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薄西山-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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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刚刚进入初夏的季节,本朝历法的四月份,洛阳的天气连续多日异常闷热。二十一日壬辰这天,居住在老宫殿大梁上的一条青蛇,忍耐不住,下到殿中天子的御座上纳凉,把参加朝会的天子和大臣们吓得不轻。本朝以天人感应为信仰,因而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观察和研究自然界的一切变化,作为制定和修正政策的依据。由于积世的衰微,因而每一点小小的怪异现象,都会被人们视作不好的兆头。
其实,天总是按其常道行事的。第二天癸巳日的下午,风云变幻,大风、霹雳、冰雹旋踵齐至,把个京师搅得昏天黑地、一片狼藉。负责撰写帝国日记的史官们,在风雨中掌起灯火,削简疾书:
“建宁二年,四月壬辰,青蛇见御座。癸巳,大风、雨雹、霹雳,拔大木百余。”
中黄门和羽林、虎贲骑士的马蹄声,激荡在风雨之中。一份份由尚书台起草的诏旨,被送到重臣家中及中央各官署,令公卿及下属各上封事议政。
大司农张奂,被霹雳震撼得热泪盈眶。他站立在堂前,将整整一大碗酒洒在阶下,对他的僚属们说道:“上天震怒,以申君子之冤。奂以此酒,奠大将军及太傅之英灵!”
百僚之中,张奂第一个将奏疏写好,封在皂黑色的帛囊中,送到尚书台。
天子亲自打开了大司农的封事:
昔周公葬不如礼,天乃动威。今窦武、陈蕃忠贞,未被明宥,妖眚之来,皆为此也。宜急为收葬,徙还家属,其从坐禁锢,一切蠲除。又,皇太后虽居南宫,而恩礼不接,朝臣莫言,远近失望。宜思大义,顾复之报。
天子这两天受到了惊恐,加之他刚刚亲政,因而将天有灾异即诏公卿议政这一本朝早已仪式化了的行政惯例,看得新鲜而重要。作为一个小孩,天子对灾异有着无知的好奇;何况,为大将军和太傅翻案,又是由张奂提出的。在阅读封事的过程中,大将军、太傅、窦太后的身影又出现在他眼前:大将军带着仪仗站在夏门亭的寒风之中;太傅殷切教诲自己时,颤动着的下巴上的银须;醒来时坐在床边,看护着自己的太后。张奂的话,大概是对的吧?
相继而来的是郎中谢弼、光禄勋杨赐等公卿大夫的封事。他们的意见,与大司农如出一辙。其中谢弼的话更为耸听,他引用了《诗经》中“惟虺惟蛇,女子之祥”的诗句,指出御座上的那条蛇,作为象征天子的龙的同类,正是太后在自然界中的化身。因而这种怪异的现象,就被解释成由于天子辜负太后援立之恩,仍隔她于空宫之中,太后愁苦而感动天心的结果。本朝尊崇周礼,为人后者为人之子,在天子入继大统之后,孝桓皇帝和窦太后就是他的法定父母。本朝又以孝道治天下,天子这样做,势必无面目以见天下!和别人不同的是,谢弼还进一步向天子提出了挽回诛杀大将军这一恶果的方法:征辟故司空王畅和长乐少府李膺执掌中枢。
不能说,天子对他们的言辞无动于衷,可即便打动了天子,天子又能有何作为呢?果然,天子感到茫茫然了,他第一个反应就使得这些认真负责的士大夫们大失所望:他竟去找中常侍们商量了。
宦官们用极为简单的辩解和过去几个大将军的故事,就让天子改变了主意,并取得了处理这些问题的特权。
大司农张奂接到诏令,让他迁任太常。这是个位高事闲的官职,掌管朝廷的礼仪与祭祀。谢弼,则被外迁至江淮一带的广陵府,担任地方行政副长官。接到调令后,谢郎中就感到不妙,广陵府属东郡管辖,而郡守曹绍,正是曹节的侄子。
几个月后,谢弼在广陵府任上被捕,死于郡狱。
张奂仍在努力,他联络了尚书刘猛、习韪、卫良等人,郑重地向天子上疏,要求朝廷准许王畅、李膺二人进入中枢,在太尉、司徒、司空这三公中充任二职。没过几天,他的府第就被中黄门包围了,为首的中官对他宣读了圣旨,指责他扰乱朝纲,构党营私。
这回,张奂的心凉透了。不知怎地,他开始自嘲起来,绝望使他大彻大悟,一反常态。他没有作任何辩解,接诏之后,马上脱去朝服,免冠跣足,来到北寺狱自首认罪。
过了几天,张奂回到府中,吩咐紧闭府门,重新布置起自己的书斋。他又研读起《尚书》来了。他有上千名学生,心情平静的时候,也上一上课。
风波暂时平息,朝廷扣除张奂三个月的薪水,以示惩罚。
张奂和谢弼的碰壁,在于他们的封事中提到了李膺和王畅。这两个人的名字,勾起了宦官们自先帝朝就已落下的心病。仇恨和积怨,让他们感到浑身痛痒不堪。曹节和王甫等中官都认为,趁着大将军阵营刚刚受到重创的机会,根治这块心病。
李膺和王畅,是孝桓皇帝朝的党人。
党人的话题,得从先帝朝讲起。
本朝自高皇帝开基以来,沿承秦帝国创制的中央与地方郡县两级行政制度,一改周代的贵族分封和世袭制度。帝国选拔官吏的根本准则,不再依靠贵族的宗法血缘,而是受过教育的民众――士人。和秦始皇不同的是,本朝列祖列宗所用的士人,不是学申、韩法家之术的狱吏,而是自幼习诵五经的经生。因为本朝的列祖列宗接受了始皇帝的教训,不再把单纯的法律作为治理帝国的主要手段,而是推崇自周文王、周公直到孔夫子构建和传授下来的一套道德文化的理想。本朝的理想是德治而非法治,尽管帝国的法律也很强大。起用这些经生的方法,是察举和征辟,也就是将地方官员考察推荐与朝廷调查征召的手法结合起来。中央和地方双向试用的官吏,来自许多名目:比如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孝廉、至孝、有道、敦厚质直、仁贤、茂才,试五经博士弟子、太学生,试明经、耆儒、童子,试尚书、将帅等等。从这些名目可见,本朝用人的标准,是士人的德行和经术。当他这两方面的修养已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声誉,他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士大夫行列的候选人,一般把他们叫作名士。从原则上讲,即便是帝国皇室成员,如果他不甘于仅仅做一个享受生活的侯王,而想献身政治,也必须走这条道路。
老实说,本朝的久长,在于列祖列宗一直坚持着这一制度。
不过,一个人的名声,恐怕不仅仅靠自己的德行和经术,还来自于他的交往。有条件的士人,往往年轻时就去京师游学,或入太学跟从博士学习,结交中央的名人和士大夫,同学之间也形成了群体。地方的名士和地方有清望的官僚之间,往往也有着师生或朋友的关系。他们在一起,激励品德,研讨经术,议论政治。
像任何崇高的理想都与庸俗的现实相依为命一样,本朝仕途的道德标准也携带着功利的目的。因为热衷于仕途的士大夫们不仅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还要为自己,为妻小,为宗族,为亲党谋福利,谋权势。于是察举征辟之中,就有了复杂的文章,直至成了赤裸裸的贸易活动。孝和皇帝以降,帝国的察举铨选,多为外戚、宦官交替把持,朝政昏暗,士风日下,忠正之士被废,虚诈阿谀之徒登堂。不能说,外戚和宦官以及依附于他们的士大夫们,故意要把帝国的制度搞垮,但他们总是将权力看成是聚敛财富的手段。这种权力经济观,势必给本朝的政治乃至经济带来严重的恶果。命运总是将才华加上清贫交给前者,而将平庸加上财富交给后者。孝桓皇帝朝,京师就传着一首民谣: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至少在孝顺皇帝朝,士大夫们已有清流与浊流的区分。当时的地方吏治和政治风气已腐败不堪,因而政府监察部门不得不于汉安元年(142),选派八位御史,到各地巡察。武阳人张纲,作为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却将这种走过场的巡察看得最透。他的车驾刚刚走到京师外的都亭,他就命手下掘了个大坑,把马车的轮子卸下,扔了下去。部属不解其意,张纲冷笑着对他们说了八个字:“豺狼当路,安问狐狸?”
这种分化与冲突,到了孝桓皇帝朝;愈演愈烈。清流士大夫和一些在野的处士、太学生,以及郡国学府的生徒们,以气节、道德、文章相互标榜,引为同志。他们希望用扭转社会风气、掌控舆论,直言进谏甚至动用权力来医治身患绝症的大汉帝国。渐渐地,一个有号召力的士人集团,从帝国的各种社会阶层中独立了出来。
他们的至圣先师孔夫子说过:“君子朋而不党。”结党是可耻的,结党营私者正是他们的敌人。可是,本朝的许多事情都属于见怪不怪之类,被称作“党人”而载入史册的,恰恰反成了他们自己。
帝国的最高学府――太学,自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五年(29)起,就坐落在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外了。它的讲堂长十丈,广三丈,令天下的学子们心向往之。本朝的名儒大师,往往在其中充任太学博士,教授由京师的公卿子弟以及游学之士组成的太学生。到孝桓皇帝朝,太学生已达三万人。这些师生,都享受着朝廷的俸禄和津贴。大概也正因为这一点,他们似乎有着超乎学生本分的政治责任心。他们从来就没有认识到:钻研经典这件事本身,就为帝国的文教增添了光彩,就不辜负帝国发给他们的奖学金。他们总是本着经典中那些圣人所说的远不可及的理想标准,衡量本朝的政治。太迂阔,太不实际了。可他们又太会造声势了,他们有的是名声和号召力,许多人的家中,世代公卿,有着深厚的政治背景。
孝桓皇帝朝的一天,当时,大将军梁冀尚把持着国柄。一个名叫郭泰,字林宗的学子,打太原介休来到太学。他身长八尺,容貌魁伟,衣着朴素但却风度翩翩。经过几天的辩驳,他的学识使得太学里的师生们接纳了他。渐渐地,他竟成了太学生瞩目的人物。其实,他的出身与任何一位同学比都相形见绌。他很小就成了孤儿,长大后,母亲见家里穷得不行,让他到县衙里弄份差使干干。可他却说:“大丈夫焉能处斗筲之役乎?”他向姐夫借了些钱,约了同学、后来曾任本朝太尉的宋仲外出游学。到了成皋地界,一起就学于经学大师屈伯彦。那时他并日而食,衣不蔽体,常常裹着一条被单进进出出,进则蔽于前,出则蔽于后。在精通经典,练就善辩的口才并妙解音律、天文、数术之后,他决定去京师碰碰运气。
大约在延熹二年(159),郭泰拜访了一个人:当时的河南尹李膺。
李膺字元礼,颖川襄城人。其祖李修,是孝安皇帝朝的太尉。其父李益,是赵国的相国。可谓三世公卿。而他却对郭泰这样一位寒士一见如故,大加赞赏。此事一时轰动朝野,传为佳话。因为一名白衣士人,一旦被大名鼎鼎的李膺容接,就被看成是登龙门了。太学生中与郭泰齐名的,还有颖川人贾彪。由于郭泰的引荐,漆工出身的申屠蟠、小贩出身的孟敏、仆人出身的庾乘,以及农夫出身的茅容,都加入到太学生的圈子中来了。当学府中的道德文章理想和学生们年轻而冲动的生命结合到一起,加之有了学生领袖,一场社会政治运动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他们的运动叫做“清议”。不过,从一开始就蒙上了构党的名声,这完全出于一种民间歌谣的误会。
孝桓皇帝未登大宝之前,曾拜甘陵人周福为师。周福的学识,不如他的同乡河南尹房植。可是,周福却因学生而富贵,担任了本朝的尚书。于是两人的学生和宾客们争气斗胜,无事生非地编了一首歌谣,叫做:“天下规矩房伯武(房植字),因师获印周仲进(周福字)。”并且到处传播,互相攻讦。于是他们被戏称为党人。后来又传出一首歌谣:“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瑁但坐啸。”这是因为汝南太守宗资,任用了名士范滂为自己的下属,一切事务,惟范孟博是听。而南阳太守成瑁,也委政于岑?的原因。太学生们觉得有趣,也感到这种歌谣便于传播,于是他们便意气用事地指点江山,评议起人物来了。
他们有的是机灵,什么“天下模楷李元礼”,什么“不畏强御陈仲举”,什么“天下俊秀王叔茂(畅)”,把个京师搞得沸沸扬扬,以至有些公卿,为了讨个好声名,或是害怕落个坏名声,不得不屈驾亲往太学生的宿舍,和他们套近乎,攀附风雅。
除了编歌谣之外,太学生还有更厉害的一招:游行请愿。
早在郭林宗来太学之前,太学生就养成了这种习气。那时的学生领袖是颖川人刘陶、帝国皇室的宗亲、济北贞王刘勃的后裔。
孝桓皇帝永兴元年(150),冀州黄河泛滥,淹没数十万户人家。一时饿殍横野,盗贼纷起。朝廷擢派大将军梁冀府典兵事朱穆赴冀州刺史任。朱穆认为天灾事小,人祸事大,便放出风声,严惩贪官。出发之前,他收到三位冀州籍的中官送来的拜帖。他知道宦官的意图,是想让自己关照他们在冀州的亲党,于是他称疾不见。等到他渡过黄河,发现所到郡县的长官纷纷挂印而走,竟达四十多人。抵达州署后,又有几名官吏畏罪自杀。他还查得朝中大宦官赵忠之父,死后归葬冀州安平郡,竟敢僭越本朝礼法,以玉衣入敛。即刻命人发墓剖棺陈尸,收捕家属。正当冀州人心大快之际,他们的刺史大人却被槛车送京。临行之际,冀州吏民请了画工,要将他的画像置于刺史公堂之上。朱穆连忙催促槛车上路,留言于记事板上:“勿画吾形,以为吾负。忠义之未显,何形像之足纪也!”
可这件事让血气方刚的刘陶听说了。在朱穆被判决服苦役的第二天,几千名太学生从太学徒步出发,游行至北宫阙前,要求孝桓皇帝接受他们的请愿书。京师的吏民也纷纷来声援。刘陶上书的矛头,直指宦官:
“当今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运赏则使饿隶富于季孙,呼吸则令伊、颜化为桀、跖。”
最后,刘陶竟提出由自己代朱穆去服苦役。终于,从宫里送出了回复的诏旨,赦免朱穆,去官回家。
延熹二年(159),太学生再次去北宫阙前请愿。起因是边将皇甫规平羌有功当封,几个中官向他索贿,在遭到拒绝后,便陷害皇甫规下狱。请愿是由太学生张凤发起的,参加者除太学生之外,还有三百多名朝中士大夫。皇甫规被赦遣归。
本年七月,大将军梁冀倒台,朝中就剩下两大敌手:士大夫和宦官。八月,孝桓皇帝册封五位帮他倒梁的中官为侯。同月,士大夫集团便发起了攻击。
一天,北宫大门外贴出了大字报――“露布”,即一件未加封的奏书,声明是写给天子和三公府的。书中的言辞相当尖刻,指出:大将军梁冀罪虽当诛,但以朝廷天子之尊,诛杀梁氏这件事,在礼法上,不过杀一家臣耳,不同于高祖皇帝的兴邦开国,也不同于边将们的安边拓境。而皇上却因此事封谋臣为万户侯,实属不经省御,班爵错乱。高皇帝九泉得知,能不怪之?而西北的列位边将,能不一失望而解体?何况皇上所封的侯王,又都是些阉竖小人呢?孔子曰:“帝者,谛也。”即为天下审定之法,而当今之封,是否表明:帝欲不谛乎?
露布的署名,是一个小官僚:东郡白马县令、甘陵人李云。他很固执迂腐,从白马跑到三百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