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小胡同 作者:萧乾-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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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开门，视线呆得像栅栏上的棍子。他一手把定扣在钉子上头的锁链，一手就抚着一只前爪业已搭上栅门的羔子。小蒋揉着它脖颈下绵软软的肉铃铛，盯着对面那双嵌了黄边、大大碧蓝的眸子发愣，像个骑士和村女在晚风中残墙上的幽会。栅栏底下站的是十多只仰着头颅的羊，也是那么黄边、大大碧蓝的眸子，眈眈地看着他，像是怀满了嫉妒。
小蒋在向那双凝视他的同情的眼睛里寻找温暖，那是足以融化他心下这冰块似的委屈的。在那眼睛里他发现了一种友谊。
这是小蒋的鹿儿了。也就是李头儿成天骂小蒋偏心的那只。说他喂它喂得特别饱，黑豆放得也分外多。等到挤奶的时候，别的羊，他托着那有斑点的奶囊哧哧地挤，挤，一直把个球挤成了饼还不心痛。该到鹿儿了，看着那雪白的奶水针一般地向外射，他觉得对鹿儿不起。他照例总不把那奶汁挤完，常常挤一半就拉回圈里去了。等会儿李头儿看见，叫他重新挤，他就老大不高兴。因此他便和李头儿成了对头。
小蒋哗啦啦地脱开锁链，迈进圈里了。他蹲在鹿儿面前，像用一种熟悉的语言对谈似地由鼻子里哼出同样颤动，同样缠绵的咩咩，一面用指甲梳着鹿儿的皮，把一团团脱下的毛撒在地上，心下很舍不得。他用手擦去那僵直腿部的泥，又抚摩着那跪秃了皮的膝盖。这皮毛，在小蒋看来比一幅山水还要美。他闭上眼都能摸得出那绛紫的山脉怎么由脊部蜿蜒到雪白的下肚。他想着夏天他赶羊群出德胜门放草时，卖糖葫芦归途在暮色里，怎样抬头看着天边的火烧云。他的鹿儿帮助他温习回忆，增加幻想。
鹿儿只霎着眼，像蛇一样地吐缩着那娇小嫣红的舌头，任凭他去抚摩。它那有着君子风度的嘴巴下飘动着几根像三观庙土地爷的胡须。小蒋是死尽了亲人的孩子。如果那双大大碧蓝的眸子填上他心下对母性的需求时，这几根稀须就应该给他以父亲之感了。
小蒋！前院儿喊起来了。他故意不答应，可是还不敢不去。鹿儿闭闭眼，又由心坎上挤出一串连珠的哼声，而且还招惹了散在圈内各个角隅羊类的反响。小蒋就又在一簇腥 朋友的欢送中，倒扣了锁链，赌气到前院儿去了。
不愿意干就他妈滚！谁该替你刷瓶子呀！小蒋刚上台阶，屋里的李头儿就绷着一脸横肉，指着躺在破桌子上的口袋说。
小蒋也不言语，硬着头皮迈进去，打开口袋，把一个个炮弹似的空瓶子使劲地顿在桌上，一面表示他在干活儿，一面也表示他正在作着无可奈何的反抗。
别唬，脑袋掉了碗大的疤！小蒋咬紧了下唇，狠狠地顶撞了这么一句。然后就开始换铅盆里的水。把六只空瓶子鸭子似地放下去，唏哩哗啦地洗了起来。
冻麻木了的手，给热水一烫，就刺痛起来。他洗出一只瓶子，照例要用那鬃刷子捅捅，迎着窗外的阳光照照瓶肚上的一块亮光。这亮光常像座仙井似地映给他看许多止住他眼泪的景象。除了自己的面庞之外，他还看见许多他想见的亲人。
当干净的瓶子已经摆满了五只桌子的时候，李头儿又气势汹汹地进来了。这回他脸上那些条横肉上又添了点如大仇将报时候得意的笑，用对即将执行枪毙的囚犯那样的口吻对小蒋说：掌柜的请！
这请字落在小蒋的心上，就是：叫你滚！
差你几天钱呀，小蒋？一到账房，掌柜的就这么破例用和蔼的口气说。
干么呀？小蒋不服气地反问。心下在算计着纵使这碗饭吃不长久，也不能叫他辞我，更不能为这事被辞。
你活动活动吧！这儿柜上用不开你啦。装出来的和蔼本来就勉强，尖酸的味儿露出了。
掌柜的伸手就去开抽屉，满打算块儿八七把这乡下佬打发走，明儿给人陪陪礼，买卖也就更稳当了。
小蒋不敢回头，因为不必回头他便已仿佛看到跟在身后的李头儿嘴角上的笑纹了。
昨天和今天两个早晨使人气厥的情形，又在他眼前重现。他看见这掌柜跟那洋厨子是一个派头。说话把手摊开又合拢来的种种姿势，恰是一路货！他突然睁大了眼睛，理直气壮地说：不成！我得问问凭什么！
小蒋这时恨不得放一把火，由刘氏牧场烧到那几座洋房子，烧死这些黄毛和黑毛的混账东西。
没听说过送奶子的偷吃的！你那几家又都是洋人，都是我最好的主顾。洋人不比中国人，我跟这些人得讲信用。你——你安着什么心眼儿呀！掌柜的龇着一嘴黄牙，恶狠狠地指着小蒋说。
小蒋没想到把他委屈到这地步。
谁——谁偷！小蒋平常不多说话。一说话就多是有了点什么事情。他又有个小毛病：一急便结巴起来。他瞎扯！昨天道儿滑，天又黑得路也——路也看不清。才过龙头井脚底一跌，把——把四号的那一磅洒了一点儿。那——那洋厨子瞪眼叫——叫我赔，我哪儿赔得起？凭——凭什么赔？他说，好小子，给你点戏法儿瞧吧！我说……
你别说了。人家信上这层也提啦，说你还跟那洋人大师傅吵嘴，弄得人家洋少爷睡不了早觉儿！
谁吵！小蒋把那份乡下佬的牛脖子劲儿拿出来了，把手在胸前一盘，我不能走！
顺子！是李头儿的声音。
一个满脑袋秃疮的孩子正背着白薯秧子走过门口，他如闻圣旨般地放下薯秧，蹬蹬蹬地跑了进来。
打小蒋的铺盖卷儿！
厂里作活儿的都知道出事了，可是各人皆知道不碍自己的事儿，不必担心。他们都偷偷伏在窗缝边或堵在账房门口看，像西湖十景就在眼前似的。
羊还在房后头咩咩地叫。偶尔还有犄角如地震似地撞在后墙上，撞在小蒋的心坎上。他的心飞到鹿儿身上。他感到不该走。他不能离开那大大碧蓝的眼睛，那稀疏的胡须。他不能离开鹿儿和它的同伴。
小蒋望着掌柜那尖削的脸，上面画着李头儿编造的坏话。再看看晃在门口儿那些探着的脑袋，仿佛都在说着：谁叫你不乖！
走吧，可是鹿儿呢？
他把声音放低了，恳求说：给我鹿儿，折了工钱好吗？
他放下了倔强的手，自己也担心这要求太突兀。
嘿嘿嘿……不等掌柜回答，门口儿的人给这痴呆的乡下佬招得忍不住笑了。小蒋恨不得咬下他们的耳朵。
他眼前蹿着无数的火星，愤怒，焦躁，绝望……
喝，凭什么？拿你妈来换！李头儿迎头替掌柜的回答了。
你——你说什么？小蒋眼前那些火星结成火团了，烧着他全身！他的耳朵在嗡嗡地乱响。一股不能抑制的气串到他的腿上，腾的一下就踢了起来，但并不曾踢着已有了防备的李头儿。
造反了！你——赶他出去！是掌柜和李头儿合起来的声音。
咩……
小蒋就在多少只趁愿，嬉笑或同情的眼睛下，给堵到车门口儿外头去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
往事三瞥
语言是跟着生活走的。生活变了，有些词儿就失传了。即便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要是年纪还不到五十，又没在像东直门那样当年的贫民窟住过，他也未必说得出倒卧的意思。
乍看，多像陆军操典里的一种姿式。才不是呢！倒卧指的是在那苦难的年月里，特别是冬天，由于饥寒而倒毙北京街头的穷人。身上照例盖着半领破席头，等验尸官填个单子，就抬到城外乱葬岗子埋掉了事。
我上小学的时候，回家放下书包，有时会顺口说一声：今儿个＇ 北新 ＇ 桥头有个倒卧。那就像是说我看见树上有只麻雀那么习以为常。家里大人兴许会搭讪着问一声：老的还是少的？因为席头往往不够长，只盖到饿殍的胸部，下面的脚——甚至膝盖依然露在外面，所以不难从鞋和裤腿辨识出性别和年龄。那是我最早同死亡的接触。当时小心坎上常琢磨：把倒卧赶快抬到热炕上暖和暖和，喂上他几口什么，说不定还会活过来呢！记得曾把这个想法说给一位长者听，回答是：多那门子事，自找倒霉，活不过来得吃人命官司，活过来你养活下去呀！
难怪有的人一望到倒卧，就宁可绕几步走开。我一般也只是瞅上两眼，并不像有些孩子那么停下来。可是有一回我也挤在围观者中间了。因为席头里伸出的那部分从肤色到穿着（尽管破烂，而且沾着泥巴 ） 都不同寻常。从没见过腿上有那么密而长的毛毛，他脚上那双破靴子也挺奇怪。倒卧四周已经围了一圈人，一个叼烟袋锅子的老大爷叹了口气说：咳，
自个儿的家不呆，满世界乱撞！
不大工夫，验尸官来了。席头一揭开，我怔住了。这不正是我在东直门大街上常碰见的那个大鼻子吗：枯瘦的脸，隆起的颧骨，深陷的眼眶，脖子上挂根链子，下面垂着个十字架。那件绛色破上衣的肘部磨出个大窟窿，露着肉，腰间缠着根破绳子。
验尸官边填单子边念叨着：姓名——无，国籍——无；亲属——无。接着，两个汉子就把尸首吊在穿心杠上，朝门脸抬去。
那时候我只知道大鼻子就是老毛子，对他的来由却一无所知。
后来才明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沙皇的那些王公贵族挟着细软纷纷逃到巴黎或维也纳去当寓公了，他们的司阍、园丁、厨子和仆奴糊里糊涂地也逃了出来。有些穷白俄就徒步穿过白茫茫的西伯利亚流落到中国，到了北京。由于东直门城根那时有一座蒜头式的东正教堂，有一簇举着蜡烛诵经的洋和尚，它就成了这些穷白俄的麦加。刚来时，肩上还搭着块挂毡什么的向路人兜售；渐渐地坐吃山空，就乞讨起来。这个大鼻子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
我最后一次见到大鼻子是在那两天之前的黎明，在羊管胡同的粥厂前面。像往日一样，天还漆黑我就给从热被窝里硬拽出来。屋子冷得像北极，被窝就像支在冰川上的一顶帐篷，难怪越是往外拽，我越往里钻。可是多去一口子就多打一盆子粥，终于还得爬起来，胡乱穿上衣裳。那时候胡同里没路灯。于是，就摸着黑，嚓嚓嚓地朝粥厂走去。那一带靠打粥来贴补的人家有的是。黑咕隆咚的，脚底下又滑。一路上只听见盆碗磕碰的响声。
粥厂在羊管胡同一块敞地的左端。我同家人一道各挟着个盆子站在队伍里。队伍已经很长了，可粥厂两扇大门还紧闭着，要等天亮才开。
1921 年冬天的北京，寒风冷得能把鼻涕眼泪都冻成冰。衣不蔽体的人们一个个跺着脚，搓着手，嘴里嘶嘶着；老的不住声地咳嗽，小的冷得哽咽起来。
最担心的是队伍长了。因为粥反正只那么多，放粥的一见人多，就一个劲儿往里兑水。随着天色由漆黑变成暗灰，不断有人回过头来看看后尾儿有多长。
就在两天前的拂晓，我听到后边吵嚷起来了。大鼻子混进来啦！中国人还不够打的，你滚出去！接着又听到一个声音：让老头子排着吧，我宁可少喝一勺。
吵呀吵呀。吵可能也是一种取暖的办法。
天亮了，粥厂的大门打开了。人们热切地朝前移动。这时，我回过头来，看到大鼻子垂着头，挟了个食盒，依依不舍地从队伍里退出来，朝东正教堂的方向踱去。他边走边用袖子擦着鼻涕眼泪，时而朝我们望望，眼神里有妒忌，有怨忿，说不定也有悔恨——
1939 年 9 月初。
法国邮轮让 · 拉博德号在新加坡停泊两个小时加完水之后，就开始了它横渡印度洋 6000 海里的漫长航程。离赤道那么近，阳光是烫人的。海面像一匹无边无际的蓝绸子，闪着银色的光亮。时而飞鱼成群，绕着船头展翅嬉戏。
船是在欧战爆发的前一天从九龙启碇的。多一半乘客都因眼看欧洲要打大仗而退了票。阿拉米斯号开到西贡就被法国海军征用了。这条船从新埠开出后，三等乘客就只剩下我、一位在阿姆斯特丹中国餐馆当厨师的山东人和一个亚麻色头发、满脸雀斑的小伙子。餐厅为了省事，就让我们也到头等舱去用饭。
在我心目中，一艘豪华邮轮的餐厅理应充满欢乐的气氛。侍者砰砰开着香槟酒，桌面上摆满佳肴和各色果品。随着悦耳的乐声，男女乘客像蝴蝶般地翩然起舞。乘客中间如有位女高音，说不定还会即席唱起她的拿手名曲。
很失望，这是一条阴沉的船，船上载的净是些愁眉苦脸的人。在餐桌上，他们有时好像不知道刀叉下面是猪肝还是牛排，因为他们全神几乎都贯注在扩音器上，竖起耳朵倾听着他们的母亲法兰西的战争部署：巴黎实行灯火管制了，征兵的条例公布了——是的，这是对大部分男乘客切肤的事，因为船一靠码头，他们就得分头去报到，然后，换上军装，进入马奇诺阵线了。女乘客也有自己的苦恼：得忍受空袭，物资的短缺，守着空帏去等待那不可知的命运。他们的眼睛是直呆呆的，心神是恍惚的。一位女乘客碰了丈夫的臂肘一下，说：亲爱的，那是胡椒面！他正要把小瓶瓶当作糖往咖啡杯里倒。
正因为大家这么忧容满面，就更显出三等舱里那个有雀斑的小伙子与众不同了。他年纪在二十岁左右，是个最合兵役标准的青年。可他成天吹着口哨，进了餐厅就抱着那瓶波尔多喝个不停。酒一喝光，他就兴奋地招呼侍者添酒啊，船上虽然没举办舞会，他却总是在跳着探戈。
每天早晨 9 点，全船要举行一次遇难演习。哨子一吹，乘客就拿着救生圈到甲板上指定的地点去排队，把救生圈套在脖颈上，作登上救生艇的准备。我笨手笨脚，小伙子常帮我一把。因为熟了一些，一天我就说：这条船上的乘客都闷闷不乐，就只有你一个这么欢蹦乱跳。
是啊，他沉思了一下，朝印度洋啐了口唾沫说：他们都怕去打仗。我可巴不得打起来。我天天盼！从希特勒一开进捷克就盼起。唉，（他得意地尖笑了一声。） 可给我盼到了。
我真以为是在同一个恶魔谈话哩，就带点严峻的口气责问他为什么喜欢打仗。
你知道吗？我是个无国籍的人，他接着又重复一遍，无国籍4 4 4。
我妈妈是个白俄舞女，（随说随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她可能已不在人世了。） 我爸爸吗？
（他猴子般地耸了耸肩头，然后摊开双手。） 不知道。
他也许是个美国水兵，也许是个挪威商人。反正我是无国籍。现在我要变成一个有国籍的人。
怎么变法？他肯于这么推心置腹，使我感动了。于是，对他也同情起来。
平常时期？没门儿。可是如今一打仗，法国缺男人。他们得召雇佣兵。所以，（他用一条腿作了个天鹅独舞的姿势。） 我的运气就来了。船一到马赛，我就去报名。
我望着印度洋上的万顷波涛，摹想着他——一个无国籍的青年，戴着钢盔，蹲在潮湿的马奇诺战壕里，守候着。要是征求敢死队，他准头一个去报名，争取立个功。
然而踏在他脚下的并不是他的国土，法兰西不是他的祖国。他是个没有祖国的人—— 1949 年初，我站在生命的一个大十字路口上，做出了决定自己和一家命运的选择。
其实，头一年这个选择早已做了。家庭破裂后，正当我急于离开上海之际，剑桥给我来了一封信：大学要成立中文系，要我去讲现代中国文学。当时我已参加了作为报纸起义前奏的学习会，政治上从一团漆黑开始瞥见了一线曙光。同时，在国
