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7年4期-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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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卫生间撒了泡尿后，老童走了。这回关门的声音不重，但也不轻。这时，陈菊花对着楼道里的脚步声把梗在喉咙口的话吐了出来，不是夫妻，不是夫妻那算是什么？
刚才还有些阴沉的天，回一趟家的工夫，又放晴了。老童把外套扣到头的纽扣解开两颗。刚才扔给陈菊花的话让他感到非常解气，似乎自己回家就是为了把这一情绪发泄出来的。有时候，老童也反思自己是否过分了，可只要一想到陈菊花以前的样子，尤其是对待和他们一起生活的老童母亲的态度，他又认为自己现在的言行并不出格。自己现在这么做无非就是把以前她对自己和母亲的态度还给她。
早些年，陈菊花可是个厉害角色。六十年代末期，她顶替其母亲进了纺织厂，在随后的二十年里，她以平均四年一大步的速度从一名普通的纺织女工干到了副厂长，那是何等的风光啊。当年巷子里的那些老邻居至今记忆犹新，陈菊花每天风风火火的，早晨像一阵穿堂风似的穿过巷子赶着去厂里指挥四千来号工人，晚上回到家继续指挥家里的老老少少。他们说得好，这个陈菊花真是不得了，穿上风火轮简直就是哪吒嘛。而直到八十年代中期，老童都还只是个普通的工人，白天看班长的脸色，晚上看老婆的脸色。
角色的转换是在九十年代初期完成的，在企业关停并转的大潮中，陈菊花所在的纺织厂关停了，她也被精简了下来，象征性地给了她一个留守副厂长的职务。为了表达怨怒的情绪，她打了请求内退的报告，没想到上级部门爽快地批准了。归根结底，还是文化水平不高，陈菊花是这么总结的，反正她算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了。
令老童没有想到的是，陈菊花内退之后，他的工作却有了起色。在不知不觉中，两人在家庭中的位置发生了换移。原先由老童承担的家务，名正言顺地转移到了陈菊花身上，老童在有了职务之后，慢慢地又有了脾气，有了嗓门。他和陈菊花在家庭中的地位有点像跷跷板，反正从来没有达到过平衡，因此他们的日子过不好。
快到公园的时候，老童一眼看见站在水果店门口和人说话的小赵。他的精神为之一振。小赵也看见他了，冲他招招手，并且说了一句什么。他没有马上过去，而是左右观察了一下，确定老范不在之后，他才走上前去。
快四点了，陈菊花从床上坐起来。在黄昏来临之前，她有两件事要做，拖地板和准备晚饭。下床后，她首先打开了电视。电视是她生活中唯一的娱乐。
退下来之后，陈菊花忽然发现，不工作她什么也没有了，她的快乐和痛苦、她的成就感，居然都和工作联系在一起。
也就是在陈菊花退下来的那一年，他们家搬到了这个小区。那正是陈菊花最萎靡的时候，提了二十年的精、气、神突然泄了下来，并且一泻千里，她满肚子的委屈，看什么都不顺眼，可没人给她一句安抚的话，她甚至在老童和两个孩子的眼里看到了幸灾乐祸。当她指责老童对她不闻不问时，后者竟然振振有辞地回敬她，在你向这个家庭索取的时候，你首先应该想想自己曾给过这个家庭什么。
以前给的是不多，可那都是因为工作，工作。老童和孩子们的态度让陈菊花意识到自己对这个家的亏欠比原来以为的要多得多。她也做过努力，想缓和跟老童的关系，然而后者摆出一副一切都晚了的架势，并不打算接受也不稀罕她的补救。由此，她更认定了老童在外面有寄托。
这些年，除了每礼拜主动和待在老家由哥哥赡养的父亲打个电话，陈菊花差不多断了与所有人的联系。她最怕听到别人问她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她不想接到那些日子过得比她好的人的电话，而过得不好的很少给她打电话，时间长了，她和外界几乎断了联系，越不联系还就越怕联系，久而久之，也就完全没了联系。
陈菊花很少下楼，她既不愿意和邻居打招呼，又不愿意回应别人的招呼，实在需要下楼，也是等天黑了。她知道在邻居们眼里，自己是个怪人。她还知道，就算邻居们不这样看她，老童也是这么介绍她的。
电视里正在播放《动物世界》。陈菊花懊恼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怎么把这给忘了。她对动物不感兴趣，她喜欢的是画面背后赵忠祥那浑厚低沉的嗓音。每次看见赵忠祥从大大的眼睛和厚厚的眼袋中挤出来的慈祥的笑容，她都倍感亲切温暖。
《动物世界》节目，陈菊花是每期必看的。只是这些年赵忠祥露面的次数太少了，好几次，她琢磨着给中央电视台领导写封信，反映一个普通观众的收视要求。有时候她会对着屏幕上的赵忠祥说上几句心里话，当然是老童不在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心里的苦也许赵忠祥能理解也愿意理解。
拖完地板后陈菊花在椅子里坐了下来。所有房间的窗户都开着，地板上水渍未干，她有些木然地看着这块自己擦了十来年的地面，每天下午都擦一遍，就像早起洗脸一样，是程序化的，动作机械，基本无感觉。与此同时，脑子也进入了一种惯性的思维，那就是老童在干什么。
尽管早十来年陈菊花就对自己说，这个人干什么和我无关，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可只要闲下来，这个问题还是冷不丁会冒出来，还是困扰着她。
此时的老童正在超市里，他推着一辆购物车跟随在三个中老年妇女身后。老童总是对别人说，我老婆是个怪人，所以他更愿意和别人家的老婆一起逛街、聊天。
三个女人叽叽喳喳地品头论足着，不时停下步子来挑挑拣拣着两边货架上的商品。比起琳琅满目的商品，老童对前面的三个女同志更有兴趣。虽然她们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五十了，然而她们是健康的，活泼的，温暖的。如果非要他排出个一、二、三来，那小赵毫无疑问是那个第一。
到了五十五岁这个年龄，身材还能保持得这么好，不容易；为人热情、大方，不做作，对谁都客客气气的，不笑不说话，不容易；作为一个女人，得到了男人们普遍的喜爱，不容易；更不容易的是跟周围的女人们也相处得不错。老童颇为感慨地冲着小赵的后背点了点头，刚好小赵扭过脸来，关切地问，怎么啦？老童连忙摆手，没事，没事。
在小赵面前，老童始终竭力塑造着一个稳重得体的男人形象，从不主动打听她以前的生活，对她眼下的生活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一句话，不做让小赵不舒服的事。当然，老童并不妄想和小赵有什么事，就这么不近不远地看着她，他已经感觉非常美好了。
再看家里那个陈菊花，浑身上下哪有一点女人样，不把自己当女人已经够成问题的了，更要命的是她还不把男人当男人。在外面指东划西惯了，家里人也成了她的手下，吆五喝六的。老童认为，一个女人当了领导，把权力使用得硬邦邦的，把自己搞得硬邦邦的，从本质上来说，她就已经不是女人了。
女儿一贯是同情老童的，他退休之前，女儿就有言在先，随时欢迎老童和她一起生活。有一次她甚至暗示他实在过不下去可以离婚，她的意思是做儿女的希望他把后半辈子过得快乐些。老童想好了，只要小赵还来这个公园活动，他就在自己家住下去。
不想了，不想了，老童摇了下头，摇完他看了一眼前面的小赵。
陈菊花起身走到窗前。楼下的小径上两只小狗在嬉戏，那是隔壁9号楼的那对老夫妻养的。搬到这个小区十三年了，陈菊花几乎每天黄昏都能看见这两口子挽着胳膊出来散步。看看别人的婚姻，再看看自己的，剥去穿了三十二年的婚姻的外衣，露出来的内里让陈菊花不忍细看。除了失望，还是失望，她一直在调整着期望值，直到再也不在老童身上寄托期望。
让陈菊花失望伤心的还有两个孩子，感情上和自己不亲不说，言行上从来都是毫无原则地站在父亲那一边的。尤其是女儿，往家里打电话，一听父亲不在，三言两语地就把电话挂了。陈菊花想好了，哪一天自己的父亲走了，她就离开老童，离开这个家，去老年公寓生活。
9号楼前的草坪上，一个老头在夕阳里坐着。只要天气不错，他每天都坐在那里，佝着背，拱着肩，身体和膝盖几乎合为一体，从陈菊花所在的三楼看过去，一点样子也没有。他坐在那里，却一点样子也没有。你能感觉到他老了，并且还在衰老下去。他时不时地把假牙从嘴里拿出来，看看，又塞回去。
我也会有这么一天的，陈菊花想，很快的。然后她想到了自己的八十三岁的老父亲，自己已经有三年没去看他了。想到父亲，陈菊花瞬间热泪盈眶。
不容自己多考虑，陈菊花收拾开了行李。她的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她动作很快，像是怕自己又改变主意了。依稀中，她找到了十多年前接到一项重大的生产任务时的感觉，那个雷厉风行、干练果断的自己又回来了，那个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手里做着这件事脑子里已经在想着下一件事的自己又回来了。
陈菊花的心脏跳得更快了，都有点喘不上气来，她整个人被一种新鲜的将要开始新生活的冲动裹挟着，不允许她停下来多想，连换鞋、锁门和下楼的动作都是连贯的，一气呵成的。
下到楼底的时候，陈菊花深深地吸了口气，习惯性地眯起了眼睛抬头看了眼天空。光线并不如她以为的那么强烈，已经是黄昏了，白天就快要过去了，趁着夕阳的余辉，她迈开了步子。好了，上路了。
老童提着大包小包跟在三个谈笑风生的女人后面。女人聚在一起，就算上了年纪，还是叽叽喳喳的。分量最重的三个马甲袋，老童坚持由他来提着。小赵不时回过头来看他一眼，让老童觉得手里的分量也不是很重。另外，他认为小赵其实是想和他并排走的，只是碍于那两个女人。
此刻，心情愉悦的老童已经把午饭后那不愉快的半小时从这个黄昏里剔除掉了，就因为小赵那一句：没事的话，和我们一起去超市吧。更因为小赵比平时多看了他两眼。
远远的，老童看见一个挺像陈菊花的女人朝他们这边过来。真是挺像陈菊花，那体态，那闷着头向前冲的架势。走近了，他发现连她手里提着的那只旅行包也像是他们家里的。她这是要去哪里？看见陈菊花，老童下意识地板起了脸。
陈菊花也看见他了，但只看了一眼，目光仅仅是从他脸上掠过。老童诧异地看着陈菊花目光坚毅面带微笑地朝这边过来，并且从自己身边走过去。她走得很急，似乎赶着要去做一件什么事。
老童不安地回过头去，他以为陈菊花也会回头，可她走得异常的坚定，那个往西而去的背影让他觉得又熟悉又陌生。
走出去一段后，老童想，也许在擦肩而过的时候，自己应该叫住她，问问她这是要去干吗。
2007/5/15
伞兵与卖油郎
徐则臣
（本文字数：2880） 《收获》 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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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很好，万里无云。范小兵背对着我们，酝酿了很久，终于从胳肢窝里拿出了那个东西，对着太阳举在我们头顶。那个东西在刺伤人眼的阳光里，只是一个不规则的黑影子。我们踮起脚尖想换个角度看，范小兵把那个东西又举高了一点，侧一侧手，一道耀眼的红光掠过我们眼前。这下看清了，一个五角星。我们立刻委顿下来，感到了夏日午后的酷热。
“我还以为什么宝贝！”刘田田说。为了表示气愤，她把我口袋里的知了抢过去，掐了一把，带着一路蝉声跑到了树荫底下。
我也很失望。一大早范小兵就放出话，要让我们见识见识，见识什么他不肯说。我们只好等，看着他把那个“见识”夹在胳肢窝里走来走去，我们更着急。他喜欢把他认为的好东西夹在胳肢窝里。我们一直相信他的胳肢窝，那个地方通常都不会让我们失望。可是现在，他拿出了一个带着汗水的红五星。我一扭头也跑到了树荫底下。
范小兵不着急，矜持地走到槐树下。他又把那个红五星放到我的鼻眼之间，我闻到了一股汗臭味。“猜猜，”他说，“哪来的？”
我懒得猜，“我有十八个，还不止。”
“天上掉下来的，”他把红五星在短裤上仔细地擦了擦，吹口气，“伞兵的，昨天从天上掉下来的。伞兵。”
“伞兵？”
“伞兵。”
我拿过红五星，翻来覆去地看。它跟刚才好像有点不一样了。不一样在哪里我说不上来。这样的红五星我有十八个还不止，可是没有一个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伞兵，这是那个夏天我听到的唯一一个新词。“伞兵是什么兵？”
范小兵没理我，只是仰脸看天，“我要当伞兵。”
范小兵说他看到伞兵的第一眼时，就决定要当伞兵了。昨天下午，他从夏河的姑妈家回来，穿过野地时看到一架飞机经过头顶，慢得几乎要掉下来。他正担心，忽然看到飞机里掉下来一个东西，又掉下来一个东西，一连掉下来五个。往下掉的过程中他看到其实是五个人，他们飞速地往下坠，像五颗巨大的冰雹。然后他们身后弹出一个更巨大的尾巴，像松鼠一样翘到了头顶，紧接着他看到那些尾巴是一顶顶大伞，他们慢下来，如同滑翔的鸟向远方飞去。范小兵想起父亲跟他讲过的故事，他的头脑里一下子就冒出了两个字：伞兵。他跟我们就这么说的，一下子就冒出了两个字，像气泡一样。他当时就两腿发抖，不跟着他们跑不足以平息自己的激动。他边跑边叫，伞兵，伞兵！姑妈让他带回家的一篮子黄瓜都扔了。
他跟着降落伞跑，跌跌撞撞地经过田地和沟坎，摔了三跤。他说他还看见一个伞兵对他挥过手。但是他不得不在乌龙河前停下来，眼看着五把大伞越飘越远。他把嗓子都喊哑了他们也不会回来。直到再也看不见他们，范小兵才悲伤地往回走，两腿软软的。返回的路上发现了那枚红五星，范小兵再一次激动得两腿哆嗦。那枚五角星一半埋在土里，但他坚定地认为，毫无疑问它是某个伞兵的，它从天上掉下来。
范小兵还说，昨天夜里他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大鸟，头顶上戴一颗闪闪发光的红五星。“我不当别的兵了，”他举着那颗红五星对我们说，“我要当伞兵。”
2
在知道有伞兵之前，我和范小兵只知道以后要当兵。我们所有男孩子都想当兵，当什么兵没想过，也没法去想，我们不知道兵还要分很多种。我们的理想是成为英勇的解放军战士，戴军帽，穿军装，头上一颗红五星闪闪发光。我们喜欢所有和解放军有关的东西，为此整天缠着父母，希望能给我们做一身军装，买一根宽大的八一皮带，一双崭新的解放鞋。但结果相当不好，父母说，哪来的钱做新衣服？酱油都吃不上了。他们都这么说。
我们的愿望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我们一伙人，除了穿了好几年的解放鞋，要么是只有一件上衣，要么是只有一顶军帽，或者是一条八一皮带，没有一个人能够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像我，除了一双解放鞋，只有叔叔淘汰给我的一条八一皮带，此外还有十八颗红五星。九颗是我从亲戚家的抽屉里搜出来的，九颗是从别人那里挣来的。我把皮带借给他们勒上两天，代价就是一颗红五星。当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