛一号集中营是一座巨大的博物馆。建筑物的砖墙上挂着一排排照片，穿着不合身的条纹囚衣的囚犯正在接受头部尺寸的测量。这是一项非常庞大、令人震惊的举动，为的是从生物学方面来证明种族之间的区别。照片上有集体大屠杀，有战斗场面，还有纳粹军官以及希特勒。一大堆鞋子，是走进煤气室之前的那些人脱下来的。一个堆放着大大小小箱子的房子，那些箱子都是到集中营来的囚犯们的。一大堆头发，是从囚犯们头上剃下来的。还有许多拐杖、畸形矫正器、假肢、牙拖等物。一个用人皮制作的灯罩。一座焚化炉，旁边有一段介绍它如何运作的详细说明。囚犯们遭到毒打和射杀的场地。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不胜枚举。那些遗物不过是凤毛麟角，被送到集中营来的人有成千上万。而且奥斯威辛不过是许多死亡集中营之一。
我觉得脑袋发木，一片空白，对自己似乎缺少共鸣感到惊讶。突然，一只小女孩的鞋子引起我的注意。它放在一只小箱子里，边上有一只布娃娃。在恶梦般的火车旅途中，那孩子肯定曾经紧紧地搂过它。在她抵达一生中最后一次旅行的终点时，布娃娃被一只粗暴的手无情地夺走了。这些情景强烈地冲击着我发木的脑袋。我感到怒火中烧，心跳加快。接着是难以自控的悲伤。我转过脸，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在我的印象里，比克瑙大约在两英里之外。尽管天下着雨，而且很冷，我们还是步行去的，因为乘公共汽车似乎不大合适。在乎坦空旷、荒草满地的大院子里，只留下 6座长长的小木头房子。这块地方被占领之后，冬天是一片寒冷的泥沼，夏天是晒得硬邦邦的焦土。地上是一排接一排的柱子，标志着原来房子所在的位置。它们看上去就像被摘去树叶、呈几何形状的人造树林。当年由于苏联军队日益逼近，盖世太保为掩盖其罪行曾企图摧毁这个集中营，可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件事情，就逃之天天了。一座座哨兵嘹望台还高高地立在营地上。此外还有哨兵的掩体，哨兵在里面站着，眼睛可以与地面齐平向外看。谁也逃不掉。集中营残酷无情的电网和铁丝网外面，是盖世太保住的小楼。
残存的6座木屋中，有一座是厕所。里面是一排排蹲坑，背靠背地排列着。我当即回想起从书上看到的一些内容：我几乎可以听见那哭喊声，闻到那臭气，感到看守的皮鞭在抽打那些因患痢疾而体力不支、超过规定时间、在地上多坐了一会儿的人。在其他几间低矮阴暗的长条型小屋里，贴墙放着上下三层的小床。小床是板条钉的，中间缝隙很大。囚犯们瘦得皮包骨头，无法取暖，只有相互依偎在一起，他们身上发出异味，不时去抓被臭虫咬得发痒的皮肤。寒冷。经常挨打——随时都会遭来毒打，有时是无缘无故的毒打。总是挨饿。饥饿难忍的痛苦是我们从未体会到的，甚至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严寒的早晨，气温降到了零下，西伯利亚寒流从平原上滚滚而来，赤身露体的囚犯们站在那里接受无休止的点名。想到这里，我觉得原本感到的些许凉意的地方仿佛突然成了冰天雪地。每天早晨如此。又冷又饿，还拖着带病的身躯。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在比克瑙没有博物馆。没有照片。那天去的人，除了我和迪特马尔之外，只有一对夫妇。大屠杀的恐怖，使我不寒而栗。痛苦。无助。绝望。活死人的漠然。天哪！他们究竟怎么活的呀！
3 年之后，我遇到了一个叫亨利·兰德沃思的人。他不仅幸存下来，而且摆脱了痛苦和仇恨心理，为身患绝症的儿童创办了一个充满温暖、光明和仁爱的疗养院。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在讲述他的故事之前，我先再说一点在奥斯威辛看到的情况。在6座房子中最黑暗的那一座里，在一张床的下面，从水泥裂缝中冒出了一棵小植物。它的枝叶朝着从狭窄的“天窗”（大约为四英寸长、两英寸宽的厚毛玻璃）中透进来的昏暗光线生长，它那充满希望的芽苞即将绽放。它在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精心策划的邪恶时期的遗址上破土而出。它说明，任何邪恶的计划都是短命的。除了在地狱，哪里还能看到比这个更有说服力的象征？这个地狱就是那些心灵扭曲变态的头脑。
我原以为第二天会在静静的反思中度过——把印象中的东西加以归纳整理，到达一种新的体验。可是，并非如此。因为那一天正好是克拉科夫“春天的孩子节”。教堂的钟声响起来。孩子们穿上了漂亮的民族服装，在大街上唱歌跳舞。太阳出来了。这似乎又是一个象征，它进一步加深了奥斯威辛之行对我所产生的强大震撼。
后来，我见到了亨利·兰德沃思。这仿佛给我的精神之旅画上一个句号，使我走出仇恨、残酷和难以言传的罪恶，走进仁爱和同情。战争爆发那年，他才13岁。他被强行与家人拆散。在随后的5年中，他被从一个苦力营送到另一个苦力营，从一个集中营转到另一个集中营，其中包括奥斯威辛一比克瑙。他在自传《生命礼物》中描述了这段时间里他“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和亲身体验到的非人道行为”。他侥幸活了下来。可是他曾经“被仇恨蒙住了双眼……像小孩那样想报仇，像我受到别人伤害一样去伤害别人”。他最终的逃脱很有神奇的色彩——他和另外两个犹太囚犯原本要被押去枪毙的，可是，当时战争已快结束，那几个当兵的也不想杀死他们，就叫他们站成一排——就像亨利父亲被枪毙时那样——然后叫他们快跑。他们拔腿就跑。亨利虽然病得很厉害，头上还带着被枪托砸出的伤，两条腿因为发炎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成了坏疽，可是他还是获得了自由。
他和其他许多幸存者一样，在一位亲戚的帮助下辗转来到美国。他当时身无分文，可是他凭借自己的艰苦奋斗、有魅力的人格和精明的生意头脑，在饭店经营上获得很大成功。接着他开始转向，把自己充沛的精力和坚强的意志转向新的事业——帮助那些身患绝症或者不治之症的儿童实现他们的最后愿望。他意识到，许多孩子的最后愿望是能去佛罗里达州的迪斯尼乐园见一见米老鼠，可是由于旅馆早就被预定出去，他们的愿望还没有实现就已离开了人间。亨利着手改变这一状况。1988 年，在许多大公司的帮助下，他在离迪斯尼很近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孩子村——“把世界献给孩子们”。从孩子和他的家人到达奥兰多机场的时候起，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一切都享受免费——住宿（每个家庭在孩子村都有自己的假日小屋）、用餐、车票；迪斯尼乐园和其他主题公园全部免费。大约两千名志愿者在孩子村当工作人员。亨利领着我参观了这个令人赞叹的地方。我看见那些身患绝症的孩子们脸上的灿烂笑容。在这短短的几天中，他们可以忘却住在医院里的那种痛苦与恐惧。他们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他们那些常常感到愧疚、感到被冷落，或者两种感觉都有的兄弟姊妹，现在也觉得受到了特殊的待遇。父母亲——有时候是祖父母或者叔叔阿姨们——都可以稍微放松放松，跟能充分理解他们的人谈论他们的痛苦和问题。那里还有个类似小教堂的地方，家长可以去那里祈祷，或者在里面坐下，冷静地面对既成的事实。那里面还放了个本子，供人们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我随手翻看了一段，上面的大意是，主啊，克里斯托弗是个好孩子，他一直很勇敢。他很快就要到您身边去了。请代我们照顾他吧。我们非常爱他。这是孩子的祖母写的。
亨利创建了一座爱的殿堂。那是真正的爱——我看见他和孩子们在一起，看见他、还有那些孩子们闪烁的目光。“把世界献给孩子们”的魔力有时候导致了奇迹的发生。许多父母写信说，孩子到那里去所得到的欢乐和喜悦使他们获得了新生。有些孩子甚至完全康复了。
亨利在他的书中说，在死亡集中营的时候，他失去了与自己精神方面的联系，“放弃了上帝，因为我感到自己遭到了遗弃”。他是怎么重新信仰上帝的呢？他怎么看待在死亡集中营所遭受的惨无人道的残酷迫害和那些病魔缠身的无辜孩子所遭受的痛苦？这些与公正、至仁至爱的上帝有什么关系呢？亨利写道：“一颗真正破碎的心，一个被无可奈何抛弃的生灵，到何处去寻找希望？在如此绝望的情况下，是什么东西使得他继续生存下去呢？肯定是上帝……否则还能是谁呢？”
50 年了，纳粹大屠杀的恐怖一直在我心中难以磨灭，酷刑与死亡的情景在我幼小心灵中留下的烙印从来就没有在我的记忆中消失。去奥斯威辛和比克瑙的参观使我内心的痛苦得到一些宣泄。我认识了亨利，对他的勇气和成功极为钦佩。这对我有莫大的帮助，因为我认识到自己必须与过去达成妥协，与自己内心的一些黑暗阴影决裂。在这一精神旅途上，我明白了，虽然我疾恶如仇，可是我的大脑能力有限，有些事情我是永远无法理解的——我指的是那些故意或恶意残酷对待人和动物的罪行。虽然我仍然要不断与之作斗争，但是我不必对它在我们身上的存在进行解释，因为我们现在只能“模模糊糊地从镜子中”观察。
所以说，从几个原因来看，这一精神之旅是我在时空中精神朝圣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我的心灵得到了净化。新的起点
这是一本关于一个尚且健在的人的书，这样的书应该如何结尾呢？死是个非常方便的结局，即使我们跟西雅图酋长①＇1＇一样，认为“死亡并不存在，它只是两个世界的交替变化而已”。可是，我必须以某种方式来结束这本书。
此刻我正坐在白桦山庄。在外面那个可爱的园子里，树还是我小时候见到并且爬过的树——当年在树上我曾遐想过人猿泰山和非洲。我突然会被有些事情或者有些声音下意识地带回过去，一时之下我又变成了孩子。我走进洒满阳光的园子里，又一次听到苍头燕雀或者紫色鹩哥的呜叫。那只在园子里经历了60 个寒暑的灰色石蛙依然伏在那里。它附近那只供鸟儿嬉水的古老菊石浅盆依然如故。那只沉重的草坪石磙的把手已经朽烂。丹妮曾用它压平草坪上的坑坑洼洼，把那些草压得伏贴一点。厨房里那些刀具都是设菲尔德钢具厂生产的，其中有一把骨柄刀，埃里克舅舅经常把它放在磨刀石上磨。现在的简·古多尔和很久以前那个小女孩是通过什么相联的呢？有人说，那只不过是存储在像计算机一样的大脑中的一系列记忆。从我出生到现在，有没有人们所说的“灵魂”与我在一起呢？一种与大脑没有关系，甚至与思维也没有关系的东西？一种把我和我感觉到的存在与我们周围的精神力量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我认为我是有灵魂的。每一个相信神的人都对我说我有一个老的灵魂——换句话说，一个经历过多次转世重生的灵魂。如果有转世这样的事情——我信其有——那么他们所说的就不无道理。它给人的感觉就是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